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赵东宛谈我国公务员制度
人事部部长赵东宛指出，建立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必须按照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要求，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和吸取外国文官制度的经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公务员管理体系。它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一、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把政府工作人员从原有干部队伍中分离出来，建立有别于其他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做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
二、实行职位分类制度。职位分类就是将各种职位，按照工作性质、难易程度、责任大小及其所需人员的教育程度、专业技能，加以科学分类，区分为不同的门类和等级，制定职位标准，明确每个职位的任务、职权、责任、任职资格等。建立职位分类制度，就为公务员的考试、任用、考核、工资待遇等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编制管理打下了基础。
三、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凡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都必须经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国家把报考条件、考试程序、录用方法，向社会公开，并根据考试结果，择优录取人员，保证每个公民机会均等，以避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增强人事工作的透明度。
四、实行功绩晋升制度。公务员的职务晋升以功绩为主要依据，以保证职务晋升的质量，调动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
五、严明纪律，增强监督。公务员行使国家权力，承担着执行国家公务的重要职责，必须要有严明的风纪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在我国，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更需要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因此，必须强化公务员的纪律和监督，对违反纪律的，应给予严厉的惩处，以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
六、依法管理的原则。对公务员的录用、晋升、工资待遇以及退休等各项管理，都要建立法律规范，并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违背。
赵东宛透露，目前，《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工作纪律、工资等五个规定，正在草拟和修改之中，经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后，将作为草案公开见报，组织全民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加以修改完善。与此同时，要抓紧制定公务员培训、转任、保险福利等其他配套法规。
（摘自《党建》1988年第9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孙中山题书的《三五》月刊珍本
1923年春，上海街头出现了一份用红色大字套印的16开本刊物，它就是由孙中山亲自题名手书的《三五》月刊。这份由中国国民党日本东京支部编辑出版的杂志，原来准备在东京付印，已定3月1日出版。不料，日政府借口依照日本出版法，硬要编辑交付2000圆押金才能出版，又加上当时日本的印刷费用比国内高两倍，于是编辑将全部稿件寄到上海民国日报馆。于4月1日正式出版。
它的出版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922年9月，孙中山指定了茅祖权、丁惟汾、张秋白、陈独秀等九人，组成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次年1月，他先后在上海宣布了国民党宣言与党纲，成立了国民党本部，任命了彭泽民、林伯渠、陈树人、叶楚伧、张秋白等人任各部正副部长。同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决议，两党统一战线之势初露端倪。国民党东京支部作为孙中山革命的重要组织，在海外各支部中第一个出版《三五》月刊，率先宣传，积极响应孙的新路线。
取名“三五”，本有旨意，“三”指国民党党纲中规定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五”乃指党纲中要实行的建国立法大纲——“五权宪法”，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权、考试权。”国共著名人士谢持、张秋白分别为该刊题词：“发扬光大”与“时代之先锋”。全刊除全文刊登了两千多字的国民党宣言、总章、东京支部章程外，还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内容侧重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中国现状及立法重要性；第二、研究日本国情；第三、文艺创作。
本刊尤为重要的是署名天柱写的《赤俄游底回忆》一文，它是继1922年瞿秋白写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后所发现的第三篇类似报告文学体裁的文章，迄今尚无人介绍。本文作者应第三国际远东部的邀请，1921年10月27日参加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远东民族会议，次年2月2日参加了彼得格勒的闭幕式，历时四个月。当回国后得知《三五》月刊将出版，即在东京于1923年2月11日写了这篇游记，因该刊仅出一期，未载完。这次发现的珍本就是写这篇游记的“天柱”赠送给我国报界权威史量才的签名本，右下角不仅签了天柱之名，而且还盖上了自己的印章。（摘自8月18日《社会科学报》 祝均宙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药罐引出的一代文化
殷墟文物的发现是近代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伟大的发现却在一个小小的药罐中……
光绪25年（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他服的药中，常有一味名叫“龙骨”的药。一天，王懿荣正在煨药，当他拿起一片“龙骨”正要放入罐中，突然发现上面刻有类似篆文的东西，大为惊奇。于是，他赶至药铺，把“龙骨”都收购了来。
王是一位金石家，精通钟鼎、籀、篆。经过对“龙骨”上的符号反复研究之后，他认为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文字。
国子监祭酒收购“龙骨”之事一传开，于是八方进献。王因此而收集“龙骨”成千，可惜他来不及整理就去世了。他死后，不肖子孙大概认为这么多的“龙骨”几辈子都吃不完，就转卖给了刘鹗（《老残游记》作者）。
刘鹗如获至宝，他选了一千片，出版了《铁之藏龟》，这是第一本著录甲骨文的著作。三千年前的最古老的象形字得以见世，哄动了中外。
可惜刘鹗也没能够探求本源。1910年，学者罗振玉几经周折，终于寻访到了“龙骨”的起源地——河南安阳小屯。
小屯考古发掘之后，出土文物之丰，令人瞠目。原来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商王朝的国都。现在在安阳已建立了宏大的殷墟文物陈列馆，展出中国古老的一代文化。
（摘自8月28日《中国青年报》 程延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不能将生产力标准当标签
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孙家正最近指出，生产力是个科学的概念，有着特定的内涵，要引导人们全面、科学地理解生产力标准，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实践上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我们坚持生产力标准，要特别注意着眼于作为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人们素质的提高和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全社会各方面劳动的综合结果，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优劣的根本标准。而生产力标准除了在经济领域和生产经营单位可以以物化的形式（产值、利润等）直接表现出来以外，在好多领域和部门，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是很难以一种直观的尺度直接衡量出来的，往往要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以一种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在实践中决不能将“生产力标准”当作标签到处乱贴。否则，就有可能引起某些混乱，贻误改革和四化大业。
（摘自8月17日《信息日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森林的大害——鼠害
森林鼠害是由生活在森林或林缘的鼠类对林木的啃食所造成的一种灾害。这些鼠类啃食多种针阔叶树和灌木的树根、树干、树枝的嫩皮和林木的果实种子，经常造成大面积的幼株死亡和种子的歉收，对林木的危害十分严重。林木被害率一般在20—50％，林木的死亡率在20％以上。在受害严重的林地，林木的被害率可达80％，死亡率达50％以上。近年来，由于我国林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林区害鼠猖獗。
我国的森林鼠害主要发生在东北、西北、华北等生态条件比较差的一些省区。近几年“三北”地区鼠害的发生面积正在逐年扩大，1982年发生危害面积为300万亩，而1987年则为1196.8万亩，比1982年增加了近4倍。
当前我国林区防治害鼠仍然采用以药物诱杀和机械捕杀为主的办法，灭鼠剂有毒鼠磷、敌鼠钠盐等。由于我国防鼠技术比较落后和缺乏专项防鼠经费等原因，限制了鼠害防治工作的开展，目前防治面积只占发生面积的1／3左右，还有大面积的受害林区得不到及时除治，以致出现年年防鼠、年年有灾的状况。
（摘自《中国林业报》188期 刘克敏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响沙成因新说
在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有座奇特的沙山，当你踏上沙面向下滑，脚下就会发出神奇的嗡嗡之声，轻则像击鼓、吹号，重则如飞机轰鸣。慕名前往的中、外游人络绎不绝，已成为有名的旅游点。传说很久前，这里有座宏伟壮丽的寺庙，一天夜里刮起狂风，沙石横飞，将寺庙埋在沙漠之中，而喇嘛们至今还在沙底下诵经、击鼓、吹号……。为了揭开响沙的秘密，我有幸前往考察，体验到了滑沙听音的乐趣，同时也探索了响沙之谜。
此处的沙为什么会响？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议论尚不一致。有人认为，具有压电性的石英晶体受压产生电荷，故而有声，这就是“压电说”。其实，滑行的压力是不足以使石英产生压电效应的。“摩擦说”认为石英相互摩擦产生静电，发出放电声。经有人试验，这种放电现象并不存在。经分析，响沙湾沙中的石英仅占20％左右，就是能产生电荷，也很有限，不至于发出明显的声响。若“压电说”和“摩擦说”成立，其他地方的沙为什么不响？此外，还有人认为是由于回音和共鸣引起了鸣响，这种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发声鸣响是空气振动的结果，但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是沙山下要有水源。水经过毛细作用上升，通过沙面蒸发到空中。所以，一定厚度干沙层下，是空隙被水饱和的湿沙层。当人们沿沙面滑动，干沙层中的空气急剧受压并向下逃逸时，便受到湿沙层的阻挡，于是发生振动，形成声响。响沙湾位于河湾处，有充足的水源。其次，干沙层的厚度要适中。过厚，空气有较大的逃逸空间；过薄，空气气量不足，均不会产生有效的振动，当然也就听不到音响。至于干沙层的厚度究竟多少为宜，尚无实验数据。第三，沙山要有一定的高度和适宜的坡度，以利于滑行和产生足够的压力。响沙湾沙山高约45米，坡度50°左右，能满足上述条件。此外，沙质细而均匀，也有利于声响的产生。这就是响沙的基本原因。
响沙湾并非独一无二，只要条件近似，其他地方的沙也会鸣唱。如甘肃敦煌、新疆巴里坤和宁夏中卫沙坡头的鸣沙山等。但是，一旦环境发生变化，鸣沙山也将会失去鸣唱能力。
（摘自《大自然》1988年第3期 张和纬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尼古丁也是成瘾毒品
据美《化学与工程新闻》报道，美国一位外科主治医师，最近公布了一份指责尼古丁也是成瘾毒品的报告。促使美国国会中的健康小组及其支持者向烟草工业发起了新的攻击，并把对烟草工业的宣战与对查禁毒品的战争联系了起来。
报告集中介绍了烟草成瘾的药理学基础，即所有烟草制品含有大量尼古丁。尼古丁是一种含吡啶和吡咯烷环的叔胺化合物及其它生物碱。经研究尼古丁的药物动力学、代谢作用、药效学和行为的位置，结果表明：尼古丁是烟及烟草制品成瘾的麻醉剂，其成瘾的药物机理作用和海洛因、可卡因等毒品成瘾过程相似。
健康小组和国会议员相信，此报告将会推动广泛限制烟草工业。众议院关于健康和研究能源的贸易小组主席指责烟草工业是一个杀害千百万人的毒品帝国。这样，包括在一切烟草产品上贴标签、做吸烟可成瘾的广告、在电视节目中把限制烟草工业发展与反毒品教育放在一起、停止发放免费烟卷样品、禁止卖给不足18岁或21岁的年轻人烟草制品等建议，已在国会中立案。
（摘自8月16日《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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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婚——传统的糟粕
早婚与多生，在中国有长远的传统，它是造成中国人口发展过速、过多乃至人口爆炸的主要因素。
《墨子》说：“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适）人。”《国语》中甚至说：“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到了西汉初年，政府更用法律规定女子必须早婚。汉惠帝六年，政府明令规定：女子十五岁以上仍未出嫁的，要缴纳五倍的税金。
东汉时代杰出的女史家班昭，专门为妇女写了七篇《女诫》。她十四岁就嫁给曹世叔为妻，并写入《女诫》作为模范加以宣传。这种早婚的规定，在魏晋南北朝及以后仍然在推行。
当然，《周礼》等书中也有“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记载，但历代多不实行，连主张“克己复礼”的孔子都不同意，他认为那不过是极而言之，不能理解过死（《孔子家语》）。
对古代早婚，我们也要具体分析。如战乱之后人口稀少，政府提倡早婚多生，对恢复生产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的历史发展来看，早婚与多生已成为中国历史的惨痛教训。这是中国传统中的糟粕，应该加以剔除。特别是近几十年经济发达的国家证明，发展经济主要是靠科学技术，而不是取决于人口的多少。
（摘自八月十一日《北京晚报》闻性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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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八月十日《甘肃日报》曹昌光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