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爱国报国风范长存
——悼念缪云台先生
程思远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缪云台先生与世长辞了，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对这位一生追求光明与民主、为祖国繁荣富强作出了无私奉献的爱国老人表示沉痛的哀悼。
缪老早在二三十年代，从留学回国整治个旧锡务公司到出任云南省农矿厅长兼任劝业银行总经理这一时期，就为发展民族工业经济顽强奋斗、艰苦创业，终于取得了显赫成绩。抗日战争期间，缪老旗帜鲜明，积极主张抗日，当时云南成了抗日大后方，他克服重重困难，根据战争需要，大力发展云南的纺织、化工、造纸、缫丝、五金制造等工业，因而对全国战时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支援抗日前线立下了功劳。抗战胜利后，缪老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后来国民党撕毁协议，挑起内战，缪老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国民党溃不成军，逃往台湾时，缪老毅然去香港，随后移居美国。对缪老的这些丰功伟绩，特别是他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高尚品德，早就令我肃然起敬。然而，使我直接深刻认识缪老是在他回国定居以后。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方针，为此，祖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给远居海外的缪老以极大的鼓舞。他觉得老当益壮、报效祖国的时机到了。于是，他在1979年6月怀着梦寐以求的心情，回到了祖国怀抱，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也得到了许多老朋友以至广大群众的赞誉。此后的九年，缪老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对外经济贸易部特约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团）董事等要职，因而我和缪老接近、交往的机会相当频繁，特别是他担任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后，极为重视发挥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委员的作用，他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委员一道，坚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参政议政，为四化建设、和平统一祖国献计献策。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使我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缪老通过自己的毕生经历，牢固地树立了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观念。他在去年2月无党派民主人士委员一次学习会上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篡改不了的。也只有共产党才能担此重任。扪心自问，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又有谁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他还说：“我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经验，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我们无党派民主人士应坚定不移地拥护、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无论在会上还是在和我们交谈中，经常回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具体事例，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溢于言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前景，坚信不移。
其次是他活到老、学到老、实践到老的精神，令人敬佩。缪老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功勋卓著，但他从不高傲，从不自满。9年多来，我经常去他家里，看到他总是手拿放大镜，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等著作，研究时事政策。近几年虽身体日渐衰弱，精力不支，也从不放松学习，病中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里，但在病房书桌上、床头上仍然摆了许多书籍和报刊杂志。他不仅严以律己，还经常告诫无党派民主人士委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坚持不懈；强调学习要务求理解，要有自己的感想体会和建议。缪老经常感叹自己力不从心，不能和委员们一起去外地视察，直接为四化建设献计出力，但他经常找我们去他家介绍参观考察的情况，有时还亲自出调查考察题目，商请委员进行专题调查，和委员们一起研究各种提案和建议。在京的一些活动，他也让人搀扶着尽力亲自参加。他对学习锲而不舍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其三是缪老渴望祖国和平统一，极力为和平统一祖国奔走呼号。缪老早在侨居美国期间，就经常与胡适云、梅贻琦、郑天锡、何廉、李汉魂等老朋友过从甚密，对祖国统一极为关注。回国定居后，特别是近些年来，他竭尽全力为和平统一祖国出谋献策，并利用他自己的崇高声望和在台湾、海外故旧中的影响作了大量工作。同时他还经常对无党派民主人士委员说，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在海外联系广泛的优越条件，不失时机地多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工作。他还亲自多次邀集无党民主人士委员学习中央的有关政策，研究制订具体措施，加强和海外人士的联系，宣传中央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以及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通过缪老和许多政协委员的共同努力，使这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就在他临终前不久，从报上看到陈立夫先生在国民党“十三大”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提案，他非常高兴，极为赞赏。他追忆和陈立夫先生一起参加重庆政协的情况，十分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对实现祖国统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寄语台湾老友，应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坦诚合作，为完成统一大业、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敬爱的缪老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他治学严谨、一生奋进、保持晚节的高尚情操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他平易近人、坦诚相见、态度谦和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忆姨父李公朴
张则孙
“我热爱社会教育”
我从小被外祖父母抱去，和姨母一起生活。我6岁时，李公朴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官北伐到了上海，认识了姨母并且相爱了。每当他们约会的时候姨母总是让我做小通讯员：“去，到阳台上看看，他来了没有。”一见他远远过来，我就飞跑向姨母报告。不久，他们结婚了。姨父成了我们家庭的主要成员。他像对亲生孩子一样地关心我爱护我，把我抚养长大。他影响和支持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且一起到了延安。他经常说：他是一个社会教育工作者，他不要做官。他说：“我当过学徒，也做过学生。我看到上海广大学徒、店员、工人、职员都有非常迫切的求知欲，就想到自己做学徒时失学的痛苦，看到千万被关在学校大门里读死书的学生，又不能不想到自己从学校走向社会时，学非所用的痛苦。所以我热爱社会教育。”他就是在社会教育这个岗位上，为国家独立和民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32年冬，他在党内外朋友的帮助下，得到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1933年2月，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姨父常带我去大陆商场的图书馆。大大的阅览室都是报纸、杂志。但是，这个图书馆和别的不同，不但借书，还有一个读书指导部。阅览室贴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壁报。我问姨父：为什么这个图书馆特别？他说：“我想办一个‘学校化’的图书馆，通过壁报指导读者读什么书，怎样读好书。我们还在《申报》办了一个读书问答栏，为读者释疑解难，引导大家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在“读书问答”中负责回答问题的有艾思奇、柳湜、廖庶谦、夏征农、周巍峙等同志。
1934年上半年，在国民党的刁难下，《申报》“读者问答”被迫停办。11月他和艾思奇、柳湜等同志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了。这个刊物，配合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以及其他兄弟刊物，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从1935年秋天开始，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一二·九”前后的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广泛的影响。
1934年11月，史量才被暗杀。《申报》流通图书馆和《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很大打击，姨父的困难增加了。但是他没有退缩。1935年8月，他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重新组织了图书馆和学校的董事会，并且针锋相对地把图书馆改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把补习学校改名为量才业余补习学校和量才妇女补习学校。他们组织读书会、歌咏队和剧社等救亡活动，团结广大青年，成了上海救亡活动的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
“斗就斗到底”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因为跌伤手臂，住进上海骨科医院（从这时起他留起了胡子）。12月21日，上海中学联向国民党市政府请愿以后，我去看他。他正躺在床上，手臂还用石膏糊着。我兴奋地告诉他我们冒雨游行向国民党政府斗争的情况，满以为他会夸奖我一番，没想到他却平静地说：“请愿的事我知道了，以后可要小心谨慎呵。”
他叫我“小心谨慎”，他自己却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被选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1936年5月31日，全国救亡力量大联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又被选为负责人之一。
姨父是1936年1月7日出院的。这以后，所有我参加的行动，姨父都参加了，大多还讲了话。他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我经常把传单和小册子一捆一捆地拿到家里，又从家里拿出去，他从未问过我都是些什么，只是会心地向我眨眨眼。有一次，中学联叫我把一封信和材料给在功德林素菜馆开会的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送去，我一进菜馆雅座的门，就见到了沈钧儒、章乃器、胡子婴等，还有就是姨父。姨父捋着胡子笑眯眯地把我送出来，悄悄说：“你这个小共产，还想瞒我，我早就知道你在学联了。所以叫你‘小心谨慎’。”
正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北上红军在陕甘宁会师的时候，11月23日凌晨2点，姨父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同时被捕了。12月4日，他们又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押到了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之狱。
最紧张的是在西安事变期间，国民党以“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为名，从12月14日起，不但家属朋友禁止会见，门口也忽然加了保安队和宪兵监视。各种各样的谣言都传来了，我们全家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全。但后来，姨母、外祖父和我去看望他时，他却坚定地说：“怕什么？！斗就斗到底！”并且关切地询问我们外面救亡运动的情况，并要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看。
七君子在狱中坚贞不屈的爱国热情鼓舞了全国人民。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并于7月5日从上海到苏州准备入狱。宋庆龄等明确提出，沈先生等7人爱国无罪，应该立即释放。如果国民党当局认为爱国有罪，那末，他们也是救国会的成员，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沈先生等完全相同，也应该一起收押，并案办理。姨父在听到消息以后，感动地写道：“入狱入狱，是谁所欲？爱国有罪，入狱何辱？”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7月3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了关押八个多月的“爱国犯”七君子。当他们走出狱门时，我们早就等在那里了。群众的欢呼声、口号声、爆竹声响彻云天，姨母和我高兴得眼泪都流下来了。沈老先生代表七君子向群众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出狱时跟入狱时一样，决不改变宗旨，仍然和过去一样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
“统一战线正需要我这样的人”
“八·一三”以后，我到广西大学读书，姨父去了山西。1938年4月，我因参加救亡活动被广西大学开除，到了武汉。不想在武汉遇见了姨父，他刚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回来。我告诉他我要到延安去的想法。他鼓励说：“好，家里就要搬到重庆去。等家搬好了，我们一起去延安。”
抗战以来，姨父看到许多“正规”的学校还在驱使学生读死书，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在战时推行社会教育。他在同党内外一些朋友商量以后，想去延安吸收一些进步青年，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敌后去，把抗战教育和发动民众结合起来，使抗战的种子在各地生根开花。
1938年11月24日，姨父、姨母和我到了延安。11月27日，姨父去拜见了毛主席，回来他说：“毛主席那里人多，没能好好谈，真遗憾。”28日晚上，毛主席出人意料地到交际科来看姨父了。姨父、姨母和我急忙上前去迎接毛主席。我们紧紧地握着毛主席温暖的手不放。毛主席笑着亲切地问我们的情况，强调坚持持久战的重要意义，指出延安是一个抗日实验区，它既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神秘，也不是有些人用谩骂和污蔑所能损害的。毛主席鼓励姨父做宣传工作要发动大家来做，要使全民族都懂得抗战的道理，鼓励姨父办好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敌后去，多做一些调查研究，多向大后方反映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戳穿“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谎言。
在党的帮助下，由抗大、陕公、鲁艺等学校派来10多名青年组成抗战建国教学团。1939年6月，姨父和抗战建国教学团的10多名青年坐着大卡车向陕北绥德、神木出发了。
这一次分别后，我去了晋东南，很少再听到姨父的消息。
1940年7月，我因调动工作到了武乡北方局，听人说姨父正在十八集团军总部，我就去看他。他身穿灰军衣、大草鞋，简直是八路军的普通一兵。我们互相看了很久，他还像以前那样严格地批评我说：“你变的不多，还有学生味。”
当时我曾劝他留在根据地工作。他严肃地说：“共产党的领导是一定会胜利的，这就是中国的希望。但是我的岗位还是在大后方搞社会教育。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统一战线正需要我这样的人。”
他带着这样的信心走了，我也怀着祝福他成功的希望送别了他。但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逐鹿南海 直捣“天涯”
——深切怀念韩先楚同志
刘振华 殷征 王德英
东北全境解放后，韩先楚同志率部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之后，他任四野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在四十军南下作战中，兼任四十军军长，率领部队参加了衡宝和两广战役。先楚同志他参与指挥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并统一指挥了岛上作战，用木帆船跨越海峡，战胜拥有现代化海、空军的敌人，这不仅在我军历史上没有过，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1949年12月，两广战役胜利结束，中南地区大陆全部解放，毛主席电令四十军、四十三军协同解放琼崖作战，归十五兵团指挥。毛主席在电报中特别指示，要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
海南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龟缩到台湾的蒋军，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互为犄角，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海上屏障，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卫总司令，纠集残敌约十万之众，仗着50多艘军舰、40多架飞机，加紧巩固其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
解放海南，是我军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渡海作战。茫茫大海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一无海、空军，二无海上作战经验，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办法是：变陆军为海军陆战部队，用木帆船跨越海峡，战胜拥有现代化海、空军的敌人。要使一支对大海完全陌生的陆军熟悉海洋，学会一套航海作战的本领，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解放海南岛战役，不仅客观上困难重重，而且主观上对如何完成这一任务，早打或晚打，用木帆船还是购买登陆艇进行渡海作战，是完全采取小型偷渡还是经过一两次小型偷渡后实施大规模渡海一举解放海南岛，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议和分歧，在当时也是相当尖锐的。
在这场争论当中，先楚同志，态度非常明朗，坚决维护中央和军委的意图。在兵团作战会议上，他提出要早打、用木船打的主张，陈述了晚打和买登陆艇的种种弊端。在海康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他说：“毛主席提出及早解放海南岛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早日发起海南战役，可以乘敌人立足未稳，打乱敌人妄图‘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们南方的安全，巩固国防，保卫新中国。相反，如不早解放海南岛，就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敌人必然加强岛上的防御，还会加紧对我琼崖纵队的‘清剿’，甚至勾结美帝国主义插手海南，那样，招来的后患将是无穷无尽的”。
先楚同志响亮地提出：“我们要把善打硬仗的陆军变成海军陆战队，把东北虎变成水蛟龙！”
军党委扩大会后，他立刻把军指挥所从徐闻县城搬到海边上的草棚子里，把长年在海上生活的老渔民、老船工请到他的指挥所里当“顾问”、“老师”，他不过元旦，不过春节，率领部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上练兵。他让机关干部千方百计四处搜集有关海洋知识和海战资料。记得当时把旧书摊上无人过问的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和“潮汐表”也都买回来了。
一天，先楚同志登上木帆船检查海练情况，干部向他做了汇报，拿出了战士们用竹子制造的各种各样的救生圈，说：“这是战士的发明创造！”先楚同志却紧锁眉头，不吭一声。下船后，他对师团干部讲：“战士练兵热情要保护，但也要引导，不要总在救生上打主意，还要引导战士们想出办法用木船打敌人兵舰！”
在先楚同志积极备战思想指导下，部队把缴获的汽车引擎拆卸下来装在木帆船上，改装成机帆船，把战防炮搬到了机帆船上，装成“土炮艇”。先楚同志发现这一创造后非常高兴，大加赞扬，大力推广。于是，海练部队的行列中出现了一支由“土炮艇”编成的“土舰队”。
涠州岛逃回来一个渔民，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情报：岛上500多敌人劫去了400多只双篷双桅的大船，控制在涠州岛上。先楚同志立即让解方副军长去北海市组织了一个加强团，进行了一次夺船战斗。这次战斗消灭了岛上全部敌人，夺回400多只双篷双桅的大船。“土炮艇”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了威力，将敌一只叫“海硕”号的军舰击伤，另一只“海狗”号敌舰仓皇逃窜。
1950年3月间，先楚同志根据冯白驹同志的建议和上级的指示，积极地组织指挥部队向海南岛进行了两次偷渡。第一次由师参谋长苟在松同志带一个加强营800多人实施，第二次由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同志和琼纵副司令员马白山同志带一个加强团两千多人实施。两次偷渡，经过海上和登陆后的英勇战斗都胜利了。先楚同志信心十足，他四处讲，两次偷渡告诉我们，大海可以战胜，敌人立体防线可以突破，不论是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也不管在敌人侧翼、正面，甚至一只单船都可以在敌人防御最强的地段登上去，大举登陆更没有问题，解放海南岛是胜利在握了。试行偷渡后，下一步的行动又出现了一个重大分歧：是万船齐发，大举登陆，还是继续组织小型偷渡。林彪一再电令部队继续组织小型偷渡，先楚同志则认为，继续偷渡是主观主义的指挥，是错误的主张。因为我们和兄弟部队连续四次偷渡，敌人已经摸住了我偷渡的规律，并专门组织一个摩托化机动部队，对我偷渡小部队进行堵截和“围剿”；这种分散兵力的旷日持久的做法，必然会贻误战机。况且，通过几次偷渡和其他侦察手段，我对敌人部署已心中有数，大规模登陆兵力大、火力强，突破敌人防线更有把握。几个月来，先楚同志住在海边，同老船工、老渔民搞得很熟，对琼州海峡的季节风的规律都已摸透了：每年从正月到清明都是北风或偏北风，是南渡海峡最为有利，谷雨过后，海面多为南风，是南渡的逆风。季节风眼看就要过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而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渡船、领航人员等问题都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得到了解决。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明已过，谷雨迫近，韩先楚同志焦虑万分，坐卧不安，食不香、睡不宁。他一次再次地把上述情况和分析判断意见向兵团、四野报告，建议尽快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而林彪仍然电令组织小型偷渡。一天夜里，先楚同志给兵团、四野发了一份较长的电报，并转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陈述我海练已成熟和敌人防御情况、大规模渡海作战与继续小型偷渡的利弊关系及我之决心。当时，毛主席在莫斯科访问，从国外发回一份电报，明确指示：“必须一次运载足够兵力和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依靠后援。”显然，这是肯定和支持先楚同志建议。
4月16日晚，先楚同志和解方副军长在指挥船率领全军，万船齐发，直捣“天涯”。午夜，船队遇敌舰阻拦，先楚同志站在船面上亲自指挥我“土炮艇”猛烈轰击敌舰，敌旗舰指挥塔上顿时腾起浓烟，其余敌舰惊慌地远离我船队数千米之外，盲目地向我船队打炮。
登陆时，我先头部队还没有完全打下滩头阵地，先楚同志已跳下了船，同战士们一样趟着齐胸的海水扑上滩头。一个步兵团长见韩先楚登上了滩头，命令一个连保护军长的安全，随后带头率部冲锋，迅速地拿下了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接应我大举登陆的琼崖纵队和偷渡部队从敌人背后打了上来。敌人所谓“立体防线”，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崩溃了。
先楚同志登上海南岛，就统一指挥岛上部队同敌人四个师在美亭进行了一场决战，我胜敌败，当敌人溃逃时，他立即指挥部队展开全线追击，并利用缴获的汽车组建快速部队，加快追击的速度，将岛上的敌人大部歼灭，岛上300万人民获得解放。
海南岛解放不到两个月，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可以想象，海南岛的及时解放，对于我志愿军胜利进行抗美援朝作战，对于祖国南部的安全和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时间过去的越久，我们这一感受就越深刻，每逢回忆起这段历史，我们对先楚同志愈是敬佩，更加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