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略论用活国债形式
陆百甫 王大树 郭亚洪 王广谦
合理发行国债是弥补
财政赤字的较好方式
近几年来，连续出现了大量财政赤字，其中大部分是以向银行借透支的方式弥补的，也有一部分是用国债方式弥补的，但国债被列入了当年预算的经常性收入。这样一方面使“帐面赤字”大大缩小，给人以赤字数额不大的假象；另一方面，不断向银行借透支成了财政性货币发行和经济发展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改变上述做法，采用国债弥补财政赤字是比较科学的理财方式。这种做法的好处是：
——财政收支的缺口完全表现为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由发行国债来弥补，从制度上避免透支性赤字，从而建立了制约赤字预算的机制。加上经常性收入和经常性支出划分得清清楚楚，就提高了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
——制度规定财政赤字要由政府发行债券来弥补，居民、企业、事业、银行和其它单位对国债的承受能力本身就限制了国债的规模，举债之后需要按期还本付息的压力进一步限制了债务性赤字的额度，使财政赤字具有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
——透支性赤字是扣除了债务收入以后的硬赤字，在没有财政结余的情况下，向银行借支透支就可能迫使银行扩大货币的财政性发行。由于货币乘数的作用，可能进一步触发信贷膨胀，形成财政、信贷“双赤字”，引起通货膨胀。因此，消除透支性赤字，也就消除了通货膨胀的一大动因。
——国债政策是联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桥梁，也是财政杠杆与信贷杠杆之间的自动调节器。恰当地运用国债政策，有利于“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有利于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也有利于调节投资规模和结构。更为重要的是，适当地发行国债，可以为国家提供一个间接控制的手段，拓展国家手中的经济杠杆，并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打下基础。
发行国债的合理量度
国家发行国债并不直接增加社会资金总量，而只是暂时改变了部分社会资金的流向，把非政府支配的财力转归政府支配使用。因此，在一定社会资金总量条件下，国债的发行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倘若举债过多，同样会陷入财政困境。要使国债发行适度，必须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综合平衡国家举债的必要量与可行量。
1、当前我国国债的最低必要量。
为克服财政困难、确保重点建设财源，当前增发一定量的国债是非常必要的。那么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国债的最低必要量是多少呢？根据近几年我国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以及我国国家职能和财政承担的任务测算，我国每年财政收入的总额至少要保持占国民收入的30％，才能基本适应最低发展的需要，而目前我国财政经常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25％左右，大约差5个百分点。为弥补这一差额，一可以靠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适当增税交利，但这在目前困难较多，在近几年内，提高1—2个百分点可以，多了不行。再一就是采取发行国债办法，筹措3—4％的国民收入。从今后发展看，如果国民经济效益增高，财政集中程度可以适当提高，加上通过改革，国家职能转换，财力负担再适当减轻，国债发行量可以维持在占国民收入的3％以内。
2、当前我国国债的可行量度。
要合理把握我国国债的可行量度，既要考虑国际经验，又不能完全参照国外的量度控制标准。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较低，决定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较低，财政的偿还能力也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的负债水平应大大低于西方国家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根据目前我国已有的债务负担水平和财政可能对国债承受的能力，近几年内我国国债每年发行额以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0％或再多一点，最高不超过15％为宜。因为：
第一，近几年每年国债发行额和当年财政透支额合计，大体占财政支出的10％左右。按1987年水平，如果能适当减少一些财政支出包袱，发行相当于财政支出13％左右的国债，即能消除透支性赤字。
第二，在现有的国债余额基础上，如果以后每年新发国债相当于当年财政支出的15％，同时考虑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国债的每年还本付息双重因素，则到1995年以后，国债的累计余额将达到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总额的水平，这是一道被公认的国债最高警戒线。
第三，考虑到目前举债成本较高的现实，再加上偿债有高峰，年度间交错不齐，在国债的偿还制度和整个国债的统一管理制度都还不健全、缺乏管理经验的情况下，举债过高，会为今后的发展造成困难。
第四，鉴于我国国债目前的发行技术和流通市场不健全，国债信誉还不高，近期内增发相当于透支性赤字额的公债，已为数不少。
建立国债体系的几点设想
1、调整国债结构，扩大认购范围。
我国近几年的国债发行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国债结构单一、认购范围狭窄是重要原因之一。今后的国债发行，在期限结构上，应该多样化。短期的可以三个月、半年、一年，中期的可以二至五年，长期的可以十年以上，还可以发行部分超长期债券。发行的对象除个人、单位、企业之外，可以扩大到各种基金会、福利机构、邮政储蓄等。保险公司的赔付准备金等也可以用来购买部分国家债券。地方政府、农村和城市信用社、企业融资机构也应该成为应债客体。另外，还可以考虑对海外爱国人士以及各国友人发行部分低息或无息爱国债券、保护文化债券等。
2、国债利率应与其他利率统一平衡。
1981年国库券初次发行时，个人认购和单位认购利率均为4％，以后将个人认购部分提高为8％，这是合理的。但是，1985年以来，国家准许部分企业和银行发行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这两种债券的利率都很高，且时间较短，有的一年债券利率定为10％，有的高达12％。今后为了把国债发行纳入正常轨道和为流通转让创造条件，国家需要对各种债券利率实行统一管理，综合平衡。在债券市场没有建立和完善之前，可以考虑对各种债券利率规定一个上限，並按国家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确定发行顺序。
3、改革发行方式，提高国债信誉。
近几年的国库券发行是由财政、银行两家共同承担的。财政负责推销（包括宣传、动员、分配任务、监交）和承担直接责任，银行负责印刷、调运和办理手续（包括收款、换券、还本付息）。这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两大问题：一是行政摊派，二是银行积极性不高。根据国际惯例，我们认为，今后的国债发行应该采取银行团包销的办法，财政不再负推销的责任。即由中央银行牵头，组织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把国家确定发行的国债全部认购下来，然后由银行团再向外推销，剩余部分由银行团中的各机构分别持有。银行团包销国债应得到相应的好处。这样既可以保证国债的发行数量，又可以解决发行中的矛盾。
4、开放交易市场，允许国债流通。
国债是有价证券，有价证券的生命在于流通。不允许流通，债券就变成了一个收据，失去了它本有的意义。如果有了国债市场，持有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可随时在市场上变换成现金，这就增加了国债的融通能力，信誉也会提高。
建立国债交易市场，中央银行应商同财政部进行管理，並做好充分准备，逐步把市场关系理顺，保证国债收益大体与同期定期存款利率相一致。
5、建立偿债基金，均衡债务负担。
建立国债体系还包括建立偿债基金制度，以应付偿债高峰。偿债基金的来源主要有两条渠道：①预算拨款，即每年在安排财政支出时拨付一部分。②把用公债进行投资的项目的部分回收利润纳入基金，即以债养债。每个财政年度应该偿还的债务本息，除从当年财政收入中列支外，不足部分从偿债基金中支付，以保证国债的信誉。
如果按照上述设想建立我国的国债体系，国债的管理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国债发行总量和结构的管理。第二，对国债市场的管理。这体现在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国债利率与其他利率的统一协调和制定债券交易法、严厉打击以炒买炒卖为主要目的的投机行为等方面。第三，对国债使用的管理。应该把国债收入与经常性收入划分开来，建立资金帐户专款专用，以增加国债使用的透明度和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益。
第5版(理论)
专栏：
加强现代行政管理学的研究
王书明
行政管理是一项专业，也是一门科学。管理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行政管理是运用国家权力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事务的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居于指挥地位，具有综合性、全局性的活动，日益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行政管理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都有其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行政管理学就是研究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规律的科学。由于现代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要求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日益扩大，因而也就决定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内容朝着现代化的目标日益更新。
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对国家行政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问题，长期没有引起重视。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在吉林召开行政管理学研讨会，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行政管理学的问题。这是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已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传统的产品经济正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企业正在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竞争意识、价值观念等越来越发挥着更大的影响。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强烈要求摆脱行政机关附属物的地位。因此，政府行政管理机构权力过分集中、职责不清、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弊端愈益明显地成为改革的障碍，官僚主义、行政效率低下，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很明显，经济基础的变革已经对上层建筑提出新的要求。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上层建筑重要实体的行政管理体制（包括政府机构、干部人事制度等）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而要完成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没有科学的、与实际结合的行政管理理论作指导，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国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管理的现代化。在科技和管理的相互关系中，前者能否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主要取决于后者，即管理。没有现代化的管理，就没有现代化的建设。从全社会来说，政府的行政管理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相比，是制约全局的更高层次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学，就没有我国行政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把全社会的科学技术、资源、财力、人力组织起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实现我们国家和民族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目标。
管理和体制是密不可分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既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行政管理学需要研究、探索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当然，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从行政管理学的对象、体系，到行政管理学的理论、方法，我们都要研究。但当前研究的中心应该是关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如何在我国建立起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的行政管理体系问题。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都包括并要求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这些长远的和近期的目标，无疑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加强对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和运用。
我国现代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同时，现代行政管理学又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科学。它与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心理学、逻辑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兴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行政管理学，只是单纯研究行政学显然是不够的，还应当借鉴和吸收其他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它建立在多学科的最新思想的基础上。
（此文是作者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行政管理学基础》一书写的序言，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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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厚泽谈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问题
据《理论信息报》报道，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厚泽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时强调，要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防止经济生活中的无序和逆序。他认为，我们碰到的一系列问题和摩擦，都与经济生活中的旧秩序有关，只有调整经济生活的秩序，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要对改革进行研究，当前这种研究要着重实证性。我们的改革是一项社会经济工程，不可能有现成的理论，只能从总结实践经验入手，参照经验教训去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从理论上思索，否则，我们就不会预见到改革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摩擦，就可能出现无序和逆序。
朱厚泽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不能不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命运。他强调，不要把商品货币关系看作是人类的弊物，这种经过取舍的、抽象的、对人类劳动的比较和计量关系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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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天在《群言》撰文说
舆论监督是人民的民主权利
高天在《群言》杂志撰文说，舆论监督是人民的民主权利。舆论监督的力量在于它的公开性和群众性。舆论监督有千千万万群众作后盾，它必然成为整顿党风政纪的有效手段。舆论监督能否实施，成效大小，取决于政治开放程度。在我们国家生活中，从“舆论一律”到舆论监督，广开言路，这个变化极其深刻。在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的参与意识增强了，建设事业也需要亿万人民群众以主人翁身份积极参与。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重视并加强舆论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进改革开放所必需，是符合广大人民意愿的。舆论监督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应当受到充分尊重。社会舆论机关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反映民意，使人民群众的呼声得到表达。舆论监督同民主党派、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都是人民参政议政、与党和政府沟通社会信息、使党和政府接受社会监督的渠道，一定要保证畅通无阻。维护舆论监督是党政领导机关的责任，应当把它看成是人民对党和政府兴利除弊的有力支持，同时提供正确的信息和充分的合作，使之产生实效。
第5版(理论)
专栏：
施宣圆、吴树扬认为
传教士李提摩太是戊戌变法的推动者
如何评价传教士李提摩太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敏感问题。施宣圆、吴树扬在《李提摩太与戊戌变法》（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四期）一文中，分析了李提摩太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关系后指出，尽管李提摩太参与变法的动机与康、梁有所不同，但他的积极作用不容否定，说他是变法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并不夸大其辞。
在百日维新期间，李提摩太大致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直接与维新派人士会晤，共商变法大计；其二，利用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周旋于各派之间，为维新派提供情报，并积极争取各国驻华公使对维新派的支持；其三，陈文变法，鼓动光绪帝速下变法决心。以前称他是“侵略分子”、“两面派的骗子”等等都是不公正的，应该恢复其历史真面目。（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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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搞好内部承包是完善承包制的重要一环
张大印
进一步完善承包制是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就其内在机制和企业的现状来看，当前应该搞好企业内部承包，完善企业经营机制。
承包制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较好地实现劳动贡献与经济利益直接而全面的联系，包括经营者、企业各部门以及每个劳动者责权利的全面联系。这一特点本身就表明了必须通过内部承包、通过在企业内部各部门和每个职工身上落实经济责任，才能产生应有的效应。一般说来，企业实行“外包”，明确了与国家的利益分配关系，也明确了经营者的责权利，但它解决的只是企业的外部经营条件问题，说到底，解决的只是传统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的问题，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然而要真正搞活经营，提高经济效益，还必须通过内部承包，实现企业内部各部门和职工责权利的结合，调动其劳动积极性。如果只停留在“外包”上，承包制内在机制所要求的劳动贡献与经济利益直接而全面的联系，仍难以实现，其运行功能也就不能充分发挥。所以，企业实行“外包”以后，要坚定不移地在企业内部逐级承包，把“外包”任务层层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职工，变经营者一人承包为全体职工共同承包，变一个人的积极性为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形成企业内部完成“外包”任务的保证体系，这样承包制的效应才能充分发挥。
就企业的现状来看，完善内部承包也是当务之急。过去，企业经营不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自主权；现在的问题则是企业承包以后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却没有用足用活用好。突出的一点是“外包”任务没有落到实处，或内部承包流于形式，只是将“外包”任务大而化之地停留在空泛的指标上。在这种情况下，搞活经营，提高效益，只能是一句空话。
当然，完善内部承包涉及到许多问题，依笔者看，主要的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内部承包的内容需要完善。目前，绝大多数企业内部承包的内容是几项主要经济指标。这些内容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按照承包制的要求，还远远不够。内部承包的内容至少应包括这样一些方面：一是企业内部各部门和全体职工都要有明确的承包指标，真正做到“千斤重担千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二是既要保证本部门和个人承包任务的完成，又要保证整个企业承包任务的完成，不能只顾本部门和个人的承包任务。三是要有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对各部门和每个职工承包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四是对企业内部各部门和职工之间的协作关系加以量化，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内部承包。
其次，内部承包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目前许多企业的内部承包多数是“和平”承包。这种方式亟需改进。应该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内部，让各部门在竞争中实行招标承包。“和平”承包选拔承包人往往是小范围、秘密地进行，招标承包则使选拔承包人变为大范围、公开化。由于自荐因素、群众因素和领导因素融合在一起，而且投标人争的不是“太平官”，而是“风险官”，所以，用人的准确率和内部承包的成功率将大大提高。
实行内部承包后，还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把职工的劳动贡献与经济利益紧紧联在一起，以增强职工的责任感。有的企业把风险机制引入内部承包，让职工拿出一定的资金作为风险抵押，使职工的切身利益与企业的兴衰真正捆在一起，大大增强了职工的责任心。这一经验值得重视。
第5版(理论)
专栏：
《理性的毁灭》
（匈）乔治·卢卡奇著 王玖兴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追溯和分析了德国非理性主义的各个流派，指出非理性主义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培植法西斯主义的温床；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归根到底，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的一种表现形式。（王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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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轻工业研究大纲》
戎文佐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本书指出，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一般比较低，因此提倡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是有条件的，但不能说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现阶段，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最终是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