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26日人民日报 第1版

第1版(要闻)
专栏:

  奥运会中国健儿又传佳音
  跳水名将高敏为我赢得第三枚金牌
  李青杨文意分获女子跳板跳水和50米自由泳银牌
本报汉城9月25日电 18岁的高敏今天以绝对优势战胜对手,为中国获得奥运会女子跳板跳水的金牌,她的成绩是580.23分,比银牌获得者、队友李青高出45.90分。中国代表团今天还在游泳、赛艇中分获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高敏在比赛中的表演一个比一个精彩,轻松地摘取桂冠。新秀李青也正常发挥,胜了美国选手麦考密克1.14分,获得亚军。
世界纪录保持者杨文意今天在游泳最后一天的5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25秒64的成绩获得银牌,她仅仅输给了连夺6枚奥运会游泳金牌的民主德国名将奥托。奥托的成绩是25秒49,没有打破杨文意保持的纪录。
昨天突破欧美对赛艇奖牌垄断的中国姑娘们,今天又在女子8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中为我代表团再添一块铜牌。
国人瞩目的中国女排从昨天对秘鲁队的失利中振作起来,今天下午以3∶1战胜巴西队,获小组出线权,进入半决赛。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苏联队,秘鲁队与日本队交锋。(附图片)
高敏在女子跳板跳水比赛中为我国赢得第三枚金牌。新华社记者韩居策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湖北治理经济环境从领导机关抓起
  全省两年内停购小卧车不建办公楼
  凡违反规定自行其是者追究行政首长责任
本报武汉9月25日电 记者龚达发报道:湖北省政府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首先从省政府做起,做几件实事,取信于民。昨天召开的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两年内一律停止购买小汽车;两年内不得新建办公楼,已经开工的立即停下来,新建的超标准的办公楼拿出来用于发展教科文卫事业。
省政府说到做到。今年6月省直单位在全省率先清理出第一批23个楼堂馆所项目,当即停缓建14个,压缩投资2.32亿元;9月上旬又清理出第二批23个非生产性项目,停缓建8个,压缩投资6068万元。与此同时还清理了省直单位48个职工住宅项目,对其中13项准备开工的项目,决定年内不准开工,压缩投资1647万元。
湖北省今年正值人大、政府换届,新增选了一批人大副主任、副省长、政协副主席,按照以往惯例又要购置一大批新车供这些同志使用。但省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从机关内部调剂了一些旧车。省政府的这一行动为全省带了一个好头。今年上半年全省购置小汽车比去年同期减少近一半,少买小车1700多辆,节省开支8500多万元。
为了加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工作的领导,全省各级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对于违反中央、国务院规定,各行其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追究行政首长责任。
省政府已成立由省长郭振乾为组长、一名副省长和武汉市长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切实加强统一领导。


第1版(要闻)
专栏:

  福建采取坚决措施稳定市场物价
  保证生活必需品供应停止审批专控商品
本报福州9月24日电 记者张铭清报道:今天结束的中共福建省委常委扩大会,通过传达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今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转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全面改革上来有了统一认识,对解决速度增长过高、基建规模过大、消费需求过猛、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决定把稳定物价、稳定市场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提出了切实的措施。
省委书记陈光毅在会上明确宣布,从现在起到年底,省、地、市、县各部门一律不出台新的调价项目。非商品收费不准提高收费标准、增加收费内容。零售商品实行明码标价。加强物价管理,实行群众监督。对8月份以来违反国家规定乱涨价、乱收费、非法牟取暴利、投机倒把的予以严肃查处。今年第四季度物价要低于三季度水平,明年物价上涨幅度要明显低于今年。
为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福建已大力组织货源,搞好市场供应。同时,保证完成中央和省确定的指令性调拨计划。不执行调拨计划的,要追究当地主要领导人的责任。坚决刹住挤提抢购风,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准动用公款乱发奖金、实物、购物券等。
福建省明确宣布停止审批专控商品。明文规定所有经营单位一律不准囤积居奇,转手倒卖,牟取暴利,对主要农副产品加强市场管理,不准抬价抢购,扰乱市场,违者严肃查处。


第1版(要闻)
专栏:

  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
  上海飞机厂脱胎换骨变化大
本报上海电 记者章世鸿报道:上海航空工业公司所属上海飞机制造厂与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合作生产MD—82客机以来,坚持把引进国外现代化管理经验放在首位,使全厂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产进程不断加快,得到国外好评。
中美合作生产客机从1986年初开始,去年出厂2架,飞行性能良好;今年将出厂4架,明年将出厂7架。从第7架客机开始,有8个部件由该厂自己生产,这些部件已向美国返销。此外,还为美国加工零部件,获利680万元。经过四次考核,正式获得了生产许可证,这是麦·道公司飞机在国外的第一个许可证。
上海飞机制造厂从合作开始,就把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放在首位,对全厂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现已基本做到:
生产全过程实行“法治”,各岗位都以控制程序、标准工作方法严格地规定下来,作为企业的法规。
一切生产和技术活动都记录在案,便于跟踪、查询、纠正和分析。完成每个工序后,人人要盖章,表示承担责任。
建立系统化的管理程序,各岗位责任分明,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


第1版(要闻)
专栏:

  陈敏章在全国卫生改革报告会上说
  卫生改革旨在让群众得到优质服务
医疗收费须合理调整歪门邪道应坚决制止
本报北京九月二十五日讯 记者艾笑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卫生系统内部对卫生改革的议论很多。在今天结束的全国卫生改革报告会上,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对此谈了一些看法。
他说:“我认为卫生单位实行承包是可行的,但关键是承包的效益应反映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宗旨是应让群众得到更多更好的优质服务。目前,有些单位只突出经济承包而不顾其他,这是对承包的错误理解和片面认识。我从来就不赞成把医疗卫生的经济指标直接承包到医务人员个人。”
对有些医疗单位巧立名目乱收费问题,陈敏章指出:我们对医院都有基本的正常服务要求,不能所有服务都另收费。但也要看到,我国长期以来不少医疗项目收费不合理的状况。一九八五年,卫生部和财政部、物价局曾联合对医疗成本和医疗收费情况作过调查。结果是:门诊收费只够门诊成本的百分之二十九(不含工资的成本),住院收费只够成本的百分之三十六,手术费仅占成本的百分之四十。现在,各种医用材料都在涨价。这使有的医疗单位对一些服务项目采取分解收费的办法,以获取一部分补偿。这种分解收费的办法,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借分解搞不正当收费。没有医疗收费的合理调整,改革中医疗机构的运行就会受阻,因为干得越多,亏损就越多。
对开大处方问题,陈敏章说:“据我了解,总的比例很小,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但一张不合理的大处方,对社会影响很大,必须加强监督,尽量杜绝。”
陈敏章认为:医务人员适当的兼职有利于充分发挥技术骨干作用,但兼职应有一定限度,应以完成本单位的岗位责任和任务为前提。高年资医务人员的岗位责任中,应有培养年轻人才的任务。
谈到一些医务人员吃请、受礼拿红包、收回扣等问题,陈敏章说:“这类事是存在的,面多大?吃请受礼的情况很复杂,一时不易查清。虽然以技术或医疗权进行敲诈勒索的医务人员是极少数,但一经发现,我们就要坚决查处,公布于众。”
陈敏章强调,改革促使我们转变管理职能,今后除医疗机构内部有监督管理体系,还应聘请社会群众协助监督。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一定要制度化,这是职业特点决定的。人家把幸福、安危都交给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关连着医疗队伍整体和卫生改革的声誉。


第1版(要闻)
专栏:

利益分享 风险共担
  股份制经营使“天龙”腾飞
个人持股170万元 年收益率20%
本报讯 记者施明慎报道:北京市天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股份制经营,迅速走上了自我发展的轨道:今年1至8月,实现利润1815万元,是创建前1986年全年利润的2.5倍;首次分红,股东每股(100元)得20元。该公司的资产规模已由过去的1602万元,扩大为3121万元,随之每百元股票也增值为115元,就是说,入股者的股本一下增加了15%。目前,到该公司询问购股事宜的人络绎不绝。
天龙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北京崇文区物资回收公司。1986年底,他们将原有企业资产按归属关系折成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股份有限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原来对公司直接进行行政和业务管理的区政府和供销社,现在和其他股东一样,只能以购进或卖出“天龙”股票的方式,对公司进行间接约束,从而削弱了政企不分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
“天龙”股票的特点是只分红不保息,可以转让、买卖、继承。这意味着盈利股东分享,亏损风险共担。这种自负盈亏的机制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个人投资者。北京某单位一位工作人员一次就购买了9000元股票,成为“天龙”股东。在前不久的分红中,共得红利1800元,价值9000元的股票,现已升值为10350元。相比之下,不少人对自己把储蓄用于抢购不急需的商品深感懊悔。
股份制还促进了“天龙”公司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一年来,他们共聘任分公司正副经理以上的管理人员68名,因经营不善解聘8人;陆续调入教授、工程师、会计师等高级技术人员25人;辞退职工12人,优化了企业的人员结构。
新的运行机制为“天龙”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在巩固和扩大废旧物资回收业务的同时,这家公司不断开拓新的经营领域。一年多来共独资、合资兴办了14家企业,开发新技术8项,新产品6种,涉及金属加工、塑料制品、工艺美术、建筑工程、汽车修理、金融信贷等行业,业务活动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最近,这家公司通过第二次向社会发行股票,使总股金增至961万元,其中个人持股170万元。


第1版(要闻)
专栏:

  张彦宁在股份制与股市座谈会上指出
  实行股份制是企业机制深层改革
本报讯 《金融时报》记者张继东、本报记者王庚南报道:“股份制是企业机制的深层次改革,它关系到整个经济改革的前途和命运。股份制试点工作牵涉面广,难度较大,必须加强协调指导,稳步推行。”这番话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彦宁在股份制与股票市场座谈会上说的。
这次座谈会是由国家体改委经济管理司、机械电子工业部体制改革司和金融时报社日前在京联合召开的。谈到股份制与承包制的关系时,张彦宁说,股份制能较彻底地实现企业的“两权”分离,应该不失时机地积极试点。
目前我国实行股份制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国家股由谁代表、由谁经营;二是所谓企业股是否成立?如何向规范化过渡?金融时报副总编辑吴晓灵认为,企业留利形成的基金不宜转化为本企业的股份。机械电子工业部办公厅主任佘健明提出,实行股份制后,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存量必然要折股成为国家股,国家股的股票如果上市,可以考虑由国有资产局委托给一个特定的金融机构来持股控股。北京大学肖灼基教授说,实行股份制后,国家股在大多数企业中仍起着主导作用,但其持有者不宜是政府,否则会形成新的政企不分。
如何看待个人投资及其股票收益问题,成为座谈会的讨论热点之一。金融专家中信公司常务董事雷平一说,引导和鼓励群众投资于企业股票,会减轻消费基金对市场的压力,也能培养人们的投资增殖意识,这对于稳定金融、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至关重要。


第1版(要闻)
专栏:

  大连葡萄酒厂单方毁约坑农家
  数百吨葡萄交售无门正在腐烂
据新华社大连9月25日电 (记者李小林)大连市金州区唐家村党支部书记石仁福,日前向当地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诉说了本村数百吨葡萄因大连葡萄酒厂单方面撕毁收购合同,即将白白烂掉的遭遇。
他大声疾呼:珍惜一下农民的劳动果实,再不要干“坑农”的“一锤子买卖”了!
事情的原委是,大连市计委等有关部门1978年下发文件,确定唐家村为大连葡萄酒厂原料生产基地。唐家村随即投资100多万元,建起全市最大的北醇葡萄园。这种葡萄专供酿酒,不能食用。1982年7月,大连葡萄酒厂与唐家村签订了为期10年的收购合同,明确规定唐家村在生产基地内收获的葡萄,必须按计划供应给大连葡萄酒厂,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销售给其它单位。合同执行到今年,赶上唐家村的葡萄长势特别好,产量达到400吨。石仁福兴致勃勃找到大连葡萄酒厂商量交售葡萄的事,不料厂里以“发酵罐满了,无法收购”为由,拒绝收葡萄。石仁福等人几次三番苦苦哀求酒厂多少收一点,酒厂领导硬是一粒葡萄也不收。市里有关部门9月中旬为此开了协调会,达成由酒厂收购100吨葡萄的协议。可最近酒厂两名领导前往唐家村,还是一口咬定:“工厂有困难,实在是一斤一两也不能收”。村民们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记者日前在唐家村看到,大串大串黑紫色葡萄颤巍巍地挂在绿叶葱葱的葡萄架上,过熟的葡萄不时自然脱落,一些采摘下来的也开始流水、腐烂。石仁福焦灼地算了一笔帐:这些葡萄若全烂在园里,全村一下子就赔进20多万元。这样下去,明年只好刨了葡萄园。
葡萄专业户王立云的妻子怀抱吃奶的孩子诉说自家的苦衷。她和爱人雇了4个工,承包18亩葡萄园。起早贪黑干活不说,光买农药、化肥就投入4000元本钱。她说,“现在我连哭都哭不出来了!”一位农民唏嘘着对记者说:“前几年我们吃过种滑子蘑、辣根的亏,如今种葡萄又是这个下场,谁能替我们农民说句公道话呢?”
大连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听取了石仁福的诉说,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正在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有同志认为,这一事件提醒人们,目前工农间经济合同管理亟待改进,应尽量避免工厂管理状况波动给农村原料基地带来灾难性影响。


第1版(要闻)
专栏:

  把住经济效益这根标尺
  ——北京人民机器总厂优化劳动组合纪实
  本报记者 朱维群
衡量企业优化劳动组合是否成功,主要标尺是什么?“不能单纯看减人多少,也不能看是否赶得上眼前的‘风头’,而要看‘优化’出经济效益没有。”拥有6000多职工的北京人民机器总厂厂长朱谈林这样对我说:“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到了物价、工资改革这个关口上,能不能闯过去,归根结底还要看企业能不能增强对各种不利因素的承受和消化能力。优化组合的着眼点必须放在这里。”
对这个厂优化组合进度,有人认为“气魄不大”:搞了8个月,只完成干部一层。但也有人担心“动作幅度”过猛了:一般干部精简124人,占总数10%,中层干部精简63人,占总数51%,生产能否吃得消?而朱厂长他们心里却很踏实:企业在生产多年持续上升的条件下,到8月底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又增长15.8%,实现利税增长23%,上缴利税增长22.3%,这样的效益是历年罕见的。这些数字说明优化组合出了成效,可以放胆干下去。
责任目标能进不能退
这个厂生产的单色、多色胶印机已占据国内市场的70%,产品供不应求。但是厂领导心头总压着一股危机感:从长远战略目标看,企业已走到不扩展国际市场就没有出路的关头,而现实状况是企业在国际同行业中还居于二流水平。“西德一家类似规模工厂,产量是我们7倍。工作日有效工时,国内合资企业可达6小时,而我们才4.1小时。新产品走完设计、投产、销售、反馈一个回程,没有三五年不行。这样低效率的内部运行机制,不‘优化’怎么得了!”
“优化”的第一刀,选在干部队伍。这既是因为指挥枢纽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已成为提高企业总体效益的主要障碍,也是因为不先搬掉干部的“铁椅子”,砸工人的“铁饭碗”就没有说服力。全厂32个科室根据企业目标要求压减至26个处室,实行部门首长负责制,基本不设副职。“优化”并不意味着单纯缩减。精简后的26个机构中就包括为强化出口经营和售后服务而新建的出口公司和技术服务处。
竞争新职务,干部、工人“机会均等,公开竞争”。而首要一条:对经济责任目标不能有半点含糊!
原大件分厂厂长,有管理能力,去年完成任务量已递增到60万小时。但在今年总厂下达的66万小时面前,他不干了:“就是改革也完不成。谁有能耐谁接!”全厂5大基础件中有4件归这个分厂干,这一来全厂装配成套期都因此而延误了。总厂把底牌亮给推荐、自荐上来的30多名竞争者:表明对66万小时的态度和措施,不敢较真的,别干!原厂长在这股竞争压力下让步了,表示可以完成64万小时,但总厂态度是:事关全厂总体效益,一点不能退。结果,机加工出身、又有生产计划工作经历的原厂党委宣传部长刘德龙自荐上岗。他到任后和全车间174名职工逐个谈心,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同时狠抓早开车晚停车,把工时利用率从过去的3.7小时提高到5小时。当我采访他时,他颇有信心地说:“拉下的装配进度已补上了,产品合格率上升到98%,今年任务可以完成。我们已在做明年的技术准备工作。”
在严峻的责任目标面前,全厂原44名中层第一把手中有10名被换下来。无论上岗的是旧人还是新人,“优化”前的目标都是最低基数,都要承诺更严格的效益指标。总厂领导在大会上宣布:企业要为国家分忧,干部要为企业分忧,9月份效率、质量、工时利用率经验收未达到协议指标的部门,将重新“优化”。
“隐性失业”公开化
传统人事干部制度,首先是保证尽可能多的人有口饭吃,企业效益倒在其次。优化劳动组合开始触及这个“本末倒置”。这个厂各处室以任务定岗,每个岗以工作量满12个月为满负荷,任务不足的则将内容相近的2个或2个以上的岗并为一个岗。多余人员或充实车间,或到“劳动市场”待岗,或提前退休。优化方式,首先是兵点将,然后是将点兵,双向选择,平等竞争。公开性渗入历来最神秘最森严的人事干部制度。
原设计科设一正三副四位科长,这回只留一把交椅。经全科和有关科室推荐、自荐,厂评审小组集中,再经60名科技人员代表投票,决定原科长潘伯庆连任。潘伯庆主持评聘各组组长,同样不设副职,全处130人投票点将。结果原8个组长中4个留任,还有4人由将变为兵,充实到科研岗位上。各组按“本人填志愿,组长聘组员,处里总平衡”的程序优化组合。由于组长肩上压着责任目标,挑人慎而又慎。能力强、肯干的,几个组争着要;平时表现差劲的,一时间投靠无门。平衡下来,“隐性失业”公开化、集中化了:6人列入编外待岗,2人到车间劳动,5人试聘,共占全处人员10%。
各处室优化组合后一人多岗的超过50%,运转反而加速。生产处管理组过去两个月才能完成的清仓任务现在20天就完了。设计处由一人最多管300至400个零件工艺上升到每人管500个,原定明年4月完成的工艺整顿任务,预计可以提前到一二月份完成。
能否说优化组合就完成了?老潘说:“老实讲,现在也只有80%的人满负荷,真正优化还可以精简20%!考虑是第一次搞,外部社会人才流动机制远未完备,所以很难一步到位。有些可以减的人是我们做工作塞到组里的,最多的塞了5次才塞进去。”
人们承受能力在变革中提高
不久前厂宣传处在工人中做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令人鼓舞:在513张调查表中,支持优化组合的占83.2%,赞成破除“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的占90.5%。当然也有少数工人认为:这样一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见了。
副厂长朱武安分析这个结果说:“我们多年来以为‘三铁’给工人提供了某些基本保障,要打破它怕工人承受不了。其实‘三铁’使企业效益、收益被日益膨胀的职工人数这个‘分母’平分了,有出息肯干的工人多劳不能多得,积极性被压制。企业效益提高缓慢,国家吃亏,工人也吃亏。从总体上说,工人并不是旧体制的受益者。”磨工班长田福仁说得更干脆:“干的和不干的一样凭年头升级,拿一样奖金,等于干的养不干的。车间里干活的都盼着把背上的‘小地主’给‘优化’掉!”
全厂工人大约要精简500人,这促使每个人都不得不分析和掂量自己在优化组合中的位置。几位车间班组长告诉我:“一般来说,有技术又肯干的人心情安定,而平素能力和劳动态度较差的人比较紧张;生产第一线由于普遍缺员,所以比较安定,而人浮于事的二、三线人员就比较紧张。”这部分工人也看出优化组合是大势所趋,那么多干部都精简下来了,自己与其被动地挨日子,不如主动改变形象,参与竞争。供应处有的女工是过去靠关系从一线“逃”出来的,现在意识到迟早要被精简,于是主动要求返回一线。企业在市场上面临的危机感、风险感,就这样被分解为每个职工的危机感、风险感。
自信心较足的这部分工人,脑筋也没闲着。许多人提出减员承包班组、承包设备的方案。机一车间两位天车工提出,原定员3人的一台天车由他们两人承包,干不好甘愿受罚。机二车间一项车工活,过去5个人干900小时工作量,现在3个人表示可以完成1000小时。眼下这些工人还关心着另一个问题:“既然5个人的活3个人干,那么5个人的饭也应当3个人吃。”他们希望工资改革跟上优化组合,个人收益同企业经济效益更紧密地挂钩。铸造工人李更义说:“如果铁饭碗砸了,捧瓷饭碗还是吃不饱,优化组合带来的效益恐怕不能持久。”


第1版(要闻)
专栏:

  王震和宁夏干群共度中秋
新华社银川9月25日电 (记者师海波)以国家副主席王震为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今晚在宁夏贺兰山宾馆与回汉族干部共度中秋佳节。
王震说,中秋之夜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团圆之夜,今天,我有幸在这里与回汉族干部、群众共度佳节,心里十分激动。近日来,我耳闻目睹了宁夏许多民族团结的先进事迹,希望你们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各民族都团结起来,四化建设才能实现。
83岁的雷洁琼赏月之后,情不自禁地说:“在中秋之夜,我十分怀念广大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我多么希望祖国能早日和平统一”。她向旁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有亲戚在台湾和国外,我十分思念他们。现在只能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了。”
中央代表团的杨静仁、洪学智、李学智、武连元等同志也出席了招待会。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