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深化改革、增加供给是稳定市场的根本措施
厉以宁
市场的不稳定来自经济的失衡。在社会总需求超出社会总供给较多的情况下，总量的失衡明显地表现为物价的上涨。在关键性产品的需求超出该类产品供给较多的情况下，结构性失衡明显地表现为该类产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带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提高。因此，要消除市场的不稳定，必须消除经济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性失衡。
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对于稳定市场都是必要的，但抑制需求只是治标，只有增加供给才是治本之道。
表现为物价上涨的市场不稳定现象的基本原因是需求大于供给，消除这种现象的途径在于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抑制需求旨在使需求适应于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具体措施包括：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停建缓建一批工程；对投资资金来源进行限制，如限制自筹资金的建设和紧缩银行信贷；增加税收；提高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工资、奖金的总量和增长率；发行政府债券，回笼货币；减少库存商品储备，减少市场承受压力；出售国有资产，等等。所有这些抑制需求和回笼货币的措施都是有效的。只要认真贯彻，社会总需求过大或关键性产品需求过大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下来。
但抑制需求实际上是治标的办法。这是因为，抑制需求的各项措施只不过使需求适应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而未能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办法来适应现有的需求。不仅如此，抑制需求还有可能给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来困难。比如说，对银行信贷的过度紧缩可能使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遇到困难，对自筹资金建设项目的过份限制可能挫伤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某些在建工程项目的中止可能使资源有较大的损失等等。因此，抑制需求是必要的，但必须适度而不能过份。
增加供给与抑制需求不同。增加供给，归根到底是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实现的，供给的增加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增长。用增加供给的办法来解决供不应求问题，不仅是行之有效的，而且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当然，增加供给并不等于不要抑制需求，而是在适当地抑制需求的同时，采用各种增加供给的措施。但在指导思想上应当明确：只有增加供给，才是缓解供不应求的根本措施。
增加供给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和企业、职工积极性的增长，而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有效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和更好地发挥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增加供给无疑需要追加投入，但投入的追加势必会增加需求，从而与抑制需求的行为相抵触。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当面临社会总需求已经较大地超过社会总供给，从而有必要适当抑制需求时，不能把增加供给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追加投入之上。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在尽可能少追加投入的条件下增加供给。这样，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发挥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便成为可供选择的增加供给的主要措施。
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涉及财产关系是否明确的问题。如果企业的产权模糊，固定资产的归属问题未能确定，那么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要促进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必须深化企业的改革，明确企业的财产关系，使企业的固定资产有确定的所有者、经营者，然后才可以在此基础上推进企业合并，鼓励企业相互参股，加速企业集团的建立，进行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各项调整，以达到在尽可能少追加投入的条件下增加产品和劳务的供给。
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有关。而企业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必须依赖于企业产权的明确化，依赖于企业真正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只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成效，企业的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才能取得实效，企业本身的积极性和职工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从而企业才有可能在现有生产设备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的产品。
再从抑制需求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抑制需求的两项重要措施是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率，而要使这两项措施有效，深化企业改革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要知道，如果企业通过改革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那么企业行为必然受到预算的约束、利益的约束，于是无效益的、低效益的追加投入将会被企业自行制止，企业也就会自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率，使之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这清楚地说明，无论从供给方面看，还是从需求方面看，深化企业改革对于稳定市场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要稳定市场，还必须恢复和增强居民对市场前景的乐观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加快流通体制改革，减少流通的中间环节，取缔“官倒”、“私倒”。
市场的不稳定固然同社会需求的过大、可供商品数量的有限有关，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依存于居民对市场前景的心理状态。只要居民对于市场前景预期较好，即认为目前买不到的商品，过一段时间总可以买到，而且价格不会上涨得很多，那么居民就会继续把手头的货币存入银行，市场上就不一定会出现争购商品的现象。当然，在商品短缺的条件下居民的消费受到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储蓄存款，仍然是对于市场的压力，但那是潜在的压力，而并非现实的压力。只要对市场前景充满希望，经济中就不会发生较大的动荡。
然而，一旦市场的正常秩序被破坏，紧俏商品倒卖之风盛行，屡禁不止，居民对市场前景的预期就会起变化。如果预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他们就有可能把延期的消费变为现实的消费，提取存款，争购商品。把过多的需求所形成的对市场的潜在压力变为对市场的现实压力。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增强居民对市场前景的稳定感。
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大力增产居民所需要的商品和提高银行利率，实行保值储蓄而外，加快流通体制的改革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是因为，垄断经营、流通中间环节过多、交易的非公开化和非货币化、地区相互封锁、“官倒”与“私倒”勾结等等，不仅会使本来短缺的商品更为短缺，引起物价的大幅度上涨，而且会使广大居民受到盘剥，他们对市场的稳定感大大降低，导致持币抢购的现象发生。当前流通体制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完善市场体系，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减少流通的中间环节，保障商品流通，实行交易的规范化。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市场秩序，取缔“官倒”、“私倒”等弊病，加强市场监督与管理，都是在流通体制改革中必须做到的。虽然居民对市场稳定感的加强通常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可以相信，随着流通体制改革的加快，这个过程肯定可以缩短。
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企业改革的进程决定着价格改革的进程。我们对市场的稳定持乐观态度。
不合理的价格关系是阻碍我国经济步入良性循环轨道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价格改革势在必行，它是回避不了的。但从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论断：价格改革究竟能够取得多大的进展，取决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程度，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又取决于企业改革的进程。可以明确地说：企业改革的进程决定着价格改革的进程。
在由我主持的北京大学课题组关于我国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中，对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是这样考虑的：从1988年算起，前三年——着重于企业改革，包括完善承包制和试行股份制，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同时在大面上维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只进行局部的价格调整（如农产品价格）；第四年和第五年——仍着重于企业改革，主要是推广股份制，并建立服务性的企业集团，在价格方面，可以根据企业承受能力和财政承受能力，对工农业产品比价、原材料与制成品比价进行一次较大范围的调整；第六年至第八年，在企业改革取得显著成就的基础上，由双轨价格制过渡到单一市场定价制，同时实行工资与物价挂钩，而且即使在这个阶段，少数稀缺程度较大的产品仍然保留配额制，公用事业收费标准仍由国家统一规定。我们认为，这些改革措施与实行的步骤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在实践中比较切实可行。
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若干重要决定是十分正确的，只要这些措施能有力地付诸实施，我们相信市场将会趋于稳定。对于今后的市场前景和经济发展趋势，我们持乐观的态度，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在确保物价上涨率下降的条件下，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制，一批小企业的有偿转让和某些国营企业改组为政企分开的、国家控股的股份企业，以加快企业改革的进程。这将促进企业的兼并、联营和企业集团的发展。政企分开所导致的企业民营化将会使企业运行机制出现实质性的变化。
第二，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进行调整，坚决取缔原材料和制成品倒买倒卖行为，提高银行利率，对投资规模和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控制等等，都将从外部给企业以压力，迫使企业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而劳动组合的优化、工资与效益之间更密切的关系的建立，也将从内部给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以动力。这样，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将是大有希望的。只要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了，企业、职工、国家财政的承受力都会增大，这就为进一步的价格改革创造了条件。
第三，用提高利率，保值储蓄，出售股票，出售住房等办法可以合理引导居民持有货币的流向，减轻市场所面临的现实压力和潜在压力。一旦市场所面临的这种压力减少了，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被压缩了，过热的经济就会冷却下来，经济增长率就可以恢复正常。这样，不但今后经济可以维持稳定的、中速的增长，而且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也可以成为现实。
第5版(理论)
专栏：
治理经济环境中的一个问题
罗精奋
治理通货膨胀是治理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在经济起飞阶段或者是在经济稳定发展阶段，都无例外地被视为“洪水猛兽”，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对策力求加以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不能给社会创造财富，无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而且会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恶化经济改革的环境。现在，我国的物价指数年增长率已达到两位数，按国际通行的标准，处于中度的通货膨胀状态。世界各国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把反通货膨胀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经济任务。看来，我国也应当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在坚持这一方针的前提下求发展，求改革。
我国当前反通货膨胀的第一步，是要把几年累积下来的几百亿元的过量货币消除掉。为此，首先要发展生产，增加供给，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然而发展生产的潜力在一定时期总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因此，还有必要寻找一些有效的办法。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有二条，一是有选择地出卖某些小型国有企业（包括出售企业股票和债券），一是出卖国有房地产。这不仅有利于深化改革，而且可以吸纳流通中一定数量的货币。但要注意两点：一是回笼的货币不能分散到各部门、各地方和各个企业手中，而应当绝大部分集中到国家手中。如果这些回笼的货币分散由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使用，结果等于进一步扩大了对这些单位的贷款，市场上的货币仍会过多。二是对向居民出售住房而回笼货币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因为在进行住宅商品化的改革时，国家一般要相应给绝大部分职工增加房租补贴，出售住房除首次付款按一定的百分比收取现金外，收回来的大部分是国家发放的住房券，这样一出一进，再留下一部分用作住房建设发展基金以后，真正能回笼的货币并不如人们设想的那么多。还应指出，把消费基金转化为建设资金要有相应的生产建设物资作后盾，否则，必然加剧生产资料的供不应求，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为了确保今后不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还要重新调整我们的货币政策：
一、货币供应量应当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大体要与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基本保持同步，考虑到价格结构性调整的需要，可以略高一点，但不要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物价结构性调整上涨率相加之和。这种计算方法在货币供应量正常的情况下是大体可行的。然而目前由于用以计算货币供应量的基数，是一个已经偏大了的数字，它推动物价上涨的“能量”还没有全部释放出来，因此，近几年实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应当适当低于上述两率之和，这样才有利于逐步冲销目前已经多投放的货币。货币发行要实行法治，要强化货币发行权的法律约束。年度的货币发行量计划，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未经人民代表大会重新审议修订，任何部门、任何个人都无权任意调整和突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应对此全权负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货币发行整个过程要实行全面监督。
二、贷款计划由中国人民银行制订。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货币发行计划，在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自主地决定贷款总规模，并配合有关部门控制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增长速度。各专业银行要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密切配合，贷款的发放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优化投资结构。对流动资金贷款应当按储备资金、在制品资金、产成品资金实行分类管理，逐笔核放，监督使用，到期收回。逾期贷款不得强迫银行挂帐或要求豁免贷款本息，而必须以企业资产偿还。对于没有实物作保证的和资信度低、资不抵债、要吃“倒帐”或“呆帐”的贷款申请，银行有权拒绝发放。对于确属社会效益好的需要重点扶持的建设项目如无力偿还贷款，可由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担保，或由建设项目的资产抵押。
三、提高定期存款利率，扩大长期储蓄，使现实购买力转化为潜在购买力，以减少货币投放。要增加储蓄形式，如住房储蓄、市场紧俏的耐用消费品预购储蓄、其它折实保值储蓄等，以扩大储蓄量。
四、国家宏观经济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严格管制有效购买力；同时，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建立企业自我约束机制，提高发放工资性支出的透明度，防止消费和积累的膨胀。这样，可以减轻社会对银行的压力，以利于银行能够比较顺利地压缩各项贷款，相应减少基础货币的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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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董辅礽谈
十年改革的成就和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在《经济学周报》撰文说：十年的改革不仅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也使我们对改革有了更清晰、更切实的了解。说实在的，在改革之初，我们对改革的困难是缺乏足够的认识的。邓小平同志把改革比作第二次革命，我们大多数同志从改革的意义巨大来理解这句话，这固然不错；但没有从另一个侧面——改革的艰巨性来理解这句话。现在看得比较清楚：这场革命不仅是经济体制的革命，而且是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革命和更新。总之，凡是阻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时的、落后的、陈腐的、愚昧的、守旧的东西，均在改革之列。现在也看得比较清楚，如果没有其它方面的改革与支持，单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我国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在实行中往往变形、扭曲，甚至徒具新的形式，“新瓶”中装入了“旧酒”，改革的外衣起着掩盖旧体制的作用，这些并不奇怪，可以说是在每一种真正的革命中都会发生的。只是我们从未干过经济体制改革这种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革命，对此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正由于此，一些人往往对改革产生过高过急的期望，当改革遇到了困难或者自身的利益暂时受到损害时就容易产生抱怨和不满。鉴于这个情况，在改革深化的转折时期，理论工作者尤其需要冷静，坚定改革的信心。一方面要认识并说明改革的困难；另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困难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的办法，使干部和群众能够正确地看待困难，把自己置于改革之中，排除与改革相忤逆的观念、习惯以至生活方式，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把改革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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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路谈
社会主义再认识与实践统一的问题
中央文献研究室高路最近撰文说：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与实践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互相呼应、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但是，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中介，需要通过这些中介来互相衔接和协调，并不是直接地一一对应的。一方面，并不是实践的每一发展理论上都能立即作出概括；另一方面，理论认识上的突破要在实践中外化为物质成果，要经过操作性决策阶段，先制定出方案，然后付诸实施，而每一个方案都有一个是否周密、完善、配套的问题。理论认识上的突破一般是方向性的，它不仅要通过一系列政策去落实，而且还要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有时还会出现好事多磨的现象，即使是正确的认识，进入实践中也可能被习惯势力所压抑。只有对这些复杂的情况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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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北地区社联召开第三次协作会议
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社联第三次协作会议，前不久在大连召开。三北地区和上海、广东、四川、河南、湖北、江苏、江西、山东等21个省、市、自治区社联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这次协作会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前夕举行的。与会同志认真总结了十年来各地社联及其所属各学会的经验。一致认为，社联是组织协调社会科学界各学会的广泛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是党和国家同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与会代表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社联和各学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清除“左”的影响和推动思想解放方面；在依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探讨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制定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面；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和社会科学各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开展了大量活动，作出了积极贡献。它不仅受到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欢迎，也赢得各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好评，许多地方党委、政府和企业已经把社联及其所属的学会看作自己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谋和助手。
根据十三大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有新的大发展的时代要求，以及各地社联及其所属学会在我国深化改革、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与会同志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今后如何加强社联和所属学会的自身建设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进一步搞好社联和所属学会的建设，需要成立全国社联，以便加强党对社联和社会科学各学会的领导，增强省际社联之间的联合与协作，活跃思想，繁荣学术，促进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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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放时代》明年问世
《广州研究》杂志将从明年一月起正式改刊为《开放时代》。改刊后的杂志将集新闻的时效性、理论的深刻性和学术的科学性于一体，以独家调查、报道、对话、人物专访、杂文、书评、文摘等形式，透视广东、广州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决策，评议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反映广东、广州开放中的经济、社会、文化现实，揭示开放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并介绍国内外有关开放的新思想、新理论。
《开放时代》将开辟一些新栏目，如：“综合试验区研究”、“资本主义再认识”、“开放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和“开放与政治体制改革”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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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岳麟章 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20世纪以来在西方发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存在主义、行为主义、法西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等政治思想流派和思潮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评价；并从这些思想流派和思潮中抽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等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共同问题，作了一系列比较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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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探索》丛书
钱伟长 主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
该丛书首批十本书目是：《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决策科学——从最优到满意》、《生态农业——农业的未来》、《乡镇经济比较模式》、《交通通讯与国民经济》、《金三角的探索》、《发展战略与区域规划——理论与方法》、《无尽的宝藏——智力开发学研究》、《起飞前的沉思——中国对外经济战略抉择》、《现代人际关系》。丛书围绕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当前改革中的重大课题，运用当代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新观点、新方法，提出了有预见性的决策构想。
（陈初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