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重新认识现实主义
於可训
1988年对于文学来说，是动荡分化的年代，也是深入反思的年代。就目前所涉及的问题而言，真、伪现代主义虽然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也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年来已有王若水、高尔泰等同志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现实主义新的认识和看法，表明现实主义自身的反思已经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和理论层次。更深入的反思将要涉及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以现实主义为指导的文学史观及艺术实践。但我以为在这之前需要打破长期以来人为地将现实主义置于一元独尊的地位，以及在现实主义君临俯瞰之下所构造的文学格局、所建立的文学秩序和因此而造成的心理的和技术的诸多障碍和阻滞。
现实主义许多年来在中国有着永恒不变的至尊地位和跨越时空、无所不包的涵盖率，我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古代中国文学的经世致用观念和史传传统；其二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启蒙宣传和革命政治的功利需要，前者和后者之间又有着文学观念和心理模式的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其三是现实主义自身的原则精神的扩张和泛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至尊至上的地位，是借助中国人对历史的崇拜、对传统的依恋的心理和与之相关的封闭的、静止不变的思维方式完成的。是文学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创造了现实主义，不是现实主义创造了全部文学的历史。因此，我认为，破除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文学史观，不但丝毫无损于中国文学史的灿烂光辉，相反，却有可能把丰富多采的文学实践从某种一成不变的理论观念和史学框架中解放出来，使之在更为多样的理性之光的照射下，闪射出灿烂的光彩。
如果说囿于现实主义的文学史观是造成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心理惯性的话，那么，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下，慑于现实主义在五四以来所取得的文学实绩，也是造成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定势因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神圣地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一代宗师所创造的精美的艺术品，另一方面也因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新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革命的武器和工具为推进革命所建立的特殊功勋。长期以来，对现实主义这一新的传统的膜拜，丝毫也不亚于对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迷信，以至于对这一新的传统的任何一点疑虑和非议都被认为是对革命文学的历史（潜台词是革命的历史）的亵渎和否定。这是打破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文学格局和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更新和调整的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把在中国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要求现实主义文学贯彻的急切的功利性（为革命的政治服务）推广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普遍的原则精神，並把这种要求顺理成章地延伸到革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以至于至今仍在用不同的方式重复这种要求，这是对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的理论思考所留下的一个逻辑的失误。同样的失误也表现在用作为一个流派、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的特殊的艺术原则取代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的普遍的现实主义精神，亦即是上述第三种情况下现实主义自身的原则精神的扩张和泛化。这也是上述将中国文学的历史衍化成一部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的重要理论支柱。中国传统文学的“主义”属性抑或有无“主义”，自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课题，但是，从建立在科学实证主义观念和方法论基础上的欧洲现实主义和以儒道互补（现实精神和浪漫精神的互补）为背景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比较中，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在不同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气候中生长的文学，是如何地不能用一把固定的理论尺子去裁剪和度量，更何况这把尺子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就有着特定的指称和规定呢。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应当肯定一种流行的说法，即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作为一个流派、一种潮流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区别开来。前者不但适用于各种形态、各种旗帜、各个不同的时代、国家和民族的艺术、文学，也适用于科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认识和创造活动）的总体原则。就哲学层次的抽象而言，属于主体与客体、主体的感觉、思维等意识活动与对象的具体的感性存在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的理论范畴。完全可以从这一角度认识人类的艺术文化活动，撰写一部现实主义精神在这一文化活动领域由原生状态到自觉意识（包括各种不同的实践、阐释和理解），乃至在一个专门的艺术派别（现实主义文学）中发展到极端的形式和随之消解並在另一些艺术派别（各种现代主义）那里表现为相反的形式的历史，但这决不等于说这部历史就是属于某一专门的艺术派别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史。
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尤其是破除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价值观念，至少在已经论及的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一，解放文学史，即把文学史从现实主义文学史的理论观念和史学框架中解放出来，还它一个圆通周遍的本来面目。这个工作不但迄今为止尚未开始，而且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新的史学理论的建设，还是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准备，都将是文学史研究面对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来说，尤其是如此。二，强化文学反思，即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反思中，把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借鉴、吸收乃至自觉的创造、实践的过程及其结果，作为对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既从历史的发展中明辨利弊得失（包括对非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又从整体上把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作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表征，从中窥探现代中国文学与传统和现实的深刻而广泛的精神联系，这是开创文学新纪元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惜乎近十年来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淡漠和难以避免的歧视和偏见，这种反思不但显得分散而零乱，而且往往以简单的批判和嘲讽为满足。这显然不是对待现实主义的个人好恶和态度，而是新的创造是否需要历史的起点和前提。轻视甚至完全抛弃这个起点和前提，任何激烈的创造在亢奋期的热情退却之后，都将陷入彷徨而无所依归的境地。
现实主义是否过时？这是近十年来经常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正如现代主义是否过时一样，这个问题的提出，至少在现阶段的中国文学中，其实是並无多少实质性的意义的。人们在谈到借鉴现代主义时常常说，西方近一个世纪的形形色色的艺术创造，我们在短短的十年间就匆匆忙忙地重复一过。这种说法其实也适用于我们近百年来对整个西方文学、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对现实主义的借鉴当然也包含其内。因此，严格说来，我们在实践吸收和引进的西方各种艺术流派的创作原则和手法技巧方面，都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在本土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这方面，现实主义为寻求自身的真实而完全的价值实现，仍然还有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路。而且，就现阶段中国文学的整体状况看，並非一种历时性的更替，而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对近一个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匆匆巡礼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並行不悖，就包含有这种共时性的意义在内。这固然是因为整个人类生活图景和思维范式都在向多极多元变化，因而人类的艺术生活图景和思维格局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多极的状貌，同时也因为中国现阶段的现实和艺术革新存在着多方面的实际需要。现实主义对于参预这样的艺术图景和满足这样的实际需要，都没有失去它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过时的只是那种一元独尊、万古不变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在多元竞进状态下的生生不息的现实主义。建设后一种现实主义，应该是对现实主义进行重新认识与反思的主要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第5版(理论)
专栏：文学评论
振兴京剧与挖掘传统
——看中国京剧院挖掘传统剧目演出随想
齐致翔
最近，中国京剧院一些著名表演艺术家联袂演出了一台新挖掘的、久违于京剧舞台的精采传统剧目（片断），使京津两地观众大饱眼耳之福。海报一贴出，戏迷们便趋之若鹜，平时不大理会京剧的人和一些青年观众也怀着异样的心情，不顾溽暑难熬，赶来购票。观众争相购票首先是因为演出有强大的阵容，充满着竞争。唯其如此，观众的兴致才大。演员们也都不敢有一丝懈怠。他们哪一个不是单独挑大梁唱戏的“角儿”呢？但他们还是走到一起来了。这充分体现了艺术家们对事业、对观众可贵的献身精神、责任感和自信心。
有了强大阵容，还得有吸引人的剧目。这就要“新”。再好的演员，总演《四郎探母》、《挑滑车》，观众也不爱看。这次的九个戏——《麒麟阁》、《青霜剑》、《徐母训子》、《西厢记》、《七郎托兆》、《虹霓关》、《赠?袍》、《生死恨》、《时迁盗甲》都是辍演多年的传统名剧。鉴于目前经常上演的总是那几十出翻来覆去的“老”传统戏，这些新挖掘出来的剧目便成为传统戏中的“新”戏。求新，是观众审美心理的重要特征，因而，观众对它们的兴趣远比对已经看腻了的那些戏要大得多。而这“新”，又不同于新编历史剧之“全新”。传统“新”戏大都在观众心目中留下过美好的印象，虽模糊却难忘，因眷顾而向往，像阔别许久的故人，像断档多年的小吃，幸而重逢，便情不自禁，欣喜欲狂。这是传统“新戏”对于传统“老”戏以及对于全新的新编历史剧在观众审美心理上所独具的优势。故，怀旧，同样是观众审美心理的重要特征，只要这“旧”没有过时。
京剧剧目本来极为丰富。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天上，地下，市井，宫廷，唐三千，宋八百，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正是靠着它的蔚为大观，京剧才可能在一百多年里不断地实行着自我调节，自我选择，自我淘汰，自我更新。反观近年来，有关部门虽仍强调“三并举”，但由于种种原因，传统戏的挖掘整理收效甚微，致使传统戏愈演愈贫乏、愈演愈陈旧。传统失传，损失不仅在传统本身，对于整个艺术的发展、对人才的培养以及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作都只有百害而无一利。戏曲危机症结很多，观众不买票，青年不爱看，关键也不在戏曲自身，而在从事戏曲工作的人如何对待它。弃大量有可能使之重新发光的传统家珍于不顾，实际是“自我毁灭”。
传统“新”戏之新，不仅在于它有令人追怀的“故颜”，更在于它有使人刮目的“新貌”。这新貌就来自对新挖掘出的传统戏的认真而富有新意的整理和改编。这台挖掘传统的演出，没有一出完全循着传统的老样子去演，却使老观众认可，新观众欢迎，这是很发人深省的。它说明演员和观众的观念都在变，他们在不约而同地探寻着传统戏曲和时代审美需求之间的连接点。这有可能使愈来愈多的剧作家和艺术家将他们的现代意识注入传统戏曲的肌髓，因而也可能争取到愈来愈多的新一代的观众。
《青霜剑》“坟前哭祭”一折，唱腔委婉凄烈，程派韵味十足，它是张曼玲和她的琴师根据今天的理解和需要重新修改设计的。他们没有因为程老先生的声腔资料犹存，就放弃了自己的追求。《虹霓关》为四大名旦早期所共演，艺术上各有千秋。刘秀荣融王瑶卿和梅、尚、程、荀诸派于一炉，塑造出一个闪烁着她自己独特艺术个性光彩的崭新的东方氏的形象。高派名剧《赠?袍》，金派名剧《七郎托兆》，经孙岳和齐啸云演唱，竟化做余、裘之声，而高、金之风神依然不减。杜近芳对《生死恨》“织房”一折的梦境做了有别于梅大师的处理——韩玉娘思念战乱中离散的丈夫，恍惚间程郎穿官衣而来，并为她送来凤冠霞帔，接她前去做夫人。原来的处理主要表现了韩玉娘对丈夫迟来的怨，杜近芳则突出了主人公对毁灭了自己家国的敌人的恨：她向丈夫述说自己日思夜想的是比凤冠霞帔更渴望得到的刀箭弓马，当丈夫理解并答应了她的要求时，她才收受冠、帔。这一改，使人物性格得到加强，人物感情得以升华。韩玉娘梦中的心态和她织布时唱的“要把那众番兵一刀一个斩尽杀绝，到此时方称心肠”的向往也更加吻合了。王晶华主演的《徐母训子》是整个晚会中最完整的一折。她将《程昱赚书》和《徐母训子》两折戏的内容糅到一起，使故事更加跌宕有致，合情入理；她为全剧设计了新颖而动听的唱腔，并改革了人物的造型、服饰和舞台装置；在表演上则为自己提出更高更新的标准和要求：塑造一个有别于佘太君和岳母的、性格更复杂、感情更内在的英雄母亲的形象。观众欣喜地看到王晶华在扮演徐母时所取得的艺术上的突破。不再单表现人物的刚强、耿直、慷慨和大义凛然，不再单表现人物的悲、喜、愤、恨、怨、怒、哀。她表现的是一个内心世界矛盾复杂深如大海而不可言状的愧悔失意的母亲。徐母责备儿子枉称“智谋人”却不辨真伪，可她呢？儿子被骗回许昌之前，她自己先被骗进了许昌！她到底能训斥儿子什么呢？又该怎样训斥呢？王晶华不躺在给她带来过半生荣誉的佘太君身上睡觉，而是知难而进，以她善于体验又长于表现的灵气和技巧，成功地为京剧艺术的画廊增添了一个难得的艺术形象。
这台晚会的成功，显示了中国京剧院在整理改编传统戏方面的巨大潜力。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们挖掘出更多更好的传统“新”戏，更有理由期待他们在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作中迈出同样坚实的步伐。
第5版(理论)
专栏：
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审视
——评胡平、张胜友的报告文学新作
公仲
多年来，报告文学变成为一本英雄模范、好人好事的记功簿。新时期以来，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参与意识，使得不少报告文学又充当了为民请命的状纸。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因为过于追求单一的狭隘的社会功利，所以，往往为争一人一事的是非曲直，碰上打不尽的官司。今日，新一代报告文学作家，他们找到了一种报告文学的新模式，即写社会大事件、大问题的宏观全景式、多学科集合式、信息密集型的报告文学。这种报告文学，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它已不屑于纠缠于具体的人和事，着眼于严肃重大的社会事件和问题，侧重于宏观的把握和哲理的分析，这样既能鞭辟入里，击中要害，显示其力度与深度，又能回避掉许多无聊的对号入座和人事纠纷。
《世界大串联》，作者就是站在历史的新视点，对出国潮问题进行鸟瞰，它概括了二十世纪五代留学生的历史境遇、影响和作用，以此来观照今日的“出国热”现象，并力图作出客观、公正的科学分析。作者也记叙了大量生动、具体的人物，但它超脱了对这些人物事例的是非判断，只是通过艺术的描绘，写出出国潮中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写出他们的良知，心态以及难以告人的隐秘和种种苦衷。作品借此说明出国潮形成的种种原由，以印证作者对出国潮现象所作的理性分析，使它具有更普遍的社会现实意义。
胡平、张胜友的报告文学作品，属于那种“拓展了艺术思维的广阔空间，进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性思考，并把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审视和对未来的预测和构思，融进富于现代意识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中。”（《文学评论》88年2期）这是一种将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认识功能与审美功能有机结合起来的有效模式。这当然不是唯一的模式，然而，报告文学发展至这种模式，能否可以说，是这种文体的本质回归。作为一种文体，尽管题材、内容、形式、手法可以随心所欲，千变万化，可是那种信息的密集、多种学科的集合，多种功能的兼备，正反映了报告文学自身所固有的特质。
对于报告文学的艺术性、文学性应该有另一把尺子，不能按照一般小说等文学样式的标准来衡量。人物、环境、典型、情节，已不是作品的基本要素，然而，从题材的精心选择到宏观把握，从对事件、问题的全景描绘到各种学科知识的融会运用，从大量信息的取舍、密集到议理抒情的自由抒发，还有思辨型的警句策言，人物事件的生动记叙，无一不需要一颗艺术的匠心和一副文学的手笔。报告文学的艺术性、文学性主要就应该体现在上述这几方面。
《东方大爆炸》里，作者探讨了中国人口这个老大难问题。作者从历史到今天，从生理学到社会学，所作的宏观全景描述和深入精细的分析，涉及了多种学科的知识，包容了很大信息量，当然，这篇作品也暴露了当前这类报告文学的通病：冗长。材料堆砌而缺乏提炼，枝叶芜蔓而失之剪裁，为抢题材，赶热点，粗疏、草率之处就在所难免了。
《神州大拚搏》，反映知识分子的职称评定问题。作品绕开了那些听腻了的对知识分子的空洞赞歌，也不同于那些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所发出的大声疾呼。作者冷静地从中国改革的总体构想出发，来审视知识分子的职称问题。作品立意于“大拚搏”，写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种种心态以及在因袭重负下的自身不足和弱点。作品前半部，形象生动地记叙了在评职称中一些知识分子的典型事例，有怀才不遇、牢骚满腹的，有低三下四、委屈求全的，有用尽心机、勾心斗角的……凡此种种，显现出了一幅“大拚搏”的图画。这是当代的
“儒林外史”，其思想意蕴与艺术功力，就包含在这些当代儒生的喜怒笑骂之中了。不过，作品后半部，就有些空泛了，漫无节制的大发议论。确有“事不多，议论凑”之嫌。这种过多的非文学化的抽象议论，在当今这一类宏观全景式的报告文学之中，是应该引起注意的。现在有一种观点，以为报告文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认识功能，对其审美价值不必苛求。这其实是不妥当的。正因为当前不少报告文学作家自身热衷于其社会认识效应，而忽略了审美的要求，再加之大多数报告文学作品，为了抢新闻，赶时间，仓促动笔，草草收篇，艺术上来不及细致推敲，反复锤炼，以致影响了报告文学的质量和社会效果。否则，长此以往，报告文学就将只有报告而无文学了。
第5版(理论)
专栏：我看通俗文学
通俗小说的分类
鲁海
任何一种中国文学史都要谈到通俗小说，到目前为止，现代文学史却都不谈通俗小说，文学史家为何对古今的通俗小说有厚薄之分。其实，回顾一下历史，辛亥革命以前，通俗小说也是不入史的，我国自西汉的《七略》以来，有大量的书目，而这些书目是不录通俗小说的，正如今日的新文学史不谈通俗小说一样。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已经谈到：“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多，而史志皆不录。”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些后人认为古代小说瑰宝的作品，在著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依然不录。
现代以来，主要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产生了现代体小说，这种小说被认为是正统，产生了小说上的“雅”与
“俗”，通俗小说被排斥在教门之外。仔细分析起来，通俗小说的艺术方法、内容有极大的不同，用通俗小说来概括是十分勉强的。如以赵树理的小说和张恨水的小说相提并论也难以合理，如以娱乐性为通俗小说的特征也嫌以偏代全。通俗小说的特征应是可读性强，崇尚故事情节，而对人物的内心及故事背景等方面较少为文学所触及。
长时间以来，通俗小说受排斥，可以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学创作的小说及新文学理论被认为是“正统”，与新兴的文学创作方法不同的则被排斥。第二，文学作品被认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单纯的教育人民的工具，否定了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因而不能为阶级斗争服务、没有明显教育意义的小说自然视为瘟疫。做为通俗小说本身，自然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创作方法简单，也确然存在趣味低下的问题。
过去的可以争论、总结，关键是今后如何对待。我觉得音乐作品的经验是完全可以借鉴的。近几年来，每年举行的歌曲电视大奖赛，无论专业组也好，业余组也好，都分做“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三类，这实际上与小说是一致的，如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派小说与张恨水等人的小说通称为“通俗小说”是不得当的，是否可称为“民间小说”，本来赵树理等同志就致力于民间文学，是以广大农村民众为主要读者对象兼及城市低文化水平层次的文学作品，一直有民间故事、民谣，其小说可称为民间小说，使其与通俗小说有异。
过去，没有通俗小说的称法，二三十年代有鸳鸯蝴蝶派之称，并不得当。南方的包天笑等人著作称为鸳鸯蝴蝶派，但北方的张恨水等人，乃至还珠楼主等人作品均称为鸳鸯蝴蝶派就很牵强。在群众中称之为“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四大类。这种区分方法，今后仍然可以继承，通俗小说仍离不开这四大窠臼。言情之词亦无不当之处，爱情是人生重要组成部分，写爱情早已不是禁区，可以算为一派。武侠，在电影、电视中称“打斗片”，香港又有新派武侠小说，统称之为武侠，亦足代表。侦探小说，包括破案、反特之类，亦均属侦破范围。社会小说以写人情世相、邻里街巷为主，与言情小说相近，但主要不是写男女之爱。纵观近年来的通俗小说仍离不开这几方面。
第5版(理论)
专栏：
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最近，在呼和浩特举行了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这届年会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文艺思潮。许多代表就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和当代中、外文艺思潮的关系发表了意见。会议还就一元论和多元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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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大众文学理论研讨会在太原召开
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最近在太原召开中国大众文学理论研讨会，对大众文学的兴起、现状和今后发展中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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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四季》创刊
由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型文学季刊《文学四季》于九月问世。该刊专发长篇小说和纪实文学。（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