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风华杂文征文
《河殇》有幸谁不幸
魏明伦
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稼场鸡惊醒了梦里南柯……
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哼着戏文，拆开邮递员送来的快件——某刊举办《河殇》笔谈，要我叨陪末座，一纸航空约稿信，蓝天白云，飞啊，飞进寒舍，已是十天零八小时后。神州不神速，超级慢镜头，岂止应悼《河殇》，我看该作“天问”。
中国人习惯慢半拍，不肖的我却是急性子，毛病在快三分。凡事慢了讨厌，快了就不讨厌么？譬如京戏板腔体，一板三眼，法度严格，慢半拍或快一丝都会顶板。戏文内的“稼场鸡”深知法度三昧，适时报晓，妙在不早不晚，不快不慢之间。设若半夜起来咕咕叫，于人于鸡皆不利。扰人清梦，鸡则可能付之刀俎，与鱼肉同归于尽。可见快了比慢了更险，所以吾土吾民风习宁可落人后，不为天下先。
《河殇》终于再次重播了！说什么？我想说的，评论家们几乎都说了；而《河殇》里某些话，我又早在两年之前说过……
且慢！后一句失口，列位请勿高声疑问，这事儿险遭大祸，至今我余悸犹存。只与好友说，莫向外人传，附耳过来——小弟前年曾在某地某会讲学，讲稿发于某刊某期。那时节，我本该说些编剧雕虫小技，国粹一板三眼；或者说说礼貌用语：你好，谢谢之类；无奈偏不安分守己，偏要忧国忧民，居然反思历史，求索中外。我说什么来着？啊，说帝国主义未必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说农民战争不是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说长城好似大围墙，黄河有如束胸带，束得母亲乳房干瘪，发育不良还自高自大！说龙是封建君权象征，龙的传人实为恐龙传人，大而无当，自相残杀，龙祖龙爷已被开除球籍，龙子龙孙不以为戒，反以为荣！说中华民族智慧与愚昧奇妙结合，美德与劣根溶为一体，一场文化大革命，咱们愚忠的愚公后代是否也该自省一下民族素质如何？知耻近乎勇，讳疾近于亡，这一代多出一批“龙的叛臣孽子”，中国才有希望……我说了整整三个小时，内容多与《河殇》灵犀相通。当然，我是小巫，怎及大巫《河殇》诸学者那样系统、那样广博、那样深刻，更没有配画配乐加朗诵，没借电视传播媒介，飞入寻常百姓家。尤其不及《河殇》适时问世，于1988年七届人大会后喷薄而出。
我说早了！不但未获殊荣，反倒给自家招惹许多麻烦。至于麻烦到什么程度，详情恕不奉告。托党中央的福，三令五申，严禁下面“横扫”、“扩大”。本人无党无派，非盟非社，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头百姓写作“个体户”。草台班子唱戏出身，拿不出小学文凭，不算文盲算半文盲，不算大老粗算小老粗，“易胆大”身价不大，“九龄童”童言无忌。金盆打水银盆装，原谅原谅。大河口子丢盐包，海涵海涵。高抬龙头，赦个左右，造弓者造弓，造箭者造箭，魏明伦还是让他写戏去罢……得令，急下，拉幕，换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忽闻掌声雷动，喜看《河殇》登场！
真个是金鸡报晓，朝霞满天，虽然还有争议，毕竟没遭大麻烦。《河殇》幸运，文艺幸运，国家人民大大幸运。
小小不幸的是谁呢？当然是半夜起来咕咕叫的短命鸡！就我一个倒霉吗？小鸡何足道哉，可有叫得更早更响而更不幸者？
（作者单位：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
第8版(副刊)
专栏：
余技成家
——叶圣陶先生艺文点滴
刘叶秋
叶圣陶先生，文苑胜流，教育耆宿，其成就与贡献，无庸赘述。即论余技，亦足名家，叶老与俞平伯先生友善，常有手札往还，诗词唱和。七十年代初，我时往永安南里俞先生家请教，得见叶老辞翰，敬慕不已。1974年夏，以扇面乞俞先生代求叶老墨宝。叶老重俞先生之请，不久即挥洒见赐，词曰：
庐山雾景难描，影机画笔都无济。晴峦叠翠，倏萦一缕，缟裾轻曳，顿失前峰，旋迷旁壑，混茫而已。又批封却障，忽开半面，分明见青螺髻。
楼外丛杉挺峙，似迷藏与人游戏。近株已隐，远株尤显，霎时更替。变复多端，无分远近。影形
俱翳。但排窗雾入，沾衣
润席，够清凉意。
水龙吟
十余年前旧作，书请
叶秋先生两正 1974年夏
叶圣陶
楷书圆润，一笔不苟，而且写的是自己的词，合成双璧，尤可宝贵！叶老虽不以书名，学者之字，自饶雅韵。词咏庐山雾景，描绘入微，比喻逼肖；於难状之物，形容若此，使读者如见画图，更非俗手所及。惜其诗词诸作，未闻印行问世，而其早年篆刻精妙，则知者更少。1975年初，我曾在友人处，见“十二印斋”长方白文印拓一纸，刀笔挺秀，饶书卷气，闻出叶老之手，且深为吴湖帆所赏。嗣又见所治数印，无一不工，不禁惊诧贤者之无所不能。乃作一函，附拓自刻之印十余方，托俞先生转致叶老，请其评量优劣，指点瑕疵。没隔几天，叶老即复函云：
叶秋先生赐鉴：前数日平翁转来 手书并印蜕若干枚，展诵之际，先则惶悚，继则感愧，所以惶悚者，惠书之措辞与款式为我所决不敢当。而虚心垂询镌刻之善否，一若我於此道略有所知者，览而自省，能不感且愧乎。刻图章为青年时期胡为，近日追忆，盖当1917年，此后鲜复执刀。从未入门，罔知派别家数，何能谬为品评乎。然亦喜观他人所用印章，见佳者说不出所以然，但谓此颇舒服。舒服云者，见佳画字时亦常用之。足见赏鉴之浅薄，语言之贫乏矣。今观尊雕诸章，皆觉颇为舒服，能答对者仅此耳。诸蜕已贴之於册，便随时观玩。夫於不足方寸之平面，刻划雕凿，或白或朱，无非去所不需而留其所需，而几微之差，工拙斯判。其为上艺而邀台从之爱好，倘以此欤？
专此敬答，顺请
大安
叶圣陶4月7日
叶老回信之快，出我意外，而且写信仍然是一笔不苟的楷书，其诚挚谦虚，处事郑重的精神，俱见于一函，更使我感动。叶老自云“刻图章为青年时期胡为”，于1917年之后“鲜复执刀”，可见当年叶老不过二十岁左右，从事篆刻的时间不长，但造诣之高，实不逊于老手。我于1978年，在俞先生家，又见到叶老一本印谱，收印数十方，俱系叶老为王伯祥先生所刻，由其哲嗣王湜华同志拓赠俞先生者。大印小印，朱文白文，各体均备，无美不臻，盖由天资超逸，非尽为功力所致也。叶老所云“夫于不足方寸之平面。刻划雕凿，或白或朱，无非去所不需而留其所需，而几微之差，工拙斯判”数语之精当，不仅限于篆刻，推之于作画撰文之经营布置，剪裁去取无所不宜。“几微之差，工拙斯判”，又说明工拙之分，看似细微，却反映出学问修养的差异，非可强同，亦属精解。此函对我颇有启发，故特公诸同好，使知前辈专家，于治学之余，兼工艺事，而学艺之间，多可旁通。并希望叶老的印谱，能够出版，以供广大读者观摩鉴赏，为艺林增添佳话也。
（附图片）
唯庚寅吾以降
铜川王家
伯祥手校
闲愁付酒卮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史小品
蔡元培的修志观
陈新宇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时兼过国史馆编纂，他年轻时还作过上虞县志编纂襄理，当时由于新的观点不为时人所理解而辞职。
民国八年，蔡元培先生应新昌人童亦韩（学琦）之请为当时修纂的新昌县志作了一篇序文，文虽不长却叙及了其与史志工作的因缘，并对修志提出独到的看法。此文，其全集未载，似应补入。
先生在文中首先叙说了自己早期方志思想来自章实斋的《文史通义》。24岁中举后应朱笏卿先生邀任上虞修志局襄理，据章实斋思想拟了新凡例，“同事者大哗”，因而去职，此事对先生影响极深。其后，“稍涉科学”体会到“旧日方志之缺点，即章氏之例亦有不适用者”。在北大兼任国史编纂中更深化了认识，得出“昔之修史者用演绎法，以中央政府为主体，今之修史用归纳法，以社会各方面为要素。”的差别概念。这不但是古今修史方法不同，而且还是“修史者众而修志者少”的根本原因，也即是修志要接触社会收集新鲜的群众性资料，工作更为繁重，而写史则只需对现有档案及现成文字资料的收集、编写，相对说来较易。从以中央为主体的修史到以社会为主体的修志，从演绎法到归纳法，这一观念的改变可以说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民主思想在先生史志认识上的反映。
先生赞许了民国新昌县志中的部分凡例，如“地图之本于测绘，山川之特列纲目，教堂之附入寺院，灾异、祥瑞之别为轶闻而附诸杂志”，认为这种以新的科学方法代替旧法，以附录的方式处理有迷信色彩的资料，可以“正旧志之失”。
第8版(副刊)
专栏：
望星空
张烨没有人能像我那样在枫叶染红霜色的深夜痴痴地向你遥望冷静高傲的眼眶泻下比菠萝更沁香的冰光严峻的唇际洒落一阵无声的语言化为雪飘满头顶我只是一个瞬间如匆匆过客你却是永恒即便你打开巨大的冰库已将我炽热的目光斥退却无法撼醒我耽于梦幻的头脑遥望，打捞我吧水晶网我在漆黑的井底，抑或遥望，顽固地等着你沿着一道无垠的黛色斜面滑下与我永远住在一起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三令五申”与“屡禁不止”
“三令五申”与“屡禁不止”如同孪生姐妹，常结伴出现在报刊上，而且越来越稠糊。
它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作为词语来讲，“三令五申”与“屡禁不止”是一对关联词语，都是相对而言。如果没有“三令五申”就没有“屡禁不止”，反之，如果没有“屡禁不止”，也就用不着“三令五申”了。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问题远非如此简单。
按说，“三令五申”是专治“屡禁不止”的，其结果如何呢？有时候“三令五申”之后，“屡禁不止”依然故我。不客气地讲，有的“屡禁不止”倒真治住了“三令五申”。
这究竟是怪谁呢？是怪“屡禁不止”的顽固，还是怪“三令五申”的无力？依我看来，有些顽固的“屡禁不止”之所以存在，确实是因为“三令五申”。人们看到，有的“三令五申”如同银样镴枪，遇热则化，遇坚则折；有的“三令五申”只是虚晃一枪，有唬人之意，无当真之心。
比如禁止大吃大喝的“令”，喊了不知多少年了，问题并没有解决，有的地方反而越发日盛起来。年年说对违令者严肃查处，但迄今为止，人们真还没听说纯粹因吃喝受到处分的。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临沭县的那次借对话大吃大喝了，新华社记者写了报道，人民日报、大众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都报道了。查处的消息至今没有下文。
还有“不准代扣农民粮款”，这个“令”年年发两次，少说也有五年了。结果呢？说的照说，扣的照扣，发令者，执令者和违令者之间，如同井水与河水——谁也不犯谁。那种不查不处、有查无处的“三令五申”和放羊的孩子说“狼来了”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向来以说话算数闻名于世，何况“令”呢？我认为，一个“令”究竟能不能产生作用，关键不在于重申多少遍，而在于执令严不严。对于那些一“令”就应该止的事，千万不要“三令五申”，令出法随，执令如山，才是整治“屡禁不止”的良方妙药。 侯凤宣
第8版(副刊)
专栏：
世界艺术的壮丽画卷
——读《世界美术史》第一卷
邓福星
正当改革开放的时期，艺术、美学及历史等学科的研究者及一般读者，都涌向世界的窗口瞭望。最近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美术史》（第一卷），正是从这世界窗口里向人们所展现的一幅丰富绚丽、景象万千、具有宏观史脉的全景画。
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综合性多卷本的世界美术史。它是在中年学者朱伯雄主持下，一批国内研究中外美术史的专家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第一卷共设五章，分别为欧亚、中国、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原始美术。从每一章里又分列数节，排列了各大洲的主要地区，每一节就这一区域内的各个门类的原始美术加以论述。各章的材料都经过缜密的筛选，扎实而详尽，条理清晰，纵向时序和横向的空间分布都交代得很清楚。王朝闻先生说，对于我国的艺术和文化，当前还存在着“闭关自守”和“盲目崇洋”的两种偏向。只有把中国艺术放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加以比较，才会以科学的态度，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世界美术史》第一卷，作为比较系统的关于世界原始美术及原始文化的画廊，为读者进行有关方面的中外比较创造了条件。
在一些人文学科中，近代常有从西方传入的“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在以往外国人编著的所有的世界美术史或世界美术全集中，中华民族伟大的艺术只占有很少的篇幅。这部美术史也具有对这种不客观不公正的认识进行纠偏补正的作用。在中国原始美术中，石器的发端很早，制作自成体系，高度发展的彩陶艺术与原始玉器，世所罕见，数量巨大的原始岩画，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编撰者在书中对此都作了全面而简明的论述，使世界原始美术更加丰富。作为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起源之一，中华民族的原始美术在书中专辟一章，不啻是对某些民族偏见的批判。
编写这样大型的史著，困难不少。编著者难于实物考察，资料也难以应有尽有。地域、民族及艺术门类繁多，不同国家的文化艺术中心时有变迁，头绪复杂。有关理论和观点也多有分歧。编著者在论述这些不同的美术对象时，不仅比较它们的个性，也寻找它们的共性，并探索东西方美术中一些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形态和表现。书中不仅对史料条分缕析地加以叙述，而且把各种有学术价值的不同理论和观点也一一分析比较，略加评论，从不妄断，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例如对岩画功能和性质的论述，就并举了种种不同的理论。
该书的不足之处是，全书各节的设置在体例上还不尽协调。对有些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从而提出编著者自己更明确的见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