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苏州农村家庭经营转向“发达型”
经济实力在农村已处举足轻重地位
本报讯 集体工副业较发达的江苏省苏州农村，农户经济也在迅速发展，大量农户正逐步由“自给型”、“封闭型”旧式家庭经营，向现代化、商品化“发达型”新式家庭经营转化。家庭经营领域不断扩宽、经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其初步显示的特征是：
——农户家庭的经济实力在农村经济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年年初统计，市辖各县市农户储蓄总额达21亿元（全市农村户均储蓄2000元）。1987年全市农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7.23亿元，比1983年增长3.8倍。昆山县陆扬镇62个家庭农场，三年内用于购置配套农机具的资金户均8000元。现在苏州农村相当一部分农户已经能够靠自己的财力进行较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投资。
——农户经营遍及农村经济各个领域。除传统的种养业而外，1987年苏州农村有个体工商户8.3万户，从业人数16.7万；兴办各类家庭工厂（场）6.9万个；从事运销的有7.5万户、15万人。
——经营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户注重应用新技术、新工艺追求高效益。二三年前还只是工厂或农村少数能人掌握的种养业加工增值新技术，如渔畜混合饲料、食用菌发酵工艺、服装针织、花木盆景、精养池鱼、蚌珠手术等，如今已经普及。
——劳动力利用率和产出率显著提高。被调查的1015户农户共有标准劳动力3200个，1983年平均每个劳力投工294天，人均收入423元；1986年增至351天和881元。
农村发达型家庭经营的发展，充分表现出广大农户独立发展商品生产，推进专业化的内在动力和能力。1987年，全市农村参加各种专业化生产的农户达40万，169万余人；形成不同规模、不同特点的专业村792个。1987年出口农副产品收购额7亿元，其中70％以上来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专业化生产基地。最近两年开发外向型农业中，各县又出现了一批饲养虾、蟹、鳝、鳗等各类特种水产的农户，一些农户家庭已开始经营诸如美国食用鸽、西德野鸭、日本小黄瓜等高档新品种。 （徐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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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民的话
“富”为啥就不踏实？
万兴
“在农村，特别在穷村，挣一个钱就当成一个钱，迟早要垮台！”办家庭铸造厂的王化民的一席话，道出了目前农村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的一种心态：富得仍不踏实。
于是，他们慷慨解囊“捐献”、“赞助”，想方设法为“公家”做点好事。像王化民这样交“谢土费”，恐怕也是实在想不出什么名目了，但多多少少拿笔钱“交公”，好像也了却一桩心愿似的。要说有谁强迫他们这样干，也未必见得。在一些地方，凡手头“活份”一点的农民，你想让他不这样，他还不干哩。他们多劳了，但不敢多得，这大概不能算正常现象。
这种情况在一些地方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治
“红眼病”喊了多年，怕是还没有除根。立法还不够完备，一些人难免心里打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是领导的工作问题。事实证明，农村干部假如在这个问题上原则性不强，不把“揩油水”当成一回事，“吃大户”势必就成风。那些被“吃”的农民开始也许宁肯少得，继之就会心里不痛快，说不定就会打“退堂鼓”（包括要求换牌子，改姓“私”为姓“公”）。一些地方治穷致富多年成效不大，与这些地方少数率先富起来的农民一直富得不踏实，腰杆直不起来很有关系。
我们并不一概反对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乡亲办点公益事业，但第一要力所能及，第二要真正自愿。当干部的不能大张旗鼓地提倡这类事，以致造成一种舆论的压力，因为这也是造成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富得不踏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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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紧建立我国新的信息机制
张寿强调像对待经济资源那样对待信息资源
本报讯 记者鲁牧报道：为形成我国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必须形成与之相应的信息机制。开拓和发展我国信息事业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和发展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的纵横交织的信息网络。
这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张寿今天在有部、委负责同志和部委信息中心主任参加的国务院部委经济信息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主要话题。
张寿在介绍国家经济信息系统近几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之后指出，我国目前管理经济的信息渠道，基本上还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纵向”信息机制，而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仍处于相对隔离的封闭状态，这就不能满足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需要。要用管理物资和能源等经济资源同样的态度来管理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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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生产与大市场
——蔬菜产销体制改革述评
本报记者 潘岗
如今，城市的“当家人”谈起蔬菜，差不多都会提起小生产与大市场这对矛盾。
的确，消费者对蔬菜的需求这几年扩大得令人惊讶：武汉三镇，1984年以来市郊常年菜地减少3.4万亩，城市吃菜人口却每年以近10万人的速度递增。
广州，1984年城市吃菜人口是250万，现在达400万。
北京去冬白菜价高，一度断档，市政府前不久总结教训时谈到：我们对新增的吃菜人口估计不足。去年计划吃商品菜人口为650万，这个数字打得紧了，其实流动人口和郊区进城农民至少增加了50万。
还有，随着城市郊区产业结构调整，原来生产蔬菜的农民，现在不仅不生产，还成了蔬菜的消费者。
市场需求在逐步扩大，但生产基本上是以菜农家庭承包为主，户户种菜，菜田零星分散。广州一、二线菜地，12.3万亩由12万菜农种植，其中人均不足一亩菜田的就占53％，10亩以上的仅有4户。重庆菜农，多则一二亩，少则一二分。这种情况，难以形成批量生产，商品率低，调运也十分困难。菜农诉苦说：种几分菜，买到种子没薄膜，弄到薄膜又愁化肥、愁灌溉。好容易盼到菜长成了，又愁没车运、没有人去卖。
满足市场需求需要现代化的大生产。但在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要马上做到这一点似乎不可能。那么，能不能从国情出发，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呢？青岛等地的做法给人以启示。
1986年，青岛市在合同定购蔬菜的30多个村建立了蔬菜产销服务站。这些服务站，既代表菜农与商业部门签订合同，又负责向农民供应化肥、农药、钢材等生产资料；既及时向农民提供灭虫除害、育苗服务，又在收获季节为农民代办过磅、装车等销售服务。产销服务站免除了菜农的苦恼，受到了普遍欢迎，目前，已发展到100多个村。
武汉市去年成立了蔬菜生产资料服务公司，重庆市近郊20个蔬菜生产为主的乡，乡乡成立了技术服务站。
这些蔬菜生产服务网络，虽然目前多数还有待于完善，但在一定程度上把分散的小生产者与日益扩大的市场衔接了起来，作用十分明显。特别是在生产管理上仍然维持了包产到户这一农民喜爱的形式，因此很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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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金融手段为科技与生产架设桥梁
浙江工商行支持429个科研项目
本报讯 浙江省工商银行利用金融手段，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结合。目前累计发放科技贷款9119万元，支持了429个科技项目的研制和推广。
1985年浙江省工商银行在实践中了解到，该省绝大部分科研新成果没有应用到生产中去，原因之一是缺乏必要的资金。据此，他们决定打破传统的信贷业务，开辟科技贷款的新领域，为推动技术进步服务。
——支持新产品开发。三年来该行对278个短平快的新产品开发生产提供贷款5548万元，约占全部科技贷款的60％，使一大批实验室的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这些新产品中有62项填补了国内空白，30项达到省、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
——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德清新市生化厂原是一家生产酱油、味精的作坊小厂，后转产治疗肝脏及心脏病的高效药物原料肌苷，但由于技术落后，成本高，限制了生产，产量只能满足全国需要量的6％。上海复旦大学谈家祯教授在实验室里培育出了产苷率为国际先进水平1.5倍的新菌种。为将这种新技术及时应用于生产，浙江省工行将之列入“星火计划”项目，发放65万元贷款，使这个厂的肌苷生产成本降低70％以上。 （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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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企业家与理论工作者
联手探讨改革的理论问题
据新华社南京7月5日电 （记者王孔诚）无锡市农民企业家费志远最近与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达成协议：由企业出钱，研究所出人，研究整理企业改革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进行探索。
有关人士认为，这件事反映了改革中的企业对理论指导的渴求和对改革事业强烈的参与感。
费志远是江苏省劳动模范、无锡市胡埭乡黑白实业公司经理。他不仅是个经营能手，而且对改革理论具有浓厚的兴趣和多方探讨。他创造的“费志远计效工资制”、“费志远企业资金管理矩形计量法”，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色彩。他还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共有制的设想，即“费志远企业劳份制”，引起国内理论界的关注。
根据协议，无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已到黑白实业公司开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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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航全线准备防汛
所需物资均已到场
本报讯 长江全线各港以及航道，航政，通讯，船闸，物资等单位的7万多职工，目前，正以临战姿态投入防汛准备工作，以保证祖国交通大动脉的安全度汛。
进入6月以来，长江航务管理局组成的工作组已分赴到沿江各重点单位进行检查，各防汛机构，也都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建立和健全了防汛抗洪责任制。宜昌，沙市，武汉，九江，芜湖，南京等港在做好堤道闸口、管段层层落实，包干到人的同时，各装卸码头正着手对货场的物资清障转移，确保防汛物资的装卸和储备。
（桂慧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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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变单一经营农牧业旧格局
西藏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发展迅速
据新华社拉萨7月5日电 （记者群桑 罗布次仁）记者在最近召开的西藏全区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工作会议上获悉：从1980年以来，西藏的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平均每年以32％的速度迅速发展。去年全区多种经营、乡镇企业的总收入达到2.4亿多元，比1980年的3700万元翻了两番多。
从1980年以来，西藏放宽了农牧区的经济政策，改变了过去单一经营农牧业的状况，1983年全区多种经营、乡镇企业收入首次突破1亿元。去年西藏的多种经营、乡镇企业的收入占到农牧区经济总收入的25％，农牧民人均收入中有近1／3来自多种经营、乡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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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一书即将出版
本报讯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一书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由人民开源图书报刊发行公司发行。书中较全面地反映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概况，系统汇集了国务院关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管理法规，发表了一些经济学家、学者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中若干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以及香港报纸对我国私营经济的报道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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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凤尾街，你好！”
新华社记者 杜奎昌 梁树棠
最近在云南边疆采访，到镇康县的第二天，恰好碰上县城凤尾镇赶集（即农贸市场）。穿红戴绿的各族群众，在街道两旁的凤凰树荫下，忙着卖东西、买东西，好不热闹。
当我们得知凤尾镇是1984年底才开始出现赶街时，感到格外惊讶。镇康这个边境县，连县城里的集市都才有三四年的历史，恐怕在全国也少见。
过去，镇康县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小镇上只有一家民贸公司和一家国营食宿店。干部职工种菜养猪，自产自销。一天，有个外来的汽车司机，因到凤尾镇的时间晚了点，那家国营食宿店早已关门，吃住无法解决，他一气之下，将食宿店的招牌摘下来拉跑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镇康县委和县政府一心想把凤尾镇的集市首先抓起来，开会，动员，定街期，发文告，但还是没人来赶街。因为边疆老百姓太穷了。既无东西出卖，也无钱购买东西，哪能白费力气来赶趟甩手街？
县委、县政府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扶持各族群众养牛、养猪，种植茶叶、橡胶、甘蔗、水果等经济作物，尽管镇康条件差，底子薄，但经过几年的努力，大多数农村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以1987年和1978年相比，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由946万元增长到3099万元，人均收入由67元上升为197元。从1984年起，凤尾镇才形成集市。
我们穿行在来赶凤尾街的人群中，透过这个只有三四年历史的集市，看到了商品经济终于在边疆民族地区萌发起来，心底里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凤尾街，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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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跨过历史的沟壑
本报记者 黄际昌 黄幸群
香港同内地的经济合作进展很快，然而，也不时听到喧闹的声音。内地有人嘀咕港商，港商也有抱怨内地的。现在应当抖开包袱做一番清理。
一、见怪不怪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花园酒店事件”便是一桩中外瞩目的不大不小的事件。今年1月6日，投资的一方——香港中国贸易发展中心有限公司负责人冯德成，在香港单方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中方违约，停水断电，使桂林花园酒店难以办下去。舆论为之哗然。合作的另一方——中国青年旅行社广西分社则指责对方违法，拖欠款项。
我们一直关注这一事件的变化。5月间，专程访问过冯德成。那天，他脸带笑容地说：坏事正在变成好事，不但打算把酒店办下去，还打算在广西投资另一个大项目。言谈间他一再感叹：真是不打不相识啊！据冯德成介绍，合作双方经历了“一波三折”：从1986年10月到第二年8月，他同前任董事长（中方人士担任）“合作很好”，问题出在后来中方另派董事长，“新人不认旧账”，出了麻烦。往后如何？走着瞧。
我们不想评说上述双方的是非曲直，只想透过现象作些探讨，为今后大范围内的多边合作找点借鉴。正如一位律师指出的，在双方签订的第一份合同上，就有不周之处，一些名词的解释也不清楚。一旦碰到“墙头”，双方自然容易各执一端。我们探问：第一次订合同可不可以没有漏洞？经商多年的冯德成摇头说：“世界上没有一份合同没漏洞。”细想，这里确有不可避免的因素。
二、历史的必然
类似桂林“花园”情况，国内别省市也有。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原因：在中方，缺乏的是：发展商品经济的精神准备、对外经贸经验、外向型经济人才、相应的经济体制以及对国际市场行情和国际惯例规章的了解。港商呢？对中国国情、内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内地经济的优势、活力和弱点认识不够，同内地人打交道的耐心也不够。两个方面的“缺乏”和“不够”，可以找到深刻的历史根由。
近百年来，香港人与内地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历经百年形成的历史性的深沟大壑，岂能一朝跨过！
最深的“沟壑”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内地至今仍有人用50年代的老眼光看待今日港方的合作者；合资企业里有香港雇员，却不放手让人家干，怕顶头上司批评“立场不稳，用人不当”。合伙做生意却怕人家得利赚钱，给对方让点利更担心被指责为“吃里扒外”。一些人至今见了外来人，唯恐上当。至于香港方面，有些厂家只看中内地劳动力便宜，有的人自恃“财大气粗”，瞧不起内地人，自以为“钱能通神”，有了钱就可以自行其是。也还有许多人担心“多变”，偶闻风声，就如惊弓之鸟。双方合作者，互有戒备。不出问题倒也相安无事，一触及利害冲突就关系紧张。这样的心态，怎能维系和发展良好的密切的合作关系？！
三、天堑变通途
先行合作者谈合作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深圳一家开办最早的合资企业，双方经理对记者道出两字：“坦诚”。正如港方经理总结的：“双方也经过很多磨擦：不理解与理解，不谅解与谅解，不习惯与习惯……经历多次磨练，我们合作得更好。”
我们分析多起冲突事件的直接导因，无不是利益上的得失。“在商言商”，岂有不重利的，关键在于合作双方要真正做到互利，才会两厢情愿，乐于合作。
互谅互让，是不可少的粘合剂。由港商与北京民航局合资经营的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开办8年，经理伍淑清遍尝酸甜苦辣之后，谈到这条成功的经验：“内地方面明白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和顾虑，而我们也了解内地方面的复杂处境，因而互谅互利，使问题得到解决。”
合作不怕出纰漏，出了纰漏，共同会诊。“迅达事件”的处理就颇为迅捷。这家公司一度发生股东纠纷，蛇口、无锡有关部门出面调解，各股东代表均抱诚意，分清责任，重归于好。
“迅达”风波的经验并不深奥玄妙，唯在“实事求是”。求得“是”处，就见希望，就长信心。
历史挖就深沟大壑，跨过去不易！真诚的合作伙伴却乐于伸出手臂，扶人过“沟”。我们在采访中遇到过这样“热心人”。深圳中华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厂”）是香港与深圳合办的企业，担任总经理的施展雄（港商），开业就注意到大批员工是从内地乡镇招来的新手，素质不高，就亲自抓培训，订培训大纲，到科室车间现身说法，使不少人成了新企业的骨干。“中华厂”的优质产品畅销于国际市场。
香港居民98％以上是中国人。香港人与内地人的经济合作，实际上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合作，是在世界赛场上配合“双打”。只要同心合力，克服种种偏见，纵有天堑在前，也能跨过去，香港与内地共同向当代国际经济的大赛场进军的好戏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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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QDW60压缩机通过鉴定
本报讯 “七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北京电冰箱压缩机厂主要产品QDW60压缩机日前通过国家级鉴定。专家们认为，QDW60压缩机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这次鉴定，扭转了那种认为国产的电冰箱压缩机达不到进口压缩机水平的看法，结束了我国名牌优质电冰箱压缩机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为我国电冰箱国产化做出了贡献。
北京电冰箱压缩机厂是从菲利浦集团意大利伊瑞公司引进全部生产设备和技术而兴建的，设计年产7种规格的电冰箱压缩机100万台，产品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
第2版(经济)
专栏：
吉林人参加工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报讯 记者潘衍习报道：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宝泉山参场和吉林大学、吉林省农垦参茸公司共同研制的人参加工工艺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加工的新品种“吉林长白人参”，主要指标已达到或超过朝鲜“高丽参”。
这项科研成果日前通过国家农业部组织主持的鉴定，这是我国首次对人参加工工艺及其产品进行的部级鉴定。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上游，是我国人参的重点产区。该县年产原料参600吨，人参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和出口量均居全国首位。
通过鉴定的人参加工新工艺，即采用远红外负压烘干技术；压力和温度同时控制的蒸参技术；低水份含量、高压力的二次加工技术；防止成分损失的洗参方法；计算机控制关键工序的新技术等，均系国内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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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烟台至广州航线7月5日正式开通 烟台民航机场位于市南郊15公里处，原为军民合用小型机场，去年7月进行扩建，现已能起降中型客机。据悉，这里将陆续恢复和开通至北京、上海、大连、济南等航线。烟台与日本、香港等地不定期包机航线开通前的准备工作也在抓紧进行。 （牟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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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泸州市第二届名酒节将于9月在酒城泸州市开幕 四川省泸州是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发源地。早在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就以“醇香浓郁，清冽甘爽，回味悠长，饮后尤香”的独特风格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解放后，在全国历届评酒会上蝉联国家名酒。1987年在泰国曼谷参加国际展览，又获大会设立的唯一金奖——金鹰杯。
第2版(经济)
专栏：
黑龙江垦区九三农管局已有13项成果获奖 这些奖分别由国家科委、农委和省总局等单位授给。13项成果增加经济效益两亿元。这个局本着为生产服务的原则，重点抓了农田防护林防护效益及其胁地减产的调查研究，解决了人们对营造农田防护林会影响粮食产量的模糊认识；还开展了杨树新品种的选育工作，先后获得小黑14雄性无性系杨树新品系的选育成果，并应用于生产；推广了6502号杨树；还引进落叶松、樟子松、水曲柳等珍贵树种，到目前已有各种人工林46万亩。（赵国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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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释义》即将出版 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逐章逐条进行了解释，并汇集了国家有关私营经济的主要法规。该书将在近日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发行。（高宽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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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民的话
“谢土”的良苦用心
韩书贤
前不久我到山西省屯留县采访，听人说到“谢土费”，颇觉蹊跷。追根问底，才知道是岗头村王化民办家庭铸造厂，每年交村里500元，因既非税费，也非提留，有人便给它起名为“谢土费”。意思大概是感谢脚下这块使他发家致富的土地吧！
谢土有无必要？王化民满脸作笑地声称：“这是我们给村里作的贡献，比那些捐献几万、几十万的户，实在不多。”好一付“大户”慷慨解囊的气派。
主人介绍说：岗头是个穷村。1984年，他投资2万元办起这个厂，做小型吹风机配件，他家算村上少有的万元户。
“厂里的生产怎样？”我问。
“主要是资金紧缺，影响正常生产。”
“既然这样，你还往外拿‘谢土费’？”
王化民迟疑了一下，换了话题。说他已经找了县乡镇企业局长几次，想换牌子。情愿多向村里交些钱，不要集体一分钱、一分地、一个人，只把私人的牌子换成村里的。
我不理解，只好继续问。厂地、设备、资金和经营都是个人的，为啥要给它改姓？厂里资金“青黄不接”，为什么还想再往外多掏？
王化民为难地说，办厂第二年就开始给村里作“贡献”。学校经费少，他就包了照明和取暖开支。不料，“长明灯”出现了，灯泡也明显大了。取暖煤运到学校，很快便被人“拉走了”。学生们依然受冻。更难受的是，有人背地里还在叫“地主王化民”……
“我相信国家的政策不会变。但是，在农村，特别在穷村，挣一个钱就当成一个钱，迟早要垮台！”王化民不无忧虑地说。
我似乎悟到“谢土”的良苦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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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照相机总厂及时掌握国内市场信息，最近，他们生产的电子测光功能的金属外壳平视取景照相机为国内首创，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图为工人们在组装相机。刘晓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