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邓政委引导我们向前看
——忆西南作战胜利后的决策
何正文
紫阳同志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满怀激情地讲到：在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是从1938年就在小平同志的指挥和领导下战斗、工作的，曾多次聆听过他的教导，领受过他深思熟虑和审时度势的决策。作为一名老战士，对紫阳同志的这段虽然文字不多，但含义十分深刻的评价，感受尤深。
西南作战胜利后，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光，深谋远虑，把握全局，在新的形势下，提出了新的任务，使当时西南的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事隔近40年，但是，当年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第2野战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指挥下，遵照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的英明决策和周密部署，胜利进军大西南。在兄弟野战军的协同下，进行了川黔、成都、滇南和西昌战役，歼灭了祖国大陆上残余的国民党正规军以及地方武装，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4省。当时，我任2野3兵团11军32师师长。
1949年11月29日，3兵团按照预定计划，控制了西起江津，东至木洞近百公里的长江南岸，威逼重庆，迫使走投无路的蒋介石仓皇飞往成都。我们32师于深夜从海棠溪抢渡长江，友邻部队也先后胜利渡江，从东西两个方向构成对重庆市的包围。30日凌晨，我师一举攻占了重庆市中心区和50兵工厂。当日，重庆宣告解放。山城千百万群众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
重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这里建立了“陪都”。在我大军逼近广州之后，国民党政府要员猬集重庆妄图重新建都，挽回败局。就在我军入城的前一天，国民党军统头子毛人凤在这里召集特务首脑紧急会议，对整个西南地区“游击武装”的任务重新进行了布置。他特别要求重庆的特务组织寻找一切机会进行破坏；一些地方游杂武装在重庆市郊隐藏起来，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相勾结，进行暗杀、抢劫、爆炸等恐怖活动。重庆宣告解放的当天，特务分子炸毁了土桥仓库，第2天，又在我军进城仪式结束后，炸毁了嘉陵江边的兵工厂。地方封建势力原封未动，人民深恶痛绝的各种反动会道门和帮会组织有100多个。他们到处制造谣言，欺骗群众，扰乱治安。
看到被敌人炸毁的工厂、烧毁的房屋和破坏的道路、桥梁，使我想起入川时的情景：沿途群众衣不遮体、面黄肌瘦，被烧毁的房子还冒着缕缕青烟，皮包骨的娃儿在妈妈的怀里饿得已经哭不出声了，母亲只是默默地流泪；残墙断垣上随处可见敌人张贴的征粮、催款、抓丁的布告；惨遭洗劫后的村落、城镇一片凄凉。“天府之国”啊，竟被糟踏成这个样子！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心在流血。
根据刘邓首长指示，我32师除94团随兵团主力迅猛向成都方向逼进，参加成都战役外，其余部队担负重庆市的警备任务。成都战役也于12月27日胜利结束。
但是，在胜利面前，少数同志开始滋长居功享乐思想。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无事可干了，应该享受胜利后应有的优裕生活了，”个别干部进城后不愿意离开，不愿意到边远贫困地区去开辟工作。有的同志还以胜利者自居，不遵守纪律，不尊重群众，不爱护战士，在生活上闹优待，住房要住好房子，没有电灯的房子还不愿住。有的北方来的战士产生了离队思想，个别的公开要求回家种地过日子。部队进城的第2天，我到各团检查驻防、戒备情况时，发现有的干部思想麻痹，对重庆市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
1950年新年刚过，2野前委针对部队进城后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发出了指示信。邓政委在信中指出：“现在正在滋长着的享乐思想是值得所有部队引起严重注意的。首先是我们的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以身作则，如果领导同志严于律己，就一定会使风气一新，也才有资格去领导，克服一切享乐思想腐蚀思想，领导全党全军向前看向前进。”我们师党委遵照前委的指示，决定在对部队战备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落实的同时，在部队中深入开展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教育和整顿。我带着几名机关同志，用半个多月时间跑遍了全师连以上单位，对警备工作和教育整顿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纠正。部队通过学习前委的指示信和邓政委的指示，对一些同志思想上出现的享乐思想和各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深入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些干部深有体会地说，“目光短浅，没有理想，就看不到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就跳不出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圈子。”原先想回家种地过日子的同志纷纷表示决心，要经受新的考验，将革命进行到底。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增强了，各项任务完成得比较出色。
1月17日一大早，通信员兴冲冲地跑来向我报告，“师长，今天刘邓首长来兵团参加团以上干部大会。”我匆匆吃完早饭，整理好军容，便驱车前往兵团。一路上，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我回想起了长征路上、太行山根据地、横渡黄河、挺进中原、淮海战役……每取得一个胜利，关键时刻都离不开刘邓首长的英明决策。今天刘邓首长一定有十分重要的指示，不由得脚下加大了油门。
会议开始了，刘伯承司令员首先总结了11月至12月27日成都战役的经验。接着，邓小平政委对形势和今后的斗争任务作了指示。讲话以前，邓政委显得有些激动，他的第一句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要问一下，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会场立即陷入了沉默。他的提问使所有到会者的责任感凝聚了。接着，邓政委如实地分析了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后，尖锐地指出，“当前，有90万国民党部队尚待改造，有6000万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有数10万土匪尚待清剿，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破残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他的分析正是我们面临的严峻现实。他的话强烈地震撼着每个到会者的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邓政委总是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形势，考虑问题，既不被胜利所陶醉，也不为形势复杂多变而彷徨。“实事求是”就是他的一贯思想。
邓政委继续指出：“整个西南地区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持着，而且手里依然掌握着武装。如果以为西南的作战业已结束了，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还摆在我们面前，这种斗争还包含着流血和牺牲。要取得胜利，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是引导大家的思想向前看，这样才能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今后的斗争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讲到这里，邓政委引证了党在各种斗争中的策略，教育大家一定要向前看，一定要不断地认识新形势，提出新任务。
当讲到剿匪问题时，邓政委指出：“我们有些同志总不愿意把队伍分散去负责地方工作，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艰巨任务的思想，必须予以克服。我们的军队不仅永远是一支战斗队，而且是一支工作队，在当前的形势下野战军要地方化，一个师要兼负一个军分区的工作，负责彻底剿灭匪特和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政权。”紧接着，邓政委对今后的斗争提出了3项任务：“首先一个任务就是要教育改造在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俘虏的90万国民党部队。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包下来’的原则，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扰乱社会”。“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充分发动西南6000万基本群众。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就要依托城市改造农村，干部必须立即大量下乡，进行农民的组织与教育，组建农会，培养干部，开辟新区”。“第三项任务就是提高我们军队和地方共60万人的素质。‘90万’，‘6000万’和清剿土匪，都依靠于这‘60万’为主去完成，要诱引大家向前看，在改造‘90万’、发动‘6000万’、肃清残匪的斗争中去磨练，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一切落后思想作斗争。怎样才能纠正和克服错误的、落后的思想呢？办法就是要向前看，提新任务”。
“向前看”这三个字我不止一次地听邓小平同志讲过。抗战时期他讲过，淮海决战时他讲过，进军大西南前他也讲过。而每听到一次，我都感到内心充实。“向前看”引导着我们战胜了艰难险阻，打败了强大的敌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小平同志历来是向前看的，即使是在10年动乱遭受那样不公正的对待，身处逆境，他的心依然是充满光明，他的思索依然是向前看的。仿佛“向前看”这3个字是他的座右铭。
紧紧张张3天的会议结束了。刘邓首长命令我们32师赴川东大竹地区执行剿匪反霸，开辟新区的任务。
在返回师部的途中，我心情格外开朗，感到今后的工作和斗争有了方向。汽车沿着山间简易公路行驶着，路旁的田里长满了青青的胡豆和豌豆秧，散发出沁人的清香；潇洒的青竹，随风和雨，轻轻摇曳；从山上往下看，一块块水田在阳光下好似细碎的玻璃片，闪烁着银波，一条条山路好似白色的带子，把山和山、沟和沟连接起来。看到这青青的山峦，听到那潺潺的流水，仿佛走进了一幅美丽的画图。自从长征那年离开家乡14年了！今天重新看到这美丽清秀的巴山蜀水更加激起了我对家乡的爱、对祖国的爱！
1950年1月下旬，我第2野战军遵照刘邓首长的英明决策，在向90万国民党军队派出工作团进行教育改造的同时，部队全面开展清剿土匪和潜散的国民党匪特。正如群众传说的
“土匪不灭，社会不安，人心难定”。因此，剿灭匪患是部队当时的首要任务。
剿匪动员之后，干部、战士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部队全力投入了新的战斗。2月初，我们32师按照统一部署进驻大竹地区后，兼负大竹军分区的工作，我任军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高治国同志兼任分区政委。主要任务是负责清剿大竹、渠县、广安、邻水、垫江、梁山（后改为梁平）6个县的土匪，并发动6个县的群众，建立和巩固农村政权。在党的领导下，我们首先在地区和各县、区、乡建立了剿匪委员会，抽调了部分干部、战士并吸收地方民兵骨干共4500余人，组建了6个县独立营和7个公安队，并在41个区建立起区的武装力量，以野战步兵团为主担任剿匪任务，地方武装则担任守备任务，从而使整个大竹地区的剿匪工作在组织上、军事上都得到了可靠保证。
全面进剿开始后，我们首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进剿。采取分进合击、远距离奔袭、设伏诱敌、反复搜剿等战术，对匪情猖獗的中华山、华莹山、垫江南等地区的大小百余股土匪给予歼灭性打击，活捉了“6县人民救国军总司令”吕健康、国民党12军军长韩春祥和“川湘黔鄂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陈铨，不到1个月，歼敌3500余人。在实施强大军事打击的同时，遵照刘邓首长关于要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3者紧密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广泛进行宣传，发动匪属，分化瓦解匪众，先后迫使匪首曹老儿、蒋忠孝、赵可法、谭其等缴械投降。
在此期间，我32师一方面抽调得力干部、战士与地方干部一道，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减租减息、镇反清霸，建立基层组织；一方面向国民党419团、235师等部队派驻军事代表，紧紧依靠广大士兵群众，深入进行诉苦、新旧两个军队的对比和人民解放军性质、宗旨的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群众的基本觉悟，纷纷要求加入解放军参加剿匪斗争。群众看到了解放军是爱护人民，保护人民利益的子弟兵，真诚拥护军队、支援军队，积极配合剿匪，截至9月底，我们32师全歼了大竹地区的散匪、股匪共4.2万余人（含我师95团一个营驻酉阳分区的剿匪数）。
在刘邓首长的英明指挥下，到1950年10月基本上清除了川、黔、滇、康4省境内的匪患，共歼敌85万余人；9月，我2野18军在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的率领下进军昌都，准备和平解放西藏。大西南的形势稳定下来，社会秩序步步好转，人民安居乐业。
1950年11月，我调川东军区任参谋长，当时任川东军区副司令员的原国民党18兵团司令李振将军深有感触地说，当听到刘邓首长向川、康、滇、黔4省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的停止抵抗、弃暗投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的4项忠告后，我的眼光放远了，思想开阔了。刘邓真是胸怀全局、高瞻远瞩啊！
38年过去了，小平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引导大家向前看”的光辉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发扬光大。我欣喜地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欣喜地看到了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党、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党的十三大又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中，正如李鹏同志所讲的：小平同志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掌舵人。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周总理的佳肴
杨润身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快要来临的时候，忠厚能干的郗俊生仍在河北省平山县钢铁厂挂帅，指挥该厂的“钢铁元帅”升帐。郗俊生骑虎难下，如坐针毡。厂里集中着近两千名精悍劳力，不能回乡参加秋收。红枣、黑枣、柿子腐烂在树上，玉蜀黍、谷子、豆子等丢失在地里。“钢铁元帅”又是个“没翅膀的斑鸠—升不起来”。再加上平均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窒息，许多人心绪不宁，牢骚满腹。若不尽快采取应急措施，将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一天，将近午时，两辆普普通通的吉普车如飞一般从东驶来，直奔平山县钢铁厂。厂里没有获得一丝信息，谁也料想不到：周总理从一辆吉普车上跳了下来。只见他风尘仆仆，显得十分乏倦。而他手不洗、脸不净，坐下来就向郗俊生等负责同志询问情况，征求意见，做出指示：平山县钢铁厂立即下马，工人全部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县里、公社停止“一平二调”。大队可以将产量承包给小队。小队可以划小，十户八户、七户六户都可以。
大家顿时眉开眼笑。
“让周总理吃啥呀？”欢快的工人们异口同声地问郗俊生。厂里毫无准备。碰巧厂里一斤白面没有了，现成的饭食只有黄窝窝和北瓜汤。可是，到镇上采购鸡鸭鱼肉、佳烟名酒并不费难，乘车眨眼即到。郗俊生要亲自为周总理购置吃喝。谁知，他还没有上车，有人就使他落脚了。
“老郗，周总理和其他客人已在大伙房里吃起来了！。”
周总理在大伙房里和工人们一样，一手拿个黄窝窝，一手端碗北瓜汤，吃得正香。一会儿吃下一个黄窝窝，又把一个黄窝窝拿到手里。
“周总理，您怎么能……”跑进大伙房里来的郗俊生不知该说些什么。
周总理爽快地笑了：“你和大家能的，我为什么不能？你也快来吃。平山的黄窝窝很好吃嘛！”
而今平山县农民的主食，多以“二白”（白面馍、大米饭）为主了，可是大伙还惦记着周总理对平山黄窝窝的赞美，回忆着周总理吃过的这顿“佳肴”。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山珍海味都不要 时鲜蔬菜最相宜
——朱德回乡饮食记零
杨方德
在那红卫兵称雄的动乱年代，一群群上身着军装、腰间扎皮带、上臂佩袖章的男女学生，来到了朱德的故乡四川仪陇县。他们先后多方打听和找到了县委机关食堂炊事员胡昭容师傅。
红卫兵质问说：“老胡，你交待：前几年朱德回乡时，你给他做了些什么山珍海味？”
胡昭容回答：“我既没做山珍，也没做海味，大部分搞的都是新鲜蔬菜。”
红卫兵大声嚷道：“我们不信！”
胡师傅也高声喊起来：“你们不信？我自己亲手做的我还不知道吗？他吃了五餐，总共也没用到10元钱嘛！”
1960年3月，朱德回到阔别了52年的家乡。胡昭容师傅被安排专门为朱德一行做饭。在原料安排上，县里自然早已备好了山珍海味，有些甚至还是从成都专程运来的。胡师傅在备料时雕龙刻凤，决心使出高招，精工细作地大搞一批工艺菜，也算是表示对朱总司令的深情敬意！他开出了10多样的一份菜单，县领导人当然点头赞同。9日下午，朱德一行5人，驱车回到了他的故里马鞍乡，下榻于马鞍中学。跟随朱总前来的管生活的泸州籍人老周，到厨房一看胡师傅的准备情况，就连连摇头说：“这样不行。海味不要，肉食宜少，多搞点时鲜蔬菜，首长就最喜欢。”这样一来，胡师傅原定的计划就全被打乱了。以后豌豆尖倒成了席上的主力军，炒豌豆尖、鸡焖豌豆尖、豌豆尖旦花汤等等轮番上阵，餐餐都有。荤菜每餐只有两个，不过是鱼香肉丝、风尾蹄筋、芙蓉鸡片之类的。素菜则更多，什么素烧什锦、麻酱青笋尖醋溜白菜和葱烤萝卜丝等等。还有酱瓜、泡菜、腌大蒜等咸菜上席。早餐胡师傅特意多加3个菜，不料饭后秘书进厨房来说，首长叫我告诉你们，今早的菜弄多了点。原定10日午餐不在中学吃的，后来突然改变仍由胡师傅在中学安排，这下时间紧迫就忙了。老周动手帮助切鸡丝，胡师傅见切粗了点，小心地说：“这要改刀切细吧！”老周说：“我知道首长的脾气，他不会见怪。你放心，有我担待呢！”下午，胡师傅赶回县委机关食堂准备晚餐，见人们发好了鱼肚，正在仔细打整燕窝。胡师傅叫他们赶快收起，说统统都用不上，老周也招呼说：“首长交待过的，少弄工艺菜，不然要挨克的哟！”
那正是物资匮乏的岁月，许多参与接待的干部，原都满心想着可趁机好好美餐几顿呢。但是，亲眼得见朱德委员长都吃的那么简朴，也就只好作罢不便多想了。胡师傅叫人把原来用蔬菜雕刻成的龙呀凤的，一阵乱刀砍碎，再加些肉食之类，做成大锅菜，用大瓷盆端上桌去，就是县领导和其他干部们的“筵席”了。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总司令视察坦克学校那一天
林彬
大概上了年纪的人总喜欢怀旧，怀旧之中我又经常想到敬爱的朱德同志。他虽然离开我们12个年头，但他的音容笑貌，特别是他35年前的亲切接见，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3年6月里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正在校办公楼各办公室巡视。大约上午11点钟的样子，值班员急急忙忙地跑到我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林校长，朱总司令来学校了。”
“什么，总司令来了？”我惊喜地问“总司令在哪里？”
“就在楼下。”
“快！快叫公务员把会议室打开！”我边说边三步并作两步地向楼下奔去。
刚到楼门口。就见总司令从小车里走下来。他身着褪了色的军装，两道浓眉下面，一双深邃而明亮的眼睛泛出慈祥的光。总司令虽然年逾花甲，但仍显得精神矍铄。
我快步上前敬了个举手礼，“报告总司令，我是解放军第二坦克学校校长林彬。请首长指示。”
“你好！我来看看你们。”总司令微笑着伸出右手。
我双手紧紧地握住总司令那温暖而有力的手，原先那种紧张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我向总司令报告“今天校里领导只有我一个在校值班，部队都在休息。”“好！好！不要影响大家休息，我们谈谈就行了。”总司令点点头笑着说。
随总司令前来的只有一个警卫员和司机。司机和我是老熟人了。1938年我在延安汽车队当队长，他给边区林伯渠主席开专车，由于工作关系我们经常来往。从他嘴里得知，总司令上午刚刚视察了云岗。
朱总司令来到会议室坐下后，先问我多大年纪，什么时候参军的？在我回答之后，总司令若有所思地瞧着我，停顿了一会儿问道：
“抗战时期你是不是在延安工作过？”
“是的，总司令，1938年我曾护送您到宜川和西安同国民党谈判。”
“噢，记得。我说见你好面熟哩。”
“那时我叫熊宗存，后来改了名。”我激动地回答。
接着，总司令向我询问起学校的情况。我把学校的组建情况、干部情况、学员情况以及教学情况一一向总司令作了汇报。
总司令听完后语重心长地说：办学校教育方针一定要对头。学校是为部队培养干部的基地，要着眼于为部队服务，适应部队的需要。学校教育要注重打好基础，培养出的学员既能带兵打仗、会管理部队，又要懂装备、懂技术、会维护修理。你们是技术院校，培养出的学员应当是又红又专哟……
中午，总司令在学校吃了顿便饭就匆匆离去了。望着总司令的车子渐渐远去，我对总司令的崇敬之情油然升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在日常生活中是这样的朴实、谦虚，他功勋卓著还在百忙之余关心部队的院校建设，这些不由得使我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