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乔石在吉林考察时指出
适应新形势改革和加强政法工作
从制度上加强自身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本报长春7月27日电 新华社记者陈明星、本报记者李安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乔石7月22日至27日在吉林省考察工作。他要求各级政法部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适应深化改革的形势,积极推进政法工作自身的改革,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改进和加强政法工作。
乔石在吉林期间,邀请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进行了座谈,并讲了话。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改革正处于关键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迎着风浪前进。当前全国社会治安总的讲是稳定的,但是形势严峻,问题不少,重大刑事案件持续上升,一些地方社会丑恶现象显著增多,存在着一些不安定因素。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部门切不可掉以轻心,对于维护社会治安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要一手抓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一手抓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从严惩处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保证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各地要针对突出的治安问题,及时开展有声威的专项斗争,给各种犯罪活动以有力的打击,坚决把重大案件持续上升的势头压下去;及时摧毁各种犯罪团伙,坚持不懈地取缔、查禁社会丑恶现象,决不能任其蔓延发展。
乔石指出,各级人民政府要认真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是新形势下治安工作走群众路线、防范和减少治安问题的有效措施。要继续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广泛落实各种形式的治安承包责任制,并通过制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使综合治理法律化。要通过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群众治安保卫组织建设,把各项治安管理措施真正落实到群众中去。
乔石强调指出,党政领导要重视了解群众的思想动向,主动与群众对话,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切实改进工作,并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广泛进行遵纪守法、维护安定团结的教育,主动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同时也要做好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充分准备,确保社会治安稳定。乔石说,政法工作也要增加透明度,既要充分运用宣传舆论工具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教育,又要通过宣传报道使群众了解政法工作,理解政法干警,及时弄清发生的某些治安事件的真相,使任何流言和谣传没有市场,有利于社会安定。
乔石还对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提出了重要意见。他指出,各级政法部门要把为政清廉作为“从严治警”的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作表率,广大干警人人从自身做起。每年要集中抓几次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教育和检查,发现违法乱纪行为,及时严肃处理,决不护短,决不养痈遗患。各级政法部门还要从制度上加强自身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健全相互制约机制,从各方面采取措施,使政法队伍始终保持坚强的战斗力,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赢得群众支持。
乔石最后强调说,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加强,不能削弱。政法工作必须加强,不能削弱。党必须加强对政法工作的政治思想领导和方针政策领导,支持和保证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
乔石还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第一无线电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进行了考察,听取了吉林省委、州委的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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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促进各项建设事业发展
西藏制订出一系列地方性法规
新华社拉萨7月27日电 (记者刘志权、张春保)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总原则下,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从1979年以来,根据西藏实际,已经制订出地方性法规21件,带有法律性质的决定决议14件,这对推动西藏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根据西藏总人口中95%以上是藏族的情况,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近年通过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细则》对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比例作出具体规定,并规定对现居国外的藏胞保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充分保障了当地少数民族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
西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成为西藏地方法规的制订和实施的重要内容。有关西藏文物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也已拟定。去年西藏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决定,并且成立了藏语文学习指导机构。
西藏自治区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针对西藏历史形成的婚俗和婚姻状况,通过了198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的变通条例。这个变通条例更适合西藏实际,为农牧民所接受。
为了保护森林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1982年西藏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森林保护条例》和《木材运输检查暂行规定》,详细规定了木材出境管理办法及森林保护措施,林区普遍加强了管理,在交通要道设立木材检查站,有效地控制了森林滥伐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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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残疾人与社会征文

情溢黄鹤楼
常青
江城4月,春暖花开。一天,几十位残疾人笑笑闹闹来到蛇山脚下。“哟,黄鹤楼那么高呀。我要是能上去看看就好了!”下肢瘫痪姑娘何志平的话音刚落,马上有人答腔:“孩子们莫急。我叫你们来,不让你们上到高处,成么事嘞!”何志平回头笑着说:“老厂长,那怎么办呢?”
老厂长名叫喻雁生,今年55岁,是武汉钢铁公司附属企业总公司50多位厂长中的长者。1981年,他把仅有18个人、亏损0.95万元的绣花厂接过来,办成安置残疾人的服装福利厂。他爱称残疾人为“孩子们”。有个小伙子名叫林学锋,4肢3残,老喻把他招进厂里。有人问道:“你要这样的残疾人干什么?”他说:
“残疾人都有为国家作贡献的权利,我们要给他们创造条件!”他厂里100多名残疾人工作,都是他给“创造条件”的。林学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脚踏锁边机改成手动控制,1个人轻松自如地干起了3个人的活。
喻雁生在厂里说,谁要是在本厂撮合一对残疾人成亲,便奖给50元“红娘费”。好几对残疾男女青年被撮合成以后,嚷着要办喜事,没得房子咋办?喻雁生拿出10万元,买了10套房子,只分给残疾人。喻雁生给残疾人举办了两次集体婚礼。头次办喜事,他张罗扎了一台大彩车,吹吹打打,在十里钢城转了一趟。有的报纸发表新闻说:“武钢残疾人举行集体婚礼,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孩子们”没有辜负老厂长的希望,个个发奋工作,把厂子搞得火火红红,年创利润55万元,职工月平均工资130元。老喻也连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劳动模范。逢年过节“孩子们”来看望他,轮椅排了屋外一大片。有次他累病了,住进公司职工医院。“孩子们”川流不息来看望。聋哑人陈汉钢晚上近11点还跑到病房,量量喻雁生的手腕,看看老厂长瘦了没有。
再回到黄鹤楼来吧。老喻听何志平问“怎么办”,便说:“我来背嘛!”一躬身,背起何志平就走。随着,党支部书记计翠兰、副厂长皮名星、工会主席张克芬以及同来的其他干部也各背一个。聋哑孩子抢着背肢残同伴。何志平身高1.7米以上,加上两腿夹的钢板,体重60多公斤,而老厂长只有1.68米个头,体重49公斤。何志平不忍心让老厂长吃苦,急得直叫喊:“老厂长快放下,我不上去了!”喻雁生说:“瞎说什么,我是搬运工出身,背你没得问题唦!”瘦小老头背着个大姑娘一层一层地上,爬满皱纹的脸上汗水一个劲地淌,嘴里还不停地讲黄鹤楼的故事。何志平掏出花手帕,一边擦着老厂长的汗水,一边擦着自己的泪水说:“我爸爸、妈妈还没有背我出来玩过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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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妇女就业增多 面临新的挑战
国家有关单位布置贯彻《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本报北京7月27日讯 我国近1亿女职工有了第一部综合性保护法规。今天下午,劳动部、卫生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就贯彻《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我国全民和集体企事业单位已有正式女职工4800多万人,在2100万个体劳动者中,妇女约占40%,农村目前已有3500多万妇女进入乡镇企业。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随着近年来商品生产的发展,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日益增多,在一些行业成为中流砥柱,同时也出现妇女就业难的现象。
有关方面负责人指出,男性与女性在生理机能上有很大差别,在同等劳动负荷下,女性的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的紧张程度大于男性而肌耐力小于男性,这使得妇女难以在特殊劳动环境中承受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因此,对女工的劳动保护不仅有利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而且有益于民族的繁衍昌盛。
国家有关单位对这个规定的贯彻问题作了具体布置。要求各地劳动部门会同同级卫生部门、工会组织、妇联组织于今年年底对企业贯彻执行这个规定的情况进行一次大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国务院有关部门。
劳动部部长罗干主持了记者招待会。劳动部副部长李伯勇在回答本报记者的提问时说《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也适用于一切个体和联营的企事业单位。 (冯媛 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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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议台湾当局两年内不准他离台决定
台“国大代表”吴哲朗重返北京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记者王佩玉)台湾“国大代表”吴哲朗于今天下午从香港重返北京。他在机场表示:“此举是对台湾当局禁止我两年不得出境的抗议。”
吴哲朗于本月16日自日本来大陆探亲访问,并于25日离开广州赴香港。在香港,他巧遇正欲前往大陆访问的一些民进党“立委助理”,并从他们那里获悉台湾当局决定两年内禁止他离开台湾。为对台湾当局表示抗议,他决定重返北京。
吴哲朗说:“我要以实际行动让大家看看,被台湾当局称之为‘铁幕’的海峡这一边,我可以自由进出,而在其宣称的‘自由地区’台湾,我却将丧失这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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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圳查获印售假公共汽车票团伙
新华社深圳7月25日电 深圳市检察机关最近在市公共汽车公司破获一宗印刷、销售假公共汽车票,从中贪污的特大经济犯罪团伙案件。
现已初步查明,深圳市公共汽车公司共有5个犯罪团伙,作案分子内外勾结,从1985年6月至1988年3月间,共印制假公共汽车票49.8万多元,大部分已经售出。全公司共有70多人参与印制及售卖假车票等非法活动,从中进行贪污。个人所得赃款2000元以上的有20人,万元以上的有4人。目前已依法逮捕游克治、陈伟平、朱锦秋、张交发等8名主要案犯,并追回赃款11.7万多元。
据悉,在此案中参与印制假车票的印刷厂涉及到5家,分别是:汕头市揭西县印刷厂、东莞市石龙镇印刷厂、深圳市宝安县观兰印刷厂、珠海市前山印刷厂及广西蒙山县印刷厂。
现在,此案仍在查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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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原广东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大副校长
黄友谋先生追悼会在穗举行
新华社广州7月26日电 (记者王传真)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会名誉主委、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山大学原副校长、教授黄友谋先生因病于1988年7月9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0岁。黄友谋先生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上午在广州殡仪馆举行。
黄友谋是广东省梅州市人,1927年赴日本留学,1937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获理学士学位。回国后,他曾发表过多篇论文和著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广东省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港澳知名人士,黄友谋先生亲属及其生前友好共800余人参加了今天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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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持党政机关廉洁
——来自上海市的调查与思考
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中,如何保持党政机关廉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最近,我们就这个问题,在上海作了一些调查和研究。
积极影响和消极因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市正处在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换过程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给党风政风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奠定着日益丰富的物质基础,其积极影响是主要的;但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包括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消极因素。
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践,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近9年间,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国民收入增长87.4%,上缴利润居全国各省、区、市之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87年人均收入与改革初期的1980年相比,农村增长1.6倍,城市增长1.4倍。事实说明,发展商品经济是我们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大学校。回顾三中全会的头几年,对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常常发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疑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如今,广大机关干部和党员深切感受到“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三中全会后九年”,从而更加坚信改革、开放、搞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是振兴上海的必由之路,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也有些党组织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把精力都放在抓商品生产、对外贸易、应付公共关系上,很少研究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机关干部和党员的思想变化,有针对性地加强党风政风建设。
伴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精神面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些反映商品生产客观要求,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观念,诸如开放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信息观念、时间观念等等,对上海市党政机关建设也产生了推动、促进作用。例如,效益观念引进机关,冲击着官僚主义,改变着墨守成规、拖拖拉拉的作风。过去外国人在沪搞一个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需经4个委办19个局盖41个图章,最多时达到126个图章,现在只需进一个门盖一个章就行了。我们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为上海广大机关干部和党的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表现了很大的苦干精神和创造力量,增强了对腐蚀的抵抗能力,但在调查中也发现,等价交换原则以及商品拜物教思想影响到党的政治生活中来,“一切向钱看”,少数党员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上海市近年来受党纪处分的党员中,犯经济错误占较大的比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地调动了国营、集体、个体几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市场的活跃,经济繁荣,社会财富日益增加。而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的存在,相互竞争激烈,也有少数机关和党员干部滋长了本位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有的人趁新旧体制交替出现的空档,以权谋私,或以业谋私,或监督控制和执法部门中有人弄权渎职。其表现主要有:
吃拿索要现象,在少数党员、干部中时有发现。尤其在经济交往中相互攀比,标准越来越高;送礼收礼也习以为常,个别领导干部以试用名义、廉价处理等手段接受电冰箱、微波炉、洗衣机等高档耐用消费品。至于索拿卡要,在“七所八所”的少数人中则屡见不鲜。他们虽然职不高,官不大,但权不小。你要我办事,就得开条件,讲价钱。“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用权。”许多企业对此敢怒不敢言,“宁舍千资,勿伤一官”。
巧立名目,搞所谓“有偿服务”。本来是份内工作,职责权限应尽的义务,有的却贴上“有偿服务”的标签,收取办事咨询费、手续费和审批费。有些机关还在“创收”的名义下,以权经商办企业,与民争利。群众不满地说,现在有些单位处处讲实惠,事事捞钞票,如此扩大蔓延,何谈清正廉洁。
名目繁多的摊派。既有“指令性摊派”,又有名曰“赞助”或“资助”性摊派。搞摊派的有企业的顶头上司,有管钱管物的部门,乃至企业周围的“实权派”。
五花八门的滥罚款。干这些事的多数是监督控制和执法部门的少数人。企业把这些人看作“太上皇”,逢年过节要“烧香磕头”,请吃请喝;关键时候要有所“表示”,搞感情“投资”,否则,日子就不好过。
这些反映在党政机关和基层监督控制、执法部门中的不廉洁的现象,虽然只占百分之一、二,但已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
“热点”,直接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败坏政府的声誉。
不应大惊小怪也不能掉以轻心
正确认识发展商品经济与党风政风建设的关系,是解决党政机关保持廉洁的重要问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好,是发展商品经济造成的。说什么:商品经济越发达,不正之风越严重,“党政廉不廉,根子在金钱”。再一种只看积极影响,对消极因素、副作用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这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上海大量事实说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给党风政风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基本的,应当充分肯定;但随之而带来的某些消极因素也难以避免,势必对党员干部队伍有腐蚀作用。对商品经济的消极因素既不能大惊小怪,因噎废食;又不能掉以轻心,任其滋长蔓延。对这个问题,上海市领导曾明确指出,发展商品经济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党风政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反腐蚀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不断探索反腐蚀、保廉洁的对策,是加强党风政风建设的基本任务。
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关键在于从严治党。商品经济在运行中消极影响会程度不同地作用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切商品化”的倾向,也必然会侵入党政机关,腐蚀党员干部队伍,甚至产生某些腐败现象。从严治党,首先必须从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严起,这是上海广大群众和机关干部的共同看法。近几年上海市党政机关有几个领导干部犯错误、乃至犯罪,教训十分深刻。“严”是爱,“纵”是害。有的人就是在无原则的迁就宽容下,错误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而发展到不能自拔的地步。因此,对违纪的党员干部要及时发现,随时教育,对屡教不改的腐败分子,要坚决清除,以儆效尤。只要党政机关、党政领导干部能够保持廉洁,这些消极影响就不致于给社会带来大的危害,并且通过综合治理,不断清除这些腐败现象,保持党政机关廉洁,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早日建立。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展开,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在这种新旧体制交替的情况下,势必会出现某些摩擦、脱节或失控,这是驱动各种不正之风此起彼伏,进退消长的主要原因。上海的情况表明,这种冲击波很大,严重干扰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有的利用两种体制、多种价格并存,搞“产品旅游、发票飞行、价格滚雪球”,“倒爷”发横财;有的趁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行,采取不正当经营手段,或行贿受贿,投机倒把,或推销伪劣产品,以次充好,坑国害民。如果我们完全在旧体制下,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如果完全转到新体制上来,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复杂问题。上海的实践证明,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不能采用一个模式,上下一锅煮,一刀切。必须坚持以生产力为标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区别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情况,划类别、分层次地依据商品经济规律,按照党性原则和党纪、国法区别对待,公正处理。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保证改革开放的进行。
对策与思考
上海市在发展和繁荣经济的同时,为防止商品经济运行中对党政机关的消极影响,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从宏观上采取了四条对策。
既坚持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又防止把等价交换原则移植到党的政治生活中来。上海正处在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党政机关要组织、指导商品经济发展,必须打破产品经济对干部思想的禁锢,正确掌握和运用等价交换的原则,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是,等价交换的原则,是一个经济原则,不是政治原则。党的政治原则是党性原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些人把等价交换原则带到政治生活中来,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严重侵蚀了党政机关的肌体。因此,我们既要用党性原则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又绝不能把党性原则、权力、荣誉当作商品去进行交换,防止商品拜物教对党员和干部队伍的腐蚀。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比较注意党政机关的党风政风建设,坚持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及时清理和查处了各种腐败现象和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他们从群众意见较多的吃喝送礼问题入手,作过多次调查研究和具体规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最近一届新的市政府领导班子组成后,又作了党政机关和干部不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非法接受任何名义的酬金、馈赠等8条规定,公布于众,请全市人民举报监督。
既倡导增收节支,又将官与商严格分开。去年10月以来,上海市有些机关单位片面地理解增收节支的精神,出现一股经商办企业的兆头。据上海市工商局反映,当时要求登记经商办企业的有近百家。群众对此议论纷纷,各方面反映也很强烈。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如果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以权经商,就会破坏商品经济的发展。党政机关担负着社会领导、管理、组织、协调的职能;企业或商业担负着社会生产和流通的职能。混淆乃至融合这种社会职能,必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也妨碍上层建筑职能的正常行使。对此,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强调指出,党政机关和机关干部不得以权谋私和经商办企业,并制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干部、群众对市委作出的官、商严格分开的规定反映很好。
既让机关干部履行职责,又对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职责,是权力和义务的统一。权力不能是无限的,对权力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因此,通过建立健全法纪制度来加强对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的监督,完善监督制约体系,是保持党政机关廉洁的一个重要手段。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最主要的是实行民主政治,不断扩大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和开放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强调要加强对全市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监督,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与此同时,加强了监督机制和人民来信来访、检举制度。
既强调“俭以养廉”,又逐步改善物质待遇。从上海市的情况来看,机关干部的待遇确实较低,同企业职工待遇的差距更大了。目前实行“厚俸养廉”办不到,仍需要强调“俭以养廉”,共渡改革难关。与此同时,还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尽力改善党政机关干部的工资和物质待遇。这是保持党政机关廉洁的物质条件。当然,物质待遇的根本改善要有一个过程,即使到了可以实行“厚俸”时候,也要倡导“俭以养廉”,继续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中央纪委上海市纪委联合调查组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社会一角

两千多农民哄抢西瓜 专业户损失近八万元
7月8日,河南省驻马店市顺河乡马堰农场发生一起严重哄抢西瓜事件。
西华县西夏乡农民张富堂等25人投资3.8万元,承包种植西瓜230亩。西瓜长势喜人,使一些人红了眼。在西瓜成熟待收时,被顺河乡马堰、管界楼、屯庄等邻村的近两千名群众哄抢。按时价算,损失的西瓜价值7.8万元。
目前,公安机关已收审11名哄抢者。
图为哄抢西瓜的情景。
周献身 周贯良摄影报道(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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