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外消费结构对比提供的有益启示
丁声俊
我国的消费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已居前列
消费水平，是居民消费资料耗量和质量的标志，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一定的消费水平以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为基础。按世界银行划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以下者为经济不发达国家，1000-1500美元者列为中等发达国家，5000美元以上属于经济发达国家。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程度参差的国家的消费水平大体又分为三类：约占世界30％的高收入经济发达国家进入富裕型的高消费，占世界34％的中收入经济中等发达国家达到小康型的中消费，占世界36％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还处在不足温饱的低消费水平。1987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77.5美元，属于低收入发展中穷国。我国居民的消费在世界上达到何种水平呢？
客观比较是最好的分析。这里，采用实物耗量法对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水平作一比较。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的消费水平，1979—1981年平均，世界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粮食213公斤，其中饲料用粮36.3公斤；预计1990年将增长到232公斤，其中饲料用粮增为43.2公斤。大体同期的1980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达到330.5公斤，其中饲料用粮39.2公斤，1986年，我国人均消费粮食已达391公斤，其中饲料用粮达69.8公斤。显然，我国现在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已远超过发展中国家预计1990年达到的人均消费量。
在食物链中属高级食品的肉类消费量的比较也显示出，我国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980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四种肉
（猪、牛、羊、禽）的年消费量为12.6公斤，预计1990年将增长到13.9公斤。而在1980年，我国四种肉人均年消费量为12.8公斤，1986年增长到17.5公斤，比发展中国家预计到1990年的人均消费量高3.6公斤。
衡量居民营养水平的主要指标是人体对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等营养素的摄取量。与前述主要食物消费量相对应，我国居民的营养水平已全面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979—1981年平均，世界发展中国家居民人均摄取主要营养素数量如下：热量2350大卡，蛋白质57.5克，脂肪40.6克。同期，亚洲人均摄取热量、蛋白质和脂肪量依次是：2336大卡，57.5克，38.7克。大体同期的1982年，我国人均摄取热量达2485大卡，蛋白质66.8克，脂肪49.3克。比较表明，我国居民的营养水平已高于亚洲和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衡量衣着消费水平，通常采用人均纤维消费量的指标法。1980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年消费各种纤维3.42公斤，其中棉花2.16公斤；预计1990年各种纤维人均年消费量将增长到3.83公斤，其中棉花2.22公斤。1980年，我国人均各种纤维年消费量达到3.48公斤，其中棉花2.63公斤。1986年，我国人均各种纤维年消费量增到10.58公斤，其中棉花3.16公斤。中国人的衣着达到“丰衣”程度，已为国外所公认。
如果把我国与同样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印度进行比较，我国居民主要农产品消费量中，除油脂低于印度外，其他各项都显著高于印度。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1985年计算的结果，印度人1984年从食物中摄取的热能只满足需要量的92％，中国人同年从食物中摄取的热能已满足需要量的109％。
除衣、食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外，我国在人均住房面积、就业率、文化教育、百人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等方面，在发展中国家都居于前列。客观比较证明：改革9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已全面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消费水平。转变消费观念拓宽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
所谓消费结构，是指消费过程中人们所消耗的各种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组成关系，或者说是指各种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关系。优化的消费结构是优化的产业结构的客观依据，而优化的产业结构又为改善消费结构提供物质前提，二者不断适应、不断优化的过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推动力。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间，国外经济发达国家像西欧、北美诸国，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朝着多样化和个性化方向转变，表现出如下主要特点：（1）恩格尔系数显著下降，食物消费支出比重缩小到次要地位。西欧、北美诸国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目前一般降低到20％以下。（2）纤维替代量增大，衣着消费比重降低。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受棉花资源约束，大量采用替代纤维，减少棉花消费量。从1971年到1981年的10年间，棉花在纤维总消费量中的比重下降6个百分点，预计到1990年将再下降3.7个百分点。近30年来，西欧、北美等经济发达国家衣着消费比重的降低幅度一般在30％和60％之间。（3）新建改建住房，实施室内现代化，房租消费支出比重增大，上升幅度大体在8％-10％之间。（4）发展小汽车和旅游业，促进交通、旅游支出比重提高，增长幅度在38％到2.5倍以上。小汽车消费的扩大，使轿车工业成为许多国家的一大产业。（5）劳务消费支出比重上升，其幅度在50％和140％之间。国外消费领域宽阔，个人消费部分更具有灵活性、选择性、多层性，有利于把消费基金均衡引向多种消费领域。
国外消费结构的转变有其相对合理性和必然性。与经济发达国家消费结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我国消费结构的严重失衡：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消费结构雷同，消费结构狭窄造成消费结构畸形，“福利式”分配制度和农产品低价销售诱发消费结构平均化。这种扭曲的消费结构把居民的消费需求压缩到单一的食品方面，使增长的购买力集中于食物消费，以致食物需求刚性扩张，造成农产品供应的重压；同时又严重束缚居民急需的住房、文教、劳务等消费领域的扩大，给国民经济的运行造成困难。
国外消费结构的转变一般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满足基本消费需求，接着是提高消费质量，再进一步是优化消费结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是消费结构转变的物质条件。我国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为前提，转变消费观念，拓宽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1）逐步降低食物消费支出比重。我国大多数居民温饱已不成问题。从发展上看，城乡居民的主要食物消费的绝对量还会适量增长；但相对数额，即食物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将下降，大体设想从1986年的55％降低到2000年的45％以下。（2）稳定或略增衣着消费支出比重。我国受棉花和皮毛资源限制，居民未来的衣着应以合成纤维和混纺纤维面料为主，把纯棉和其他贵重面料放在次要地位。（3）扩大住房消费支出比重。为使居民安居乐业，有必要继续改善住房条件。随着农村居民自建新房增多和城镇住宅商品化的推行，住房消费支出比重将上升。（4）提高日用品消费支出比重。我国消费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是，高档耐用消费品，品种新颖的日用工业品，文教、健美用品将越来越多地进入城乡居民家庭，能源消耗量也将有增无已。鉴于我国能源紧张，应对高耗能的家用空调设备加以限制。（5）兴办第三产业，发展劳务消费。许多服务领域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大有发展潜力。发展劳务对提高居民消费质量和方便、舒适程度不可缺少。
如果把我国的消费结构合理地引导向前述各个领域，就能提高其优化程度，推动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采取切合我国国情的科学食物结构
食物结构是消费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由于经济发达程度、自然地理环境、民族生活习惯、文化历史传统不同，食物结构千差万别。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粮食和其他植物性食品为主，以动物性食品为辅；另一类是以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为主，以粮食和其他植物食品为辅。这两类食物结构相比较前者具有食物链短、节约资源、成本低廉、无副作用等优点；缺点是动物蛋白质不足。后者的优点是蛋白质含量丰富且质量高；缺点是食物链大大延长，资源耗费多，具有副作用。主要动物食品都是粮食和副产品通过动物的“有机工厂”转化而来的。生产1公斤牛肉、猪肉和禽肉等依次需要消耗4公斤、3公斤和2公斤的精饲料。这样，为生产动物性食品就必然大大增加饲料粮的消耗量。1979—1981年平均，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人均年消费口粮175.5公斤，然而饲料粮却高达408.5公斤。这意味着，为满足肉食品消耗了相当于口粮的2.3倍左右的粮食。食物结构的改变迫使一些国家粮食供求形势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苏联在50年代人均产粮500公斤时是粮食净出口大国，随着动物性食品猛增，如今人均产粮750公斤上下却成为世界粮食进口大国。不可忽视的是，过量消费动物性食品，营养过剩，副作用严重，诱发心血管病、肥胖症等，成为危害人体健康的大患。因此，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营养学家都在研究改善食物结构，减少动物性食品的消耗量，增加植物性食品的消耗量。
客观地比较两种食物结构，可以使人们清醒地看到，二者各有长短和优劣，不可简单加以肯定和否定。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取其所长，补其所短。有鉴于此，我国居民的食物结构应立足本国资源，并以科学原则和正确消费政策加以引导和调节：以平衡充足的营养素满足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民族的人体的生理需要，保证其体质强健、精力充沛、延年益寿。我们一方面应该发扬《黄帝·内经》中阐述的“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食物结构的传统，另方面要吸取西方食物结构的优点，适量增加动物蛋白质和微生物等营养素，从而制定切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食物结构。
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底子薄，食品生产的主要文章做在人均不过一亩半的耕地上，以及人均数量不算多的草原和水域上。根据各方面专家论证，到2000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2.5亿，而粮食总产量最高限度只能达到5.2亿吨，人均416公斤，扣除种子、损耗、储备等项之外，人均不足400公斤。但只要加以科学安排，足以保证居民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按照有关研究单位设计，我国的理想食物结构大致是：人均口粮年消费量210—230公斤，肉食25—30公斤，蛋类10—12公斤，奶类15—20公斤，水产品10公斤，再辅以果蔬、豆类等。按照这种食物结构计算，我国居民人均摄取热量维持在2400—2500大卡，蛋白质和脂肪摄取量分别为75克和59克，居民的营养水平可以完全达到、甚至超过我国营养专家所建议的营养标准。
食物结构是关系人民体质强弱、民族繁荣昌盛、国家经济兴衰的大事。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正确引导和调节消费，采取切合国情的科学食物结构，应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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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严家其提出：
中国传统政治的四项特征
严家其在《天津社会科学》一九八八年第四期上撰文指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周期性“振兴”和“衰败”同中国传统政治的四项特征密不可分：第一，在中国，存在一个集中在个人手中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第二，在全国范围内，存在一个单一化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在人们中缺乏“纵向分权”的意识；第三，在中国，行政权力的范围不受限制，可以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能主义”的权力观念在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第四，权力的行使和更迭缺乏程序。
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王朝也有法律，但皇帝从来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法自君出”，皇帝的权力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无法无天”正是这种非程序的皇权政治的产物。在这种非程序政治下，各种纷纭复杂的政治现象使人眼花缭乱。人们往往认为，这种非程序政治无任何法则可循。即使农民战争推翻了旧的王朝，建立起来的也仍是一个新的王朝，中国传统政治的四项特征始终存在。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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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陈旭麓谈：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陈旭麓在《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的
《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一文中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名称，是在二十年代的革命实践中考察和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并在三十年代初发生过激烈论争。作为一个科学概念，近年在史学界颇有异词。作者以为：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过程，两个“半”字在于表明二者的并存，不能机械地用统计数字的百分比来理解；二、半殖民地在揭示国家丧失独立主权的同时，也揭示了被卷入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民族资本就是相对于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半殖民地产物，不能把半殖民地理解为单一的政治概念；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既相区别又是互存的，不能截然分为两爿，试问没有半殖民地何来半封建？他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还是比较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实质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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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英国成立欧洲学会
经过几年的酝酿和讨论，欧洲学会已在英国建立，今年九月将召开第一次会议。
成立欧洲学会的目的是发展欧洲科学，对科学提出独立的纯学术的建议，鼓励学者流动，特别是支持跨学科的研究。
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有英国皇家学会前任外事秘书S·A·布尔杰恩和目前欧洲科学基金组织发起人之一L·弗劳尔斯。它的组织形式是仿照美国科学院建立的，会员由国内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学会推荐，由学会决定任命。
这个学会迄今提出的讨论课题有欧洲的人权问题、欧洲的环境保护、人口老化和新技术新原料等。 （任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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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看待儒学的文化遗产
蔡尚思
以孔子为祖师的儒家学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其思想影响之所及，连一些目不识丁的妇女童稚也在所不免。因此，如何看待儒学的文化遗产问题，不仅是专门研究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政治史、教育史等的专家学者的问题，也是文化人的共同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全社会的问题。
为了正确对待儒学的文化遗产，我以为当前文化学术界应在下列四个问题上，进一步开展争鸣与探讨：
一、要把儒家学派放在整个中国文化遗产中进行估价。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历来一分为二，有比较优秀的和比较不优良的两种。古来许多儒生学人，一提中国文化遗产，就只讲以孔子、朱子为最大代表的一个儒家系统，而拚命加以宣扬，并认为谁批评它谁就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殊不知，在中国文化史上，除儒家一个系统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系统。例如，墨子的反宗法比儒家的重宗法优良，墨子的反宿命比儒家的信天命优良，墨子的“作”重于“述”比孔子的“述而不作”优良，墨侠的施自贫贱始比儒家的“施自亲始”优良（关于这个问题，我另在《墨子思想体系》中详论之），墨子的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努力生产努力工作，比儒家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优良，如此等等。不知古来的尊孔反墨者为什么硬要颠倒是非呢？自孔墨以后，如司马迁作人物地位平等的全面史书，钟相的等贵贱均贫富说，李贽的反旧传统思想，黄宗羲的反君权思想，袁枚的情感哲学之类，无一不比孔子儒家学说为优良。不知那么多的旧儒家新儒家为什么熟视无睹呢？我认为，不把儒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历史中加以考察和比较，而一味尊孔崇儒，排斥其他较优良的学派，那才是莫大的民族虚无主义。
二、要认清儒学被尊与盛行于什么时代，其原由何在。例如：为什么汉高祖在野时要反儒，而到了在朝时就尊儒？为什么汉武帝以后的王朝，一直都在尊孔而不反孔？为什么元明清各朝代的科举教育都推行尊孔读经？为什么梁启超、章太炎等国学大师在清末不得志时就反儒反孔，而入民国较为得志时就尊儒尊孔？为什么民国时代的封建军阀仍然要尊孔，甚至下令读经？为什么民国前十年间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我以为，如果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重大问题，那么就不可能正确估价儒家学派在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地位。因此，文化界尤其是某些对儒家孔子很有感情者，有必要科学地思考和解答这类难以回避的问题。
三、正视儒学研究的现状，正确给予引导。现代国内研究孔子儒学的，就其主要方面说，可以概括为两派：一是崇拜的，一是批评的。持崇拜态度的一派，现代与近代有所差异。近代有明目张胆的尊孔团体如孔教会、孔教大学等。有些宣传孔学的著作，既把孔子资产阶级化，又以孔学进行反共活动。现代就只有变相的尊孔而不再有公开的尊孔了，只有讲孔学可以与无产阶级相结合而不再讲孔学可以与资产阶级相结合了。持批评态度的一派，也有现代与近代的不同。旧中国时代，从清末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尊孔反孔的激烈斗争，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最高潮。反对孔子儒家的斗争，这在当时是很必要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现在某些人完全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是非历史主义的。有位教授就鲁迅说的“礼教吃人”一语驳斥道：“礼教怎会吃人？”但是，对于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却不敢驳斥为“苛政怎么吃人？”这是不足以服人的。我敢断言，对孔学研究的分歧，不论变换什么方式，都将长期继续下去。有尊孔，就有反孔。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许一派讲话，不许另一派申辩，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现实的。孔学问题和其他任何学术问题一样，只有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才有可能逐步接近真理的彼岸。
四、儒学不可能替代马克思主义，充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于现代中国的国情，从历史角度来考察，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建立在延续了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古代中国和近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的基础之上的，必然会有封建主义的影响与资本主义买办化的影响。因此，出现了某些人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某些人以洋人的是非为是非，而另一些人则二者兼而有之的现象。第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诞生于20世纪，它同全世界各种族、各国家、各社会息息相关。要再像清末与“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样闭关自守，是绝对不可能的，也是有害无益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以为儒学可以像二千多年那样对中国社会发生作用，成为“万世师表”；或以为西洋各大国是以儒学致富强的，中国也可以来个
“孔马”相结合，那就大错特错了。资本主义的民主与科学，优于封建主义的反民主反科学；社会主义又优于资本主义，并将更加发展民主与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外国人宣传孔子儒家的是非为是非，也不能以中国历史上宣传孔子儒家的是非为是非。对孔子儒家应当一分为二，再也不应当作片面宣传。应当批判继承的部分，就予以肯定，却不必大事宣扬。应当批判而不应继承的部分，就断然同它决绝，亦大可不必依恋不舍。特别是封建宗法血统观念、礼教等级观念等在政治上、风俗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表现，尤须大力加以批判和破除。
儒学是新不起来的。新来新去，仍然在旧儒学的范围内做文章，不会有什么“新”的创造。若把儒学加以资产阶级化或无产阶级化，不仅难免穿凿附会，而且根本就不是儒学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儒学不是最优良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我的认识。
（原载《文史知识》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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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考据·范式
——读《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赵平
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在考据上利用了汉语词汇总是由单纯词发展为复合词的规律，把它设定为历史参照系，对比《庄子》全书的主要哲学概念的使用情况，发现了《庄子》内篇只有单纯词、《庄子》外杂篇则还有复合词的现象，得出了内篇在前、外杂篇在后的历史序列，解决了千余年来学者们就内外篇何者在先、何者在后而发生的聚讼纷纭的一大疑案。这个结论已为当今各派学者所普遍接受。
中国哲学史界经常使用的范式是“两个对子”、“条块切割”的公式。《庄子哲学及其演变》没有沿用旧范式，自己创造了一个新范式，即点（范畴）——面（学说）——体
（通论）的范式。
旧范式有其长处。它用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认识论、自然观……去规定哲学家的价值和意义，条分缕析，明白好懂。但弱点是常流入简单化的弊病。尤其是分析一个哲学家的体系的时候更是如此。点——面——体的范式一开始就避免这个弊病，并且排除了先入为主的伦理
（好、坏或进步、反动）的判断，只就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本身加以说明。与前者的拆散再组合方法不同，它注重集合体本身的整合过程。总之，考据、范式的更新是这本书的突出优点，这可能会给中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化以影响和推动。
《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的第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