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匹夫不可夺志
——读《梁漱溟问答录》
朱正
1988年6月24日梁漱溟逝世了。正好这一天《梁漱溟问答录》印成。梁先生未能一睹此书，不能不深感遗憾。现在，只好让这本书来纪念梁先生了。梁先生说：“对比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认为自己的生活道路是复杂而又独特的。”这一本是回答关于他的生活道路的问题的书，它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及其知识分子的一份独特的资料。
近一个世纪：梁先生在人世间度过了95个寒暑。这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95年。他怀着儒家的人世思想，“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尽管他是青年时代即负有盛名的学问家，却“素来不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者”，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参加人民共和国的建设。
在清王朝的末年，每一个思考着中国命运的人都知道，那种局面是不能再长期维持下去了。怎样改变呢？有主张温和一些的君主立宪派，也有主张激烈一些的革命派。梁先生谈到他从倾向于立宪派转向革命派的过程，那是各省代表请愿要求提前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而清廷对此采取强硬态度，“强行把各地请愿代表逐出北京。清廷的这一行动，使君主立宪派们大失所望。清廷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个人也看到这些，深感时局如此，宪政肯定无望，革命便是唯一的出路了。”就是在这时候他参加了同盟会。
梁先生生平另一件重大的政治行动，是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同盟，潜赴香港创刊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并且一度担任民盟中央秘书长。创建民盟的政治背景，梁先生说，国民党“发动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而且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摧残民主，排斥和消灭异己力量。……这使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国民党大为失望，而对中共当时所采取的立场表示同情。”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当权者的高压，倒行逆施，只能把人们的同情和支持驱赶到敌对的方面去。梁先生的参加同盟会和筹建民盟，也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梁先生漫长的一生中经历了不少重要的历史事件，交游中有不少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些，在这本《问答录》中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剪影。
不是躬逢其盛的人，怎么能知道1912年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讲演的精彩细节呢。又如韩复榘，梁先生说他“并不像社会流传的一些笑话说的那样粗俗不堪”，“在山东省主政八年，曾试图做出一些政绩”。
在这本书里，还谈到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辜鸿铭等等，尽管着墨不多，却足可以起到浮雕像的效果。书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当然是谈梁先生与毛泽东交往的那些段落。
梁先生在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说：
“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后。”
另一方面，梁先生也坦率地说：
“毛主席在1953年对待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采取那种办法，是不妥当的。它十分不利于广开言路，特别是不利于领导党听取来自党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
这一本书记下的主要是梁先生的生平，反映他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的地方不多。但也常有很精采的意见。例如他说：
“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难将会更大；再说经过种种实践，特别是‘文革’十年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迫切了。……中国由人治渐入了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的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这一番话是1978年在政协小组会上说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十年来中国的巨大进步。现在，人们热烈讨论的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这些题目，梁先生的这些意见，大家都在说了。这倒是可以告慰毕生关怀着中国命运的梁先生于九泉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太阳巷
吴然
我们的小巷，叫太阳巷。
我们和太阳住在一起。
据说，古时候小巷里建过太阳宫，供奉过太阳神。
太阳宫早已倒圮，太阳神谁也没有见过。
我们和太阳住在一起，是因为永恒的太阳就在我们小巷，就在我们心里。
柔亮的、温暖的太阳呵。
是清晨爷爷用紫红色的鸟笼提来的吧？爷爷提着太阳的歌唱，提着我们清亮新鲜的小巷。
是从花瓣和草叶上升起的吧？当奶奶和小妹妹，洒给花瓣和草叶晶亮的水珠，花朵和嫩草不也洒给小巷彩色的太阳，芬芳的太阳？
呵，是从我们心里升起的！那天70岁的陈婆婆病了，住院了，小巷送去了金黄的秋菊，送去了红亮的桔子和苹果，送去了多少温暖和安慰，送去了多少颗太阳般的心哟！
看，一张鲜红的立功喜报，怎样激动了我们的小巷！每一块砖石每一扇门窗都谈论着前方，小巷用母亲温厚的双手，捧起立功喜报，捧起来自老山的太阳！
一个胖弟弟诞生了，一个大哥哥考上大学了，一个大姐姐第一次领到工资了，一位老爷爷退休了，一对青年人请小巷吃喜糖了……
我们的小巷，每天都有太阳升起；我们的小巷，又新鲜又明亮，如同初升的太阳。
呵，我们的小巷，叫太阳巷。
第8版(副刊)
专栏：
雷峰塔
公刘
在杭州偶听市井传言，有人计划重建雷峰塔。
南屏晚钟，哪一次不庄严敲打，
一百零八，佛偈梵音一百零八；
感谢上苍，愁云如磬怒涛似牙，
恶之囚笼剩下些朽木残砖败瓦。
缘何又拾起悲苦高达七级的神话，
钵盂重托，将这自由魂再度镇压？
可怜！本来她就开错了素瓣心花，
愧煞悔煞，泪泉两汪它自行哭瞎。
第8版(副刊)
专栏：诗画配
生命的女儿
任远木刻 苏殿远诗
流动着像银河 林海呵你在对谁诉说
是在弹拨力的飞瀑 一支喧腾的歌
蜿蜒着像脉搏 你向何处奔波
是在输送新生的星 为了明朝的开拓
星星点点的音符 你在构思着什么
浓缩宏伟命运的你 可在想默默拚搏
那腾飞的羽翼是你女儿的渴盼么
抑或是你派去开发边陲的使者
生命将从你炽热的怀里凌空而起
飞向宇宙去创造各自的领域和王国
绿色的长城将从这里砌起主题
你这生命的襁褓呵 地球慈母的杰作
第8版(副刊)
专栏：
再谈名文未必无讹
王子野
六年前我写了一篇杂文《名文未必无讹》，批评有些人对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胡吹乱捧没有道理。文章写好之后，信心不足，不知该不该发表。我想这样的问题最好还是去请教叶圣陶老先生。于是取出一份复印稿，附上一张短简寄出。回信来得很快。他当时眼疾发作，信就由叶至善同志代笔。
至善同志在信里说：“您的文章我念给父亲听了，父亲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发表的，而且应该发表。他也常说，所谓分析名作，不管现代的、古代的，总是瞎捧一气。这种做法，对提高读者的鉴赏水平和写作能力都没有好处，应该有人写文章唱唱别调。”
在叶老的支持和鼓励之下，我就毫不迟疑地将文稿投寄《名作欣赏》去发表。
叶老指出的对名文瞎吹乱捧的现象，只要留意一下，随时可以发现。
韩愈的《祭鳄鱼文》也是收进《古文观止》的名篇之一。某出版社出版的《译注》是这么评价的：“文章写得很有气魄，堂堂正正，大义凛然，然而又富于变化，显示出作者驾驭语言的非凡才华。”
先来了解一下作者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然后再来讨论这样的吹捧是否妥当。
韩愈素不喜佛，他曾给宪宗上疏谏迎佛骨，触怒皇帝，几至丧命。经人挽救才得免死，被贬为潮州刺史。他受这次挫折，勇气全消，变成一个只会歌功颂德的卑鄙之徒。他在潮州任内写了这篇极其恶劣的《祭鳄鱼文》，并且还编造了鳄鱼为他远徙六十里的神话。
对这编造最早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提出批评。1979年吴世昌同志又提出更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篇文章是
“中国文学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罕见的‘杰作’……这位自称不信佛不信神仙的儒家大师，竟能使鬼神呼风唤雨，当天晚上就‘暴风震雷起湫水中，数日水尽涸’，鳄鱼们乖乖地‘西迁六十里’，从此潮州无鳄鱼之患了。”吴世昌同志又说：“我在中学时代，许多学校选这篇《祭鳄鱼文》为国文教材，教员讲得津津有味，学生听得目瞪口呆。再加苏东坡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证实了这个故事，说‘公之精诚……能驯鳄鱼之暴’影响更广大。”（吴文刊于1979年《文学评论》第五期，后又收进《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
新、旧《唐书》的编者竟将这个“鳄鱼搬家”的神话当作真实的史料写进正史，为韩愈树碑立传。现在《古文观止》的注译者对这样重大的历史伪造不去批判，反而津津有味地去吹捧文章写得如何有气魄，作者又如何有驾驭语言的才华云云。试问这样的吹捧能说是恰当的吗？这对读者又能起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篇文章写好之后，想到叶老弃世已将半载，再也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了，不免黯然神伤。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甘霖，浸润着这片黄土
——访《河殇》编创人员夏骏、王鲁湘
高宁
记者：在《河殇》第二集“命运”中关于中国近乎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分析，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类型的新的视角。
王：但是你在同一集中还应注意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在15世纪本来是有可能超越地理环境的制约的。然而，强大的文化心理障碍筑起一道精神的万里长城，中国人终于未能完成这一超越。这个历史教训再次印证了我前面提到的，进行民族文化基因建设的必要性。
记者：第三集“灵光”和第六集“蔚蓝色”，运用近几年科学史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一个新的角度。
王：有人批评我们在《河殇》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寄予的希望太大了。是的，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于政治权力，他们没能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并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但我们也要看到，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依附是相对的。我认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由两个相交的圆组成，一个以皇帝为圆心，另一个则以大学者、大儒为圆心。后者既是前者的智囊，又对它进行道德的监督、评判，尽管这种评判往往是以王道反对霸道，但毕竟显示了
“士”这个阶层的相对独立性。
今天，随着中国这块土地上改革、开放精神的逐步确立，知识分子的天下观扩大了，升华了。他们正在成为社会的良心，人类科学、理性精神的维护者；正在对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进步，进行独立的思考和评判。因此，我们对知识分子寄予厚望。
记者：一部《河殇》，不仅证明一个具有独立学术意识的精英文化群体已经形成，而且展示了他们对民族命运独立思考的成果。特别是，《河殇》把精英文化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起来，促进学术思想走向群众，走向民间，这也是一大功绩。
夏：这要感谢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陈汉元给我的第一推动力。是他，首先提出拍一部不同于以往风光旅游片的黄河专题片，并要求我们考虑群众的接受能力。他说，拍出的片子如果仅仅得到专家、学者认可，那不能算成功。
记者：事实证明，《河殇》受到专家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王：为了沟通学者和大众，编导和观众，《河殇》在思想形象化、历史现实化方面作了初步的尝试。
记者：沟通是双向的。《河殇》既把学术文化交给了大众，又提高了电视文化的品位。
夏：这正是我当初构想《河殇》时所追求的。中国正处于现代思想的启蒙阶段，全民族都在吸收和更新文化知识。更何况，在我国知识精英和二亿多文盲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文化断层，亟需填补。电视作为一种视听传播媒介，具有快速、易为观众所接受等优势。因而，向广大群众进行文化启蒙，是电视义不容辞的责任。法国电视一台有个读书专题节目，每周向大众介绍法国的最新文化成果。主持人被观众称为书先生，并被视作文化的化身。连总统密特朗也以能在这个专题节目中讲话而感到荣幸。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电视文化提到这样高的层次呢？电视不能再仅仅满足传播通俗文化了。我希望今后思想界要加强电视意识，而电视界应提高文化意识，二者的合作将有助于我们民族文化的振兴。
记者：《河殇》正是这种合作迈出的第一步。
夏：是的。更令人高兴的是国内知名学者已同我商定了新的合作计划。我们将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