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奋斗不息的坚强战士
——纪念曾希圣同志逝世20周年
宋任穷 陈丕显 叶飞
1968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曾希圣同志，因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思念之意，常萦心怀，现值希圣同志逝世20周年之际，我们谨撰此文，以彰事迹，借抒情思，聊表纪念，并告慰这位革命战士。
战争年代立殊功
曾希圣同志是我党一位老同志。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资兴县，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三师范，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当1927年大革命遭受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危急时刻，希圣同志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出生入死，把一颗赤子之心奉献给中国革命事业。
在武装斗争岁月里，他长期从事党的兵运工作、军事情报工作。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军事情报工作上，希圣同志倾注了全部精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2年他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参与创建了中央军委二局，并担任首任局长。在他的组织领导和亲自参与下，军委二局排除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顽强地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以其特殊的手段获取了大量极其准确可靠的军事情报。党中央和毛主席运用这些情报，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指挥红军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粉碎了敌人一次次围剿；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面对敌人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四渡赤水，巧妙地避敌锋芒，跳出重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在我军军史上写下了神奇的一页。红军在战斗中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除了靠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艺术外，希圣同志领导的二局及时提供大量准确情报，也起了重要作用。为表彰希圣同志的功绩，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于1933年代表军委给他颁发了二级红星奖章。毛主席高度评价和赞扬希圣同志和他领导的二局，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希圣同志为我军情报工作的建设，一直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即使在身受迫害，病情恶化，生命垂危的时候，他仍关心着情报工作和侦察技术的改进，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周恩来同志高度赞扬他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而希圣同志对自己所作出的这些功绩，从不居功自夸，甘愿鲜为人知，充分表现了他对革命忠诚无私的品质。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从事党的工作和军队工作，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皖江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部长，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豫西军区司令员。特别是为了开辟皖江革命根据地和创建新四军第七师，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四面受敌包围的极其艰难复杂的条件下，不畏艰险，放手发动群众，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路线，从而使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七师由开始不足3000人迅速发展到3万多人，并为兄弟部队提供了大量财政和物资上的支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建设安徽倾心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希圣同志长期在安徽工作，先后担任皖北区党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自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他就热心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一根本上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安徽历来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生产水平非常落后，人民生活极其贫困。面对国民党垮台后留下的烂摊子，希圣同志决心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变安徽面貌，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他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抓发展生产力，一定要从安徽实际出发，发挥能动性，多下苦功夫。
安徽是个较大的农业省，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关系全局，因此希圣同志确定从抓农业入手。他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调阅省志和全省各县的县志，研究了安徽800年的历史，了解安徽的天文、地理、水情和农业生产特点，掌握了大量的资料。经过反复分析，认识到影响安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频繁水害。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首要必须兴修水利，而安徽水利的关键又在于治淮。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下，希圣同志在安徽掀起以治淮为重点，以根除水害、发展水利为目标的全面性的农田水利建设。在治淮过程中，他坚持以科学态度，不断总结群众经验，提出了“必须使治洪水与治内涝相结合，治干流与治支流相结合，治点、线与保面相结合，防洪与防旱相结合，治水与改种相结合”的治理方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
希圣同志不仅注重农业的基础作用，同时也十分重视工业的主导作用。安徽解放初期，城市经济凋敝，没有什么像样的工厂。为在安徽打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希圣同志首先抓了煤、电和机械工业，然后一方面积极发展支农工业，兴办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厂、化肥厂，县县办起了农机具制造厂；一方面大力开发本省资源，并着重发展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以及轻纺、化工工业。在发展工业中，为了解决严重缺乏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等困难，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的同时，他抓住大城市疏散的机遇，从1955年开始，用了两年时间，先后两批从上海迁进106个工厂企业。从制定搬迁计划和施工方案，直至投产，他都亲自过问，经常到现场解决问题，做到了搬迁快、上马快、投产快。正由于他决心大，抓得实，调动了各个方面的力量，使极端落后的安徽工业迅速发生了明显变化，到六十年代初已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希圣同志热心于发展生产力，还表现在他对教育和科技的高度重视上。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一是他一贯亲自抓科技，并且再三强调要在科技方面努力赶上先进省份，争取达到国家水平。二是他对兴办教育的热忱。对这个关系到百年大计的战略措施，希圣同志想得早，看得远，而且措施得力。三是他对各种人才的渴求和重用。鉴于安徽建设人才十分匮乏，他舍得用气力、花代价从省外广为招引各类专业人员，敢于起用确有一技之长的“戴帽”科技人员。实践证明，在他主持下从五湖四海引进、启用的大量科技、教育、医务、文化、管理人才，绝大部分成了安徽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积极倡导“责任田”
希圣同志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值得人们追念的事迹很多。在当前加快和深化农村改革的形势下，更加使人自然地回想起他于六十年代初期，在安徽农村倡导实行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责任田”事迹。
希圣同志能在当时研究提出和率先倡导“责任田”，表现了他具有一个改革先行者的胆识。众所周知，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党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这种过“左”的政策，使农村生产力遭到破坏，造成社员生活的困难。为扭转这种严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同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当时，希圣同志带头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检查了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农村合作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广泛的摸索和思考，鼓励大家放开思路，研究各种办法。他亲自布置省委办公厅和农村工作部组织人员，查阅了我国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改进经营管理方面的大量资料，进行系统研究，对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在包工包产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总结出责任不明、干活大呼隆、评工记分繁琐、分配不合理等四大弊端。于是，他又进一步开阔思路，联想到工业部门长期实行的责任制，明确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离不开责任制，他多次指出：工业上按件计酬的办法，为什么不能移植到农业上来？经过反复酝酿，开始设想出一套把生产效益同社员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办法，即：按社员的劳动底分承包耕地，以产计工，多产多得，并且实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他的这一设想，提交省委书记办公会讨论时，大家都赞成和支持这种办法，但感到存有风险。为了用实践来证明这一办法，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到生产队进行试点，并根据试点的经验，亲自草拟提纲，形成《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的文件，终于最后形成了“包工包产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简称“责任田”。这个办法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认可后，很快在全省推广。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已占90.1％，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快恢复和发展，社员生活得到了改善，市场供应迅速好转，城乡干群普遍称誉“责任田”是“救命田”。
“责任田”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不可能一开始就尽善尽美。为使“责任田”顺利发展，希圣同志不仅要求每个地市委第一书记亲自下去，调查总结一、二个点的经验，他还亲自到一个公社蹲点，发现问题，同干部群众商量解决的办法，运用点上的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使“责任田”办法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当年安徽全面实行“责任田”实际上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实验，但为时不久，这一刚刚兴起的新事物就受到错误批判。当时中央和地方不少老同志为“责任田”说公道话，仗义执言。邓子恢同志在1962年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不顾个人安危，直言“责任田”好，认为应普遍推广；李富春同志在1962年6月曾写信给中央，反映实地考察安徽责任田的情况，表示支持“责任田”。同时，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也纷纷上书中央和省委陈述“责任田”的好处。但由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阶级斗争作了错误的估计，突出强调反对“单干风”、“一片黑暗风”和“翻案风”，致使“责任田”被视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而遭到扼杀取缔。希圣同志因此受到指责，还牵连到下面的一批干部，对此他多次向中央和华东局表示：“责任田”是我提出推行的，责任由我个人承担，不要涉及其他干部。这也可见他勇于承担责任和爱护干部的高贵品德。
“责任田”虽然受到夭折，但它已深深扎根于江淮大地，扎根于广大农民心坎深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在安徽率先起步，迅速推开，与希圣同志当年所倡导推行“责任田”的实践也是有内在联系的。农村改革的深化发展，已经为“责任田”的是非曲直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证明它在当时和今天都具有重大意义。
曾希圣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献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应有贡献。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诚积极、奋斗不息、百折不回的精神，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而大胆开拓、勤奋学习、刻苦钻研、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善于总结经验、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都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学习的。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李竹如同志
谷牧
1940年，我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与李竹如同志相识。那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我在分局负责秘书工作。我们朝夕相处，经常同住一个村，同吃一锅饭。1941年冬季，鲁中反“扫荡”前夕，分局派竹如同志带一批干部去鲁南视察工作。在这次反“扫荡”中，我负了重伤，指挥党政机关反“扫荡”行动的责任落到当时主持省战时工作委员会日常工作的陈明同志身上。可惜不过三天，在指挥机关突围的激烈战斗中，陈明同志牺牲了。竹如同志从鲁南回来后，接替了陈明同志的工作。他回机关后曾来看我，关切地问起我的伤情，并说，这次反“扫荡”战斗打得真残酷，许多同志都见不到了。然而没有想到，在1942年冬鲁中第二次反“扫荡”中，他也壮烈地牺牲了。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竹如同志是一位很活跃也很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待人热情、正直、诚恳，同志们对他的过早牺牲，都感到极为悲恸。他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之前，曾担任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社长，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和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编辑部长。我与竹如同志相处虽然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但他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他的马列主义水平很高，思想锐敏，才华横溢。那时，在《大众日报》上常见到他的文章和报告。他在主持山东宣传工作期间，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对理论工作的建设，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竹如同志是在大革命时期投身革命的。从那时起，他就从事于党的宣传工作。二十年代他在济南正谊中学创办过《兢进周刊》；在南京中央大学时，他主办的《前哨》壁报，曾张贴在中央大学门口，在校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九一八”事变后，各地赴南京请愿示威的革命师生，汇集于南京中大等校，这时竹如同志担任中央大学的中共秘密支部书记，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此后他被迫返回山东，先后在济南乡师和平原乡师任教，继续进行党的活动。从1935年起，又在济南办《新亚日报》，在上海主编《文化报》。“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撰写社论，热情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文坛主将鲁迅先生逝世，他亲到鲁迅故居、灵堂和基地采访，写了情真意切的报道；“七君子”被捕，他编发一系列文章，抨击反动当局，伸张正义……
竹如同志这些经历，过去我不很清楚。近几年，搞党史工作的同志搜集到许多材料，发表了竹如同志的传略，并且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三十年代他发表的几百篇文章，这是很宝贵的收获。这些文章是他走过的革命道路和他经历的那个革命时代的真实记录。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竹如同志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勤思健笔，有不少精采之作，今天读来仍脍炙人口，发人深思。现在，将李竹如同志的遗文集印出版，不但是对烈士的纪念，同时对研究历史、启迪后人也是很有意义的。
（按：本文是谷牧同志为《呐喊·战斗——李竹如烈士文集》一书写的序言。此书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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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逢春同志，我们学习的楷模
罗贵波
龚逢春同志是陕甘边区的创始人之一，晋绥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川西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建国后又长期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龚逢春同志生于1908年，陕西城固人。1927年至1928年在西安第二军官学校和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接受了革命思想，后参加并领导了学生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任陕南军委宣传部长，在杨虎城部队做过兵运工作。1933年在陕西耀县参加了王泰吉骑兵团的起义，胜利后骑兵团改称西北抗日义勇军，他任该军政治部主任。不久义勇军与红二十六军合并，他任红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1934年冬，调任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长，1935年任陕甘边区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活动于庆阳、定边、靖边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政权，开展游击战争。
当陕甘红军不断取得胜利，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之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在那里盛行。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以所谓“肃反”的名义，把大批地方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扣押起来，严刑逼供，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当时龚逢春同志因率部在第一线战斗，中央红军又早来了一步，侥幸未被逮捕。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在此危急关头到达吴起镇一带。逢春同志得悉后，与陕甘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指挥马福记同志率领直属部队迅速赶到吴起镇。他向毛主席汇报了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的基本情况，还特地汇报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明确表示不应该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同志和红二十六军的大批干部。毛主席非常重视，当即表示要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并指示停止“肃反”的逮捕行动，即派王首道等同志到瓦窑堡释放刘志丹等100多名干部。
1936年4月，他调任保安县（今志丹县）县委书记，同年底又调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长。他不论在部队工作还是在地方党工作，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对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逢春同志先后任中共榆林特委书记，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长。1939年至1942年，先后任晋西北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武装部长、宣传部长和晋西北抗日武装自卫队总指挥等职。1942年5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任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后任分局党校校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在这期间，他很重视改进党报，培训干部和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举办各种干训班，在创办抗战学院（后改为晋绥师范学院）、临县一中、保德一中、贺昌中学、永田中学和恢复中小学教育、办夜校、扫盲、发展抗日武装自卫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青年干部。到党校后更是倾全力于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
1943年冬，康生在延安搞的所谓“抢救运动”很快传到晋绥，分局党校也伤害了一些同志，但很快得到了纠正。逢春同志向全校学员作关于“抢救运动”的总结报告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当场向学员道歉。当然，大家也很理解“抢救运动”的主要责任不在逢春同志，而他那种顾全大局、严于责己的诚恳态度，使在场的广大干部深受感动。从此上下统一了思想，很快转入了甄别工作。到日本投降时，党校一部的甄别工作基本结束。大部分同志很快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继续做出贡献。
1946年初，逢春同志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长，1947年初又兼任组织部长。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调配干部、加强根据地生产建设、土改和支援解放战争上。
逢春同志衷心拥护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定，但对晋绥土改中出现的某些“左”的作法，特别是对乱斗干部和轻率解散某些县委的错误作法，很不赞成。他不但积极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党的干部。他主张把一些受到错误处理的县以上干部送党校学习，而不采取其它过“左”的组织处理办法。当党中央指出这些错误并进行纠正时，许多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意见还很大。他又从大局出发，耐心说服这些同志，勉励大家在分局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巩固土改成果。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逢春同志遵循中共中央和晋绥分局的指示，从1948年起就着手向西北新区调派干部，到1949年春先后共调出省、地、县及县以下干部3000多人，其中少数留在西北局机关外，大部分被派到新解放区工作。紧接着，他又筹划向即将解放的西南川康新区调配干部。这一段时间他日夜操劳，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
在调配干部中，逢春同志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且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入川前，贺龙同志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逢春同志在调配干部工作中做出的成绩。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撤销后，逢春同志作为川西北临时工委和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于1949年12月随贺龙、李井泉指挥的十八兵团进入四川。进川后，他任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兼川西区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主任。1950年初，国民党残余匪特勾结地方封建势力，一度掀起叛乱。逢春同志冒着被敌人袭击的危险，深入到有关地、县和农村了解情况，传达并宣讲党的方针政策。他要求各地除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外，特别强调要贯彻执行我党提出的“首恶必惩，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注意分化瓦解敌人。他还帮助下面纠正了某些过急的作法，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平息叛乱之后，川西区展开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这一时期，他很重视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强调用党的政策和法庭的力量制服敌人。依法判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镇压了一批罪有应得的匪特、反革命分子，从而打击了反动阶级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安定了社会秩序，为减租退押斗争创造了条件。
1951年夏，川西区在试点基础上开始土改，逢春同志当时兼任土改委员会主任。由于逢春同志和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经常深入农村，与土改工作团一起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因而使这次土改充分发动了群众，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普遍分得了土地和其它胜利果实，并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从总体上看，这场土改运动十分成功。
1952年9月，四川的四个行政区合并为省，逢春同志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兼西南局党校副校长、党委书记。1954年西南局党校改称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他任校长、党委书记。1956年他当选为党的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58年第七中级党校与四川省委党校合并，他改任四川省委党校校长、党委书记。1959年兼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63年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长期从事党校教育工作，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和方针，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为培养党的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干部，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逢春同志受到了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给他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但他始终坚持原则，据理反驳。并为一些被打倒的同志竭力申辩，提供如实的证明材料。康生几次指名要他“揭发”贺龙、林枫、李井泉等同志，他都横下一条心，准备坐牢杀头，也绝不屈服妥协。粉碎“四人帮”后，他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可惜由于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致使重病缠身，久治无效，于1978年12月1日停止了呼吸。
逢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但他对党忠诚，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公道正派，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团结同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任劳任怨等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伟大的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