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寻求中国电影发展战略
滕进贤
当前，电影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深感，对电影事业单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电影界的问题决不单单是个体制问题，不单单是创作思想问题，也不单单是发行放映问题、合作拍片问题。我认为“以改革统揽全局”同样适用于电影事业。可以说改革才是中国电影振兴繁荣的唯一出路。在电影战线，我们必须对电影事业进行宏观调控、综合治理，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和远景意识。所谓战略眼光即是把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纳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精神文明发展战略的大构架中去考虑，纳入中国社会改革的大系统中去考虑。所谓远景意识，即是把中国电影的发展纳入2000年这个远景的蓝图上去考虑。
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预测：人口将达到12亿左右，这意味着观众的基数上升；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劳动者都将受过职业技术教育，观众文化层次提高；人们每天的劳动时间会缩短，业余时间随之延长；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将引起人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大幅度上升，人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将不断超过物质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对外文化交流将更加开放，多种新的艺术思潮和创作流派将对我国观众和创作人员产生更大影响；随着新兴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为电影艺术的制作和传播提供更丰富的手段和空间……
这一切既对中国电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证。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从远景上、整体上寻求中国电影发展战略。那么，这一战略应建构在什么样的现实基础之上呢？如何看中国电影现状，成为当前舆论的一个兴奋点。
一副沉重的翅膀
说中国电影的翅膀是沉重的，是就电影经济、电影消费的角度而言。从这个角度看，电影现状不但不容乐观，而且令人担忧。首先是电影市场萎缩，观众人数下降。1980年电影观众290亿人次，达到高峰，1986年下降了40亿人次，1987年又以月平均3000余万人次的幅度下降。国产故事片制片总收入逐年下降，制片总利润下降更多。其次是拍摄成本逐年上涨。自1980年以来，拍摄用的各种原材料分别上涨15％—361％，群众演员酬金增长125％—316％。第三是税收过重，制片厂已无力扩大再生产，无力进行技术改造。第四是受到多种娱乐形式的冲击，如电视、录像等现代化传播手段及舞厅、游乐场等。电影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视听艺术竞争的。第五，电影体制与电影政策不完善，不能保证电影经济的发展。由此看来，电影业的翅膀沉重，腾飞困难。
面对机遇与希望
中国电影正面对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这就是：民族电影振兴与走向世界的历史契机。我认为，一个民族文艺的振兴与繁荣必须具备政治开放与文化转换的历史性契合这个条件，而中国电影正处于这两个条件的历史性契合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调整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制定了稳定的文艺政策，党又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大力倡导解放艺术生产力。这些都是政治开明、民主的表现，是中国电影振兴的好气候、繁荣的好土壤。党和政府还制定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经济正处于振兴之中。国运兴，则文运兴。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再说文化转换。它有两个含义，一是走向现代化；二是走向世界。中国电影正处于文化转换期，也可称为转型期。这是在商品经济与文化发展，传统观念与改革精神相互碰撞、震荡后出现的。今天，中国电影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境况：怎样才能承受住商品经济、市场规律的摔打考验？怎样才能适应多层次的观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电影需求？怎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现代化的要求。中国电影进入转型期，其产品正由传统的单纯宣传教育型转入既重视社会效益，又注意经济效益的复合型。其体制，正由传统的生产型转向艺术生产与产品经营复合型。实现这个转型，将促使中国电影出现新的飞跃，解放艺术生产力，出人才、出作品。逐步走向世界也是中国电影实现文化转换的标志。中国电影长时期处于一种封闭落伍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代表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同外国电影艺术对话、交流。《红高粱》、《老井》以至更早的《黄土地》、《城南旧事》等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世界影坛一些名家对中国当代电影刮目相看。在目前欧美电影日趋重商业性而轻思想性，只强化经济效益而弱化社会效益之际，中国电影被他们认为是来自东方的希望。这是使中国电影得以振兴的历史契机。我们应增强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牢牢把握住这个历史契机！
寻求发展战略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电影的现状和形势是：困难与希望并存，挑战和机会同在。面对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中国电影如何实现自己的战略发展？我的看法是，我们既渴望国家给电影业
“输血”，同时更要增强造血机能。既然电影业的问题是综合性、多方面的，那么我们就应进行宏观调控，综合治理，这是中国电影发展战略的总的依据和总的构想。所谓综合治理，就是从体制布局、艺术、人才、观念、法规、政策各个角度对电影进行调整、治理。以改革统揽全局，以改革梳理各个方面的关系。我们现行的电影体制不完善，“大锅饭”、“统购包销”、大而全、小而全的体制，既不利于专业化、不利于灵活转型，也不能保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目前条件下完全自负盈亏，会使电影企业过分重经济效益而轻社会效益。我们必须调整、改革电影业的现行体制，使之适应民族电影的振兴。当务之急是应确立电影体制改革的主线。同时，我们也应调整、改革艺术与观念、法规与政策。在艺术上，我们应确立创作思想的主线。我以为这主线应是主旋律意识与多样化意识相统一。所谓主旋律意识是指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创作意识。我们提倡深刻地（而不是标语口号式、概念式的说教）、准确地反映时代风貌、振奋民族精神的影片，这样的作品应是我们的主旋律。我们强化这个意识的同时也强调多样化意识，即鼓励题材、风格、样式、创作方法的多样化。我们应健全电影法规，保护电影艺术家的合法权益，保护电影业的改革进程及改革成果。我们也恳请国家调整、完善电影政策。我们拟争取创造条件实行双轨制，即对娱乐性较强的作品实行自负盈亏制，由市场进行调节；而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重大现实题材及各类短片、儿童片等实行国家补贴的办法。所谓宏观调控是指统筹兼顾，以国家整个电影业发展的战略眼光来调整微观（电影企业内部的改革），调整宏观（电影企业的外部关系的改革）。在总体上、全局上，我们还倡导联横意识，倡导各个电影企业、电影部门互利互助，形成中国电影界的整体优势，减少“窝里斗”的内耗，减少负效应。我们应找到相应的、行之有效的联横形式。
面对民族电影振兴与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我们应确立走向十亿人民与走向世界并行的战略方针。我们不能同意所谓中国电影现在应由内向型改为外向型的提法。着眼于国外，立足于国外，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不符合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具体国情。我们首先应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电影走向十亿中国观众的问题。我国国内电影市场的潜能远未开发出来，单是八亿农民的电影需求就没能解决。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电影也应逐步地加入国际电影“循环圈”。这是为了同世界电影艺术交流、对话的需要，也是为了同世界人民对话、交流的需要。这反过来也会刺激、促进我们民族电影的振兴与繁荣。
面对中国电影的转型期，我们应确立中国电影体制及产品转型的发展战略。在电影厂的体制上，我们曾30年一贯制——单纯的生产型，不搞经营也不善经营；在产品上，一切由国家统购统销，电影产品一向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对商品经济、对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我们太缺少理论准备、精神准备。因此，在电影作为商品消费面前，在电影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面前，不少制片厂家一时陷入被动。对此，一方面，我们应补商品经济、商品观念的课，理直气壮地树立电影文化消费意识，电影市场意识，逐步做到懂经营，善经营。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度里，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向，永远是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因此，必须防止电影陷入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降低观众审美情趣的“恶性循环圈”，而应建立“良性循环圈”。
总之，我对中国电影现状及前景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悲观。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潜能的开放
——自贡灯会的启示
胡德思
洋洋大观，光彩夺目。自贡灯会自6月5日始在北京北海公园的展出，以其宏大的规模、巧妙的构思、精致的制作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注目与喝彩。在45天的展期内，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万游客参观了灯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杨尚昆、万里、胡启立等也兴致勃勃前来观灯，并给予赞许。许多外国朋友惊呼灯会为“艺术大观”；有些新闻界人士认为灯会是“综合的立体的宣传形式”；工艺美术界人士认为灯会是“集美之大成的综合艺术”，是“民间工艺在‘灯’之上的发扬光大”；而科学界人士则将灯会誉之为“科学技术在又一领域内新的表现形式”……自贡灯会的成功，使自贡人倍感光荣，倍觉自豪，同时也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自贡灯会有悠久的发展的历史，但能像今天那样取得如此成功的效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解放思想、深化和拓宽文化观念的结果，是集中和调动百万自贡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果，是“以灯为媒、文贸结合”，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互相促进的结果。
灯会，作为一种群众性的民间娱乐形式，在自贡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宋以降，自贡民间举办的灯会便颇具规模；明清时期又发展到“狮灯市场”、“提竿节”等形式别具的活动，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风情和独特个性色彩的地域文化，成为维系和调整自贡人精神呼吸和生活节奏的必不可少的盛大的民间节日。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和时代的局限，使我们对灯会这种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的潜能和创造价值认识不清，估计不足，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纯娱乐型、消费型的一般性的群众文化活动。因而在解放后，虽然也办过几届灯展，但终因经费有限、人力有限，其规模和影响也是有限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将振兴自贡的责任落到新一代自贡人的肩上。自贡要前进，要发展，要冲破因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加上固有观念形成的“盆地意识”、“井盐意识”等封闭状态，要大踏步地走出去，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从何入手呢？一束灯花迸溅的光芒，照亮了自贡人的眼睛。变革的时代，使自贡人对灯会这种传统的文化活动有了全新的认识：灯会具有一种广泛的认同性，它以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吸引着千百万人民群众同欢共乐；灯会具有极大的观赏性，它能给人们以美的享乐和陶冶，以及多方面的心理慰藉；灯会具有广泛的复合性，它融政治、经济、艺术、技艺、伦理于一炉，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展览会和艺术节；灯会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它是人的智慧、才华、技能的竞赛和评比；灯会又具有极大的社团性，它是人们进行社交、沟通信息、加强联系、联络感情的极好场所。总之，灯会的这种巨大的潜能和创造价值，一经开发，将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基于这种认识，1984年，自贡市政府做出果断决策：将灯会作为带动自贡市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战略性的“龙头工程”来实施。决心用花灯打开自贡紧闭着的大门。
奇迹终于创造出来了。从1984年起，自贡连续办了五届灯会，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创新，观灯人数直线上升，最高年份的1987年达230多万人次。这些游人不仅来自成都、重庆等城市，还来自新疆、甘肃等边远省份，还有日本、美国等异国朋支。特别是1987年以后，市政府因势利导，将“以灯为媒，广交朋友，振兴经济；以灯为荣，振奋精神，建设自贡”作为灯会的指导思想，把经济贸易活动引入灯会的机制之中，使灯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1988年春节期间，来自全国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0个省、市、自治区和来自美国、意大利、联邦德国、日本、泰国、巴基斯坦等国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客商、用户、厂家代表3.6万多人出席了灯会，经贸成交总额达29亿元。灯的媒介、灯的桥梁终于炸开了落后保守意识筑起的堤围，经济信息沟通了，横向联系增强了，地方产品实现了全方位开放，紧缺物资源源流入了市场。
与此同时，灯会由于注入了经济贸易的活力和实力，使制灯工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批科技中坚力量的投入，使灯会由小型、静止、凝固、个体向着大型、联动、群体、“形、色、光、声、动”五位一体的方向发展，造成了千光万彩的美妙世界，组合成光怪陆离的奇幻风采，自贡花灯已跃居全国花灯的先进行列。
事实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使灯会本身的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升华，传统的民间娱乐文化活动不仅可达到
“以文补文”的效果，而且成为城市建设腾飞的强劲的双翅。自贡人的竞争意识、时空观念都一下子浓缩了，心理的承受能力猛然增强了，文化素质和修养也得到了提高。灯会也使自贡整个城市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政建设终于起飞了，道路拓宽了，街心花园建成了，街头巷尾清洁卫生，文明礼貌蔚然成风。
灯会还使灯具做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商品进入市场。一个以制灯专业队伍为核心的新兴行业正在自贡形成，越来越多精美的工艺灯、大型活动灯将成为商品进入大循环，直接参与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创造经济价值。
自贡灯会在北海公园的展出即将结束了。我们已先后收到深圳、珠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京、青岛、昆明、武汉、石家庄、秦皇岛等14个城市的邀请；自贡花灯即将走遍全国，然而我们的心情并不轻松，“走向世界”的严峻课题将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能谦虚谨慎认真总结经验，使这束灯火越燃越亮。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读《中国文学理论史》
李欣复
读了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三同志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出版），颇觉有些话要说。
本世纪20年代以来，研究古文论历史的著作大都沿习“批评史”名称。而这本新著取名“理论史”，正如书中绪言所说，有“正名”，更有以评述和发掘古人文学理论内蕴，不就事论事之意。我是赞成用“文学理论史”名称来研究古代文论的。“中国文学史”既有与之相应的批评史，就该有其理论反映的文学理论史，何况文学批评必具有一定理论观点。本书作者含批评于理论之中，对于纠正和破除中国古代没有理论思维只有理性直观或经验式思维的流行观点很有意义。
当然，书名的归正不但要有事实作根据，更重要的在于是否能发掘出这种古代文学理论的内蕴和精神。不用说像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徐渭《南词叙录》、王骥德《曲律》、李渔《闲情偶寄》等论文论著本是以理论阐发为主的，即各种诗文曲词和小说评论，以钟嵘《诗品》为例，作者对其诗学思想分出“物感说”、“三义说”、“滋味说”、“流别论”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发掘，也很有见地。对于叶昼的《水浒》百回本评论，作者也作了得体的归纳和阐发。
古代文论中犹如渔场万舟、夜空繁星的那些序跋书碑之文历来是最难处理的材料，它们既重复又零散无系统，在某些作家思想家那里还是其文学思想的主要材料，对于文学理论史来说处理和阐发它们的蕴义尤不容易。而在这一点上，作者调理和铺叙得也较合情合理。无论是对于像李白、杜甫、陆游、元好问等理论性文字较少而主要以论诗或直接以诗来表述自己的文学观念；还是对于集中的论著论文极少而多有序跋书题的重要文学家如韩柳欧苏及汤显祖、冯梦龙等的文学理论思想，都是如此。
作者在绪言中说明，古代文学论是一个包容从文学概念、范畴、思想到手法、语言、声律、格式、体制的完整而系统的结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从理论史的角度给予纵横向的全面阐发，并揭示其间的相互关系和历史运动法则。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和论述，我认为，在书里体现得很充分，完成得也较理想。
书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关于老庄的哲学思想，作者认为：“贵无之论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世界决不是产生于无”。（卷一、48页）可是众所共知，现代宇宙论大爆炸学说，恰恰依据大量实验和宇宙分子形成的材料，论定世界是从无到有的发生过程，有确实生于无，这是唯物论的科学论断而非唯心论的邪说。“无”并不是一种精神实体，更不是上帝的别名，它只是相对于具体物质如空气、电子、分子等的空无。因此，作者的上述论断显然就欠斟酌了。除此之外，从全书的格局来看，还没有完全突破以前同类著作的惯例，所以整体面貌不够新。全书各个部分的详略轻重还有进一步统一调整的必要。例如：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分析显得简单，清代又失之过详。
总起来说，《中国文学理论史》从内容的详备、指导思想的明确、到对历代各派各家文学理论思想的概括和阐述，的确与同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有不同构架和面貌的；在“着重发表个人见解”方面，也做到了不以定说为准而以持独立见解为务的学术个性化原则。至于材料的广泛引证、古代文论文学知识的正确介绍，论述的细致性、贯通性等等方面的优点和长处，那倒还是次要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新作
《西部在移民》［报告文学］
作者：麦天枢 载《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
生命源于水。然而在我国西部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等干旱地区，被水遗弃的生命却艰难而又顽强地活着。
当爷爷的爷爷将山上的树砍光，爷爷小时候还可以在山上成捆地打割灌木条，爷爷的孙子却只能铲草皮来煮饭了。可孙子的孙子呢？这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大自然的刽子手，到头来，只能被大自然放逐。
更可悲的是，西部的山民创造着贫穷和饥饿，也以超常的能力繁衍着子孙，给已经被榨干的土地增加了生命的负担。
可是当政府和国际组织拿出巨额资金实施宏大的移民工程，帮助西部山民移往可开垦地区时，他们却执著于自己的土地与祖宗的亡灵；移出去的人大都走着“风雪回头路，重新回到山塬之中。他们固守自己的“活法”，顽强地排斥一切不熟悉、不习惯的东西。
对于这一切，单单用“愚昧”、“落后”来解释似乎是不够的。“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文化类型的重要因素，我们这块近乎封闭的大陆造就了人们的惰性和顽固性；而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也塑造了中国人封闭而务实的心理趋向和民族性格。
面对年年上升的祁连山雪线，面对水位明显降低的黄河，作者大声疾呼：黄河不堪负担的时候，西部将会如何，中国将会如何？（荣）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海内外音乐学家
聚会香港研讨中国音乐
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新音乐史研讨会”前不久在港闭幕。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的音乐学家、作曲家及观察员近三十人参加了为期三天的研讨。会议对战后三十年（一九四六—一九七六年）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途程及其成就与不足，进行了多方位的观测和反思。许多专家认为，战后三十年来，大陆、台湾、香港的音乐艺术虽然在不同条件下走过了迥异的道路，但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与进步。
对“文革音乐”与“样板戏”的评价问题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作为极左政治的附属物，“文革音乐”与“样板戏”是中国新音乐史上最丑恶的一页。一些大陆学者则认为，包括“样板戏”在内的“文革音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其中确实存在着大量十分丑恶的东西，但也有一些艺术家按照艺术规律所进行的真正的创造。因此不能把政治和艺术等量齐观，还是以具体分析为宜。
由此又触发了音乐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讨论。许多学者指出，把音乐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服从”、“服务”，扼杀了音乐艺术的独立品格，是造成战后三十年中国音乐若干严重挫折的重要根源。事实上，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和长期隔绝等原因，大陆与港台学者对音乐与政治相互关系的理解，势必会出现诸多歧见。但学者们一致认为，本次研讨会为海内外音乐学者提供了一个接触、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学术环境。
香港民族音乐学会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最近还联合主办了“中国音乐与亚洲音乐”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的近三十名代表及观察员出席了会议。会议论题涉及了中国及亚洲传统、民间音乐研究，中、亚及中、西音乐关系研究，传统乐器的现代创作研究，借鉴西方音乐形式的新音乐创作与传统音乐关系的研究，以及中国声乐研究等等。（丁乙 诗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