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副刊)
专栏：
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
——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
顾土
崔健已经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了。18000人的体育馆，只要他登台，肯定会座无虚席，连最后一排都挤得满满的。他在舞台中央振臂一呼，上万人能同时响应，随着他齐声高唱。他的作品，尤其是那首《一无所有》，引起了不知多少人的共鸣，大学生、教师、工人、个体户……。他也招致了不少责难，是位有争议的歌星，骂他，轻视他，甚至刁难他的更不乏其人。但他终于熬过了数年的艰辛岁月，以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舞台形象赢得了社会的承认。
崔健为什么能得到人们如此热情的欢迎呢？这需要回过头再听听流传已久的《一无所有》。当你听到那略带苍凉、忧郁的曲调时，当你吟咏那惆怅、凄迷的歌词时，总感到是在一吐自己的衷肠。尽管直白、袒露，但却真挚、诚恳，毫不掩饰。在那被粉饰、雕琢、溢美的风气熏染多年后，似乎更热切地企盼着这种素朴和率真。作品表露的是一代人的感觉：失落、迷惘，抒发的是人们来自心底的情绪，故而与千万人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感受相吻合。那种貌似淡泊而实际炽热的情感，自然地交织在苍劲、深沉的西北高原民歌音调和强悍、粗犷的节奏里，贴切和谐，散溢出一股清新的气息。
《一无所有》最强烈的魅力还不仅仅在于感伤的气氛、抑郁的呼唤，而在于我们从中领略到了人在艰难中的自信，在困惑中的觉醒，在走过坎坷不平的崎岖之路后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我们听着、唱着这首歌，不会羞于自己的“一无所有”，也不会因曲调中没有昂扬、奋激而显出消沉、哀惋；相反，却被一种不知所以然的自豪感推动。此刻，再回味生活的苦涩、辛酸，就会别有一种甜润、欣慰荡漾在心头。
《一无所有》还可以视作当代中国摇滚乐的开山篇章。它将欧美的摇滚风格与中国传统音乐融洽地织合于一体，形成具有强烈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的摇滚音乐。
摇滚乐从立足于世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程，包括不同社会制度的许多国家，都相继建立了各种摇滚乐团，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歌手和作家。作为一种音乐文化、一种艺术流派，摇滚乐早已扎根于这个世界，且风靡几十个国家，成为亿万人的文化消费形式。可惜的是，摇滚乐在我国一直噤若寒蝉，不要说演奏，就连名字都难得见到。直到近几年，才有一些人于困境中蹒跚起步。
摇滚乐之所以为现实环境所不容，恐怕一是出于观念的束缚，二是因为不了解。过去人们总喜欢给艺术罩上大大小小的政治光圈，划分出阶级的泾渭，像摇滚乐这种来自现代西方的艺术，与传统的审美观念、欣赏习俗又截然不同，自然就要被当作异端来摒弃。再就是大多数人根本就未接触过摇滚乐，以为这种音乐大概就是又摇又滚，于是嗤之以鼻。
其实，摇滚乐既然被众多的人所接受，就自有其自身的审美价值。它产生于美国社会下层的大众文化中，是黑人音乐和南方白人乡村音乐交汇的结果，随着发展，又与其它音乐形式相融合，最后形成了一种渗透了多样文化内涵、适应力很强的时代音乐。这种音乐曲调奔放，节奏热烈躁动，把人的内心情绪巧妙地结合在具有现代气质和风范的艺术构思中，能以自我宣泄式的直白和洒脱的乐风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思索与回忆。
当然，摇滚乐能否在我国激起如西方世界一般的狂热，尚未可知。但这无论如何只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审美习惯的问题，不应扯到社会制度或阶级性上，大可不必为它的出现而忧虑，只把它作为一个音乐品种看就可以了。假若我们总对新的艺术形式持排斥的态度，那艺术还有发展的前景吗？但愿崔健和摇滚乐所遇的不公正遭遇能成为历史的绝响。
第7版(副刊)
专栏：周末语丝
电视时间的随意性
毕胜
时间的价值是神圣的，任何人不会怀疑。可是，生活中有些事却有意无意地与之相违。
晚饭前后，人们“按图索骥”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本来十分惬意的娱乐欣赏，往往被突如其来的干扰所破坏，没完没了的广告，本已令人生厌，而眼巴巴地等待的节目不明不白地改换，更让人不能不有受骗之感。
电视节目时间，公之于报端，有一定计划性，给观众以方便。可是随意变化（当然特殊情况除外，比如现场直播），就令人不解了。笔者听说电视节目一般都事先制作好，时间的长短较明确，否则电视报上的几点几分如何得来。既然，每个节目都很确定，为何播出时往往误差甚大，特别是周末、假日里，一些节目推迟十数分钟或半小时甚至一小时左右，乃司空见惯。
电视有“家庭文化”之说。“家庭文化”有它的消遣性、随意性。观众不可能在报节目的时间都打开电视机，有时候是按预告选择自己爱看的节目。如果不按照节目报上的预告，岂不难为了观众。前些时，有的电视台采取打字幕的办法，将改变的节目和时间报告，可惜，没有坚持下来。而这样做，也只能是临时“变通”，对那些依据节目报掌握时间的观众，并没有多少方便。
是电视台办的电视报，要求节目时间大致准时，并不是苛求吧。
遵守自己制定的时间，也是对观众的尊重。
第7版(副刊)
专栏：
书画吟咏 老当益壮
中央文史研究馆编辑的《诗书画》丛刊第一辑于最近问世。
中央文史研究馆是建国初期在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成立的，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先后由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等主持馆务。文史馆聘有许多知名学者、诗人和书画家为馆员，他们于古稀之年，勤于研究、著述、吟诗和作画，留下不少艺术佳作。为使这些作品公诸于社会，文史馆特出版《诗书画》丛刊，发表已故名家的作品以及馆员新近的创作。
《诗书画》第一辑发表的诗、书、画，主要是文史馆历年的藏品，也有从各地寻访到的未发表过的手稿，其中有齐白石（见右图）、陈半丁、蔡岚、肖龙士、凌直友、宋步云、许麟庐、黄胄等的画，有章士钊、沈尹默等的书法作品，还有叶圣陶等的诗词。
（宁）
第7版(副刊)
专栏：
香港新加坡歌星在京献艺
7月13日至15日，新加坡歌星陈国华、丁马加度（菲籍），香港艺员欧阳珮珊（电视剧《警花出更》女主角之一）、张立基、陈迪华和部分广州歌星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同台演出。这个被命名为“飞达之声”的义演晚会是中国青年音像出版社、《中华儿女》杂志社、香港联慧义务工作者协会，为加强大陆青年与港澳地区、海外华人青年的文化交流，为青少年活动筹集资金而联合主办的。演出所得收入将捐献给全国青联，用于发展青少年教育事业。
（文）
第7版(副刊)
专栏：
好鸟案头亦朋友
——读《邮票中的鸟类世界》
余章瑞
前些时，从一位同事处借来了一盘鸟鸣录音带，听着各种鸟儿的婉转啼鸣，给人带来了大自然的气息：天的湛蓝，山的翠绿，露珠的晶莹，油菜花的馥郁。忽然一声悠悠的长鸣，更使人仿佛置身山林，“鸟鸣山更幽”了。
现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邮票中的鸟类世界》，它汇编了26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枚鸟类邮票，全部彩色精印。各种珍禽益鸟，千姿百态，琳琅满目。
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不少鸟类的知识。它告诉我许多鸟的名字，从前见过但叫不出名儿的鸟，在这里对上了号。“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正是我所巴望的。比如，1981年5月，我国鸟类工作者在陕西省洋县境内找到了在中国失踪了17年的朱鹮，从这本书上我见到它们一飞一停、一招一迎的倩影。又如，盛产于浙西我的家乡，现在又用来创汇的相思鸟，我从澳门地区的邮票中见到它侧首立于枝头的身姿。这本书的文字部分告诉读者，鸟是从爬行动物演化而来的，最早的鸟叫始祖鸟，不但有翅膀和羽毛，还有牙齿，距今已有1亿9千万年。我国的鸟至今已知的达1186种，约占全世界的14％，是世界上鸟类最多的国家之一。这本书对鸟类还按目、科作了分类简介，如雀形目百灵科，介绍了凤头百灵、云雀的形态、习性、栖息地等，指出图见若干页，查起来很方便。
这本书颇有实用价值。集邮爱好者可以按图索骥自不待言，想集邮而又无力的，一册在手，也可聊慰饥渴。而非集邮爱好者的花鸟画家、工艺美术师们，把它作为工具书，随时翻阅，对比参照，也一定得益匪浅。就是鸟类专家，把它作为珍禽图录，不时查阅，当也有方便之处。
主要的还是它的欣赏价值。各国的鸟类邮票都是挑选本国最珍稀最宝爱的鸟类，请高明美术师设计而成，每张邮票都反映了本国本地区的气候、物象，衬以花草、林木、山岗、湖泊，几乎每张邮票都是一幅花鸟画，一件艺术品。
“好鸟枝头亦朋友”，在案头何尝不是这样。可惜那盘录音带早已还给人家，不然的话，翻翻这部书，听听鸟鸣带，岂不带劲！忽然想到，目前国内外不少珍稀鸟类已濒临绝境，倘不注意保护，若干年后，人们真的只有从书本和录音录像中才能见到听到它们了，就像美国女生物学家卡逊在《寂静的春天》所论证的，心里不免惴惴然。这个日子不是不会到来的，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在北海公园听得见“两个黄鹂鸣翠柳”，在中山公园后河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古柏林看得见“一行白鹭上青天”，现在还听得到看得见吗？农药、噪音、污水、烟尘，不是天天把它们往死里赶吗？但愿这个日子不要到来。
第7版(副刊)
专栏：
荔枝（国画）
齐白石
第7版(副刊)
专栏：
给飞车者 天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