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新旧体制平稳过渡 改革出口两不相误
上半年外贸日均创汇逾亿美元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陈乃进）今年我国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出现比较好的势头，展现了新旧体制平稳过渡的良好前景。 据对外经济贸易部业务统计，到6月底，全国出口额202.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1％，日均创汇超过1亿美元。
上半年，全国进口额156.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3％。进出口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进口的主要物资是原材料和部分元器件，支持了工农业生产，盲目引进生产线的现象已得到控制。出口产品中制成品的比重继续增长。
从各地区的出口实绩来看，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有增加，其中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亿美元的有广东、上海、福建、辽宁、天津、江苏、北京、浙江八个省市。
从各大类商品来看，大部分都有增加，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大类商品有机械、五金矿产、轻工业品、丝绸、粮油食品、土畜产品、机械设备、纺织品。机电产品的出口发展较快。
据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各地方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各有特色的改革方案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的措施，并已付诸实施。在以改革总揽全局的思想指导下，各地方、各部门、各外贸工贸企业都狠抓了出口任务的完成，做到了改革和出口两不误。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内出口商品收购价格上涨，相当一些适销货源短缺，影响出口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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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刹住重复建设片面追求高标准倾向
上海停建缓建十二项楼堂馆所
连同去年停建的十九项共节省投资三十五亿多元
本报上海7月11日电 记者吕网大报道：上海市在去年清理旅游宾馆项目的基础上，最近又对楼堂馆所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决定停建缓建12项，建筑面积共34万平方米，投资7.8亿元。加上去年停建的19项，全市共停建缓建31个楼、堂、馆、所，总投资达35.8亿元。
近年来，上海市为发展旅游事业和扩大外向型经济，陆续建设了一批宾馆、公寓、外商办公楼、贸易中心等项目，这期间也出现了重复建设，片面追求高标准等倾向。4月下旬，国务院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下达后，上海市政府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并召开市府办公会议审议和通过了清理决定。停建缓建的这12个项目中，包括轻工疗养院、捷达宾馆、光华大楼等。
抓善后处理是上海搞好清理工作的重要方面。针对一些单位原则上支持清理，落实到自己头上就想不通的状况，主管副市长多次到有关单位做工作。对停建项目则坚决让停下来，取消立项。续建的，如为改善投资环境、利用外资的建设项目，则让其加快上马，尽早投入使用，以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上海市在清理建设项目的同时，对今后如何控制楼、堂、馆、所建设也作出了部署：规定严格控制在建项目，不得擅自提高标准和扩大建设规模；严格控制新的楼、堂、馆、所项目的审批权限。对这些项目的投资，不论筹资渠道如何，一律先存入建设银行，接受监督。
据了解，上海市清理楼、堂、馆、所，停建缓建一批项目后，给一些准备建造高级招待所、办公楼，购买高标准设备的单位以很大震动，有的在重新考虑方案，有的则暂时打消了建高标准楼、堂、馆、所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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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衡广复线年底全线开通在望
本报讯 衡广复线建设处于决战态势，各路大军正奋力向南推进，今年底全线开通在望。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全线路基土石方、桥梁、隧道、涵洞等已完成总量的95％以上，站线铺轨累计完成3 34公里，占总量的91％，正线铺轨完成763公里，占总量的89％，已有314公里复线，36个车站建成投入营运。衡广南段源潭至广州的76.2公里复线，已于6月30日全部开通投入营运使用。
（高曦球 梁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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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蚌埠市房改公道又公开
三十多名地市级干部不搞特殊化
明细账目张榜公布打消群众疑虑
本报蚌埠7月11日电 记者张振国报道：安徽省蚌埠市住房改革，为从政清廉提供了一项制度保证：全市在职的30多名地市级领导干部，都毫无例外地“多住房子多出钱，少住房子也进钱”。广大群众对此满意地说，尽管蚌埠房改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不论职位高低，在房改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已经做到。
原来人们很担心在职领导干部在房改中会搞特殊化。如担心他们会不会利用职权，在自己家中划出一间房子作为会客室，以达到多住房、少出钱的目的。实行结果；所有住房户的各种明细账目都张榜公布。公开化打消了群众的疑虑。
过去人们总以为领导干部一定都是多住房、住好房。房改结果表明，市委、市人大、市纪委等领导班子中的主要负责人，都有住小房、住差房户。由于蚌埠房改已开始制度化，多住房的领导干部每月比房改前要多付租金一倍多。住小房、住差房的领导干部也很少有调换大房和好房的意向，应进的钱，也按规定兑现或记账。
蚌埠市的房改工作做得比较细，既公道又公开。所以人们说它既促进了党风好转，又促进了社风好转；既密切了干群关系，又密切了党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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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出现又一丝绸生产基地
宣城丝绸产品生产系列化
本报讯 江南丝绸出自苏杭；如今，建立在县乡企业基础之上的华东又一丝绸系列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正在崛起，这就是安徽长江以南的宣城地区。
辖有一市六县的宣城地区，紧邻浙江的杭州地区和江苏的苏南地区，素有栽桑养蚕的传统，但仅仅限于栽桑养蚕，丝绸生产加工工业很不发达。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发挥栽桑养蚕的传统优势，大力发展缫丝、织绸、印染、制做丝绸成衣等乡镇企业和县办企业，使丝绸产品生产系列化。现在，宣城地区种桑面积达到5万多亩；手制蚕种117500张；年产茧5万多担；已建的3个缫丝厂年产生丝293吨；已建的12个丝绸厂有织绸机468台，年产丝绸300万米；丝绸成衣年加工量达到20多万件。
宣城地区1987年全区生丝出口140吨，占全省一半，丝绸出口60万米，占全省1／4。
（陈德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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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会见并宴请贾瓦拉
宾主表示要进一步加强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合作
本报北京七月十一日讯 记者孙毅报道：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来我国进行工作访问的冈比亚河开发组织执行主席、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
会见时，贾瓦拉总统向李鹏总理介绍了冈比亚河开发组织的组成、任务、规划以及开发冈比亚河的重要意义。李鹏也向贾瓦拉介绍了中国水利建设的一些情况。
宾主双方还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合作关系交换了意见。
本报北京七月十日讯 记者孙毅报道：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来我国进行工作访问的冈比亚河开发组织执行主席、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和夫人一行。
李鹏在祝酒辞中高度评价非洲各国人民致力于振兴经济，摆脱贫困的宏伟事业。他说，冈比亚河流域各国人民利用本地资源，积极发展生产，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李鹏说，维护和平、谋求发展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大问题，也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共同历史任务。加强地区合作和交流，是第三世界国家依靠集体，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他表示相信，冈比亚河开发组织，在其成员国的不懈努力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定能在复兴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李鹏说，中国一贯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间开展多种形式的南南合作。我们愿本着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精神，同非洲国家一道探索和开拓合作的新领域和新形式。
贾瓦拉在祝酒辞中高度赞扬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表达了他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看法。他说，在过去的十年里，世界经济的衰退，使人们更加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他认为，为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须努力改造我们的经济。贾瓦拉还介绍了冈比亚河开发组织的规划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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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尚昆会见普卢姆
本报北京7月11日讯 记者姚立报道：国家主席杨尚昆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欧洲议会议长亨利·普卢姆及其一行。会见时，杨尚昆主席表示希望通过议长先生对中国的访问，中国人大和欧洲议会的关系会进一步发展，中国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也会日益紧密。
杨尚昆说，这几年，我们同欧洲议会的关系是好的，双方的高级人员互访很多。他说，欧共体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是个很有力量的组织，一个强大的欧洲对世界和平是个保障。中国很重视发展同欧共体的关系，近几年，除议会间的来往外，双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也很好，他希望这种关系在今后会提高到更高水平。
普卢姆议长说，欧洲共同体同中国的关系是很紧密的，这本身是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欧共体各国正致力于取消内部的关税壁垒，这并不意味着建立一个堡垒式的欧洲，恰恰相反，我们期待着继续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贸易。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等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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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多生产经营单位坑害盘剥农民
全国查出生产资料乱涨价万余起
物价部门已将收缴的一千多万元非法收入退还农民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陆斌）国家物价局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农用生产资料的乱涨价现象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日前刚刚汇总到国家物价局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在被检查的5.6万多家生产、经营农用生产资料的单位里，查出的价格违法违纪案件多达1.6万多起，违价金额1.3亿元。
从今年2月开始，全国上万名物价检查人员对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进行了广泛的检查。据各地物价检查人员反映，许多生产、经营农用生产资料的单位，通过擅自提价、倒买倒卖、计划内物资转计划外高价销售以及短斤缺两、滥收费用等手段，无节制地坑害、盘剥农民。甘肃省武威市清源镇政府将每吨410元的平价尿素，一转手就按每吨1060元倒卖出去。安徽省嘉山县烟草公司以每吨6000元的价格买进的农用薄膜，几经转手，到达农民手中时价格已涨到1.1万多元。这种乱涨价的现象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河北一农民愤然写下一幅对联：“高价化肥我不买，平价粮食我不卖”，横批“政府莫怪”。
目前，物价部门正在处理查出的案件。收缴的非法收入已经有1000多万元退还到农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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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哈努克亲王宣布辞去民柬主席职务
本报曼谷7月11日电 记者刘爱成报道：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今天在这里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民柬主席职务。
这份由西哈努克亲王昨天签署的声明说，“由于一些不便在此说明的重要原因，我决定从1988年7月10日起辞去民柬主席职务，并任命拉纳列王子作为我在民柬联合政府中的代表。”
声明还说，他将取消原定对东盟其他国家和日本的访问，希望上述国家领导人能对此予以谅解。他还宣布，他将于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曼谷赴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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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革话题
社会公平的辩论（下）
本报记者 艾丰
辩题之三：当前应强调的是社会公平，还是社会效率？
甲：应强调社会公平，因为不公平的现象已搅乱了人心，影响了社会效率。
乙：大锅饭刚开始打破，已见到积极效果，切不可在“公平”的压力下，让平均主义回潮。
乙：在社会公平呼声面前，我们应保持冷静。收入差距拉开，人们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工作，这是改革带来的进步。我认为，现在的社会舆论对此加以肯定不够，使人有“叶公好龙”之感。
甲：你的调子与众不同，我想你并不是高收入者。
乙：看问题不应只着眼于个人，应首先着眼于社会。收入有差别，干好干坏不一样，已经激励了人们的积极性；收入有差别，职工更关心企业，企业更有竞争意识；收入有差别，鼓励了人们的开拓精神，减少了对国家的依赖思想。这已众所周知，不需重复。
这里我只想举一个听到的“冒尖”的例子，也可能是非议最多的例子。沈阳市东陵区有个姓刘的农民，1979年开始当运输专业户。这几年发得很快，现在他拥有各种汽车19辆，去年获纯利自己承认就有60万元。你看，这个号称“百万富翁”的人与一般职工收入差距有多大！可是，冷静地分析一下，它产生了资金相对集中的效果，而资金集中有利于生产发展。他赚的这些钱如果分散在几千人手里，谁也干不成什么事业，只能用于个人消费；现在集中了，他可以办一两个企业，有利于发展运输，还解决了130多人的就业问题。这个姓刘的农民，本人仍然过着比较俭朴的生活。有人到他家里，看到他住的平房房顶坏了都没修，锅里煮的土豆、青椒，案子上放着剩饭。对于这个例子，有人提出这样的分析：你说，这样的收入差距对发展生产有好处，还是把钱都平均分配消费了好？
还可补充一句，现在推行国营小企业拍卖，企业抵押承包，如果社会上没有一部分人拥有较多的资金，这些改革措施不也成了纸上谈兵？
我还认为，收入拉开差距，还可以促使我国消费层次多样化。过去，我国居民收入大体拉平，造成消费结构单一、同步成熟。你买得起什么，我也买得起什么，因此，一个时期的社会购买力总是集中冲击几样商品。先是“老三大件”，后是“新三大件”。这种消费结构不利于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比如，一个时期大家都买电冰箱，造成浪潮式的消费，必然引起浪潮式投资建厂。如果拉开时间供应，建10个厂也许就可以满足供应了，现在也许要建100个厂，还不能满足供应，产品质量也不能保证。而且必然有相当多的厂建起来不久，销售高潮已过，未到充分收回投资，产品就滞销了。多建厂，少收回，里外里，这种消费情况给我们造成了多么大的浪费！收入拉开差距，减少浪潮式的消费，恰恰可以缓解这种特殊的供求状况所形成的矛盾。
所以，我认为，只有从发展生产力的标准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道德或“均贫富”的观念出发，才会看到收入拉开差距在今天的积极作用。
甲：你讲了一大篇好处，但却忽略了社会不公平带来的消极影响，而这些消极影响已经发展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社会牢骚大量增长，特别是收入水平相对降低的人，从这儿出发，可能对改革抱怀疑态度。这就会对改革形成不良的心理环境和舆论环境。
——收入增长较慢的是相当部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职工。考虑到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对此就更不能掉以轻心了。
——收入上“脑体倒挂”的不合理现象，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影响了教育队伍的稳定，青少年中新的“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
——收入不公平，已影响到社会风气和为政廉洁。一些人来钱太容易，动摇了诚实劳动的信念。那些钱多的人，也有了财力去拉拢、腐蚀掌权的人。
乙：你说的这些也许都存在。但要分清主流、支流。看支流方面，也不能仅仅以一部分人的心理反应和舆论反应为标准，虽然这些反应不可忽视。
判断问题，必须坚持实践标准。我手头有一份材料，它分析了建国以来我国三大阶层收入结构的演变情况。这三个阶层是：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农民。演变史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年至1965年。这段的特点是全民和集体职工收入大大高于农民，后者是前者平均收入的1／6。第二阶段，1966年至1977年。这段特点是收入出现罕见的超稳定的冻结状态。第三阶段，1978年至1987年。这段特点是收入格局多变，各阶层交替领先。先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领先5年；后是集体职工领先全民职工5年……
这份材料当然不是为我们辩论的问题写的。但有一点很明显：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的第二阶段，是生产发展最缓慢的阶段，也是居民收入增长停滞的阶段。1976年全民职工的人均工资只相当于1966年的93.4％。而收入差距拉开、收入结构多变的第三阶段，恰正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快的时期，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不是辩论，这是事实。
现在，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种矛盾：第二阶段收入结构冻结形成的社会心态和当前收入格局多变的现实的冲突。如果屈服于习惯的压力，改革将难以前进。
甲：你所说的是事实，但是你的分析有漏洞。你把合理的收入差距和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混为一谈了。更不能把不公平现象都归结为习惯和现实的冲突。过去我们对分配理论和分配政策就研究得不够，对社会不公平的出现及其影响预先估计不足，防范措施不力，现在矛盾已经比较明显甚至尖锐，还只像你这样说说，不切实研究对策，行吗？
辩题之四：在社会公平问题上，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甲：必须下大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扭转不公平的局面，特别要解决“官倒”问题，否则将给改革造成严重障碍。
乙：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必须作具体分析，分门别类采取对策。一些不公平现象是改革中难以避免的，只能在改革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甲：我听到这样一段顺口溜：“富了海边的，肥了摆摊的，醉了当官的，苦了上班的，难了靠边的”。你批评他“牢骚太盛”，也许可以。但它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批评，批评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纠正不力。
某些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和发展，与我们的某些措施失当有关。而纠正这种现象，决心不大，措施不力。“脑体倒挂”，喊了多年，一说给知识分子涨点钱，就说工人有意见。一个学徒工的实际收入赶上副教授，怎么也说不过去。有意见也要看合理不合理。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有的也很不合理。我看，关键在领导机关下决心，发挥政府的权威来加快解决。
乙：如果只是发挥政府权威，下大决心就可以解决，那倒好办了。没有那么简单！世界上许多事情，“知道”不等于“做到”，“了解”不等于“解决”。
比如，这样一种情况：某工人在厂里干得不错，收入比本厂其他工人高；可是由于另一个企业效益比他所在的那个企业好，那个企业里付出劳动比他少的工人，收入反而比他高。这不是不公平吗？你说怎么办？企业的效益同产品价格有关。现在价格体系不够合理，要平等竞争就要进行价格改革。所以，这种收入不公平的解决要靠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的难度不是大家公认的吗？光靠你说的政府下个决心就可以了吗？
人们总好拿出租汽车司机同公共汽车司机比。都是司机，似乎自然应该攀比。可要解决它，就涉及不同行业的问题。出租轿车属高档消费，每公里收费七八角，经营收入自然高。公共汽车是城市公共事业，几站路才卖五分钱的票。公共汽车公司只能是微利企业。前几年北京曾提了一次票价，闹个轩然大波，不得已又降了下来。你看，这么明显的不公平，解决起来多么棘手。
收入不公平只是一个现象，解决它，不仅要靠价格改革，产业调整，还要靠人员的自由流动：哪儿“油水”大，人们可以流到哪儿去。都去了，“油水”小了，再往另外地方流动。现在的体制，也还难做到这点。
总之，我们说的公平不公平，是以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为标准来衡量的，改革越深化，商品经济越发展，社会不公平就会越缩小。
甲：你这只是纯理论的推导，实际生活并非如此。价格的双轨制，不是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前进了一步吗？可是“双轨制”造成了多么大的不公平！
老实说，现在群众如果说对“不三不四发大财”的“私倒”、“小倒”是不满的话，那么他们对凭借权力和关系转手即可发大财的“官倒”、“大倒”简直是愤慨了！这种“官倒”生存的土壤主要是“双轨制”，他们靠吃差价养肥了。有的人就公开洋洋得意地说：“我住在宾馆里，一个电话，一个条子，几万、几十万就可到手！”我赞成许多企业家的呼声，价格“双轨制”应该尽快取消！
乙：“双轨制”确有弊端，应尽快取消，我也同意对“官倒”、“大倒”要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但是，不能抹煞“双轨制”的过渡作用，有些方面也难以一下子取消。
甲：延长“双轨制”就会加大这种不公平。
乙：我认为应对不公平现象作具体分析。是否可以把它们分成这样几类：
——一类不公平，在现在生产力条件下对发展生产有推动作用，连按劳分配就含有某种不公平么。这种合理的、正常的收入差距，不应视为不公平，不但不应反对，还要促进它进一步实现。
——一类不公平，虽不尽合理，但是在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如个体户收入相对偏高的情况。对这种不公平，在继续前进中注意加以调整就是了。
——一类不公平明显不合理，如“脑体倒挂”，但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因为它涉及国家经济实力问题，财政实力问题，也涉及改革难度很大的工资制度问题。对这种不公平，主要是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据我所知，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这方面的改革方案，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果只是由简单的谴责、义愤而转为泄气，并不能使知识分子待遇得到切实改善。
——一类不公平，不仅不合理，而且是违法的。非法的倒买倒卖，就属这一类。对此类，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
——一类不公平，出于旧观念，把本来公平的看成不公平的，把合理的看成不合理的，以致夸大了社会不公平的程度。这类，自然需要观念更新。
甲：你的分类，虽称全面，但是掩盖了重点，模糊当前应立即加强的措施。
除了前面说的“双轨制”问题外，我觉得现在应花大力气加强税收工作。如果说，在第一次分配中，收入差距一下子难以调整合理的话，那么，在二次分配中，充分利用税收杠杆加以调整，就是非常有效的办法。这方面我们还应该借鉴国外征税方面的做法。他们搞了多年，经验、制度、方法都比较完整。现在有些高收入的人，包括一些个体户、企业主、名演员，逃税、漏税现象相当严重。为什么主管部门不花大力气去管一管？我建议，报纸上应抓几个漏税、逃税的典型公开批评。
你说这难那难，作到这点总该不太难吧？
“脑体倒挂”的原因，仅仅强调“缺钱”不妥，也不容易说服人。有人会问，解放初期，包括前些年，国家经济实力不是不如现在吗，也没有像如今这么“倒挂”呀？还有人说，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建设中的失误少一点儿，钱也就节约出来了。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新的思路。这个新思路的重要一条是：给“机会”重于“给钱”。我虽然不能给你更多钱，但我可以利用政策给你更多的致富机会。个体户富，并不是因为国家给了他钱，而是给了机会；农民前几年收入增长较快，也不是因为国家给了钱，也是因为给了机会。
给“机会”好处很多。首先不用加重国家负担，还会在鼓励大家开拓中，创造更多财富；它可以克服平均主义，减少要涨都涨、要不涨都不涨的现象；它还可以克服“攀比”和“红眼病”，因为给大家的机会是均等的，高收入是人家自己奋斗来的，你有意见你也干么！现在一些科技人员承包企业，还有科技成果商品化，都证明改变分配机制的重要，完全可以走得通。有些知识分子工作性质不同，可以由国家征收来的税收中拿一部分加以补偿。办法总是有的！
乙：你说的税收和新思路这两条，我倒是很同意的。进一步说，我们对社会公平问题有了新的思路，也会解决得比较妥当些，迅速些。……
关于社会公平的辩论，事实上仍在继续。本文限于篇幅，只能记录、归纳到这里了。
甲乙双方，哪方正确，哪方谬误？或者各有可取，各有偏颇？记者难以作答。只有“聘请”广大读者作评判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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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每周论坛
小议兼职现象
夏雨
普遍的兼职现象，不知有人专门研究过没有？不久前，参加一个地县报纸座谈会，有些同志已当了一二十年的地区或县的报纸负责人，而且是称职的，但一问，却是副总编辑。总编辑是谁？原来不是地委就是县委宣传部长兼。
兼职已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且有不断发展的趋势。不信，请到下边地方了解一下，不兼职的领导干部有几人？身兼数职的，比比皆是，甚至还有身兼几十个领导职务，头衔多得自己也数不清的。我原来以为兼职者多是些有威望的老干部，其实不然，一位新提拔的县委宣传部长，就兼县报总编辑、县党校校长、县文联主席……
兼职不宜一概反对。如果确属必要，对开展工作有好处，请主管的领导同志兼一下也无不可。但兼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就大可研究了。据认为产生兼职多的原因，大体有这样几种：一是一时尚找不到合适人选，只好请领导同志来兼；二是本单位人际关系复杂，摆不平，不得不用兼职来缓和矛盾；三是请领导人兼职，“好要钱、要人、要物”；四是其他领导人都有兼职，都有实权，如果某某人不安排兼职就有被“架空”之嫌，因此也得兼……
如此之类，很难认为是兼职必要之理由。过去曾把担任某项职务比之为挑担子，如果让一个人挑上几副重担，能挑得起来吗？可是，现在身兼数个甚至几十个领导职务的人，似乎非常轻松。这就怪了！莫非他们个个都有“三头六臂”，都是“丈八金刚”？当然不是，这只能解释为他们肩上的担子很轻，也许其实是个空担子，名为领导，实不负责。
既然如此，人们就有理由提出：为什么不把那些实际上在挑担子、在负责的副职提升为正职，而要去搞徒有其名的兼职呢？本来完全可由别人担任的一些领导职务，偏要由一位上级单位的领导者兼任，其下属一年也见不到他几面，担任副职的人又如何能放手工作？这种名实不符的人事组织工作中的扭曲现象是不是也应该解决一下，至少是不能让它再发展了。
我们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了一个人长期把占官位的问题；而兼职则是一个人同时把占着几个官位，这样的问题同样应该解决，以利于工作，利于干部的成长。
第1版(要闻)
专栏：
曾被济南军区司令部和淄博市评为共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的济南军区测绘大队，为让孩子们过一个愉快的暑假，主动派出辅导员，帮助他们理发、摄影、排练节目等，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图为校外辅导员在为同学们拍照。 高辉礼 刘志全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