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农业科技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连云港建立农业经济技术开发实体
本报讯 江苏连云港市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走出了一条“立足服务办实体；办好实体促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的新路子。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科技的推广普及工作，而且增强了农业技术推广的实力，开始改变了经费靠国家补贴和向农民摊派的局面。农业部为此批准该市建立跨地区的经济技术开发联合实体。
今年4月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在连云港市召开了有15个省、市、自治区农技推广机构参加的经营服务研讨会，交流了兴办经济实体的经验。赣榆县自1984年建立农技推广中心以来，一方面在县、乡、村三级以多种形式推广、普及新技术，分层次培训各种农业技术人员，还通过科技样板田开展丰产竞赛活动，这样，有效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全县粮食产量和商品经济连年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兴办各级经济技术实体，使服务和经营密切结合，不断增强农技推广实力，年经营总收入达1400多万元，利润180多万元。门河乡农技站在做好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部分有偿服务的同时，还兴办了饴糖厂、面粉厂。从而改变了多年花钱靠国家的局面，稳定了农村技术队伍。
农业部认真研究了连云港的经验，认为兴办农业经济技术实体是农业科技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并发文批准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牵头，协同连云港市农技推广中心“陇海农业经济联合公司”——在连云港开发区组建跨地区的“华云农业技术开发联合公司”。该公司贸工农结合，综合经营，自愿入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农业部要求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技术开发实体，逐步做到经费不靠国家而靠吸引外资和集资。
（吕建中 李宜庆）
第1版(要闻)
专栏：
一手抓东部开放 一手抓西部开发
山东经济建设形成新格局
沿海带动内地 内地促进沿海 求得共同发展
本报讯 记者贾建舟报道：在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中，山东省从省情出发，一手抓开放，一手抓开发，使城乡经济建设呈现左右开弓之势。
山东省东部有7个市44个县（市、区）被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土地和人口约占全省的1／3；西部有12个市地83个县（市、区）参加黄淮海平原开发，土地和人口约占全省的2／3。省委、省政府在制定了“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西结合，共同发展”的总体战略后，为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在调整加强对外经贸机构的同时，又制定了“三来一补”、利用外资、加工区建设办法、土地有偿使用、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政策180多条，进一步拓宽了合作渠道。今年1至5月份，全省新签利用外资项目75项，合同外资金额7530万美元；新批外商投资企业39家，合同外资金额3581万美元。为了搞好西部开发，省里建立了领导小组和制定了开发规划，各有关市、地、县制定了第一期开发实施方案。目前，一个沿海带内地、内地促沿海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已在齐鲁大地初步形成。
山东省在正确处理省内东西部关系的同时，还妥善地处理了本省与内陆省区、沿海省市的关系，明确提出“优势互补，携手并进”的经济交往方针。从今年4月下旬到6月中旬，省委、省政府先后组成4个经济协作考察团，由领导带队北上津、辽，南下沪、苏、粤，西进豫、陕、晋，签定了一系列的协议、协定和商谈纪要，达成协作项目280多个。
开放与开发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呼唤着更多的科技人员为之贡献聪明才智。今年上半年，全省科研系统有2.86万名科技人员下基层开展技术服务，创办科技先导型企业100多个。省外报名前来山东的科技人员已达1.47万名，其中办理调动手续的已近千人，达成业余兼职和聘用协议的有1140人，签定技术转让意向书6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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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省决定重点发展关中
加快建设渭南经济开发区
本报讯 记者孟西安报道：陕西省为加快实施“重点发展关中，积极开发陕南陕北”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本月4日，省政府常务会经过现场办公，审定并批准了在关中东部建设渭南经济开发区规划。
今年春天，陕西省委、省政府决定着重发展“投入产出率”高的关中，以带动陕南、陕北两翼的开发，实现全省经济腾飞。5月初，省政府和渭南行署借鉴兄弟省区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验，开始酝酿建立渭南经济开发区。随后，又派考察组赴洛阳等地考察，从有利条件到开发区的发展方向、选址范围、优惠政策、管理模式等方面提出了轮廓设想。6月中旬，渭南地委、行署对这一设想进行了讨论研究，决定以渭南市为主加快拟定、论证开发区方案。本月初，渭南地、市决定将起草的设立渭南经济开发区的意见和若干优惠政策暂行规定，提请省政府常务会议审定。
省府常务现场办公会上，各方“官员”，各路“诸侯”汇聚一堂，就渭南地、市提出的两份文件进行了认真的会审，提出了一些完善方案和优惠政策的建设性意见，并纷纷表示要把自己掌管的权力下放给开发区使用，使之在创业、改革的道路上畅通无阻，一路“绿灯”。
渭南经济开发区占地4.14平方公里，5年后将扩展到18平方公里。这里土地平坦，环境优雅，南靠铁路、公路，北临渭河，交通便捷，水源丰富，是陕西“白菜心”关中的一部分。开发区拟由工业区、商贸区、住宅开发区和广场绿地等组成。工业区中，国家拟定点兴建的年产24万吨电解铝厂、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的化肥厂、年产10万吨烧碱厂，总投资在35亿元以上，建成后年产值可达30亿元，年创利税13.5亿元，渭南市将成为关中东部新崛起的一个以化工、有色金属和轻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工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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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兴安岭灾区复建二期工程进入高潮
全部工程九月竣工后灾民将全部迁入新居
本报讯 记者费伟伟报道：在“5·6”特大森林火灾中失去家园的5.6万大兴安岭灾区群众可望在今年入冬前全部迁入新居。目前，大兴安岭灾区复建二期工程已进入施工高潮，来自江苏、黑龙江等8个省市的100多支施工队伍、3.5万多人的复建大军正挥汗如雨、夜以继日地苦战在施工工地上。
去年“5·6”大火后，国家共投资3.1亿元用于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去年首期复建工程共建成房舍58万平方米，其中民用住房41万多平方米。到去年底，受灾的10959户群众共有7764户迁进了新居，另有1747户两户合住迁入新居，其余1430多户群众居住在维修的旧房或简易房中。
二期复建工程从今年4月20日开始施工，截至6月10日，开工总面积达29.85万平方米，占工程总量86％。全部工程可望在9月份竣工，届时，剩余2000余户灾区群众将全部迁入砖瓦结构的并建有“土暖气”的新居。
目前，灾区中小学生已全部坐进新教室。商业、粮食、银行、邮电及其他社会性公共设施也已得到恢复，公路、通讯、输电线路等畅通无阻。
此外，被大火烧毁的9个林场、5个贮木场均已于去年冬提前投产，为今年抢采过火林木创造了条件。国务院制定今年抢运过火林木的任务为400万立方米，截至6月20日，大兴安岭林管局已抢采出过火死木214.7万立方米，占年计划的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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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智力开发使劳务输出如虎添翼
长垣防腐和建筑队伍遍布各地
本报讯 在天津大学校园里，记者见到了43名长垣县人，在材料系防腐专业进修班学习。他们将在二年时间内学完本科四年的31门课程。
长垣县委的负责同志对记者说，这只是长垣在全国各地进修和培训人才的一部分。在深圳、无锡、太原、郑州、开封、新乡等地的大专院校，都有长垣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在学习深造。在全县5万余人的建筑、防腐队伍中，就有416人在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进修过，有3510人参加过全国各地的技术培训。全县花在智力开发上的钱，每年都在100万元以上。
智力开发使劳务输出如虎添翼。长垣的农民防腐、建筑队伍在激烈的竞争中常常一举夺魁。大庆油田的井架、管道、油罐防腐工程，600多名长垣人已干了9年。葛洲坝水闸防腐工程，长垣人击败27家对手中标。上海黄浦江上游引水工程，长15公里直径3米的引水管道防腐项目，长垣人承揽后大胆修订设计方案，将阴极保护技术应用于大型管线防腐，一次为国家节省资金10万元。
北京新建的大观园，绝大部分工程由长垣的古建队完成，其中21项获优质工程。北京的昆仑、长城、香山饭店，抗日战争纪念馆和琉璃厂文化街等工程也都有长垣的建筑队参加。长垣的防腐、建筑队伍由于素质高，讲信誉，工程质量好，还跻身于国际市场。
长垣的防腐、建筑队伍的不断扩大，为这个有名的穷县盈得了可观的收入，1987年，仅防腐、建筑两项就上交国家税金644万元，长垣得到的纯收入达5431万元，全县65万人，人均收入可达83元，占人均收入的23％。今年上半年长垣的防腐、建筑业已创产值一亿多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
（翟启运 张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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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山市新政府确定任期目标
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旅游服务水平
新华社黄山7月10日电 （通讯员纪成助）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安徽省黄山市，昨天经过市人代会选举产生了新政府。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云龙、市长季家宏表示，要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提高黄山市的旅游服务水平。
黄山市政府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加快以黄山为中心的旅游区基础建设，以旅游业为导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外商、侨胞、港澳同胞和国内合作者来投资办企业，在征地、施工和地方建材供应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在税收、还贷和利润分成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
黄山市政府领导人力争在自己任期内，使黄山这一闻名中外的旅游区的主要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国际旅游有较大发展，服务水平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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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我国政府邀请冈比亚总统今天起对我国进行工作访问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冈比亚河开发组织执行主席、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贾瓦拉，应中国政府邀请，将于7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冈比亚河开发组织执行主席、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1924年5月生于离首都班珠尔150英里麦卡锡岛的巴拉贾利村，出身于穆斯林商人兼农民的家庭。
贾瓦拉少年时就读于伊斯兰教学校和监理会教男子中学。从1948年起，攻读兽医，获得热带兽医学学位。1952年成为英国皇家兽医学会会员。1958年任医务部首席兽医官。1959年辞职从政，建立和领导冈比亚人民进步党，现任党的总书记。1960年当选为议员，并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962年全国大选中再次当选议员，同年6月出任“半自治政府”总理，1963年任“内部自治政府”总理。1965年2月18日，冈比亚宣布独立，出任首届总理。1970年4月24日冈比亚共和国成立后，贾瓦拉出任第一任总统，并蝉联四届总统至今。
贾瓦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非洲有一定声望，现任伊斯兰和平委员会主席、冈比亚河开发组织执行主席、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执行主席，并是非洲人权与人民权利宪章的发起人。
贾瓦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重视同我发展友好关系，曾于1975和1987年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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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十年代开除党籍时的指控毫无根据
苏联恢复布哈林和李可夫党籍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9日电 苏联今天宣布为苏联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恢复党籍。
塔斯社今天报道，这项决定是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今年6月21日作出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所属的一个专门审理三十至五十年代初冤假案件的委员会最近审议了这项决定。
塔斯社说，布哈林和李可夫在政治活动中犯过个别错误，在党内尖锐的思想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上，他们曾坚持过自己的“特殊立场”，然而他们的错误和他们所坚持的立场都“不带有反党性质”。
1938年3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根据在侦查过程中伪造的材料，将布哈林，李可夫以及大多数所谓“托洛茨基右倾集团”案的有关人员判处极刑，罪名是“参与托洛茨基的恐怖、间谍和破坏活动”。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出，在开除布哈林和李可夫党籍时所提出的对他们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他们对党和苏维埃国家作出过贡献。
今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主席团取消了军事委员会对布哈林等人的判决，从而已在法律上为他们恢复了名誉。
与布哈林、李可夫同案的罗森高尔茨、切尔诺夫等5人也恢复了党籍。
在此以前，因“托洛茨基右倾集团”案而受迫害的泽连斯基等9人已被恢复党籍。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还为30年代因无端受到政治迫害而自杀身亡的托姆斯基恢复了党籍。他曾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国家出版总局局长，是30年代冤案中的第一个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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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改革话题
社会公平的辩论（上）
本报记者 艾丰
社会公平问题正搅动着众多人的感情。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已成为“著名的”顺口溜。
“不三不四发大财”的牢骚，已经“发展”到对“官倒”、“大倒”的愤慨。
改革改到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样认识这个问题？记者在生活中听到过各种议论，在采访中询问过各种见解，似乎谁也难以一句话说清。而且，人们看法往往彼此相左。
为便于对这个问题深入思考，现仿效“大专辩论会”，试将各种意见，分甲方、乙方集纳如下。
辩题之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谁先富？
甲：谁对社会贡献大，谁就该先富。
乙：富的机会是客观演成的，我们不能指定谁先富。
甲：改革，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赞成。钱学森每月拿300张“大团结”，我没意见。可我们门口那个修鞋的，每月挣的比大学教授工资还多，你说正常吗？
乙：与其简单谴责这种现象，不如分析它出现的原因。个体户怎么发展起来的？你记得吧，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经济面临一个难题：大批待业人员无法安置。都进国营或集体企业，办不到。即使投资较少的轻工业，增设一个新的劳动岗位，也要1万元的投资。哪儿来那么多的钱！发展个体经济，就自然成了安排就业的很重要的办法。
我国个体经济，近年来经历三个发展阶段：1978年至1982年是起步阶段，个体户每年增加不到100万人。1 983年至1985年是高速增长阶段，每年增加400万人。1986年到现在是平稳发展阶段，每年增加100万人左右。这个发展过程同上面说的情况紧密相关。现在，从事个体经济活动的有1500万人。与老办法就业相比，等于节省了1500亿投资，他们还每年为国家交30亿的税，里外里相加，应该说个体户对国家贡献不小。只攻他们收入高，不做具体分析，本身也是不公平的。
甲：妥善解决就业问题是一回事儿，个体户比其他社会成员收入高又是另一回事儿，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用“就业”解释“收入高”，说不通。
乙：我觉得还要历史地分析体制上的原因。过去，由于“左”的思想，“急于求纯”，把个体经济几乎给搞光了。其实，个体经济是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更有它的必要性和优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如此。由搞光，到恢复，个体户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短缺”状态。它们“奇货可居”，又首先被放开，经营灵活，自然赚钱容易。在一家大商场前面，我看见一个卖鸡蛋煎饼的小摊贩。他卖的煎饼，每卷成本，我算算最多也超不过三角钱，可他卖六角，买的人还是排成队。那一片就此一家，你不买他的买谁的？
所以，我认为，个体户收入偏高的不公平，是旧体制弊病遗留到今天的一种反映，也是纠正旧体制弊端付出的一种代价。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现象有可能减少。
甲：说一千道一万，这“客观”，那“过程”，但你总得承认这种现象不合理吧？总得承认在谁先富的问题上走的方向有点偏吧？
乙：我并不否认“导弹”、“茶叶蛋”，“手术刀”、“剃头刀”之间的那种不公平。我强调的是认识问题的方法。看问题，要把目标和过程加以区别。
按对社会贡献来分配收入，可以说是我们的目标。但实现这个目标要有一个过程。过程不是由我们的愿望而是由各种现实条件决定的。个体户有更多的致富机会，不就是这样演出来的吗？我们平常走路不也是这样吗，目的地在东边，可走起来并不见得总是往东。我们总要沿着原有街道走，总的方向是往东，有时也要南拐北折，甚至还要暂时往回走一段。难道因为拐几个弯就说目标错了吗？不拐弯，有时恰恰要碰壁。辩题之二：怎样衡量收入差距上的公平程度？
甲：社会主义原则是按劳分配，不符合它就是不公平。
乙：初级阶段实行多种分配原则，不能只是一把尺子、一个标准。
甲：一个国营菜店职工对我发牢骚：菜贩子一个月的收入快赶上我一年工资了，他的劳动就那么值钱？
乙：一个菜贩子也对我发牢骚：不管严冬酷暑，我都起早贪黑，风餐露宿，光看我挣钱，没看我着急受罪！
甲：牢骚不是道理。看问题总有客观标准。就说个体户辛苦点儿，能够差那么多？
乙：我不否认两者收入上的差距。但是人们有意无意又把这种差距夸大了。
首先是心理因素。人，总是对自己的不利方面比较敏感，对人家有利方面比较敏感，最好是，我的好处是我的，你的好处我也要。这么一来，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个体户是个范围性的概念，至于一个一个的个体户，他们之间差别很大。可是，别人看个体户，总拿冒尖的、顺利时候的作代表，很少有人跟东北上吊的那个个体户相比。
甲：不管个体户之间怎么有区别，作为一个整体，总是比国营企业职工收入偏高，这总是不能否认的吧！你用夸大个体户的难处，掩饰这种不公平，也是无济于事的。
乙：我们是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并不是偏向职工，还是偏向个体户。我还想说一点，估计这种收入差距时，把工人每月工资同个体户每月收入简单对比，并不全面。
甲：愿听其详。
乙：一些人向我提供了这样的分析：
一、工人工资完全是个人劳动收入，个体户常常有家里人帮忙，它的收入常常是家庭创造的。
二、工人工资是在作了公积金、公益金和各种税收的扣除之后的“纯收入”，而且那些扣除有相当一部分又以各种形式返回给工人；个体户的收入就没有作这种扣除。比方说，一个国营企业工人退休之后再活15年，每年退休费1000元，国家至少要为他支付15000元。医药费，也差不多这个数。退休前，国家分给他价值20万元的房子。即便其他福利不算，国家“返还”他23万元左右。这一切，对个体户说，都要他自己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一分钱未存的职工，同一个存款二三十万的个体户是“持平的”。
三、工人工资是劳务所得，有些个体户收入是经营所得，性质不尽相同。经营所得中，包含着资金收益，“风险收入”等等。作一笔好买卖，可能发了，一个主意错了，即使付出了大量劳动，也可能把本赔进去。
四、工人工资主要用来消费，个体户收入相当部分又转入经营。就是他们的消费部分，也会有经营成分，他们请客送礼，往往是为自己经营开门路。
甲：这种分析，至多说明个体户和职工的收入差距不像有的人说的那么大，并不能说明它是公平合理的。
乙：对不起，我也未想证明它是完全公平的。我是想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按劳分配”这种主要分配原则外，还存在着其他分配原则和分配方式。我国居民，除了劳动收入之外，还有非劳动收入，除了存款利息、股票红利外，个体户、私人企业主、外商投资者，都有非劳动收入。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如果我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过去“纯而又纯”的模式上，只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就不能正确分析现在的情况。
甲：听你谈论，我得出这样印象：个体户已首先得到了市场机制的好处，而企业职工还相当程度地受着旧体制弊端的制约。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乙：你这句话算说到点子上了。收入公平只有在深化改革中才能逐步解决。不过，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可比“放活个体”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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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半岛风光秀丽，气候宜人，每年接待大批国内外游客。一艘来自西欧的大型旅游船到达烟台港。 时盘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