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傲世风骨喻世情
——贵阳杂文笔会去来
吴国光
去贵阳之南十数里，有簪青山、系绿水的一个所在，名字也如山水一般美，唤作花溪。五月上旬，正当杂花满地、群莺乱啼之际，贵州日报、新观察杂志社和人民日报文艺部在这里共同举办了一次杂文笔会，给山水秀丽之外平添了思想的深沉锐利与刚烈雄健的风骨。听着杂文家们或风趣机敏、或坦诚真挚的热烈议论，倒对山水也另有一番感慨，真个感到了山有劲骨水有情，世事人生，尽收眼底。
自鲁迅以来，杂文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现象中的一个突出景点，形成了直面社会和人生、力破“瞒与骗”、以坚硬的脊梁挑起探寻真理说真话的重担这样一个传统。薪火不绝，连绵至今，方寸文章竟蔚为大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思想者的日益觉醒，杂文创作很见繁荣。这次笔会与会新老作家三十余人，济济一堂，也算是一次回顾与检阅吧。在这样的会上，倡扬鲁迅精神，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鲁迅的精神是战斗的批判的精神。要有这精神，就容不得身上有半块媚骨。七十多岁的老作家戈扬对此有极深的揭示。她说，写杂文要有精神的自由状态，这种自由状态就是要“不想得到什么，也不怕失掉什么”。是的，在座的老作家大约都会深有同感。六十九岁的严秀，解放初期就是八级干部，三十年前因为写杂文说真话而罹祸，一生平添坎坷，至今不悔，仍在为杂文事业的发展与提高尽力鼓呼。我想，在这样的人身上，没有一点笑傲尘俗利禄的气概是无以坚持真理的。相同命运的黄裳、邵燕祥、朱正、弘征、金践之等，风采锋芒均不减当年，用他们自己半开玩笑的话来说，真是“改也难”呀！原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说的不就是这样一种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恒心豪气吗？
鲁迅的精神又是坦诚的赤子精神。杂文家见面，全无文人相轻的淡漠与隔膜，会场里洋溢的是神交已久、相见恨晚的知音深情。杂文家并不是睨斜了眼睛冷观世界的“明白人”，而勿宁说是一些剖开了胸膛用热血拥抱生活的傻子。杂文中如果没有自己这颗心的拳拳跳动，那么这杂文是不值得看的。到会的这些作家，都是早将赤诚肝胆在世人前掬将出来的人，谁还不了解谁？文如其人，神如其文。牧惠的温雅敦诚，谢云的深沉挚切，老烈的散淡率真，邵燕祥的宁静智慧，朱正的厚实幽默，法学家兼杂文家的于浩成诗人似的激越与纯真，诗人刘征则理论家般雍容静穆，寓谐于庄；年轻一代，陈小川锋芒犀利，米博华情辞恳切，……性格各异，纷呈色彩，难以一一言传；思想共鸣，同气相求，又可一言以蔽之：以真诚的魂灵追求真理，以赤子的热情除旧布新。这是一群嫉恶如仇的人，又是一群爱心拳拳的人，也是一群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才人。爱的是真善美，恨的是假恶丑。他们不加掩饰地大声说出这一点，在阳光下是如此，在阴影里也是如此。这就是人的真情至性。
傲俗之风也好，喻世之情也好，杂文家们怎样结合着目前中国社会的实际来理解自己的使命，怎样化风骨为血肉文章呢？也许还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更好：
——“天下之大，芥豆之微，事无不可入杂文，但是，事关人民利益民族前途，乃是杂文最重要的主题。”这是邵燕祥的认识；
——“反封建，反极左，批判民族劣根性，解剖社会阴暗面，这应当是杂文的基本任务之一。”这是牧惠的概括。
这就是当代杂文的弹着点分布了。没有这样的弹着点，杂文就会成为“小摆设”（鲁迅语）；有了这样的弹着点，骨头算没有白硬，诗情才不是空流。
“文章”二字，本义中就有华采灿然的内蕴。杂文要怎样做得“漂亮”？这是杂文家们到一起少不了讨论的问题。在一派繁荣中，杂文的艺术性似是一个薄弱环节，所以也就特别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老作家严秀呼吁：杂文作者要多读书，要有丰厚的学识积累。这得到中青年作家的响应。其实，杂文倒是中国文章的主流之一，中国作家们向来是讲究做文章的艺术的。鲁迅的杂文就是。开门见山也好，曲径通幽也好；铺陈张扬也好，返朴归真也好，文章总要有点滋味有点品头，不能白水一碗。所以，很有几位作家在发言中着重探讨了杂文创作的艺术技巧问题。广州部队作家章明谈了“杂文与曲笔”，陕西师大研究杂文史的教授张华则总结历史的经验施惠众人。说来也是有趣：越是风骨卓然的文章，风采也自照人；艺术上很无味道的东西，实际上往往也并无思想和真知灼见而流于苍白的说教。
“文曲星”的偏爱，就是这样多情而又无情。
夜雨朝日，花溪的空气好不宜人。几天会议，果如东道主贵州日报总编辑刘学洙所言，提供了一个和谐、民主的环境，使大家能够心情愉快，畅所欲言，进行思想、学术和创作上的交流。真要特别感谢贵州日报的同志那热情洋溢、尽心尽力的服务，那情中似乎也不仅仅是要尽做东道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对与会杂文家的期许。杂文，你永远是人民的。无论在首都的街头，还是在昔日夜郎国的山城里，凭着这一身浩然正气的风骨与一腔为民请命的深情，你到处都会遇到知己的。
花溪，再见；贵阳，再见！古人履奇山大川而文章大进，我们从你的青山绿水中走出，会努力将祖国山河的气韵与鲁迅精神贯注到笔下来。杂文的繁荣与提高，相信会与民族的进步和昌盛同步的。
1988年5月，贵阳归来于北京
第8版(副刊)
专栏：
戛纳晴雨
李彤
最坏的“气候”终于降临。五月二十三日晚，《孩子王》名落孙山。陈凯歌对我，也对每一个用电话采访他的记者说：“我早有预感，我心情平静。”我可以证明，他没有故意作态，他说的是真话。
四天以前，正当由晴转雨的时候，在凯歌睡的行军床边到小公寓的厨房里，他与我作过一番长谈，时间是晚十点至次日凌晨四点。白天的时间，留给轮番采访的外国记者了。
“我见识了戛纳之大、之傲慢。有人告诉我，导演来戛纳是一个很大的冒险甚至赌博。我是危险的，是用整个艺术生命在这儿赌，我们随时有可能输掉。我知道一个导演的艺术生命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应该珍重。但我现在不能在乎，因为在乎也不能改变什么。只要二十年后我们能对后人说：我们是开路人，这就够了。
“西方人注意的是他们的事情，我们要打进去很不容易。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从没人理到有人注意，现在正热。我在想，热劲过去后还能不能保持实力地位？像苏联电影，现在并不热，但它到哪里人家都不能小瞧。中国电影应该是稳步前进的。今天，是西方了解中国人的时候了，我们应抓住这个宣传、展示中国的最好时机。西柏林、意大利都灵两个电影节都请我明年去做评委，这岂止是我个人的时机？
“我的性格敏感，总觉得有种使命感，至今不敢忘。我的心境与艺谋两样，现在我想平静地想一些事情。”
我与张艺谋也有过两次夜谈。那是在洗过澡后，他赤着身体，憋不住地向我滔滔“侃”起艺术来。
“《红高粱》刚拍了一点就在外景点看到《孩子王》，我们专门研究了。隐喻、象征，《孩子王》都搞到家了。我们有意避开了这条路。凯歌有思想，他要让电影负起思想的任务。我自己是听了那帮“侃爷”（指电影评论家）“侃”，才意识到《孩子王》的深意的，我担心它亏就亏在这不讲不明白上。好电影要调动人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才能引起共鸣。
“我佩服凯歌思考的深度，佩服他对艺术个性的执著追求。过去我们在一起谈话，凯歌总能几句话一拎，就给你拎到一个思想高度。为人如此很难得，但是拍电影呢？……”
这时我又想起凯歌的一句话：“我们这一代导演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各自不同。”他们俩不祥的预感似乎相同，又似乎相异。
在阴晴变幻中，还有一个本不值得郑重提起的话题——所谓“金闹钟奖”。此刻我不得不提。
五月二十一日早晨，戛纳街头一家咖啡馆里汇聚了一些电影记者，他们即兴为参赛片中“最令人厌倦的影片”打分，然后把结果交给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法国最年轻的喜剧演员，由她宣布。于是“金闹钟奖”归于《孩子王》，于是哈哈一笑，各自散去。评奖者轻松到这种地步：无须发奖，也无须通知“得奖者”本人。可惜事情到这里并未结束，法新社电讯一发，“金闹钟奖”得主臭名远扬，及于全球全中国。而吴天明、陈凯歌在接到新华社驻巴黎记者打来的询问电话时，尚茫然不知其为何物。
请注意这本是一出喜剧。这些记者不代表任何机构，与评委会没有任何关系，与为那两家杂志一本正经地逐日打星的记者团也不可同日而语。大约是影片过长就会受到他们的揶揄。至于其评选结果的可靠性如何，举一例便可说明：被他们评为“铜闹钟奖”的（第三个“令人厌倦的影片”），正是最后荣膺双奖——最佳男演员奖和高级技术委员会奖的美国影片《乐手“博德”》（又译《鸟》或《非凡人物》）。
一顿调侃、一个玩笑、一出余兴节目，也许会引来一片痛心、一阵快慰、一番严辞训导。喜剧被当作正剧看，便将转化为悲剧。是人家太有失严肃庄重，还是我们太缺乏幽默感呢？ （中）
第8版(副刊)
专栏：
酒韵
李发模
瞧那婀娜的仙女
婀娜出醇醇的馨香
飘香了传说
飘舞于瓶上
把我龙族也飘舞得腾腾
微醉得香香
照李白写静夜思的那明月
陪陶潜东篱归来的那夕阳
剪尽江南春色的那雁翅
从千年前千里外沿醇香而来
才一举杯碰盏
那回味便悠长悠长
我说：酿酒女工是嫦娥
酿莺飞阳春菊闹清秋
窖黄金黄小麦火红高粱
千次烹饪百遍勾兑
这酒，才像这古国香醇
这情，才脉脉如月烈烈如太阳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富贵眼睛”
王向东
“拿前门，难开门；拿良友，握握手；拿剑牌，坐下来。”这是目前在搞供销的同志中间流行的一首顺口溜。
多厉害的眼睛！只要你拿出来的是大前门、大重九，明明他办公桌上有一缸子香烟屁股，他也说“不会抽”；而一旦你的烟盒子上显出来的是由字母组成的商标，他的脸上也就开始进行“微笑服务”。“香烟好比介绍信，酒盅可以盖大印”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烟情看涨，酒情也日渐看涨，“四菜一汤，生意跑光”不再是什么秘闻轶事，就是“八菜一汤”，也已难“独霸一方”。风气所及，就连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也是水涨船高，有道是“二十块钱不烦神，三十块钱来个人”，遇上亲友结婚、建房、做生日，没个百把块钱礼物就很难过这一关。
《红楼梦》第八回，写了一个现任营缮司郎中的小官儿秦邦业，他深知荣宁二府“那边都是一双富贵眼睛，少了拿不出来”，所以送儿子到贾府家塾读书时，顾不得宦囊羞涩，“说不得东拼西凑，恭恭敬敬封了二四两贽见礼”。这与贾母和凤姐赏给他儿子的见面礼相比，实在说不上嘴。秦邦业看到的那些“富贵眼睛”，生在“朱门酒肉臭”的贾府之中，不到坐吃山空，大厦倾覆，是死不瞑目的。我们怎么能步他们的后尘？
第8版(副刊)
专栏：美学杂俎
首次效应
戴平
京剧界流传着这样一件轶事：南方四大名旦之一刘筱衡有一次率团来上海演出，先拜见天蟾舞台经理谢月奎。谢见他长相不俊，不免皱眉，看过戏码子，问刘最擅长什么，刘说擅跑圆场。谢月奎思谋了一阵，便决定头天打炮戏贴演《嫦娥奔月》。这出戏中，原来嫦娥上场是偷吃灵药，台上灯光通明，谢月奎决定把这段戏掐掉，让刘在台帘里唱过导板，一上场就在黯淡的灯光下跑圆场，边唱快板。戏开场后，只见刘筱衡衣衫飞动，满台生风，真是婀娜多姿，既飘逸又稳健。观众先来了个满堂彩。待到灯光大亮，由于观众对演员的印象已好，先入为主，再看他的扮相，也就觉得顺眼多了。在谢月奎的精心安排下，刘筱衡的“头一炮”果然打响了。
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看，谢月奎的这番谋划，运用了“首次效应”的法则。首次效应，也即主体对事物的第一印象。它是外界刺激物在人的大脑皮层优势兴奋中心留下的最初印痕。心理学家们发现，当一个人对某个问题没有什么固定的观点时，常常比较容易接受所遇到的第一个观点，从而形成积极的心理定势。心理学家兰达称它为“说服的首位规律”。
美好的首次印象的取得，是审美客体以一个不速之客的身份，突然闯入了审美主体的神经中枢，成功地打开了他的审美阀的结果。德国美学家费希勒提出过一个审美阀原则：人们的神经中枢有一个审美阀门，只有设法打开这个由视、听分析器组成的阀门，审美对象才能被主体所接纳，同时在想象、理解、情感的协同作用下，进一步产生美感的“首次效应”。因此，艺术作品要产生良好的“首次效应”，不能不考虑应当具有令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的形式美。
诚然，“首次效应”也不是完全可信的，它有时并不能正确地作出审美判断。一次感性直觉往往不一定能抓住审美对象内在的美，有不少优秀的艺术作品，要通过反复欣赏，才能体味到其中深沉的意蕴。首次印象与后来多次重复后得到的感受，常常并不相同。纵然如此，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还是不能忽视观众、听众和读者审美心理上的“首次效应”。比如，一出戏的剧名，首先要注意能抓人。一出戏的开头，也应当异峰突起、别出心裁。一副中国古戏楼的楹联写道：“要看早些来，大文章全凭起首”，下联是“须看完了去，好结果总在后头”。“起首”能抓住人，“大文章”才能读得下去。戏曲中角色的出台亮相，配以音乐、灯光的渲染，试图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注重“首次效应”的表现。艺术作品的宣传工作也很重要。一出戏、一部电影问世，对于多数不谙剧情的观众来说，报纸、电台、电视的宣传，会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当然宣传也要讲究点艺术：一是不要把好话说满，溢美之词过多，往往会产生“逆反心理”；其次，宣传的内容要运用一点悬念技巧，不妨藏头露尾，激起观众想看个究竟的心理，便容易产生积极的“首次效应”。
第8版(副刊)
专栏：
绿海明珠〔版画〕 赵晓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