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批评的反思与建设
陈墨
新时期文学已进入了第二个十年。有人说这第二个十年该是由“理论的反拔”转入“真正的理论建设”；也有人则提出要将“反思”与“建设”两项并重；也许更明智者则是那些业已完全自觉地进入对现实和历史作深刻反思的人。
看起来，这又像是一种“口号之争”。其实问题不在这里，即不在建设抑或反思，而在于“怎样的建设”以及“拿什么东西来建设”。要建设文学理论的高楼大厦固然是好，但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现实可能性又有多大？这些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换言之，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反思。我们的理论体系、观念范式、方法格局等等无疑都需要真正的建设，然而问题是这种建设不能凭空而起，它总要有一定的基础与现实可能性，不少意气风发的中青年文学理论家雄心勃勃，要与“德国的脑袋”一争输赢，这固然可敬可贺，然而他们的实绩却实在不多。那种抱住一本“洋经”以其“新”以其“洋”来充做自己的基础、依据、内容；或者设想一个包罗万象的“开放体系”将古今中外“熔于一炉”，以其杂以其乱为主要特征，它什么都是，从而便什么都不是了。还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理论的“试验室”，有人就在其中“大胆的假设”“迷醉于遐想”。不少理论既不满足于“解释世界”，也不满足于“改造世界”，而满足于“自足的理论的逻辑排演”。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真正需要的倒不是这种“建设”，而恰恰应该是对这些建设的反思和对这些理论体系的“消解”。
在另一种意义上，建设抑或反思，实质上也是对“思想理论”与“逻辑体系”的选择，亦是对现实的态度的选择。“反思”抑或“建设”，它是现实和理论的必要的中介，是真正理论大厦的必要的基础；同时，在现实条件下，这种建设性的反思，不仅是理论建设所迫切需要的基础和前提，而且也是现实条件下最具现实可能性的一种实在的建设。其次，对历史、现实的深刻的反思，对文学现象及其历史成因的反思，对文学格局与社会、历史、文化格局的关系的反思不仅使我们在现实中摆脱困惑，而且还会在理论上为建设真正的“中国学派”奠定坚实的基础。这种反思正是建设的唯一的、现实可能的具体途径。再次，对现实、历史的反思，既是一种建设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学习过程，针对我们几代人的人格精神、知识结构、能力技巧等各方面，因遭受历史与现实的摧残扭曲从而残缺不全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在反思中学习与建设亦正是弥合我们精神人格的创伤、知识结构的残缺与能力技巧上的不足的一种实际的途径与方法。
1987年以来的文坛进入了一种相对沉稳状态，对此可做多种解释。固然有其外在的社会政治的原因，其实文学内部即文学界本身何尝没有更深刻的原因。多方面的情况表明，我们在创作上和理论批评上的各种“热”也渐趋平静和冷却。那么，下一个“热点”将会是什么？抑或是不会再有各种“热”，从而文坛真正地进入了深刻的自我反思？新时期文学十年如此“飞速”发展，以至于西方几个世纪乃至上千年的道路，我们十来年便已“漫游一番”，创作上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乔伊斯、福克纳到马尔克斯；理论上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再到德里达、列维·斯特劳斯……；批评上从社会批评到形式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系统论、原型批评到比较文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和心理批评……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有”了。这究竟是好事抑或不是好事？我们的文学的繁荣究竟是不是“虚假的繁荣”和“多元的贫困”？这些都需要认真的、深刻的反思。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我们“走”过了西方几个世纪的路，不如说人类的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东西做为一种精神传播和心理观念意识的积淀，都杂乱无章地“同物并存”地堆积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还“建设”什么？什么都是“新”的，什么又都“不新鲜”了，除了浮光掠影的生词罗列，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建设的工作”？而面对如此杂乱无章的文学“繁荣”，除了清理、消解、反思之外，我们既不能以任何一种单纯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实践，又不能用一个“大框架”将它们“一锅煮”（虽然已有不少人这样做了）。各种花样百出亦破绽百出的文学现象及文学思潮，其共同的、根本的缺陷乃在于观念意识的浮躁。而且仅仅停留于这样一种浮躁的观念意识之中，而没有多少真正艺术生命的创造。对此，思想理论界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批评抉择的必要，以免任何文学思想理论或创作都没有“善终”，都只是“热”过一阵就“冷却”。这正是我们所要反思的。不能将一切缺陷与不足的原因全推给社会政治——当然对社会政治的认识、研究也必须成为我们的反思的重大课题之一，尤其是近年来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以及这种变革的艰难、迷惘，对文学家心理的影响等。与那种单纯的“形式研究”者不同，我们主张在研究“内部规律”的同时，更要注重其“外部条件”的研究，否则就会遭到“外部”对“内部”的排挤、扭曲、唾弃乃至“消灭”（“文化大革命”应当记忆犹新）。因此，反思并不是为了简单的评判历史的功过，更不是怀旧或者为了逃避现实与未来，而恰恰要在现实的原则指导下，把历史当成一个由“过去”走向“未来”的完整发展过程。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艺批评的“反思”，就是在现实的基点上由未来的观点对现在和过去进行历史的审视。这需要冷峻，需要深刻的眼光、思想、胸怀和境界。
因此，批评的建设是一种扎实的、坚韧的建设。因为它立足于现实，从而在对现实与历史的反思中明确了现实的未来发展取向。同时，也需要一种批判精神，是哲学意义上的批判而非政治上的批判，更非打倒或骂倒——而批判正是一种确立与建设的方式。批评的建设立足于探索，包括文化历史、社会结构、人生命运、艺术形式的综合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则恰恰正是我们的文学理论赖以确立与建设的基础和基本形式。这种探索和批评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心理机制、民族心理与理论原则的确立的基本前提和氛围的创造。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应该听听的悄悄话
荒煤
读罢严歌苓的《绿血》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我不禁想提起笔来写点什么，却又有些茫然。我怀疑我是否能够真正认识和理解作者和她所描绘的与她同一时代的男女青年，尤其是那些背着各自不同的“出身”，十几岁、二十来岁便饱经坎坷的女孩子们的心灵。
关于十年动乱题材的作品，这两年我看得不多，也不如当初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品那样使我激动了。这倒不是因为过去看得多了，感受和兴趣都渐趋平淡了。我看电影《芙蓉镇》，尽管它被称为要被“超越”的模式，我却依然热泪盈眶，也还在心头勾起不少思索。
历史终究是历史。属于亿万人民命运攸关的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劫难，无论时间流逝得多快，多远，历史的创伤依然存在。而痛定思痛，则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尽管某些好心的同志一再劝告作家们少写、不写，要“齐心协力向前看”，可这样的作品还在一部又一部地出版，这情况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
我扯远了。我想说的是，作为历史的过来人和见证人，每个作家都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留下独特的烙印，也许他或她所描绘的这个世界与我们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有所不同，但是，只要作品里融入了作家的血肉，它就能够算作对那段历史的一部分真实的记录。这一段历史在我们这一代人与严歌苓他们这一代人眼中也许不完全相同吧？在后代人的眼中又会是什么样？即便有些差异，我想，这本身也应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因此，这样的作品不仅今天应该有，而且将来还会有。
对于“文革”，各种各样的悲剧已经写得很多，我对这部作品感到新鲜的，是它从一个独特的生活侧面——一个部队文工团中一批青少年文艺兵的生活反映了那个时代。
当一批批青少年被卷入上山下乡运动狂潮的时候，那些被视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如能被部队吸收去“锻炼”，就意味着最大的幸运。有多少青少年是抱着虔诚的心去投入这个炼狱的。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怀着虔诚的忏悔心情认真地进行着“自我改造”，他们要把孩提时代受到的教育、影响及青春期朦胧的思想、感情、观念，一下子投向熔炉。然而烈火无情，当熊熊火焰燃起来的时候，一颗颗天真、纯洁、真诚、善良的心就统统被当作邪恶的东西毁灭了。我们在作品中看到，一批要用感情来歌舞的青年男女，朝夕相处，难说是性格、心灵、形体甚至神韵中哪里冒出一点火花来就吸引起对方关注，挑逗起朦胧的初恋，更何况这片纯情又受到残酷的战争硝烟的冶炼，有过死生与共的考验！然而，这支部队的光荣传统、不容冒犯的铁一般的荣誉、尊严、纪律，以及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时刻不能放松的自我改造……充满了说不尽的矛盾。于是，这爱情经历了种种磨难，愈显得真诚、纯洁，却也可笑，也可悲，甚至令人感到一种荒诞。
然而，就在这种荒诞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美感，我感谢作者揭开了一幅奇特的帷幕。
我是承认“人之初，性本善”的，我也相信人类的进步，最终还是要导致人性的复归。因此，文学作为人学，即便写的是一出荒诞的儿女情长，也还是要写出真实的人情、人性，写出美好的心灵。尽管作者自己讲，“悄悄话，一眼望去，满目荒唐。……”我倒相反，并不以为这位女兵透过两部作品捧出的是满目荒唐泪。我进而想到的是，十年动乱中，我们自己固然也受到迫害，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己也曾以赤诚和蒙昧参与制造悲剧的后果么？我们有些同志动辄指摘、埋怨青年人的荒唐，当然是一片好心，但忘了过去也是一片好心造成了他们的种种悲剧，一旦觉醒过来，更有满目荒唐之感。
我真诚地希望人们听听作者的“悄悄话”，也是真心话，把那段历史和今天作一个对照。我相信会有所启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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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河殇》（电视连续剧）
编辑 夏骏 撰稿 苏晓康 王鲁湘
黄河、黄土、黄种人——华夏文明的命运之谜，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永远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深深关切与依恋的。大型电视连续节目《河殇》，第一次借助电视这个大媒介，从历史、文化、经济、水利、政治等方面，展开了对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多角度的思考。
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连续节目《河殇》，打破了旅游风光片按空间位置移动的构思，从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中归纳出几个主题，作为各集的中心。《寻梦》展现了华夏文化深层的历史内涵和中华民族追寻前行的文化心态；《命运》探讨了华夏文明生长的自然环境；《灵光》则在文化、科技方面的发展历程中，思索知识分子的命运；《新纪元》对黄河流域的历史变化以及中国经济的现状进行了探索；《忧患》又以黄河水患的情境思考人生命运；《蔚蓝色》用诗的激情呼唤华夏文明走向新的未来。
《河殇》运用电视艺术的特技、融政论与形象于一体。观众在一幅幅生动珍贵的图像面前，思索黄河这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历史命运以及它的新生前景。 （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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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此亦一功德
——谈《人体美术丛书》
陈绶祥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人体美术丛书》（已出8卷），风靡国内，数次重印仍供不应求。许多报刊杂志都在皆大欢喜地介绍、评价、研究人体艺术。遥想当年这套丛书的编撰历程，颇有“三年一场小春秋”之慨。
人体模特儿虽然在中国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霜雨雪，但至今仍时有关于他们受责难、遭迫害以至被逼自杀的报道。究其原因，除了中外文化的差异之外，更直接的原因，大概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少见多怪”吧！
在中国，上古裸行的桑扈，中古脱光衣裤喝酒的刘伶，非但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责难，反而成了文化标榜的典范。汉魏间裸体的石刻壁画，隋唐时袒腹露乳光背胸的罗汉菩萨乐伎们，无论于记载与实物都屡见不鲜，它们作为艺术形象，又总是进入到中华文化最圣洁的宫阙、墓室与神殿等处所之中。因此，说中华文化一概排斥裸体也未尽然。
然而，当早几年这套丛书的组织者们多次希望我给他们编撰一本《中国古代人体艺术》，以免中国被排斥在世界之外时，我却坦率地谢绝了。因为就人体艺术的本质含义来看，中国古代被称为“裸体画”的那类东西，与西方人体艺术风马牛不相及。人体艺术是西方艺术的基础语言，它作为艺术语汇中特有的形式感受与象征含义，并未存在于以往中华文明的整个艺术发展历程之中。
在中华文化中，原始农业经济造就的自然崇拜与平缓心态，使得艺术基础语言呈现出一种重观念、重关系、重总体把握的面貌，并以自然情状作为最高的审美追求。它更多选取自然对象作为相应的艺术载体，纵使有时触及人体的外在形象，它们也只是被当作一种自然状态下的风貌而被推崇。因而中国绘画中真正以人体为题材的图籍只会是实用的“针灸图”及“春宫画”之流了。当中华艺术家发现人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形式语言远不及更具有自然属性的有常体而无常形常态的山水树石花鸟虫鱼时，人体作为基础艺术语言的地盘便消失殆尽。
西方文化则不然，原始狩猎经济造就的生命崇拜与激进心态，使艺术基础语言呈现出一种重实体、重本源、重局部剖析的特征，并以生命形态作为最终的审美模式，即使对其它外物的描述，也不排斥以人体作为中介语言。并且从远古至今，一直未停止对人体本身的艺术探索。
不同的文化心理，造就了不同的艺术形式。要而言之，一以物当人，一以人作物；一以自身的混浊造就出物象的自在，一以物理的精密度定出自体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画反复选取“三友”、“四君子”等题材来表达人体风韵与社会节操，以及西洋人借助男女人体去描述比利牛斯山和地中海，同样顺乎常理。中国人不懂人体艺术，由此而联想起肉体的罪恶，欧洲人不懂山水树石画，从而从中去分析地质构造和矿藏分布等功用，也同样可以理解。
然而，文化的发展与世界性的交往，总会迫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研讨不同的艺术对象。对此产生的非难和苛责都不是进取与宽容的表现。“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类前贤哲理与遗老俗语对文化现象也千真万确。
《人体美术丛书》的组织者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选取了一种对不同文化认识的必由之途。在前几年那些“心有余悸”的起伏波动中，他们敢于冲破重重困难呈献出这样一套丛书来，可称得上有胆有识。这套书以纯真的艺术形象展现了西方文化中“基础艺术软件”那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各自风貌，以无可辩驳的作品，展示了人体艺术发展的部分历程。
牵强地将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纳入西方艺术的标准轨道中，认为这是世界艺术发展的共同道路，这既办不到，也不应该勉强去办。然而艺术间的交流又总是建立在相互学习和相互排斥之上的。近代西方艺术教学的引进，已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开拓了我们的眼界，滋润了我们的心田。丛书的编撰者们没有忽视这一方面，他们在这套丛书中也注意了当代中国人体艺术的介绍。而且，他们还组织了《中华艺术丛书》与《中国当代美术系列》。如今，这些书也开始问世了，它们将作为形象的参照系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别人与认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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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陇上英灵 笔下风尘
——青年作家张俊彪及其作品
黄国柱
陕甘交界处的正宁，是张俊彪的出生地。陇东塬上厚实的黄土和凛冽的风沙，塑出了一个淳朴的农家子弟。十几岁就做红军地下交通员的父亲，曾几次从敌人的虎口中死里逃生，从而留给了他经得起摔打，受得住磨难的遗传基因。民间流传的红军故事，父亲的现身说法，是他童年接受文化启蒙的最初的教材，不管后来他长大成人之后，历史被涂抹的黑白颠倒、花里胡哨，他却坚守住自己童年得来的坚不可摧的信念。
他似乎注定要以革命传记文学作为自己的文学起点。《刘志丹的故事》、《黑河碧血》、《红河丹心》、《血与火》、《沉浮》……二百多万字的作品表明了他的实绩。
张俊彪的文学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历史的真知和对历史偏见的激愤。刘志丹、赵铁娃、董振堂……这些一直活在陕甘人民心中的英雄，长期以来却被蒙上了厚厚的历史的尘垢。作为一名红军战士的后代，陇东黄土塬上的热血后生，张俊彪从幼时起便产生了要为先辈立传的夙愿。为了达到这个崇高而神圣的目的，他长期奔走于陕甘宁边区的山山水水，查访了百余名红军老战士和老游击队员；他花去了服兵役5年的全部积蓄和复员费，自费去西安，上北京，采访了近百名陕甘宁边区草创时期的当事人、见证人以及烈士的遗孤、家属。搜集到的珍贵史料，对于张俊彪来说，是充满灵性的活生生的不平的呼号，是一个又一个呼之欲出的先辈们生动的形象。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敢于承担当时可能出现的风险，不怕挫折，完成了刘志丹的传记文学。
另一本传记文学《最后一枪》，主人公是1937年牺牲在甘肃高台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烈士。这是一位陕甘宁边区人民心目中的传奇英雄。张俊彪以崇敬的笔调把董振堂烈士的形象介绍给广大读者，特别是对历史不甚了然的青年读者。此书出版后颇受欢迎，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版再版。
近年来，张俊彪在从事传记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创作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山鬼》和《省委第一书记》。《山鬼》取材于子午岭山区回民自发地和国民党斗争，成立回民游击队的历史传说，以最终加入红军走上革命道路，在一次寡不敌众的战斗中全军覆没为归宿，又是一个悲壮惨烈的历史传奇。《省委第一书记》虽然力在塑造三位一起走上革命道路但命运却大不相同的省委书记的形象，但其小说情节的依托，仍是几十年来从陇东黄土高原发源而来的历史风雨、曲折行程。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员，在他的身上仿佛有一种黄土般的固执和坚韧；当他为了正义而爆发的时候是不顾一切的。为了一位普通的上访的老农，为了一位前来伸冤的老红军战士，他可以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拍桌子高声争辩；他觉得那老农，那老战士的命运远比自己在领导面前的印象要重要。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到他为人为文的品格和他拚命写作的目的所在。除了上面列举的作品，他还发表过中短篇小说50余篇，电影文学剧本2部，散文60余篇，诗歌120多首……一旦投入写作，他便不知饥饱，不辨昏晓；书房里置两张书桌，各装台灯一盏，写累了，便站起来在屋内往来踱步。然后，换一桌，打开台灯继续奋笔疾书……去年，为了赶写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的长篇报告文学，他又拚上了，终于累倒不得不住院治疗。而今，他刚过而立之年，著作已达200万字。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他一直是一位业余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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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中外当代小说走向研讨会
由《文艺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和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联合举办的“中外当代小说走向研讨会”，5月27日至29日在杭州举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山西、陕西、辽宁等地及浙江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约100人出席了会议。
与会者联系我国和国外当代创作现状，就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的发展走向、各国小说创作的创新经验、如何借鉴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许多同志指出，我国新时期的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许多创新，也大胆地借鉴了西方小说的许多表现手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但也有些问题需要探讨。我国小说的发展，要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引起更强烈的效应，还需要立足于中国厚实的生活基础上，富有我国的民族色彩和生活气息。只有当作家、编辑和读者三方面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选择达到和谐时，小说才有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形成比较一致的走向。
（文一）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动态
中国当代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
中国“当代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5月10日至5月18日，在山东烟台召开。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及16家研究院（所）、报刊、出版社编辑部从事话剧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约60人与会。会议认真研讨了新时期话剧文学的发展规律，认为从1977年以后，话剧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他们探讨了探索话剧立足中国戏剧文化，具有包容西方戏剧文化的大文化观和大戏剧观的总体特色。并就话剧如何争取观众，走雅俗共赏的道路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