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回忆陈毅同志的二三事
薄一波
我和陈毅同志相识于延安。距今已四十多年了。
陈毅同志是我们党的老战士，开国元勋。人们喜欢称他“元帅、诗人、外交家”，这大致可以概括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和活动。他对党和人民的功绩，已永垂史册。本文只是记述一些我同他交往中的琐事，以寄托我对他的深切怀念。从这些往事中很可以窥见陈毅同志的为人、胸襟和品格。他的豁达大度、光明磊落的精神，尤其感人至深。
（一）
1944年3月，陈毅同志由新四军军部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我比他先到了一步。当时，整风运动已进入总结阶段。4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学习和时局》的讲话。大家“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我和陈毅同志就是在这时认识的。
记得初次交谈，谈得很融洽，彼此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我谈了在天津等地做地下工作和在山西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以及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他主要是谈了古田会议前后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是直抒胸臆，感慨颇深。他说：不要把我们党内的生活看得尽善尽美，矛盾和问题多得很，我们走过的路并不平坦。1 927年南昌起义南下失败后，朱德同志和我带领一部分起义的部队，从三河坝转战到湘南。1928年4月，会师井冈山，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我当政治部主任。我们在井冈山，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了，但随之新问题新矛盾也产生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的残余。6月在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本来是想解决红军的建设问题，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但是，条件不成熟，认识不一，会上发生了争议。有些同志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司令部对外”和军官的权威，认为“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主张“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不愿做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这种意见占了上风，结果把毛泽东同志担任的前委书记给选掉了。会后他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搞调查研究去了。我被推举当了前委书记。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当然，朱德同志也有一些责任。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察觉出问题来了。恰好这时中央通知我到上海开军事会议。当时，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由李立三同志主持，因为杨殷同志（中央军事部长）被捕，军事工作由周恩来同志管。我把红四军的情况如实地向恩来同志作了汇报，认为红四军离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行。恩来同志同意我的意见，他要我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回到部队后，我就亲自去请毛泽东同志。他明确表示，先要弄清是非，然后再考虑复职，表现出很高的原则性。这是事先我没有完全想到的。共产党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是非面前不含糊，原则问题不让步。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是服气的。随后我同他一起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讨论如何落实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由我主持在上杭召开了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同志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这件事我认为是办得对的。毛泽东同志和部队上下皆大欢喜，我也很高兴。
这次交谈中，陈毅同志还讲到打“AB团”的事。他说，从1930年上半年开始，根据中央的指示，在中央苏区首先开展了反对“AB团”的斗争。1 931年初，王明上台后搞得更凶了。在这个斗争中，捕风捉影的事可多了，简直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谁都可能被怀疑为“AB团”，结果使不少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冤枉，白白地被杀害了。我差一点也掉了脑壳，幸亏毛泽东同志救了我。当时把我关起来，硬要我承认是“AB团”，老子就是不承认。审我的人就动手打开了。刚好给毛泽东同志碰上了，才把我救了。这件事毛泽东同志也曾同我谈起过。他说，打“AB团”，打过火了，把陈毅也打进去了。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小庙，听到里面有人喊叫，进去一看是陈毅，于是把他救了出来。的确，在我们党成长和奋斗的过程中，并非一切都是光明的，都是壮举，错事、蠢事也干了不少。像这种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和不文明的斗争方式就曾发生过多次。我常想，不论是党还是个人，对做过的错事、蠢事，应该永志不忘，永远记得它的教训，这样才是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也才能使自己更成熟更进步起来。
（二）
1944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在杨家岭举行。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中央的决定，“七大”由朱德同志作军事工作报告。开始起草的几个稿子，朱德同志不满意，于是决定由陈毅同志主持起草。为了写好这个报告，陈毅同志分别找各解放区战场的负责人谈情况。我同他的接触也就增多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和安子文同志谈话。交谈中谈到林彪，他说，林对朱德同志有意见，认为朱是打乱仗的，没有章法。这个看法显然是偏颇的，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讲。朱德同志不仅会打仗，而且此公就是有“德”。“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诀，最先就是他提出来的。长征途中，张国焘闹分裂时想利用朱、毛过去曾发生过一些分歧意见，要朱出来支持他反对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坚决不干，义正词严地予以斥责，这是很难得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歌功颂德，事实就是如此。我同朱德同志一同上井冈山，又一起转战苏区，风雨同舟，甘苦与共。我赞赏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更钦佩他的待人处事的长者之风。评论一个人，不管他资历深浅，名气大小，都必须公正，是则是，非则非，不溢美，不贰过。这样的评价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才有利于人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借鉴。陈毅同志的这些话，无疑是有见地的，充满实事求是的精神。
党的七大之后，陈毅同志本应立即返回新四军，前方很需要他。但他却迟迟未走，天天下围棋。我感到有些奇怪，问他为何不走？他说，我应该回去，但他们不让我走。“他们”是谁？我不便也无须深问。显然是指负责整风工作的同志。而站在前面的就是康生。康生讲过，如果陈毅不明确表示拥护饶漱石的领导，就不能让他回去。陈毅同志宁肯等着，也不表这个态。我是很佩服他这个硬劲的。且不说饶漱石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历史已经为他做出了结论），在党内采取这种高压的办法来解决领导人员之间的分歧意见和矛盾，是不可取的。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毛泽东同志批准，陈毅同志才奔赴华东战场。建国以后，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担任的，而唯独华东例外，是由饶漱石担任，其由来大抵如此。
（三）
上海解放后，陈毅同志出任上海市市长。我到了北京，在华北局和中财委工作。1951年底，党中央根据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随后于1952年1月26日又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这就是“三反”、“五反”运动。当时，我担任中央节约委员会主任，主持“三反”、“五反”的日常工作。“五反”开始后，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不时传来了资本家跳楼自杀的消息。为此，毛泽东同志派我到上海去。我跟陈毅同志说，发生跳楼事件不好，在掌握上以稳当为宜。否则，不利于斗争的进行。现在各地都是进行“面对面”的揭发，采取这种方式，难免言辞激烈，空气紧张，对当事人压力很大，容易过火。上海是不是可以考虑改个方式，进行“背靠背”的斗争。陈毅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我还为他起草了一篇讲话稿，请他召开大会，作个报告。陈毅同志很会讲话，着重讲了要防止过火现象。这次会一开，上海的资本家稳住了，跳楼事件的影响也很快平息下去。1952年3月11日，政务院及时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把工商户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以便区别对待。为了正确贯彻实施这一处理办法，既打击违法行为，又保护民族工商业者合法经营的积极性，需要分类确定一些具体的“标兵”。荣毅仁同志家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业户，究竟定为哪一类，我和陈毅同志反复进行了商量。陈毅同志说，还是定基本守法户好。我也同意这个意见，并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很快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是定为守法户。这个“标兵”一立，影响是很大的。总的看来，上海的“五反”运动搞得是比较稳当的，保护了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对此陈毅同志是有功劳的。我离开上海时，陈毅同志对我说，这一段工作上我们合作得不错。你就要走了，虽不是“西出阳关”，怎么样，一块吃顿饭吧！我来掏腰包，反正我是馋得不行了。但有言在先，你回去报告不报告？不报告的话，我就请。我笑着说，你陈老总愿意破费，我当然要吃的。东西吃下去了，大概不会报告了。在场的同志也都笑起来。当时，我们党的纪律是严明的，党政机关从领导到一般干部是廉洁奉公的。吃喝的现象很少，动用公款请客更在严禁之列。那时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政声很好，我想是同这种为政清廉的作风密切相关的。对一个执政党来说，这种优良作风任何时候都丢掉不得，丢掉了就会脱离群众。
（四）
1954年，大区一级党政机关撤销。陈毅同志调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又兼任外交部长。我同他的交往也就比过去更多了，并经常交换工作中的情况和意见。记得有一次，他谈到毛泽东同志对外交工作讲了八条，也就是提出八个问题请他思考。并对他说，不管是搞外事还是内政工作的，脑子里头要经常想几个问题，留心考察，注意研究。不可懈怠，那样就会遇事无策，陷于被动。韩愈所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此之谓也。1956年以后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中央曾多次召开工作会议，陈毅同志由于外事工作繁忙，很少参加，而我由于主持工业、交通工作，则是每次会都参加了。凡是他没有参加的会，会议一结束，他都要找我谈谈，了解一下会议的情况。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就因为有事未能出席，会后我们交谈中，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这样批判彭德怀同志，认为批过头了。他说，党内有不同意见，应该让人家讲。不能提点不同意见，就说成是反党，是右倾机会主义，那样谁还敢讲话，还谈得上什么党内民主！我是赞同陈毅同志的看法的。当然，这些话当时也只能在私下谈谈。这也说明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态。陈毅同志对在会上跟得很紧、批评调子很高的一些同志，也表示很不满意，认为党内不能这样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大都处在疑惑不解、人人自危的境况之中。8月23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陈毅同志和我都参加了。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一个个气势汹汹，硬逼着少奇同志去清华大学向学生“交待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不说话，全场鸦雀无声。没想到陈毅同志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少奇同志有什么错误，可以在政治局这个范围内来解决。要他到清华去，这种方式好不好？我看不好，到时让他下不了台。当少奇同志表示同意去，并请王任重同志帮他起草讲话稿时，陈毅同志又站起来，再一次表明他不赞成这么做。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会议上这样仗义执言，确乎非同寻常，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量的。显然，陈毅同志已经把个人的得失与安危置之度外了。这不只是为少奇同志讲了公道话，而且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的公开抵制。
半年以后，1967年2月，陈毅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在怀仁堂一次会议上，再一次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果敢行动，更是在党内和全社会群众中传为美谈。而这时我已被“监护”起来，不能出席党的任何会议了。
8月政治局会议上是我同陈毅同志的最后一次会面。9月3日，我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揪”了出来。从此，也就失去了自由，再也未能见到他。1979年，当我重新出来工作时，陈毅同志已离开人世6年了。
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完人。陈毅同志当然也不是完人。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但他一生严于解剖自己，知错必改。他曾在诗中这样写道：“几次‘左’与右，细节不必陈。中夜赏自省，悔愧难自文。”由此也足见他的无私无讳，光明磊落。
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变革和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谁都难免犯错误，重要的是要有革命的敏锐性，要有自知之明，发现了缺点、错误，能够及时纠正，总结教训，继续前进，就无愧于历史和人民。
我敬重陈毅同志一生的功业，更深深地敬重他的为人。斯人虽已去，风范永存留。我想，无论是当年的战友、同事，还是后来的人们，都会从陈毅同志留下的业绩和精神财富中，学到自己应该学到的东西，从而更加奋发地致力于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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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西行漫记》之后
——回忆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海伦·斯诺及其他
余建亭
1937年8月上旬，我在抗大二期十四队学习时，中央组织部找我谈话，告诉我说：美国新闻记者斯诺夫人要到前方去，需要有一个翻译，要我做这个工作，陪同她到山西前线随军采访军民抗战情况。由于单独行军不方便，要我们同西北战地服务团一道走。这样，我就离开了抗大。
斯诺夫人是指海伦·福斯特·斯诺，是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前妻。她是1937年4月从北京动身，5月5日到达延安的。由于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时，朱德、刘伯承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仍在长征途中，他希望他的妻子到延安去，以便会见更多的红军领导人和根据地各界人士。海伦·斯诺本人早就想到陕北去，打算继《西行漫记》之后再写些报道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书籍，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取得更多的“独家新闻”。她克服了许多困难，摆脱了国民党警察的监视，在朋友们的协助下，从西安经三原、云阳抵达延安。当时她29岁。
海伦·斯诺抵延安时正值苏区党代表会议开会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同志先后会见过她，许多红军将领和地方干部接受过她的采访。到8月初，原来陪同她采访兼做翻译的陈翰伯、王福时同志已经离开边区。8月中旬毛泽东主席又三次会见了海伦·斯诺，都由我担任翻译，地点都是在毛主席家里。毛主席的家坐落在延安城内西北角的凤凰山下，那里原来是居民住的小院子，有三间坐北朝南的拱形房子，是用灰砖盖起来的，旁边还有几间平房，排成一行，院子里有几棵树，门口有警卫站岗，门外有防空洞。
第一次谈话是在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当海伦
·斯诺和我步行来到毛主席的家门口时，警卫大概事先得到通知，没有阻挡，也没有盘问我们。一进院子就看见毛主席坐在树下的一个帆布躺椅上看书，他见海伦·斯诺来了，站起来表示欢迎。树的旁边摆好了一张茶几和几个椅子。谈话就在露天进行，从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开始，内容是谈中国红军10年的发展史，这个题目是海伦·斯诺事先提出来的。开始毛主席说真正了解红军10年斗争史的人不多，接着从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谈到井冈山会师，建立中央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海伦·斯诺认真敏捷地做笔记。当中插话、提问题不多，毛主席也没有准备谈话提纲，一直谈到掌灯的时候为止。那时延安城内没有电灯，因在室外，使用的是马灯，这次谈话的内容与朱德同志的谈话综合在一起，发表在她的著作《续西行漫记》中。
第二次谈话也是在8月中旬，还是在院子里的树下，主要谈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在中共中央主办的《解放》周刊正式发表以前同她谈的。毛主席逐条做了说明，强调了必须实行民主，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战。海伦·斯诺提出了一些问题，毛主席详细做了回答。最后表示希望她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介绍给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
后来，海伦·斯诺在她的著作《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中是这样叙述这次谈话的：“在1937年8月13日，我访问毛时，他告诉我共产党‘拯救中国’的十点主张，特别是把中国从日本现在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给人民以爱国活动的自由和武装他们自己的自由’”。
“在访问的结尾，毛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他的脸变得红起来，眼里闪烁着光亮。他说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这十点得到承认，‘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
第三次会见是在8月19日。当时海伦·斯诺要求到山西前方去，随军采访，以便报道战地军民的抗战情况。她的要求曾事先向毛主席提出，征得同意。这次会见是到毛主席住所去取介绍信，那时办公室与住所是在一起的。
海伦·斯诺和我到达毛主席家里时已接近傍晚了。警卫员通报后，我们走进了毛主席的工作室，从三间砖房的当中一间进去，转到左侧一间。室内有一张桌子，几个凳子和一些书籍报纸，似乎还有一张床。我们走进去时，毛主席正在吃饭。桌上除纸墨笔砚外摆着两个小盘子，一个是炒鸡蛋，一个是炒蔬菜，数量都不多，还有一碗米饭。
毛主席看见海伦·斯诺走进室内，知道她的来意，就告诉她：“我给你写一封证明信给在前线的邓小平。”接着就拿起桌子上的毛笔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信。后来海伦·斯诺描绘了毛主席当时写信的情景。她写道：“当他一面亲笔写信时，一面甩掉遮住眼睛的厚厚的黑发”。
这封信是写给弼时、小平同志的，那时任弼时同志是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同志是副主任。信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我还记得，文字记不清了，落款是毛泽东。最近在她的著作《七十年代的西行漫记》一书中看到她发表的记录。这封信的全文是这样的：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
礼！
毛泽东
1937年8月19日
写完后毛主席把这封信交给海伦·斯诺，对她说：到前方去的其他问题找肖劲光同志解决。此外还说：“我们欢迎斯诺先生在任何时间再次来访问”。海伦·斯诺高兴地表示了谢意，于是走出房间。她走在前面，我在后面，毛主席送到房门口，带着问话的口气对我说：“你也想到前方去呀？”我说：“是的，我想到前方去”。当时八路军在后方的人员一般地都希望到前方去。接着海伦·斯诺向毛主席告别，这时天快要黑了。
第二天海伦·斯诺带着毛主席交给她的介绍信约我去找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同志。海伦·斯诺和他谈得很顺利。劲光同志答应派最好的警卫员照顾她，还调给她一匹马和两头骡子。告别以后走出大门，她对我说：“肖真是个美男子”。
正当海伦·斯诺准备启程去山西前方时，埃德加·斯诺9月6日从天津给她发来电报，告诉她：“你仍可经青岛回来，但要立即动身，否则今年就不能返回。”接电报后，海伦·斯诺改变了原先的想法，放弃去山西前方的打算，决定第二天就动身去西安，转道回北京。这样我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海伦·斯诺在延安时很担心她拍摄的照片胶卷和笔记本在她返回西安时被国民党军警没收，因此，她事先已委托访问延安的其他美国人带给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有些照片包括朱德、贺龙、任弼时、肖克、徐向前的照片都是她拍摄的。
9月7日，海伦·斯诺离开延安时由新派来的警卫员郭森华同志随同。毛主席写的亲笔介绍信还由她保存，带在身边。1979年小平同志访问美国时，海伦·斯诺把这封保存了42年未曾递交的介绍信交给了小平同志。她在《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中写道：“1937年我到达前线的时候，邓和他的部队已经向前线推进了。但是到1 979年，邓小平副总理在华盛顿受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接待，成为官方贵宾的时候，我终于在42年以后，把毛的信交给他了”。
海伦·斯诺原准备用1个月左右的时间访问延安，结果花了4个月进行考察访问。上述三次会见是在访问的后期安排的。在这以前，毛主席还有两次会见过她。
一次是在她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即5月6日。她在《传奇》一书中写道：“我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当我的新的警卫员通知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已在院子里，将对我作迎接的拜访时，我还是由于乘卡车来延安的艰苦旅行东倒西歪。”见面以后，她告诉毛主席说：“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它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于是我决定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毛泽东以他习惯的方式轻轻地笑着，和蔼地点点头。”另一次是在7月4日，她在叙述毛主席在抗大讲演之后，接着写道：“他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让我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的第一次采访，以表示好感。”
海伦·斯诺离开延安后写过很多报道和论著，介绍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她依据毛泽东、朱德和张闻天同志的谈话，在《续西行漫记》中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和中国红军发展史。海伦·斯诺写过的介绍中国红军和根据地情况的书籍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运》等。
不久前，我才看到她离开延安后写的几本介绍中国的书籍。回想起毛主席几次会见她的情景。她那种诚挚、认真、勤奋、活跃的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们祝愿这位杰出的女性，继续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