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新中国地质工作开拓者
——忆何长工同志
刘杰 刘景范 旷伏兆 朱训 张同钰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何长工同志于1952年8月调来地质部门工作。直到“文革”后调回军事部门，他为地质事业呕心沥血，勤勤恳恳工作了15个年头。他是地质事业的卓越领导者，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为开拓新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工同志与世长辞了！但他那崇高的形象却永远活在地质工作人员的心中。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任命于百废待举之时
全国解放后，旧中国留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破烂摊子，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年即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急待建设的重点项目，由于缺乏地质资料，没有探明矿产储量，难以进行工程或工业的设计。一五计划能否尽可能地多上一些建设项目，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地质工作能否先行一步。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在呼唤地质工作者。但在当时，地质工作的底子很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地质人员不足300人，其中在地质部门工作的仅约200人。一五计划面临着紧迫而繁重的地质任务，为此，中央决定在原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共同领导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地质部。于是何长工同志奉命离开重工业部，到了地质部，协同地质学家李四光等同志一起工作，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个新的征途。
长工同志来地质部后，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有关地质工作的指示。陈云同志于1952年12月代表党中央，在地质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提出：地质工作要有一个大发展、大转变的方针；并具体要求：一要增加新的人力和工具，二要合理地使用人才，三要提高原有地质工作人员的本领（《陈云文选》1949—1956年，第182页—187页）。1953年，毛泽东同志听取地质部工作汇报时，指出区域地质调查是地质工作的一项战略性任务。长工同志都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并取得了很好的地质成果。
一五期间，地质勘探工作量平均每年需递增117％，钻探工作量每年需递增125％。在力量小、装备差的条件下，每年都要翻一番，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繁重任务，长工同志以他多年从事军事教育、培育人才的经验，一方面迅速举办各种专业的短训班，采取在现职岗位上，以师带徒的方式培训人员；另一方面又下大力建设地质院、校。他既提倡边做、边学，常对职工说：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战争，鼓励在实践中学习；同时他又狠抓正规教育。长工同志对选择校址、确定规模、解决建筑施工力量及材料，直到建校方针，教育计划，配备干部，都予以极大关心。经长工同志的亲自参与和努力，两个地院的师资问题，得以较顺利的解决。由于长工同志抓得具体，抓得实在，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新建起北京及长春两所地质学院，在六个大行政区各建了一所中等地质专科学校。1956年又新建成都地质学院和增建四所中专。长工同志在院、校建设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以其非凡的工作毅力，实现了他自己的要当好建校“后勤部长”的诺言，至今还深为当年的师生所称颂。
由于建校工作抓得紧，1954年后，每年已可以有千名以上的大专毕业生及相当数量的中专生补充到地质队伍中来。建部初期，地质工作的力量只能保证重点勘探，没有力量开展普查，更谈不上区域地质调查。到1955年普查工作的比重已有了较快的增长，同时区域地质调查也开始试点，并相继在各个省、市、自治区展开。1956年起，地质科研工作也逐步得以建立和扩展。各个地质技术兵种由于有院、校正规培养的学生逐年输入，地质队伍的工作水平和技术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地质教育的建设，为整个地质事业的发展确立了人才来源的保证，奠定了我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迅猛发展的基础。我国地质事业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快的发展，那么丰富的地质矿产成果，甚至在遭受十年动乱之后，仍然能够持续地发展，和地质教育的基础打得好，办得扎实是分不开的。长工同志非常关心地质教育，直到去年他病重住院，仍很关心中国地质教育事业。当朱训同志去看望他，并向他报告中国地质大学已获国家教委批准成立时，他高兴地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不可磨灭的功勋
长工同志到地质部不久，就明确指出要发展地质事业决不能长期依靠进口勘探设备、仪器。1953年，在他亲自奔走努力之下，铁道部将张家口铁路工厂支援地质部，作为建立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的基础。在1956年到1965年十年间，又先后在北京、上海、湖南、江苏等省、市的支持下，相继建立了北京、上海、衡阳、无锡、天津等探矿机械厂，北京、上海、重庆等地质仪器厂；同时组织技术设计队伍，要求从仿制尽快发展到自行设计和制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适当引进，加强相互联系，争取兄弟部门的援助，这是长工同志在地质勘探装备制造方面一贯坚持的原则。1957年，地质系统已开始生产自己设计的钻机及若干主要的物探及测试仪器。到1966年“文革”前，已具有生产系列成套钻机设备的能力，某些高精度磁力、重力等物探仪器还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从而奠定了我国主要地质勘探装备及仪器已基本上立足于自给的局面。
因为建立了这些培育人才、设备自给的扎扎实实的基础，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也得以进一步地加强。长工同志在晚年虽已离开地质部门，但他仍殷切地、诚恳地告诉我们：发展地质工作也有三大法宝，一是教育、二是科学研究、三是工厂。长工同志在地质部门工作的15年正是这样做的，这样抓的，他不仅为创建地质事业付出了心血，也总结了地质工作如何更好地发展的经验。
长工同志致力于寻找和勘探矿产资源以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不遗余力。
一五计划期间，首先为保证建设武钢、包钢等钢铁基地，为白银、中条山、个旧、水口山等有色金属基地，为渭北、平顶山等煤炭基地，勘探了一批可供建设的矿产基地，同时也为国家重点水利工程、铁路选线、武汉长江大桥等工程；北京、西安、包头等大中城市供水提供了地质资料。长工同志还直接领导了若干重点国防工程的工程地质工作。
二五计划开始不久，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长工同志认真组织全部职工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地质工作的性质，明确了地质工作要分阶段，遵循勘查程序，同时进行了矿产储量的核实工作，建立健全了各项技术规范及工作制度。为保证重点，集中拿下一批可供建设的矿产基地，地质任务也相应作了调整。到1966年，金川镍矿，攀枝花铁矿，长江中下游铜矿，粤北、甘南的铀矿，兰坪金顶铅锌矿，淮北煤田，绵竹、汉中磷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地相继发现并勘探了储量。在此期间，进行了大量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调查工作，每年还抽调相当数量设备为农业打井抗旱；一比二十万区域地质调查已有了较大的开展，也开辟了海上找油、寻找金刚石原生矿等特种非金属矿产、地震地质等若干新的工作领域。
长工同志始终十分关心石油普查勘探工作。他常说：石油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工农业和国防的血液。找不到石油，我睡不着觉。他管自己叫“石油迷”。早在1953年底，毛泽东同志为我国是走发展天然石油还是发展人造石油的道路向多方征询时，长工同志曾广泛邀集地质学家座谈，请他们发表意见，提供国内外资料，最后，他亲自整理了一个长达53页的汇报提纲，认为以天然油气资源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具有良好的远景。当1954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自1955年起，地质部也承担石油普查的任务后，长工同志自告奋勇，表示愿多抓一点石油地质工作。地质部当年即将原负责固体矿产资源的普查委员会的大部分力量转作石油普查，并将该普查委员会改建为石油地质局。地质部石油普查开始的阶段力量，主要分布在准噶尔、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等我国西部地区，但同时也开始了华北平原的石油普查；继而在东北松辽平原也逐步开展了工作。1957年初，以长工同志为首的地质部党组正式决定石油地质实行战略东移，把力量集中到东北、华北等东部地区。1958年，在松辽平原发现含油砂岩，物探地震法圈出了储油构造，为肯定松辽盆地含油远景，发现大庆油田起到了先行作用。大庆陆续见油后，地质部把重点转向华北平原。1960年长工同志亲自主持了天津会议，专门研究部署了华北石油地质工作。会上石油地质学家们分析已有资料，提出并确定了6个有希望的构造带为突破口。东营是其中的一个。东营地区的地质物探资料对后来石油部发现并勘探出胜利高产油田起了重要作用。随后，长工同志又亲自去江汉蹲点，去江苏视察石油地质工作，并十分关注在海上找油。当我国进入石油大国的行列时，应当铭记长工同志的功绩。
总之，到“文革”前，我国地质事业已得到空前的发展，不仅建立起一支学科门类齐全、技术工种配套、具有较高的地质科技水平，与国家建设需要能基本相适应的地质大军，而且也基本上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所需的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现已证实我国是世界资源大国之一，不少矿种已探明的储量，位于世界前列。长工同志呕心沥血，运筹领导十多年，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我国地质事业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工同志为新中国地质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史册里。他为地质事业所建立的不朽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一片丹心照后人
地质工作者长年在野外，深山、戈壁甚或沙漠地区工作，条件艰苦，职工们实际困难和思想问题较多。长工同志十分重视抓队伍建设，特别强调要重视队伍的思想建设，要培养出一股优良作风。长工同志风尘仆仆，不辞辛劳，不顾自己的腿疾，深入基层。他凡是到了地质队，都一定要做报告，鼓励青年人要为社会主义一辈子献身地质事业，讲地质工作的传家宝是艰苦奋斗，讲要勇于去克服各种困难，讲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精神。长工同志所到之处，总是想方设法去接近职工，到职工宿舍转一转，到青年中间去谈一谈，到食堂去和炊事人员了解伙食情况，到家属宿舍了解生活中问题，因此，他既是职工爱戴的首长，又是职工的知心朋友，广大职工感到何老理解他们，关心他们，有话愿意向他倾吐。因此，当年的那些地质队员们仍在深深地怀念他。
长工同志尤其重视对地质院、校学生的思想教育。他认为：他们是地质事业的希望。每逢地质院、校开学、毕业、或其他重大活动，他只要时间安排得过来，他总是身体力行赶去参加，去讲形势、讲思想建设方面的种种问题。
长工同志也是老专家、老教授的贴心人。建部初期，他就十分爱惜旧中国留下来的这一批宝贵财富。他尽量设法安排他们在适当的岗位上工作，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关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也鼓励他们为地质事业多作贡献。地质队伍中的老专家、老教授感到他和蔼可亲，几乎没有不崇敬何老的，有建议，有问题都愿意向他直说。长工同志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品德，很值得我们学习。
长工同志关心职工，不光是讲道理，谈思想，也重视尽可能地解决实际问题。例如他亲自向当地政府商请解决地质队员的户口问题，供应生活必需品问题，也向国务院和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地质队在野外的实际困难，呼吁国家采取措施，予以照顾。他同时责成部内有关司局尽量创造一些条件，以改善野外职工的生活。
长工同志作风民主，襟怀坦荡，待人真诚，纯正谦和。对部下宽厚慈爱。他大胆使用干部，放手让他们工作，也敢于为下级承担责任。我们这些曾和他共事过的同志，都深有这样的体会。他充分发挥部党组一班人的作用，团结干部，群策群力，我们深感与长工同志共事十分融洽，心情舒畅。长工同志顾全大局，不居功，不自傲，不计较个人得失，有党叫干这行就干好这一行，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文革”开始不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长工同志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使他的身心遭受了严重的摧残。“文革”后，他调回军事部门工作，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干了十多年地质工作，对地质工作可有了感情啊！多年来，每当地质工作取得新的成就或进展时，他都感到由衷地高兴。同样，地质战线广大职工对长工同志也有着深厚的感情，都深深怀念长工同志。
长工同志永远活在地质队员的心中！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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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挚友卢作孚
古耕虞
卢作孚是全心全意为国家、为社会、为民众谋利益的爱国者，中国近代杰出的实业家。今年4月是他95周年诞辰纪念，重庆市北碚区党政机关和各界人士还要为卢先生建造塑像，以表达对其毕生业绩的追思。我们弘扬他艰苦创业、富国利民的崇高精神，这对于昭兹来者，启迪后人，不无裨益。作为故交，欣喜之余，谨献俚辞，以志景仰。
白手起家创业艰辛
卢作孚是穷教员出身，后来又干出了不平凡的事业，实在令人敬佩。他历经民初革命运动几次挫折的教训，胸怀救国大志及爱国热忱，为振兴中华民族，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立志办好一桩现代化企业，以“便利人群，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他决意白手起家，兴办航业，开发川江。当初他在合川由其老师陈伯遵和亲朋故旧的支持，采取民间集股的办法，凑了几千块钱去上海买船，几千块钱只能付定金，无钱付船价。后来还是找唐聚奎（合川人，当时是上海的企业家）借钱付了船价并做沿途缴用，才把船开回重庆，这就是民生公司第一艘七十吨小汽划子——“民生”轮的由来。卢作孚经营民生公司，确实是煞费苦辛，没有睡过好觉的。在那个社会，当一个企业家不容易啊！
从我同卢作孚结识开始至其逝世前的两三个月，一直过从甚密，是卢作孚及其民生事业的热心支持者。我认为卢作孚为人心胸慈善，办事诚恳，应该支持。早在1926年末，其时民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驻渝办事处设在重庆千斯门汇源旅馆内租佃的一个房间里，因我有一批羊皮在涪州（今涪陵），找他派船专程走一趟为我运货，卢慨然应允，及时运回。在其后的交往中涉事更多，愈觉其人办事认真，很孚信用。我便觉得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是会成功的（指能干成一番事业）。当时那个社会，竞争很强，成不成功还很难预料，因为就我俩相较，无论家境或所经营企业的基础，我都较之优裕，然而就事业而言，我总对他有一种信任感。
民生崛起川江振兴
卢作孚为了四川的利益、祖国的利益和民族航业的生存，下定决心，以民生轮船公司为中坚，联合长江上游的几十个“中国轮船公司”，“化零为整”，集中协作，成为一个足以与外国轮船公司相匹敌的、强大的整体。但是在当时以民生公司这样一个无论经济实力、船只总吨位在长江上游航线上不占任何地位的小公司，去争取那些比它强大得多的轮船公司与之联合，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卢作孚为实现其理想，挽救民族航业的生存，满怀信心，艰辛筹措，积极进行组织准备，不屈不挠地迎着困难奋进。他以“买并”的方式，即凡是愿意出售的轮船，无论好坏，一律收买，不论债务多少，一律尽力照顾，帮助偿清；支付一部分现金，其余转为民生公司的股本；全部船员转入民生公司工作，不使一个人失业；凡接收的轮船即废除原船上的一切腐朽的管理办法和陈规恶习，代之以民生公司自己创立的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和良好服务作风。功业逐日以新，名声随风而流。从而迅速地迈开了长江上游民族航业联合的步伐。
第一次合并就是“九江轮船公司”并入民生，其两条船九江、合江原是走长江的，并入后，成为民生走嘉陵江流域最大的船只。卢作孚很有度量，哪个嫁过来（指连船带人并入）都欢迎。
第二次大合并，就是童少生经营的“捷江轮船公司”，也是同样的形式嫁过来的。总算下来还欠民生几万块钱。这事还是我出面找卢作孚“拣的片”（即撮合了结）。童少生后来还当了民生公司的副总经理。到1931年，卢作孚几乎接收了长江上游的所有商船。其后通过惨淡经营和多方奔走劝说，先后将川军将领刘湘、潘文华、范绍增、李家钰、杨森、刘文辉等经营的轮船并入民生公司，使公司轮船增至19艘，共7000吨，职工近千人，不仅成了上至宜宾，下至宜昌这条航线上一支强有力的航运力量，而且不断开拓，发展远洋航运，成为川江与帝国主义航运势力进行斗争的劲旅，大杀了外轮的威风。直至后来与外商的竞争中，终于取得胜利，为维护川江航权做出了重大贡献。我所以最崇敬他的就是作为经营家的本事。
全力抗战勋业遐名
在中国抗击日寇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卢作孚是坚定地站在中华民族革命人民一边的，并以其拥有的航运力量，全力支持抗战，做出了重大而不朽的贡献。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卢作孚同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一样，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奋勇行动起来，毅然放弃去欧洲考察之行，留在国内，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首先致电民生公司系统全体职工，满怀激情地指出：“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接着集中民生公司的所有轮船日夜兼程，在两个星期内把四川的四个师、两个独立旅的兵源，全部由重庆、万县抢运到宜昌，转战抗日前线。继后日寇大举进攻上海，长驱南进，形势变得更加严重。随之而来的南京、武汉的撤退，卢作孚身陷危城，全力投入抢运抗战物资的战斗。特别是宜昌失守前夕的大撤退中，要是没有卢作孚及其经营的民生公司，虽不说内迁企业完全搬不成，因为当时童少生也在具体办这方面的事，但至少可以说，没有卢作孚的努力不会办得这样好。当然，国民政府也是支持他的，对民生公司寄予希望。对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需要来说，如果没有民生公司的强大运力，前方工业撤不到大后方，抗日的实力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当时情势非常危急，宜昌数万难民涌塞街头，沿江军工物资堆积如山，迁川工厂的生产设备数量极为庞大，亟待抢运入川；而大批川籍战士更需运往前线，任务至为繁重紧迫。卢作孚亲临现场坐镇指挥。和童少生一起带领职工，冒着日机轰炸，果断而勇猛地纳“混乱”入“秩序”，对所有物资按轻重缓急，分类制订抢运计划。采取三段航行、开办川江夜航等措施，在40多天内，终将10万川中健儿送上前线、数十万吨军工器材和迁川工厂设备安全运到后方。使工业基础十分贫瘠的四川，骤然兴起了一系列国防、军需、民用等轻重工业，为抗战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哲人千古风范永存
卢作孚为人胸怀坦荡，很有气质。对所从事的事业总担心办不好，怕在社会上站不住脚，抬不起头，由于这种思想的驱使，他事业心极强。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一度经济不景气，在加拿大贷款买船每年要还本付息，卢心情十分焦急，当时给我的告急电很多，那时我经常赶他的船去香港销货，一碰上就谈这方面的事情。1950年卢作孚先于我回到北京。后来我俩一同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此期间，党和政府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参加者有三四百人，主席台就座的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各界代表人士约二十来人，卢作孚是工商界的唯一代表，座位安排在毛主席正对面，这说明党和政府及中央统战部门是很器重他的。1951年我曾同他一道去见过周恩来总理，卢向总理汇报说：在加拿大“汪的”（意：冒着胆子赊欠）几只船，每年要还本付息，企业很困难。总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现在是北京政府罗！寓意很深，整个交谈很简短，但特别亲切和谐。
卢作孚是个爱国的、杰出的实业家。这就是我对他总的评价。我曾给现在的民生公司同志提出过建议，要认真总结他那企业家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卓识的创业精神，作为现在的借鉴，这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真正目的。纵观卢作孚一生创业史，在今天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当前深化改革，建设四化，非常需要和造就像卢作孚那样的一批克勤克俭、长于和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尤其要学习他为社会、为民众谋利益而忘我地干、拚命地干的崇高精神。他把“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作为民生公司的宗旨，或曰“民生精神”，提出“个人为实业服务，实业为社会服务，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公司的问题职工解决，职工的问题公司解决”，要求“每个人都要依赖公众、依赖事业，一直到老，搞好事业、推动社会、改革社会、富强国家”。老民生的同事们把作孚先生这些观点、言论誉为“事业中心论”。所以能够紧紧地团结民生公司上下，共同为“民生”这一事业努力奋斗、在所不惜。
凡此种种，不都是卢作孚这个超群实业家的卓越才华、同民众融为一体、为着既定宏规舆论共计的结果吗！卢作孚先生留下的、至今盛传不衰的崇高风范，不都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吗？多么值得我们景仰和借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