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我看通俗文学
希望关注通俗文学
洁泯
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情状，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通俗文学的勃兴。先是克利斯蒂的热潮，侦破、惊险小说不胫而走，这类小说的引进，倒成了我们自己的法制文学产生的滥觞。接着来的是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高阳的清宫记叙，这一情势达到的高潮，持续了三、四年之久。接踵而登场的是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的琼瑶作品，她迷恋了不可胜数的钟情男女，然而迷恋只能风靡于一时，它到底不能替代全部的社会人生，如今琼瑶热也成了过去。
通俗文学的兴起有着非止一端的社会原因。其中之一在于它的消费性。开放、改革引起的社会变革，使得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节奏加速，人们要工作，要娱乐，要休息，在工作之余的休息中，自然要找些书看看。在众多的文学出版物中，所谓严肃文学固然占有了一定数量的读者，但是从城乡整体的读者群看，占有他们阅读时间的大多是通俗文学作品。这也不难理解，既然休息，就想看一点轻松的东西，以为调剂，以为解乏，文学的消费性在这里发挥了充分的效用。有人认为，这类读物的畅销，证明着当前读者的文化素养与审美兴趣在下降，这有一定道理，但完全这么说就未免武断。社会生活的变革引起人们阅读兴趣的变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需要作一点研究和分析。
通俗文学的兴起同所谓严肃文学的销数下跌几乎成了反比例的发展局面。新时期文学的蓬勃景象人们记忆犹新，但近几年在通俗文学面前显得有些不景气，却不免使人忧心。关键还是在读者的选择，形势的变化使得多数的读者对文学书籍的选择有着比较稳定的标准，那就是易读、好看、娱乐性强、故事曲折等等。无庸置疑，严肃文学有着自己不可动摇的读者，但这几年不可否认在变化着的分崩离析的读者群中流失了一部分读者，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读者审美兴趣的转换是一个重要趋势，而严肃文学的自身发展同读者意向的转换未能一致也不可不重视。严肃文学经过十年的锻冶，巨大的成就必须充分肯定，就总体说，如今达到的较高的文学层次，是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的。但有一点，因为它属于别一层次的审美构筑，文学性超越着生活的直感，使得不少作品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不免消淡起来，加之语言的艰涩，表现中有层出不穷隐喻性，而相当一部分作品高雅难解，以至雅不可耐，致使一部分接受者废然而释卷。读者的流失与严肃文学自身的某些状态的存在也是不无关系的。
一切须从实际出发。通俗文学的存在是一个活生生的实际，它对社会的影响和文学发展的影响更是一个活生生的实际。有的严肃文学的作家对它不屑一顾，或者嗤之以鼻，批评家也鲜有对通俗文学的现状出而评说的。说对它是冷淡也好，无视也好，但总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既是存在，不予关注是不可理解的。然而通俗文学大抵就是在这种无关注的境况下自生自灭地运行着。
如今通俗文学的走势中又出现了几个特点：一个是以揭示社会生活矛盾为主的法制文学，它的发展趋向依然不衰。其次是纪实文学的流行，纪实文学中相当部分，我以为应当归入通俗文学中去的，因为它流畅易读，以叙事取胜。眼前有一部自称是“新新闻主义”的小说《血色黄昏》，其实无疑也就是一部纪实小说、通俗小说。这部小说的文字畅达自不消说，写当年知识青年在内蒙古草原的遭际，血泪斑斑，悲愤恣肆，对如今的青年人来说，读后可以增加其对“文革”的深层的认识。在这里，我就深觉得通俗文学不但需要好看，还要于人有益。
如今这方面的另一势头是当代外国通俗小说的大量翻译出版，内中良莠不齐，瑕瑜互见，不可一概而论。不过也确有一股渐入魔道的潜流，出版者的谋利，不以社会影响为念，将一些纯为凶杀、暴力、色情的劣品混杂其中，不引起社会指责是不可想象的，自然也可以说是缺少关注、批评之后的一种失控。
任何社会的文学态势总有着雅俗之分，通俗文学是一个合理的不可忽视的存在，文学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广大需求便是它必须存在的依据。目前很难说通俗文学已经有了一个健全的发展体系，它的一阵阵的热潮，它的凌乱状态，说明它的自发性是可忧的。我以为，最可疏导此一流向的方法，莫过于从事严肃文学的作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学发展是多元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内中通俗文学的需求看来将与日俱增，作家倘能正视这一无可怀疑的实际，能够抽出几支笔来写一点通俗文学，对通俗文学的较健全的发展，可以相信会带来良好的影响。
应该看到，这几年通俗文学的势头，不是来自国外通俗文学的介绍，便是港台作家的应市来取得那种热潮。国内固然也有若干通俗文学的书刊问世，但不论是数量与质量，都没有引起波澜，恐怕已到了大陆的作家自己来关注通俗文学的时候了，那便是要有真正能引人注目的作品出来。外来的和港台作家的好作品，自然仍应审慎推荐，但是要照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呼吸到祖国大地的磅礴之气，舍自己的创造以外，别无他途可循。
那末，当前通俗文学的格局应当如何才合乎当前社会的需求？最主要之点是什么？我想重复一句：好看易读和于人有益是最主要的。一般说，通俗文学的特色就在通俗易懂，这本来不难做到，但是好看易读还须做到引人入胜，那就非具有艺术素质不可。不能认为通俗文学只是一味为了消遣，于接受者说，在阅读中不知不觉进入一种文学训练与文学进修，审美兴趣与审美愉悦是同步的，果如此，这就是一种进修。通俗文学倘不如此，充其量不过是写了平庸的叙事文，易读而已，好看则未必。
至于有益于人，那是作家应有的一种社会使命感。有益不止是致力于思想、道德、爱国主义等等而已，即令是写生活中的一角，人生中之一隅，其间寓有悟人之心机，启人之心智者，也未必一定是逊于宏大主题之作的。益人之义涵义极广，草木山水，岂不可荡涤人之心胸；飞禽走兽，自可传人以移情，只要你写得出，给人以愉悦，便是予人以增益。
题材是不消说的，上下古今，以至身边情事，这要看作家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的多寡择善而从了。不过，既然是通俗文学，大抵都从生活见闻落笔，人情世态为人所关注，作家与读者大约是相同的。因而社会问题和现实问题，常为通俗文学所着重要表现的题材，尤其是现在，开放改革的势头所引起的种种令人深思的新奇的生活现象，正是通俗文学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自然，批评家也到了终止其默尔而息的时候了，在通俗文学勃兴并多变的时刻，为呼唤通俗文学的健康生长，批评家也应该为此抽出笔来，助一臂推波助澜之力。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电影评奖的思考
陈昊苏
对电影需要评奖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异议，但对电影评奖如何设置，确实有不同的认识。
我的看法是：从电影的多种属性出发，电影评奖应该不拘一格。多方面评奖，尽管有时会重复，但对促进电影事业发展，只会有利，不会有什么坏处。
电影是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数以亿计的观众是电影的欣赏者，也是电影事业在经济上的最主要的支持者。他们当然有资格对电影进行评判，给他们认为优秀的影片以奖励。这种观众奖主要是通过各种报刊发起的读者评奖方式来进行的。最有影响的当推《大众电影》百花奖。无疑，我们支持这种观众奖，并且希望它所代表的观众面能不断扩大。
电影是代表一个国家总体文化水平的综合性艺术之一。电影艺术家作为电影作品的创造者，从发展艺术的角度对电影进行评奖，当然是必要的。我国目前最重要的艺术家奖是金鸡奖。无疑，我们也支持这种专家奖，并且希望通过协调更好地发挥它对艺术发展的促进作用。
电影是由国家举办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政府履行对电影事业的管理职权，它有责任保护、支持并推进受群众欢迎并足以对外代表社会主义中国文化的电影事业。政府领导电影工作的手段之一，就是定期进行电影评奖鼓励那些优秀影片，肯定艺术家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出的成绩，肯定电影艺术在继承传统、努力创新、面向世界、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取得的进步。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就是一种政府奖。我们呼吁广大观众和电影艺术家们，对于政府奖也能给以热忱的支持。
上述三种类型的电影评奖有各自不同的出发点，但它们并不是互不相干的，更不是彼此排斥和对立的。纵观过去多年百花奖、金鸡奖和政府奖的评奖结果，它们多数情况是一致的。这实际上说明群众、专家以及政府在发展电影事业的要求和评判标准上有基本一致的方面，这当然是好事。
由于政府奖的数额多于百花奖和金鸡奖（以故事片为例，政府奖每年可选8至10部，而百花奖只选3部，金鸡奖最多不超过2部），政府奖要维持自己的权威，就应特别注意掌握评奖的标准，不搞照顾，不搞平衡。政府奖要考虑群众的欣赏意向，要尊重艺术的规律，因而它对观众奖、专家奖不采取排斥的立场，相反，由于它对这两种评奖精神兼容并纳，因而更具有权威性。当然，在个别影片的评价上，有时几种奖也可能发生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分别给不同的影片以奖励，不要强求一律。也不要把这种不一致解释为彼此对立或互相排斥。
这三种类型的奖都不应该是单一的设置。观众奖除百花奖，还可以有多种形式的评奖，比如最近有些刊物发起评选十佳影星、导演等。专家奖目前只有金鸡奖，将来也可以考虑设置学院奖。还有各种电影节奖实际上也是专家奖。政府奖除广播电影电视部可以授予之外，政府其他部门也可以从反映本部门的生活出发授予电影奖，例如地质矿产部授予影片《男儿要远行》以“宝石奖”，这也可说是政府奖。我们希望这样的政府奖越多越好。
讲到这里，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观念问题：我们究竟怎样认识电影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电影是否值得我们给它这么多类型的奖励？假如对这些问题持否定态度，当然就会觉得电影的评奖太多太滥，评出来的影片不理想，……我的看法与此不同。我认为电影是受群众欢迎的娱乐方式，真正有群众观点就不能低估电影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电影代表了一个国家总体的文化水平，真正关心社会文明进步的领导人也不应该忽视电影在整个文艺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电影艺术工作者数十年来与国家人民共命运，面对各种艰难险阻，经历数不清的坎坷曲折，但他们仍坚守在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上，努力创新，努力实践，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们理应受到党和人民所给予的尊重和礼遇，怎能说多给几种类型的奖励就多了呢？
当然，目前我们的电影生产情况不是很好。优秀的影片太少而平庸的影片太多，还有相当数量的很差的影片。如果说有群众观点，那我们确实应该注意群众对这种状况的不满情绪。但这不应该成为反对搞电影评奖的理由。首先，我们每年还是能生产出一批较好的影片；其次，评奖是对优秀影片的鼓励，其目的正是为了提高电影产品的思想艺术质量，以做到逐步减少平庸的作品。表扬先进可以起到鞭策后进的作用，这种工作方法，在别的战线都可以采用，为什么在电影战线就不能采用呢？
以上所说，都是一些认识问题。写出来并不是要和哪些同志进行辩论。我只是谈自己对于电影评奖工作的认识。而且我们在这一次的政府优秀影片奖评奖中就这样做了，希望能够得到各方面的同志们的理解。
即使肯定了评奖的必要性，在实际工作中要想把评奖做好，也很不容易。这次我们评选1986、1987两个年度的优秀影片奖（政府奖），采取了一些革新的做法。
首先是压缩评奖的数额。以故事片为例，1985年的政府奖授予十部影片。这次两年一起评，预定只授予十五部影片，实际上只评出十四部（有一部因得票不过半数而空缺）。数量减少并不一定反映影片质量下降，相反，它反映了评奖者希望提高入选影片的质量。
其次，是成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评奖委员会，以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夏衍同志为顾问，把电影部门的领导同志及工青妇、科协、教委、民委、总政、文化部的负责同志包括进来，委员会的主体则是电影工作者或电影行政管理干部。评委会的全体同志采取认真严肃的态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保证了评奖工作的顺利完成。
第三，是把过去通行的协商方式改为投票决定获奖影片的方式。事先拟定了一个比较严密的评选工作准则。20天中评委看了大量的影片，逐一填写影片评价表，然后根据评价表的汇总进行讨论，最后投票。必须有2／3的评委参加，投票方为有效，必须得到投票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才能当选。假如一次投票不能选出足够数额的优秀影片，则再进行一次投票。第二次投票仍不能选出，则允许部分名额空缺。事实证明，采取这样的工作程序，不仅保证了评选工作发扬民主，而且提高了效能。
第四，是发起了一定规模的宣传活动。过去因为对评奖工作有种种顾虑，影响了宣传安排。甚至轮到政府奖的宣传反而不如观众奖和专家奖。我们当然也支持对百花奖和金鸡奖的宣传，同时我们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政府奖的宣传。我们安排即将出刊的《中国电影周报》为此次评奖工作专门编了一期特刊。对于入选的优秀影片当然要偏重于表扬，但我们希望注意全面性，不要一味说好。可以刊登对这些影片的批评意见。在这次获奖的故事片中，有一些是在社会上有争议的影片，如《芙蓉镇》、《老井》、《红高粱》等。政府决定给它们颁奖，就说明了我们对这些影片是肯定和支持的。至于观众中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欢迎进行讨论，政府的舆论工具可以向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当然，我们希望讨论采取以理服人的方式来进行，不要乱扣帽子。
最后，我们安排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颁奖大会。颁奖大会过分程式化，已经引不起公众的兴趣了。我们希望加强颁奖大会的艺术色彩，所以安排了一个音乐会，所选曲目为《流水操》和《欢乐颂》。前者是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历史的写照，后者是为中国电影的未来表示热忱的祝福。在政府举行的颁奖大会上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其中有赞美上帝的歌词，这无论如何也应该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因为，电影不是一种带有国际性色彩的现代文化吗？我们现在不是在改革吗？中国电影难道不应该走向世界在更广泛的天地里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立更大的影响吗？我呼吁人们对于我们这种颁奖大会的格局给以理解和支持。
我们准备今后电影政府奖的评奖每两年进行一次。我希望听到读者同志们的批评意见。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分化与合流
张奥列
曾几何时，作家变得不大安分了，读者也感到不甚满足。于是，有了看不懂的文学，有了充斥地摊的文学，有了这个“热”那个“热”。于是，有了雅俗能否共赏的争论。
我们自问：过去对文学的某些选择，是否简单化了呢？
艺术有不同的层面和意趣，作家有不同的气质与个性，读者也有不同的层次和口味。但长期以来，我们似乎把读者只看作一个囫囵整体，以为雅俗共赏就能满足一切读者的需求。
说雅俗不能共赏，有点言过其实。雅俗并非不能共赏，但又不是轻易就能共赏。它必须在两者的边缘找到通融的切合点。并非所有雅俗文学都能通融，多年的实践证明，盲目相交的结果是，许多作品雅不雅，俗不俗，既无审美欣赏性，又无消遣娱乐性。读者不满足却别无选择。
雅文学与俗文学本身是不同的层次和形态。雅文学大体上属于文人文化本位，俗文学本质上是市民文化本位，两者反差颇大。它们都有各自不可忽视的读者层。雅俗共赏则主要是面对第三种读者，它可以包括部分文人、市民及其他人士，但主要是市民阶层。也许它读者面相当广，但也不能包容所有读者。各种文学与各类读者，往往是交叉选择的。可见，雅俗共赏也难以满足一切读者，难以满足读者的多种口味。在文学格局中，它也未必是最佳模式，更非是唯一选择。因此，不能以雅俗共赏取代雅文学和俗文学。
不能否认，某一时期倡导雅俗共赏，也许有其现实意义。然而我们的所谓提倡，往往会变形扭曲为强求。强求一切文学往雅俗共赏这一尺度上靠。强求的背后，实则是一种束缚文学的统一意识，即统一文学，统一读者。这种统一，就难免会扼杀文学的生机，难免对文学降格以求，难免降低某部分读者的审美要求。
现在，纯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我以为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文学档次的提高，必然使某些不适宜的读者相对减少，这是正常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之为“远离读者”。当然，那些貌似高雅，随意玩弄，疏离读者的作品又当别论，理应警惕。我们不必以“贵族化”为由去反对作家的纯文学选择，只要他认为有知音，且确实有知音，它就有存在的价值。同理，我们也不必以“不入流”去反对俗文学，更不必以“雅俗难以共赏”去反对雅俗合流。文学的这三种状态，都理应有各自不可取代的位置。
不过现实的状况是，我们的文学历来多处于第三种状态之中，使雅文学与俗文学都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从当前的读者需求和文学走向来看，文学的结构将会发生变化。雅俗文学将两极分化，双向发展。一部分作家走学者化之路，缩小纯文学的圈子，去攀登艺术高峰；一部分作家则顺应文化市场，争取读者，发展通俗文学。从商品经济意识来看，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必然的；从目前社会的文化环境和读者的审美素质来看，这种存在也是合理的。为此，我们必须正视、允许、而且鼓励文学发展中这种高层次与通俗化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要发展精英文化，以提高民族的文化品位；另一方面要发展大众文化，以满足普通读者的审美需求。
分化利于改善。我以为，在提高艺术质量的前提下，纯文学要加强社会性、文化性，努力提高档次；通俗文学要加强趣味性、信息性，积极扩大生存空间；雅俗合流则应该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真正找到最佳交汇点。应该让三种文学在各自的层面上改善形象和寻找知音，让雅俗分化与雅俗合流共存，让作家和读者自由选择。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新的研究课题
——评《苏联文学史》
吕元明
苏共二十大在苏联和在全世界引起的震动是人所共知的。经历了七十余年发展的苏联文学的新一代作家们，献给人民的作品与十月革命时期及二三十年代建设时期的创作，已是大不一样了，甚至和十年前的文坛都相去甚远。怎样认识、评价苏联的这段历史及其文学，是个意义重要的新课题。
辽宁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雷成德、陈孝英、陈奇祥主编的《苏联文学史》，为我们了解苏联文学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雷成德等人不仅将目光注视着苏联，也从中国和世界的角度分析苏联文学，他们从十月革命初期、斯大林时代至斯大林被批判后的历史顺次，研究了苏共与文学、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等问题。
在十月革命初和二十年代，苏联文学的成长受到本书的好评。作者对未来派、象征派、构成主义、无产阶级文化派、高峰派、谢拉皮翁兄弟派等团体林立的情况，作了积极的评价。对拉普文学的贡献和局限，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并提供了新资料。尤其书中对布哈林作的肯定性评价，是自布哈林被枪决后的苏联文学史中罕见的。被布哈林肯定的“同路人”作家，也受到执笔者的重视。
《文学史》的作者们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和对待文学的“粗暴”作了批评。在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评价，尤可见出他们的努力。如在对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的分析中，作者一方面指出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指出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批评过重，认为西蒙诺夫把战争的灾难归罪于斯大林“具有极大的片面性”。
《文学史》对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的苏联文学的评价是：“文坛论争频繁，文艺界的思想既有活跃的一面，也有混乱的一面”，并就“干预生活”、“自我表现”、“理想人物”、“非英雄化”、“节日文学”等一系列问题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家们的作品发表了意见。
对七十年来苏联历史及文学的巨变不是雷成德等人能在一部书中作出全面、系统的结论的。对党与文学、肃反中销声匿迹的作家（如谢尔文斯基等）及其作品等问题，本书的研究尚未展开与深入。
苏联文学历来以革命热情和共产主义精神而为世人所瞩目。本书对这一问题给以较大的篇幅，并作了详尽的分析。打开本书的目次，你就会发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绥拉菲摩维奇、富尔曼诺夫、阿·托尔斯泰、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巴甫连柯、肖洛霍夫等都列有专章。有几位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版的文学史中占有这种地位的。
本书对中苏文学交流的研究也值得一提。大凡列为专章的作家，多写有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如“高尔基在中国”、“马雅可夫斯基和中国”等。书后还设有《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专章，系统地叙述了苏联优秀作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有些资料是第一次被引用。对中苏文学的交流，苏联出版的专著虽有触及，但不及本书系统与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