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岱崮山之梦
郭保林
沿着岁月尘封的山径,带着童稚般的纯真和朝圣者的虔诚,我轻轻地向你走去。
没有陵园,没有纪念碑,没有红领巾的暖色去抚慰你苍颜的冷落。野菊花绽放着浑黄的哀思,秋草摇曳着枯萎的肃穆。
你默默不语,你在沉思。秋阳里,你那苍褐色的眼睛在冷冷地注视着大地。你巍峨的肩胛高耸着倔强和刚劲,昂扬的头颅透着逼人的凛然正气。我站在你的肩胛上,望着凄迷的秋光,望着一线潺湲的流水呜咽着向山外流去……
只有将军写回忆录时才想起你吗?
只有牺牲者的家属和后裔在三月清明送纸钱时才想到你吗?
只有县志的撰写者在笔尖下思恋你吗?
岱崮山,一个不屈的灵魂!
这里,曾是一页沸腾、燃烧的历史。那是我们民族危亡的年代。1943年,我鲁南军区十一团八连,同日寇一个师团的兵力浴血奋战15天,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几十次的反扑,几十次被击退,最后敌寇又增派了八架飞机,对岱崮山进行穷轰滥炸,英雄的岱崮山依然耸拔矗立。那是民主向独裁决战的岁月。1947年,我鲁南军区监护营的一个连队,又在岱崮与国民党两个师及新五军周旋、奋战了42天,取得了歼敌近千名的巨大胜利。
那悬崖上的弹洞,那被炸出的弹坑,那躯干已经枯萎、根部又冒出新绿的银杏树,以见证者的身份,凝视这里发生的一幕幕威武的壮剧。
呵,摸一摸石头,可有战士躯体的余温?抓一把潮湿的山土,可有烈士的鲜血滴出?我闭目微憩,那捐躯沙场的雄魂仿佛正从九泉之下的黄土中爬起来,从昨天的历史中走出来……啊,那不是战士秦大虎吗?他头上鲜血如注,却咬着牙,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掷向反扑上来的敌群;那不是大胡子班长老郑吗?那不是连长王大海吗?他把被打穿的肠子塞进肚子,抱起一块石头,向敌人砸去;就在那座悬崖上,我们的战士抱着扑上来的敌寇同归于尽,我们的一个小战士用刺刀挑死了七八个敌人之后,自己倒在了野菊花盛开的山径上……
岱崮山,是一座血染泪浸、燃烧着仇恨永远不会“风化”的山!
大山一片肃穆和岑寂。我静坐在山崖上。我的躯体仿佛已溶化在这山中,骨骼变成了嶙峋的山石。我的心在同辉煌的历史交语。
是的,岱崮山下已有了新辟的果园,新添的高压线塔,有乡镇企业的烟囱,有连衣裙和高跟鞋,有彩电和收录机……可是,我能这样告诉历史吗?在那灯红酒绿的宴会上,那醉眼蒙眬、过早发胖的中年人就是一位连长的后代啊;我们在铲除终身制的同时,有人又把家族关系的毒汁注进共和国的肌体;当年同万千战士一块拚杀的战友,而今“战地重游”时竟一桌吃掉上千元哩;还有崎岖山径上背着背篓缓缓前行的沉重的脚印,用奶汁救活了负伤战士的“红嫂”们,有的仍被穷困折磨的故事,以及交易桌上以权谋私者贪婪的梦呓……面对这一切,我无语无言,但我却听到了历史的责问。在深深的思索中,我的心颤栗了,惚如梦中的抽泣。
一阵秋风腾起,几片草叶和落花飘落在脚前。我醒了。梦,退潮了。抬头放眼,只见硕大通红的夕阳撞击着黛青色的山峦,溅起天边一片绮丽。凄迷的霞光里,一对青年人从山上走来,在这岑寂的散发往古幽思和历史情愫的山野上,居然出现一对青年男女,这引起我对他们的探访。
原来,他们是新建乡镇企业招聘的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家居省会泉城,就读于青岛纺织学院。他们被大山的呼唤缠得魂不守舍,毕业后,毅然抛弃了铁饭碗,抛弃了舒适和安逸,一头扑进大山的怀抱,双肩挑起大山的厚望和责任,想用青春的色彩抹去沂蒙山的荒凉和贫瘠。
“在这里不感到寂寞和清苦吗?”我问。
“苦是有点。但在这块流淌着烈士碧血的土地上,我们却找到了施展才干实现价值的场所。”他们告诉我,即将投产的乡镇兔毛纺织厂,今晚就要试车,这是他们走向生活的第一份答卷。
望着他们,一股热浪涌上心头。我想,那战火冶炼的生命,还是在延续着;历史撒下的信念的种子,并没有完全干瘪和霉烂;硝烟中热得沸腾的血液和激情,依然有着青春的光彩!
我舒了一口气,目送两个年轻人走下山去。山脚下,那片新建的厂房以特有的无声的魅力打破了这大山的沉寂。我似乎看见了两颗闪亮的小星星,呵,四颗,六颗……许多星星从岱崮山的面颊上升起,辉映着这片苦难过、抗争过、如今依然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土地。我想,今夜岱崮山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梦的。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文学作品

区区之地
齐明昌
采访天津市河西区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致当我置身于区政府那间漂亮、庄重而又富于现代情趣的会议室时,眼前仿佛仍然矗立着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新建筑:体育馆、文化馆、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柳林度假村、图书馆……
天津市的一个区,论级别是硬碰硬的地师级,但论经济实力却不如一个县,论地盘还不如一个乡大。在本来就狭小的地盘里,还林立着许多不属于区管辖的工厂、企业、机关、商店、学校……如果仅仅是小,还有令人乐观的一面。问题是区区小区,处处不能独立,事事要受制约。在这样一块弹丸之地,河西区的领导们是怎样干成一番事业的?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呢?
土地的奉献
区长刘峰岩双眉紧锁,心事重重。本来不丰润的脸庞,现在益发显得憔悴,脸色黄焦焦的,如大病初愈,两只眼睛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他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困境,把他逼进困境的东西是钱。
天津市政府要改造马路比胡同高、胡同比宅院高、宅院比房高的“三级跳坑”式住宅,这是市政府今年为人民群众办的十件实事之一。河西区这类住宅很多,仅今年需要改造住宅两千多户,市政府得拨款900万元。刘峰岩早组织一些专家测算过了。无论怎样精打细算,巧妙安排,900万元都不够用。倘若加上拆迁周转费,按眼下的造价,最便宜也得3400万元!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耻于谈论金钱,似乎金钱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万恶之源。然而现实生活中,尤其是经济建设领域里,没有钱寸步难行。一座建筑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金钱垒起来的。刘峰岩手里没有《天方夜谭》中阿拉伯神灯,也没有摇钱树,去哪里弄这笔巨款呢?
他在苦苦寻找摆脱窘境的出路。一天,他到市政府去开会。会上,各区的头头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资金问题。李瑞环说:“你们是守着烙饼挨饿。你们手里有土地,可以搞房地产开发嘛。建设中环线,我也没有钱,我靠的就是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对于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人说,是个十分陌生的事物。刘峰岩也不例外。这个在华北平原上长大的农民的儿子,从小就知道土地的价值。粮食、蔬菜、油料、水果、棉花……吃穿用无一不来自土地的奉献。上了大学以后,他知道在城市中,土地可以建工厂、学校、商店,可以修筑道路。近几年随着对外开放,国外的许多信息涌进来,一些房地产诉讼案不断见诸报端,土地可以转化为金钱这一点,在他头脑中逐渐明确起来。但是,这些都是在外国或旧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房地产开发能行得通吗?
常委们顾虑重重,刘峰岩也有点犹豫。这时,北洋工房居民搬迁的情景又浮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他站在黑压压的人群面前,用扩音器高声宣布:北洋工房是1920年北洋纱厂为童工建的简陋的居室。解放30多年来,这里的居住条件仍然没有改善。“大雨水上床,刮风吹透墙”。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翻了身,但住房条件还没有变。现在,市政府、区政府决定拆掉这些破烂不堪的房子,在这里建设2.9万平米全新的住宅楼,保证大家当年迁出,当年建房分房,当年搬回……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渴望改善居住条件的人们的掌声打断了。
散会之后,立即掀起了搬迁高潮。476户居民,只用了六间周转房,没签协议,没领周转房和私房补偿款,两天之内就全部迁出了旧居……
刘峰岩不再犹豫了。别说是搞房地产开发,就是压沙求油,我也干!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市政府下达了文件,要求各区统一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市政府给河西区拨地150亩,拨款120万元。河西区经过认真研究,决定让几个有经营房地产经验的人负责。于是,开发公司就开张了。
开发公司要经营商品房的消息不胫而走,购买房屋的单位和个人纷至沓来。在大城市,房子问题成了许多人的心病,一沾房子就玩命。现在有卖房子的地方,还不捏扁脑袋往里钻?但遗憾的是开发公司眼下手中还没有房子,有的仅仅是一块地皮和一迭图纸。渴求房屋的人并没有因此退却,他们说:“房子没盖好没关系,咱们签个合同,你们把图纸上的房号落实下来,我们就交款。”
“这不是开空头支票吗?”开发公司的人说。
“我们相信政府。”
“光有钱不行,我们没有‘三大材’(钢材、木材、水泥)指标。”
“我们自带指标。”一些握有指标但征不到土地的单位说。
开发公司拿不定主意,来找刘峰岩。
“人们愿买就卖给他们。”刘峰岩很肯定。
“外面风言风语地说我们卖的是‘鬼楼’——没有楼,就先收钱。”
“等我们把楼盖起来,人们就不会这么说了。”刘峰岩说,“为人民办好事,光任劳不行,有时还得要任怨。”
房子——应该说是画在图纸上的房子——陆续卖出去了。急需的资金拿到了。北洋工房、东楼等地两千户居民的住宅楼破土动工。画在纸上的那些房子,也在小海地平地崛起,日渐增高。人们莫不欢欣鼓舞。
开发公司站住了脚。纸上谈兵的“鬼楼”,转眼间拔地而起,成了一座座漂亮而又舒适的住宅。改造旧住宅、绿化环境、兴建文化设施急需的资金源源而来。北洋工房等地2000户居民如期迁回新居。在北洋工房的新住宅落成时,李瑞环题字,把新住宅区命名为“北洋新里”。刘峰岩每当坐车经过,或者漫步在这些让他振奋又使他焦灼过的建筑群中间时,心头总要涌起亲切温暖之情。他又一次感到了慈母般的土地的力量和价值。
“打鸣的”和“下蛋的”
区委书记刘瑞生白天的工作总是紧张的,像拉满的弓。到了晚上,也并不轻松。他要接待来访者,还要照顾偏瘫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在十年浩劫中遭受迫害而致瘫的,至今说不清话,生活也不能自理。他照顾妻子睡下之后,一个人还要思考明天的工作。
一天晚上,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来访的是一位离休的老同志。寒暄过后,老同志谈起区里搞的一些新建筑和新住宅,说:“我都看过了,不错。不过,作为一个区,不能光搞‘打鸣的’,还要搞‘下蛋的’。”
老同志走了。刘瑞生心里像被蜂螫了一样刺疼。这一两年区里搞了一些基本建设,但这些项目,并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不建住宅,人民就会仍然拥挤在低矮、潮湿的“三级跳坑”中;不建体育馆、游泳馆,许多体育项目至今还是零;不建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一句空话。这怎么能叫“打鸣的”?我们搞这些项目,费了多少精力,担了多少风险,容易吗?他感到有点委屈。但这时,对一件往事的记忆又很快抹去了这委屈。
那是他接待外省来的一个县干部的事。这位县干部是来洽谈横向联合的。洽谈中,他一再表示他们是个穷县,乡镇企业底子薄,基础差。“乡镇企业年产值少得可怜,只有三五个亿。我们省,好的县一般有十几个亿,有的还要多。”当时,刘瑞生心中有如飓风吹过震撼不已。今天回想起来,这种震撼更显强烈。我们这个区的工商业产值也不过才一个亿多一点,连人家的穷县都不如啊!从这一点看,老同志的意见不无道理。
第二天,他向区里的几位领导转达了老同志的意见。许多人同他刚听到这些意见时一样,也感到有点委屈。分管城建的区长刘峰岩也说:“我们搞的这些项目,是增添城市活力的项目,也是人民最关心又迫切需要的项目。这些项目,不光会‘打鸣’,而且也还能‘下蛋’。图书馆一年盈利8万元;老干部活动中心(包括招待所)开业半年就收入21万元;体育馆剪彩不到一个月,赚了1万元;文化馆不仅能自给自足,每年还能上交利税。退一步说,这些项目即使不盈利,不‘下蛋’,光‘打鸣’报晓也很需要,也还可以当肉鸡吃嘛。”
分管生产的副区长夏宝龙说:“我们也搞了‘下蛋’的。在大沽路上,我们搞了商业一条街;在尖山我们搞了河西区食品街,集中了27家店堂,经营150多种地方风味小吃;我们有327个企业,600多个商业网点,我们区完成计划、上交利税,在全市是最好的区。”
还有人说:“他们不在第一线,不了解情况。”
刘瑞生十分理解这些同志的心情。他说:“离休的老同志提意见,提建议,说明关心我们的工作,我们都应倾听。以前我们区对‘打鸣的’和‘下蛋的’都抓了,还抓得较有成效,那么,我们还有没有要改进的余地?比方说,我们区的工商业产值还比不过外省的一个穷县,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差距?今后,我们还要像以往一样,‘打鸣的’、‘下蛋的’一齐抓,并且,要进一步扶植‘下蛋的’,让‘打鸣的’也‘下蛋’!”
一席话说得大家心平气和了。
人的思想往往是很复杂的,想通了的事情有时还会一时想不通。在对待第二日用化工厂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又出现了分歧。
第二日用化工厂不是区属企业,但要在河西区上交利税。他们缺少流动资金,买不来急需的原料,十分着急,想找河西区借款200万元。河西区的资金也十分紧张,200万元不是个小数字,一些人不同意。问题反映到刘瑞生和刘峰岩那里。他们觉得应该扶植这个“下蛋的”企业,力排众议,借给二日化200万元。不久,这个厂要扩建,征不到土地,他们想迁到河东区。刘峰岩、刘瑞生闻讯,立即派人帮他们征地40亩,使他们的扩建工作顺利进行。这个厂在河西区的扶植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上交利税1000万元。
1987年,河西区由于注意全面发展提高城市功能,工商业发展很快,实现产值营业额1.7亿元,利润达1450万元,分别比去年增长25.2%和11.7%。全区330多个企业,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十八街的大麻花除保持原来的优势外,还在本市增设五处分店,在石家庄、太原、郑州等地也建立了分店。河西针织厂出品的针织毛衣,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大量远销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该厂出口羊毛衫占天津市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大昌隆金属厂产的裸铜线除供应国内配套外,已打入东南亚市场。河西旅游服装厂的产品稳固地占领了北方市场,一跃成为天津市的“拳头产品”……
每当人们谈起这些成绩,刘瑞生总是诚恳地说:“这里面也有许多离休的老同志的心血。”
在河西区的采访就要结束了,我再次漫步在河西区的土地上。路旁又搭起了脚手架,新的建筑又在崛起。商业一条街上生意兴隆。食品街上顾客云集……河西区的干部们将同这里的人民一道在这块“区区之地”创造出新的业绩。
〔本文节自《当代企业家》1988年第4期〕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通往海螺沟冰川的路
何启治
海螺沟冰川,位于四川省泸定县西南磨西乡境内贡嘎山主峰区东坡的冰蚀河谷,长14.7公里,深入原始森林6公里,沟内高差6000余米,把亚热带、暖温带、寒温带、亚寒带乃至寒带的动植物资源集于一身,形成森林与冰川共存,动物与冰川相恋的奇特景观,景观面积近200平方公里,是世上罕见、海拔最低(2850米)的现代冰川。目前,待开发的海螺沟冰川公园尚无接待游客的服务设施。我们决意冒险进沟,以先睹那里奇瑰多姿的原始自然之美。
不过,对于过程的体验有时比对目的的体验更叫人难忘。海螺沟冰川固然美丽,但为了走向那里,途中经历的种种奇景和艰辛却更能启迪我们的心灵。现在,当回顾海螺沟之行走过的崎岖小路时,那奇特印象和许多感慨联想,便油然而生。
海螺沟本没有路,我们的路就是从形形色色倒伏在地的树干上踩出来的。
原始森林中到处是前行者为开路而砍倒的树,同那些手臂一般粗细的枯藤横七竖八地铺陈在地。大树、小树、枯树,脚下全是树,躲不开,甩不掉。在一处陡峭的山谷旁我们看见两棵躺倒的大树严丝合缝地挤在一起,架在山谷的两端,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桥”。“桥面”竟有一米宽。这对于在原始森林中跋涉得太苦的我们,无异于从热闹拥挤的北京王府井大街拐进了宽广平直的长安街,顿时感到轻松,舒坦,痛快!我们不约而同地扶杖伫立桥头,遥望前方,但见满谷长满亭亭玉立的红杉、麦吊杉、数不尽的栎树、水冬瓜等杂树,而红白二色的杜鹃花和其他不知名的野花则杂错其间,在一片翠绿中点染出一个色彩绚丽的世界,只是在更远处,给湛蓝色的天空留下了小小的一角。山谷间,清流潺潺,凉风习习。“我看,这里就应该是海螺沟的一个景观哪。”我不禁脱口而出。“好,可以叫做‘仙人谷’。”爱写科幻小说的J君大声呼应。“这桥,理所当然就该叫‘鸳鸯桥’喽。”说话的是科学院的Y大姐。我们仔细地考察了鸳鸯桥是怎么形成的。原来,紧挨着长成的两棵大树由于自然的原因(雷击?山洪冲刷或自然倒伏?),或先后或同时倒卧在山谷两端,树梢那头正好卡在一个大树墩和山石之间,这巨树铺就的桥便牢牢地横跨在“仙人谷”上。树身长满了苔藓,看来“桥”的诞生已经有相当年月。不管它们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反正它们要这样紧紧地拥抱着,爱恋着,直至永远。
面对这一片挺立的和倒伏的林莽,我感到了大自然固有的生力。我觉得它们都在尽心尽力地为人类服务:防止水土流失,保持生态平衡,创造出了原始粗犷的美。如果树也有魂,我要真诚地说:谢谢你们对人类的厚爱;在我的心里,你们和天地同在,你们是永生的!
海螺沟的路也在泥石流扫荡过的荒原上。
不知何年何月,山洪引发的泥石流滚滚而来,沿着倾斜的山坡从上到下,把一切阻拦它的生物全都扫荡以尽。那郁郁葱葱的森林,那怡然自得的野兔,那平和善良的牛羚,或许还有来不及腾飞的小鸟和娃娃鸡,全都在转瞬之间就掩埋在这穷凶极恶、铺天盖地而来的泥石流下。
当我们来到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时,再也见不到活跃的生命,只有大大小小的石头铺满了脚下的山坡,散发出阵阵冷漠的光。时而可见那从石头缝里悠悠生长着一枝枝新的生命:浅褐色的、细细的身子,扁圆的、淡绿色的叶片,有的盈尺,有的半人高,都从石缝里探出稚嫩的脑袋。熟悉本地动植物资源的D君说:“这是适应性强、长得快的水冬瓜树。再过十年八年,这里准会有一片新的林子。”
这使我想起了刚刚走过的路上,在本地人叫做燕子崖下那棵使人震惊的半枯的栎树。这树只剩下半人高的一截子树桩,其粗大一人不能合抱。残桩上长了些小小的枝丫,且又被各色藤类植物所缠绕。而树桩顶部竟赫然有一丛生趣盎然的扁叶兰。一块黑色的石块压在上面,扁叶兰的枝叶硬是从石块底下傲然伸出来,且有几朵白花正对着蓝天微笑。这触目惊心的画面,使粗中有细的D君禁不住走过去轻轻地把那黑石块移去,又退后几步,对好了光圈焦距,把栎树树桩和扁叶兰的小白花全都摄进镜头。
无独有偶,在栎树桩旁边又有一棵巨大的水冬瓜树笔直地挺立着,从左右两边挤压着它的,是小屋子那么大的黑色巨石。巨石上,遍布苔藓和藤蔓类植物,而水冬瓜的树枝上则挂满了气根,如冉冉长须。看来,它们这样紧紧纠缠彼此较量已有许多年头了。岁月悠悠,在今后漫长的日子里,显然还要这样相持下去,好像谁也不让谁。
这生与死的搏斗令人怆然动容。我捧起一抔黑土,从满地荆棘中跨过去,把黑土铺撒在被黑石块压在底下的扁叶兰的嫩芽上,又禁不住拥抱了从死亡中挣扎出来的栎树桩。是的,我诅咒凶残的破坏和死亡的制造者,我赞美顽强的、蔑视死亡的生命,真诚地拥抱鲜花、绿叶和一切生机勃勃的东西。
经过千回百折,我们这疲惫的一群终于来到一个叫“小海子”的池水边。池水清浅。高而直的水杉成环形整齐地耸立在水池边缘,像一群雍容华贵的美人,而葱郁的松树和秀丽的杜鹃,就像众多亲密无间的姊妹同她们簇拥在一起。远处蓝天下,贡嘎山的雪峰在阳光下闪烁着白亮的光芒。脚下,难得有近百米长十多米宽的一块草地。前面不太远,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神奇、壮美、充满魅力的海螺沟冰川和冰瀑布。
哦,通往海螺沟冰川的路,曲折、漫长、艰辛、瑰丽,在我们的脚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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