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党内腐败现象探源
罗海钢
最近，笔者在广东等地就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机制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以下是由此而得出的一些初步分析和判断。
一、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初始形态的商品经济与原有权力过分集中的旧体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相交汇
改革以后，我们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事物的发展必须有个过程，再加上种种因素的复合制约，形成了新旧体制并行的局面。在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现阶段都只做到了半商品化和半市场化（如物质分配上的计划内与计划外，价格控制上的议价和平价）。在这种双轨并行的状况中，很容易出现下述情况：已经采取了商品形态的经济活动，其经营流向却沿着旧体制的轨道走，特别是沿着权力流向走，从而形成初始形态的商品经济与原有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交汇在一起的局面。这是党内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温床。
广东的一些“生意人”把所谓发财的窍门概括为：“条子、票子、面子”。“条子”，是各种类型的批条和批文；“票子”，是指用钱贿赂；“面子”，是人情、关系。后二者常常又是获取前者的手段。往往一份这样的批件，就会隐含着几万、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差价。一些集团和个人，出于各种不同的谋利动机，为了拿到这样的“条子”而不择手段。而那些具有权力或特殊关系的人，也就意味着有非常方便的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机会和条件。于是，出现了一种群众称之为“干什么吃什么”的情况。
二、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条件：失去制衡
旧的制衡主要通过行政命令和政治教育的方式实现，常规制衡无效时，则代之以大规模的清查运动。这种制衡方式在旧体制中是有效的，但在现存半商品经济形态的环境中，已经失灵或者半失灵。这就为党内腐败现象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旧制衡方式现在面临着几种情况：一是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复杂变动面前，某些原来担负制衡任务的部门感到难辨是非。昨天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今天被判明为荒谬绝伦；那么，今天看来是极端错误的行为，明天会不会成为赞扬的对象呢？在新旧观念的尖锐冲突中，某些原有制衡部门不敢主动工作的情况确实存在（一些“主动”工作的部门对改革所造成的干扰，更强化了其他部门不愿采取主动态度的心理），他们只是听上级指令，然后缓缓行动。二是部分旧的制衡方式被改革掉了，但新的方式又没有建立。如改革了随便立案和抓人审人的方式，但如何运用法律手段等新方式，却还在摸索中。三是除制度和机构方面的原因外，干部素质也是个问题。相当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干部，政治上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缺乏深刻理解，业务上缺乏商品经济知识，难以在复杂的现象中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
三、一个困难而又迫切的问题：必须重新认识党内腐败现象
当前我们对党内腐败现象在认识上的最大缺陷，就是停留在情绪批判和道义谴责的阶段。一些同志在分析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根源时，总在这几个方面兜圈子：1、归结于外部因素，如强调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会飞进“苍蝇”；2、归结于思想原因，认为根源在于党员干部受了资产阶级腐败思想的污染；3、归结于个人品质，特别是领导人的品质，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认识也许无可厚非，但它们都把一些本属于现象的东西当成了本质。以这种方法分析党内腐败现象，不仅提不出有效的治理措施，还会最终把根源归咎于改革，把党内看成一团漆黑。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党内腐败现象如此大量地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们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由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中的伴生物。
只有把党内腐败现象放到社会结构转型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去分析，才可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我们必须确立这样一些认识：
——党内腐败现象作为社会必然进程的一种伴生物，将是长期存在的，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过程，要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党员干部队伍中的一小部分人，由于环境和自身素质的种种原因而堕入深渊，这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也是换取社会进步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在处理腐败现象时，决不能手软和姑息迁就。
——无论从整体或局部上看，党内腐败现象都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把它控制在可以把握的范围内。否则，不仅会危害改革，还会引起国内动乱。
四、新制衡方式的政策选择：短期调节手段与长期发展目标相结合
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之一是，短期调节手段常常背离长期目标。反映在制衡党内腐败现象这一问题上也同样。因此，寻找短期调节手段和长期发展目标的结合点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角度思考问题，笔者以为对于党内腐败现象制衡方式的近期选择，应主要致力于以下两个方面：
1、放大和强化舆论监督作用。任何监察部门的视野都会有局限性，一个社会特定阶段中广泛出现的腐败现象，必须通过全社会的力量去清除。我们当前很有必要打破党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习惯，运用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为人民的监督提供有效途径。在揭露和批判各种腐败现象的同时，也澄清各种荒诞的传闻。有的同志担心这样做会起到煽动群众的对立情绪的作用，其实，这是一种低估群众水平的错误观点。相反地，让小道消息到处流传，真假难辨，才是真正的煽动群众的对立情绪。我们应该相信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的选择能力，只要不停留在罗列现象、道义谴责的水平上，放大和强化舆论监督作用，就会有助于人民辨明是非，提高其遵法、守法意识。——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长期建设需要完成的基础性工作。
2、通过大规模交流的方式，短期内改变监察部门干部的素质构成。各种法规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监察部门（包括工商、审计、税务等）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现阶段，监察工作中事在人为的特征仍然十分明显，干部素质因而也就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何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有效地改变监察部门的干部素质构成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大规模的干部交流，即抽调大批懂得当前经济运行方式的干部到监察部门工作，又选派大批监察部门的干部到经济工作第一线接受锻炼。这样做既能减轻监察工作的压力，又有利于所谓“干活的部门”和“整人的部门”之间的沟通，促进民主与法制的长期建设。
（摘自中央党校《理论月刊》1988年第5期）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宦乡说：
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其共存关系
宦乡五月九日在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它们的共存关系。
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共存和竞争关系将要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际竞争的焦点已转移到经济和科技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平共处这一原则的范围已经扩大了，内容也丰富了，其特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冲突和斗争，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致和合作。如果我们只说冲突，而不承认一致，就不符合实际。
他说，社会主义没有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而且还必须吸取其经验，以促使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向社会主义学了很多东西，如计划经济、避免分配不均、福利政策，等等。这帮助资本主义延续了生命。 （劳顾）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苏绍智认为：
布哈林是列宁思想的解释者和发展者
苏绍智在《读书》第五期发表的《布哈林论“新利维坦”》一文中说：自从苏联内战结束，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真正继承并丰富了列宁主义的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布哈林不仅是新经济政策的解释者和捍卫者，甚至还有所发展。
布哈林曾经指出，“超经济的强制”只限于革命的破坏时期；一旦旧制度被推翻，它就失去了“十分之九的意义”。布哈林从“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中得出了以下的重要见解：反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变得缓和而且主要表现在市场关系上，强调国内和平，主张与农民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反对无产阶级的强制和无限制的国家化，担心党和国家权力的过分集中会带来不良后果，等等。
（家熙）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欧洲经济学会将举行第三次年会
欧洲经济学会将于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召开第三次年会。
会议将宣读三个主要学术报告，即：主席E·马兰沃（法国）的《宏观经济理论建设中的考察》；J·顺彼得（联邦德国）的《经济史的悖论》和《经济法和历史》；A·马歇尔（英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中的真实性和思想性》。会议将对这三篇论文组织一系列评论文章，以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些文章是：老化人口的经济后果；博弈论的运用；对称信息和金融市场理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国际贸易经济分析等。
会议还将由C·古德哈特（伦敦）主持，讨论货币政策的方向问题。 （任炳香）
第5版(理论)
专栏：党史人物
华北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创建者——谷雄一
谷雄一长期从事党的军运工作，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平定兵变”，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与阜平苏维埃政权，在华北树立起第一面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
谷雄一是河北省安国县人，中学毕业后被党派往张家口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军工作。后曾在方振武部任中校参谋。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被迫离开西北军，谷雄一到商震创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和平、津、唐一代活动，专门从事党的军运工作。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他积极协助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丰，组织起众多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武装小组，并在华北各派系军阀部队中建立起我党兵运工作的基点，为在华北点燃武装斗争的烈火创造了条件。
1930年2月，中共北方局制定了唐山兵变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参加兵变的主要是驻唐山晋军的一个团，唐山市部分工人和丰润县中学的学生配合行动，起义成功后建立北方红军第九路军。
3月3日，谷雄一和薄一波、张兆丰、马镇北等在唐山临时指挥部发出了行动命令。但是，团部一位同志不慎走露了消息，敌人立即在全市戒严，扣押了参加起义的团部通讯排全体士兵，没收了机炮连和十连的枪械子弹，使兵变计划难以实行。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谷雄一等当机立断，决定撤销兵变计划，已暴露的同志迅速隐蔽起来，防止敌人的大搜捕。
谷雄一身分已暴露，被敌人悬赏通缉，只得化装前往天津。1930年5月，他在天津执行任务时，被敌特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和被关押在一起的彭真、薄一波、李运昌等，学习研究革命理论，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
1930年秋，中共北方局为加强对山西军事工作的领导，派刚被营救出狱的谷雄一任山西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他到太原后，经常奔波于国民党驻山西各地的营旅之中，使我党在山西的军运工作有了很大起色。
1931年5月，山西特委召开军事工作会议，谷雄一作了军运工作的汇报。他指出：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后，山西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他们的粮秣及一切用品都由当地摊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骚扰和负担。同时，部队中广大士兵的生活十分困苦，引起士兵的极大不满，长治、绛县、祈县子洪口和大同等地驻军都接连发生了兵变斗争。当时，各军阀部队中我党的力量有很大发展，驻平定的高桂滋部已有中共党员六十余人，其中不少党员都是营、连、排级军官，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
山西特委在听取了谷雄一的汇报后决定：将高桂滋的三个团拉出来，组成红二十四军，开辟晋冀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苏维埃红色政权。
经请示中央同意，特委决定立即举行革命兵变，并由谷雄一领导这次行动。
1931年7月3日下午，谷雄一从太原秘密到达平定，向高桂滋部地下党组织传达了特委的决定。第二天，师长高桂滋及其属下的三个团长都动身去北平给高的父亲祝寿，这无疑是起义的一个良好机会。傍晚，谷雄一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研究了起义的行动计划，决定在当夜十二时打响，并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当夜十时，提前举行起义，起义部队迅速攻占了平定县政府，起义胜利了。随后，起义部队即撤出城外，绕过阳泉，北上至清城一带休整。
7月5日，起义部队集合在村外，谷雄一代表山西特委宣布：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正式成立。任命赫光为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部队临时编为两个团。
鉴于平定周围有敌人重兵驻防，难以长久立足，起义部队稍加整顿后，即开往河北省西部山区的阜平县。
阜平县城是一座商贾云集、物资丰盈的繁华山城，但由于军阀混战和地主豪绅的掠夺，阜平人民饥寒交迫。党从1926年就开始在这里开展革命工作，有较好的群众基础。部队决定：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在随时做好迎敌作战准备的同时，把部队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方面。
第二天，谷雄一领导红军展开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布告和标语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红军指战员帮助群众挑水砍柴，清扫街道院落。同时召集群众大会，宣布开仓放粮。当天就有两千多群众分到粮食。四乡百姓听到消息，都扶老携幼纷纷进城，县城仓库中所存的三百余石粮食全部发光。穷苦群众高兴地欢呼：“我们的救星到了！”红军还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在押犯。
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7月26日，红二十四军和中共阜平县委联合召开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这一天，阜平县城红旗招展，来自八十多个村的群众代表、城镇的居民和红二十四军指战员汇聚到旧县衙门前。大会开始后，谷雄一宣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及其所属的农民委员会、士兵委员会、邮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正式成立。会后，许多革命团体如农民协会、小商人协会、除奸团、赤卫队等也纷纷成立起来。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还派人到县城周围村庄进行土地调查，准备发动群众分田分地。阜平县城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阜平苏维埃在强大的反动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奇迹般地改变着阜平的面貌，把华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引起敌人的恐惧和震动。这时，石友三配合两广军阀反蒋战争的计划遭到失败，全军覆没，余部沈克投降。为了向国民党政府表功，沈克设下计策，诈称投降红军，并派出代表向红军接洽。红二十四军接受其要求，命令沈部在阜平城附近的村庄听候改编。
8月10日，谷雄一等二十余人前往慰问，遭敌伏击，全部被俘。留在军部的同志不知他们被俘的情况，第二天，赫光军长等八人去受降时，遭敌突然袭击，七人壮烈牺牲。
阜平城内的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人员在参谋长指挥下，主动撤出县城，向陕北苏区开去。
谷雄一被俘的第二天被解往北平“陆海空军司令行营军法处”。不久，谷雄一等六位同志在西直门外的护城河边被敌人杀害。谷雄一时年仅26岁。
（尚荣生）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评介
张岂之
马克思曾有写一本哲学史的计划，但后来这一计划尚未完成他就逝世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哲学家格尔德·伊尔尼茨和狄特·吕布克领导了一个科学工作小组，经过多年的搜集和研究，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信函、笔记中关于哲学史的论述汇编成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于1982年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莱克拉姆出版社出版。
陈世夫等同志根据德文原著，将此书译成中文。为了便于读者查阅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凡本书中已编译的均按其卷册注明页码。由于我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根据俄文版本译编的，译者在本书译编过程中发现其中文译文与德文原文旨意不符者，则改译并加注说明。
此书中译本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觉得此书值得向我国哲学界推荐。翻阅这部著作，并不是要我们背诵其中的若干结论。质言之，关于每位哲学家的具体评价，并无必要字字拘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完全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和评价。但是，这部著作所反映的分析和归纳、宏观与微观、经济与哲学相互结合的关系，作为研究的方法论，很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特别在破除从三十年代开始的僵化教条主义（丢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史的论述，而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相联系）对哲学史研究的影响方面，有很好的作用。这种僵化教条主义把哲学史变成枯燥无味的东西，使它失去“整个认识的历史”的价值。在我国，这种僵化的教条主义对哲学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但它在以往并未能窒息我国哲学史的研究。我国不少哲学史学者精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遗产，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研究过程，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为了使哲学史的研究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仍然有必要清除僵化教条主义的影响，全面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欧洲哲学的观点和方法。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可以给我们以帮助。比如对古希腊罗马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就给予了切合实际的评价，并没有简单地用一个“唯心主义”称号便把苏格拉底、柏拉图通统否定掉，否定他们在人类理论思维发展史上的贡献。恩格斯说得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而古希腊的每一位（不单单是赫拉克里特一个人）哲学家都对人类辩证思维的宝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马克思还认为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注意到人的主体，注意到理性思维”。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读过柏拉图的著作，认为“对一种更高本质的深切的追求，是柏拉图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这个观点，在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也没有改变，而是更加充实了。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了柏拉图关于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在理论上走了弯路。关于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评价更高，认为他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最高点，其自然哲学和逻辑学开辟了一个时代，对后来有深远的影响。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对古希腊罗马哲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更加着重于论述它为现代欧洲所奠定的文明基础。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是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这是就主要之点或根本之点来说的。近几年来我国学者有这样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并不限于德国古典哲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它的来源。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一书可以看到，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其代表人物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经验主义，特别是洛克的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有着思想上理论上的紧密联系。这是一个很值得作深入研究的课题。其实也并不限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当我们翻阅《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时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创立，是对欧洲哲学史上自古希腊下至其当代人类历史上哲学思想的批判吸收、继承和发展，并不限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对于人、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主体、主体性，自我、自我意识诸范畴和论题，进行了研究，展开了讨论。对这些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和论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费尔巴哈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中，就开始严肃认真地进行了深刻的论析和深入的探索。认真研习《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一书中关于上述范畴和论题的论析和探索，加以继承和发展，对提高人的素质和品格，进一步唤起人的觉醒，更大地发挥人的主体的能动性作用，会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