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回避亲戚朋友 补充新鲜知识
山东交流县级党政领导干部
全省已交流四百六十余人
本报讯 山东省委近几年来对县级党政领导干部分批进行交流，目前，已交流469人，占全省县（市）党政正副职领导干部总数的45.8％，其中县（市）党政正职符合交流条件的，已基本交流了一遍。
对于实行干部交流，干部中存在一些模糊观念。省委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干部交流的重要意义，教育干部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对个别没有正当理由不服从交流的干部，不迁就照顾，必要时给予严肃处理。由于注意了思想教育，同时坚持原则、严明纪律，所以这几年该省绝大多数被交流的干部，都能愉快地服从调动，表现了很高的觉悟。
在干部交流工作中，省委对县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文化、专业、特长等进行通盘考虑，根据干部的专业、特长和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的需要，科学安排，合理用人，不“乱点鸳鸯谱”。考虑到各级领导班子不同的职能和老同志的实际困难，恰当掌握干部的交流面，防止因干部交流而造成领导成员的大进大出，保持班子的相对稳定和工作连续性。此外，注意帮助被交流的干部解决实际困难，消除后顾之忧。
山东省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五年来，收到明显成效。
增强了干部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过去一些干部长期在一地工作，只适应一种环境，不适应另一种环境；在正常情况下工作得心应手，在复杂情况下却感到束手无策。实行交流，干部丰富了阅历，增长了才干，许多人克服了这类弱点。
激发了干部开拓创新的热情。干部一二十年固守一地，人熟、地熟、情况熟，容易因循守旧。交流到新地方，人生、地生、情况生，心理上产生一种勤奋工作的动力，会比较自觉地调查研究，开拓创新。
帮助干部开阔了视野，丰富了领导经验，提高了干部素质。从领导机关交流到基层单位的干部，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基层单位交流到领导机关的干部，提高了综合分析的能力；从县（市）党委和政府交流到业务部门的干部，提高了专业能力。
干部增强了党性，提高了抵御不正之风的能力。一些被交流的领导干部说：“干部不交流，老领导一队，老熟人一片，既要考虑工作，又要照顾关系，原则、人情两难却”。有的反映，干部交流后，“工作时间多了，考虑人情关系少了；学习时间多了，登门找的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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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残疾人与社会
“小观音”
胡延宁 李春元
买秀峰长得浓眉大眼，胖乎乎的，见了人总是笑口常开，不少人叫他“小观音”。这不只是指他的长相，也是指他那颗善良的心。
一个青年农民放弃“高薪厚禄”不要，自愿去为残疾人服务，到底是为什么呢？当我们问起买秀峰为什么要办福利厂时，他是这样回忆的：
在买秀峰承包河南省洛宁县化工厂时，一次下乡收购原料，看见一个双腿残废的青年横卧村口，一位白发老大娘拉着买秀峰哭着说：“我这娃子从小腿残，可他啥都明白，他想工作。我们办不到，他就不吃不喝。”买秀峰无言以对，他想收留这个残疾青年进厂，但连他这厂长也是“借”来的。不吃国库粮的他作不了主，于是怀着内疚负债的心情离开了那位老大娘。这之后不久，他便辞去了职务，去年7月和另外两人，创办了洛宁县王范回族镇福利厂。
办福利厂难不难？难。买秀峰四方奔波，八方求援，他说，有时候就差给人家下跪求情了。一次，买秀峰为了搞到一个建立化工厂的先进信息和技术资料，跑前跑后地跟着郑州工学院的一位工程师，好话说了几大筐，嘴皮磨的直发热，人家总是不开口。工程师下班回家，他追到家里，把人家的自行车从一楼扛到四楼。工程师被感动了，结果以优惠的条件把这项化工新技术转让给了买秀峰。
为办好福利厂，买秀峰一天到晚为厂里的事忙乎。正当他为建厂四处奔波时，三岁的宝贝儿子得了重病。他没时间送儿子上医院，没时间陪着儿子去看病，甚至没时间去买药请医，当买秀峰外出推销产品一个多月以后怀揣着销售合同满载而归时，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塑料厂办成了。大修厂办成了。皮鞋厂生产的样式新颖的男女皮鞋在河南省评比中获得了第二名。更大规模的化工厂在全国残联和洛宁县政府民政局的支持下也即将建成。福利总厂在不断地扩大，安置残疾人从17名到64名，最近买秀峰又决定把330名残疾人定为化工厂投产后的招工对象。我们在他们的厂子里参观，看到他们对残疾人的关怀无微不至，厂里用5万多元买了一台电视投影机，专为残疾人服务。他们还拿钱给每一个残疾人办了人身家庭安全保险。这一切，在国营工厂，在富裕的地方也许算不得什么，可这是在全国最贫穷的县里办的一家个体性质的福利工厂啊！
我们告别买秀峰时，问他对献身残疾人福利事业有什么想法，他说：“我这辈子也忘不了那位老大娘和那横卧路旁的孩子（后来买秀峰办成福利厂时，他已经死了）。不让洛宁县有就业能力的残疾人全部工作，我死也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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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更需要听真话
房连水
《需要讲真话》（见人民日报5月25日）的意思和愿望都是好的，然而要形成一个敢于讲真话的良好风尚，我看还需要提倡听真话。
讲真话之所以成为一难，追究起来实在是由于听真话难的缘故。古有“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的警句，话虽这么说，然而对封建统治者哪些人可以“谔谔”，“谔谔”到什么分寸，都是很难说的；“谔谔”到听的人难以容许，话越真，人越要倒霉。历史上谔谔者遭厄运的事例，实在太多了。
我们过去鼓励群众讲真话的号召也不算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即使在“文革”中，也讲“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但真有人讲真话了，就听不进去了。对“亩产万斤粮”和“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之类，都有人讲真话，但结果都不妙，甚至惨得很。
今非昔比，如今人们确实比过去敢于讲真话了。但也应看到，有些领导者在听真话方面仍很不够，各地因讲真话而招致打击报复的事例仍不鲜见。所以，要真正形成让下级、让群众讲真话的良好风尚，上级就必须切实地而不是敷衍地，诚心诚意地而不是半心半意地，永久地而不是一时地听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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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梦县委加强管理外出党员
两千多党员中已建立20个支部
本报讯 湖北省云梦县委适应改革开放形势，根据常年外出党员的特点采取积极措施，切实加强管理。
云梦县常年外出的党员有2100多人，约占农村中党员总数的1／5。云梦县委规定，凡集体外出党员3人以上的，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或建立临时支部或小组；凡分散外出，但在一个地区从事经营活动的党员，3人以上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3人以下转临时组织关系，就近参加当地党组织活动。1985年以来，云梦县委在外出的党员中，已建立13个党支部（128个党小组），建立7个临时党支部（56个临时党小组）。
为了督促常年外出党员参加组织活动，云梦县委要求他们将本县制作的外出党员证书交给所在组织的负责人填写活动内容，并签字盖章，作为党员参加组织活动的证明。乡镇党委或村支部每两月与外出党员联系一次，介绍近期活动安排及情况；外出的党员向支部每两月写一次信，汇报思想情况。县委还派人到活动地点比较固定的集体外出党员所在地办党员短期培训班。村党支部每月给外出的党员寄发学习计划和学习材料，并根据每年冬季大多数外出党员回家过春节的时机，在乡镇党校对外出党员集中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增强法纪观念。外出党员热情为发展家乡经济提建议，传信息，为村里办企业、学校、修路、架桥集资。
近几年来，也有一些外地的党员到云梦县从事经济活动，县委对外来的党员同本地的党员一样管理。现在，外来党员中已建立支部2个，与工商所、税务所联合建立支部3个，建立党小组6个。没有条件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的，就近并入当地党支部，参加活动，并利用党校集中培训外来党员。年底党委或支部对外来党员参加组织活动情况，进行总结鉴定，用信函或派人送到外来的党员原籍的党组织。1985年以来，有13名外来党员先后被授予优秀党员，有9名党员被评为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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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2年戈壁沙漠艰苦作业保障科研
兰州军区某防化二连被军委授予荣誉称号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秦卫东）中央军委最近授予兰州军区某防化团二连“保障科研模范连”荣誉称号，6月13日在兰州举行了命名大会。
会上，兰州军区司令员赵先顺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并与政委李宣化一起，向二连颁发了奖旗和奖品。
防化二连从1964年到1986年的22年间，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戈壁沙漠地区执行核试验下风保障任务。作业地区无人无水无路，监测任务又苦又累又险，干部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艰难困苦，建立了上千个作业点，取得了几十万个效应数据，为国防科研、医学研究和作战训练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长期的科学试验作业中，二连不少同志积劳成疾，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他们前仆后继，一往无前，表现了献身祖国“四化”大业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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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出版社庆祝建社40周年
本报北京6月15日讯 记者罗同松报道：今天是解放军出版社成立40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出版社举行了隆重庆祝大会。
1948年6月15日，解放军出版社诞生于华北军政大学。40年来，这个出版社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为之修改稿件；许多高级将领和军事人物的著作，军委都交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解放军出版社根据部队和社会的需要，不断提高“多出书、快出书、出好书”的水平，使出书为部队教育训练服务，为军事科研服务，为基层建设和“两用人才”服务。在坚持军队特色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和国外市场，出版了许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佳书”。有142种图书在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展出，有46种在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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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月3日至15日首都各界万余人参观了著名革命书法家舒同同志的书法作品展览。图为薄一波、宋任穷、方毅等同志在舒同陪同下参观。本报记者 高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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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建“五大”举行预备会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京西宾馆举行预备会。
会议通过了民建“五大”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主席团由80人组成，万国权任秘书长。
会议还通过了“五大”的会议议程：听取和审查民建四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民建章程；选举民建五届中央委员会、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等。
预备会结束后，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孙起孟等11人为主席团常务主席。
主席团会议还通过了选举办法（草案），提交大会讨论。选举办法规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采取先进行差额预选、再进行等额选举的办法产生，中央咨议委员会委员采用等额选举的办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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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原劳动人事部部长
赵守一在京病逝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劳动人事部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赵守一同志，因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6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赵守一是陕西省渭南县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原劳动人事部党组书记、部长等职。他是中共八大代表、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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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姬鹏飞谈港澳前途问题
用法规定“一国两制”和“50年不变”
本报广州6月15日电 记者黄际昌报道：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一行，先后访问了香港和澳门，广泛接触两地各界人士，在香港倾听各方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的意见。当地反映热烈。姬鹏飞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畅谈了半月感受，并回答了有关港澳前途的重要问题。
记者：姬主任，您先后到香港和澳门访问参观，请谈谈此行观感。
姬：香港这个地方，我在1986年年底来过，这次重访，通过参观、考察和接触多方面人士，使我深深感到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以来，总的来说，香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形势一直朝着令人乐观的方向发展。香港有不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东西，有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香港今天的繁荣，是香港居民用智慧创造的。
我这次有机会首次访问澳门，留下许多新鲜印象。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以来澳门各方面的情况是很好的。中国政府对澳门的政策，同对香港一样不会改变，我们要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澳门现行的社会制度50年不变，也将制订一部符合澳门实际情况的“基本法”，从法律上予以保障。澳门的前途充满着光明。
记者：在香港和澳门现在都有人担心：“一国两制”和“50年不变”是不是短暂的策略，是权宜之计。
姬：实行“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中国整个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针之一。我国政府之所以在全世界面前公开作出“50年不变”的承诺，决非信口开河，而是郑重的决策。提出“50年不变”，既是考虑了国情，也考虑了港情，考虑了澳门的实情。
现在一些国际问题专家正在探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既有对立的一面，还有共存的一面。两者之间的共存和竞争关系，将要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放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面前来看香港、澳门的“50年不变”，那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有人担心承诺会不会落空？这点可请大家放心，我们正在制订的“基本法”，就是要把实现“一国两制”方针和“50年不变”的承诺，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我们此行，也正是为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安定和居民的安居乐业，谋求切实可行的法律保证。
记者：您访问香港期间，倾听了多方人士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有什么要说吗？
姬：我离开北京时，曾经讲过“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主要意思是想多听听香港各界人士对“草案”的意见。我们这个态度是真诚的。我们在香港10天，会见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会见了各界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参加了一些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提意见，大家感到，这对今后修改基本法（草案）很有帮助。
像这样一件关系香港千家万户的前途的立法大事，我们要采取各种方式积极鼓励香港居民发表自己的看法。听取意见要虚怀若谷，各阶层的人士的意见都要听，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士的意见都要听，说不赞成的话也要听。古话说“道不同不可与谋”。我看，也“可与谋”。一时求不到“大同”，先求得“小同”也好，七谈八谈，总可以互相靠拢，取得共识。制订这样一部大法，非得集思广益不可。“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我经常和同事们共勉，办这样的大事情，应当有这样的气度。
大家知道，现在提交公众讨论的还只是基本法（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听了各方的意见，当然需要继续修改。制订“基本法”，无前例可循，难度很大，还得走一段艰苦的路。我希望香港各界人士都能以大局为重，通过协商对话，沟通思想，互相妥协，取长补短，谋求共识。这几年，我们的起草工作正是这样走过来的。继续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相信基本法的条文会越改越好、越符合实际。
我同香港各界人士一样，决不希望征询工作“走过场”。这次我们到香港来听取各界人士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香港的舆论也认为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真诚的。今后几个月内，我们热诚希望香港居民继续发表对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内地草委今秋还要来港听取意见。在内地，我们要向全国人大和政协的成员征求意见，还将在北京、上海、广东和福建等地进行座谈，听取内地人士的意见。可以预期，一部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基本法定能制订出来。
在此，我也预期，经过澳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将来也必定会产生一部符合澳门实际情况的基本法。
记者：您对港澳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有什么希望？
姬：这几年内地与港澳的经济联系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我们正在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的政策，建设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推动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内地和香港的经济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祖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将为港澳的繁荣和稳定提供有力的支持，而港澳的繁荣和发展也必将对祖国的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希望港澳与内地进一步加强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为港澳和内地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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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读物与“色情文学”和平共处，“日进斗金”的后面也有无尽的苦衷……
北京街头书摊扫描
本报记者 袁建达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熙熙攘攘的大街旁边，一溜摆了3个带篷的书摊。书摊柜台上一半放着成套的少儿读物，一半是琳琅满目的翻译小说和通俗读物。悬挂在篷下的彩色图书广告，印着“性感”强烈的女性和刺激性较强的语言。一位少女姗姗而来，拿起一本杂志，翻了翻，飞红了脸，悄悄地走了。另一位小伙子，不慌不忙地挑了四五本杂志，付了几元钱，一边走一边对伙伴说：“嘿，真带劲！”
这类个体书摊，目前在首都街头随处可见，据说有700多个。他们通过个体、集体、邮局和书店等渠道进书，按定价出售，从批发价中赚取利润。人们已经注意到，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街头书摊出现了一种新现象，这就是：外国翻译作品和港台通俗作品大量增加了，不少图书和书刊广告中的色情描写日趋公开化。往日被人们认为是“黄”的东西，如今已堂而皇之地张贴在公众场合，于是，有人大声疾呼，要求查禁这类伤风败俗的“精神鸦片”；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在这场时断时续的争论中，个体书摊首当其冲，成了人们批评和注目的中心。
记者骑着自行车，从朝阳区转到东城区，观察了十来个书报摊。在东大桥路口的一个书摊前，我故意问年轻的女摊主：“有《×××》吗？”她一边整理书，一边笑着回答：“一天问一百遍了，哪儿还有！人家说是‘黄’的，不让卖！”“谁说的？”“青年报。”“报上说了管用？”“那可不？报上一批，我们就不敢卖了。”《×××》是美国人写的小说，内有赤裸裸的描写性挑逗、性生活的语言。类似的书还有一些。这些书十分畅销，往往一拿出来，即被抢购一空。
有人以为，上述书籍准是来自非法出版商。其实不然。我在书摊上随意翻阅了几本比较“暴露”的书刊，发现它们都是由正式出版社于最近出版发行的。这些书刊往往注明是“暴露了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社会本质”一类文字，给人以现代幽默之感。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书刊缺乏文学性，内容也无多少色情描写，但书（刊）名却“吊人胃口”，插图也“勾人魂魄”，成年人看看倒无妨，对于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来说，确属有害无益，不可等闲视之。
记者在书摊前同主人闲聊，他们大多惊慌不安，唯恐又要刮什么“风”，查禁什么书，砸了他们的饭碗。北京站前街一位姓郭的摊主连声说，他的书90％从邮局批发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我们不但卖书，也要讲精神文明，乌七八糟的书说什么也不能卖！”他有60多岁，对执行政策一点不含糊。看看他的书，果然也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一位青年悄悄告诉我：“他是拣了个好地方，什么书都卖得出去。要是换个地方，恐怕要饿肚皮哩！”
同邮局、书店这类国营书报零售点相比，个体书摊对马路读者更有吸引力。据我观察，光顾个体书摊的，除了一部分普通市民之外，绝大多数是外地来京旅客和十七八岁的青少年。青少年阅历浅，好奇心强，尤其对性有一种神秘感，加之我国性教育落后，这些书刊便成了他们“启蒙”的教材。据公安部门调查，如今由于阅读带有色情或性描写书刊而直接诱发犯罪的青少年，已不在少数。东城区团委副书记陈巨宝说：“什么叫文学的突破？什么叫淫秽或不健康？没有一个标准，也没有什么人来指导。如果有关部门经常在报纸上推荐或评介一些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刊，提高他们的阅读水平，总比今天批这个、明天禁那个强！”
人们都说个体书摊赚钱多，殊不知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遍布全城的个体书摊拾遗补缺，方便了读者，丰富了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但是，他们往往成为舆论指责的中心和有关部门查禁的对象。
东城区朝内街道办事处创办的京京书店经理李宝琪，谈起这些，心里甚觉不平。他说，书摊上的书刊，绝大多数来自正式出版机构，经那里的编辑、负责人审定的，如果其中出了什么问题，也应由那些人负责。个体书摊说白了就是书贩，目的是赚钱。当然他们也有建设精神文明的责任，但对他们不能要求过高。只要他们合法经营，就要受到法律保护，不能动不动就去敲打他们。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个体摊主告诉记者，他在街头摆书摊，要经常接受税务、市容、公安、物价、综合治理等部门人员的检查，有些执法人员“借”书不还，要烟要酒，若得罪了他们，就会受到严厉的报复。
目前，北京书刊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书贩们不经营一些“暴露”的书刊，就会被同行挤垮。据说，北京市集体性质的批发书店仅有9家，但地下的批发商难以计数，进书渠道密如蛛网。那些想要
“严肃”一点的摊主，也不得不随波逐流，做一些违心的事。
不管是呼吁“救救孩子、救救青年”，还是提倡“大禹治水，疏通引导”，个体书摊的作用和问题都是确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