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我与副刊的情谊
祝愿
夏衍
今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日，《大地》的前身文艺副刊，则是32年前的7月1日诞生的，这正好是提出双百方针之后不久，文艺界额首称庆的时刻，作为一个长期的读者和不止一次给副刊添过麻烦的作者，谨向编辑同志们表示祝贺和感谢。
我是1955年秋从上海调到文化部工作的，记得第一个要我给副刊撰稿的是林淡秋同志，淡秋是我的同乡好友，一个真正的老实人，所以他向我约稿的方式很特别，第一句话就是：“给党报副刊写文章是党员作家的责任”。责任是不能推卸的，可是我在副刊写的第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就引起了麻烦。原因是我来北京之前到我故乡浙江去了几天，发现不仅我童年时期熟悉的路名改了，连百年老店的“孔凤春”、“颐香斋”这些店名也废掉了。那正是公私合营时期，废名之风甚盛，街道是解放路、人民路，商店是第一食品商店、第二百货店，中学也改成了第几中学等等，连闻名全国的“西湖十景”，也因为有乾隆皇帝的御题而不让再提了，于是我就写了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杂文。写杂文难免要讲俏皮话，于是我说，这样改下去，将来寄一封信可能会写成“第一省，第二市，第三县，第四街×××号人了。”好在当时是开放时期，只是少数人有意见，我用的又是另一个笔名，淡秋给我保了密，没有挨批，事情就过去了。
第二次闯的祸就严重了，那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我随茅盾、冰心、文井、田间等同志到开罗去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归途路经广州，恰巧碰上了“广州会议”，听了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和陈毅、聂荣臻两位老帅的发言，精神为之一振。回到北京不久，陈笑雨同志来找我，说文艺副刊打算辟一个杂文专栏，主旨是“配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杂文的方式来“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笑雨同志说这个专栏叫“长短录”，是沫沙同志定的，沫沙、吴晗、孟超是班底，希望我也参加，并问我还有什么人可以推荐。提到孟超，我很快就想起了在桂林办“野草”的五个人，可叹的是聂绀弩和宋云彬已划成了右派，秦似也挨了整，已经没有写作的自由了，于是我推荐了另一位杂文能手唐弢。这个专栏于同年5月4日以廖沫沙的《长短相校说》开场，每隔三五天一篇，到这一年冬“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前后，就无疾而终，大约有40篇左右。其中孟超写得最多，共13篇，我写了8篇。回头来看，这三十几篇杂文，多数着眼于“增长知识”和“活跃思想”，我写的8篇中两篇是科学小品，其余谈的是戏剧和文风，有一点“匡正时弊”意味的只有《从点戏谈起》一篇，原题是“听相声关公打秦琼有感”。当时我在文化部门管外事，招待外宾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大都是我和徐平羽商定的，我也算是一个“戏提调”，写这篇杂文与其说是损人，不如说是自嘲，可是后来康生和江青争着对号入座，说我指桑骂槐，批评他们的瞎指挥。康生在昆明硬要关肃霜演《十八摸》，江青在杭州要一位青年演员演《游龙戏凤》，这些事戏曲界都知道，所以他们有点心虚，这样一对号，问题就严重了。他们还拿《长短录》这三个字来做文章，说开辟这个专栏的目的是“说资本主义的长，道社会主义的短。”1964年文化部、文联整风，我罢了官，到山西介休去搞四清，1966年5月，我从广播中听到了“五一六通知”，回到北京投案，才看到点名批《长短录》的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两报一刊”的《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把《长短录》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并列，号召“革命小将”“群起而诛之”了。在“文革”中我是重点对象。文章写得多，可抓的辫子也多。所以对我说来，《长短录》只不过是“滔天罪行”中的星星点点，即使不写这些杂文，也还是“在劫难逃”的。可是一想起邓拓、吴晗、孟超、陈笑雨同志，一想起为了这个专栏而受苦受难的副刊编辑部的同人，那么直到今天，还会伤心落泪的。在《祝愿》这个题目下，过去了的伤心事，不说也罢。
古话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副刊已经在坎坷的旅途中跋涉了32年，主持其事的人够辛苦了。但这辛苦还是有收获的，乔迈写的《带来好运》（6月11日八版）就是一个例子。而立者，站稳脚跟，不怕风吹雨打之谓也。愿副刊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继续在大地上耕耘播种，为百花竞放的春天催风送雨。
1988年6月11日
第8版(副刊)
专栏：
酒泉之水
脚印
火车在滚烫的戈壁滩上喘了一天一夜而后到酒泉。酒泉四周的白杨树焦渴得连叶也翻不动了。烙人带沙的风便在树干间涌来涌去。天际依然灼白，陈色苍老。石碛地腾着发颤的热浪，扑面而来，脸面就如烙铁拂来拂去。头发干焦，直葱样竖着，衣服发出沙沙响声，搓着皮肤。嘴干得发疼，连眼也干得枯井般。卖冰棒的连头带脚包裹得严实，还带大口罩，冰棒极细也裹得严实，还没吃就觉得难受极了。也有卖茶的，得傍晚出来。那凳极矮，桌极矮，茶水极贵，两毛一小碗，牛饮者却步。
兴许因为水，酒泉有酒钢，总令人觉得是酒缸。而这是葡萄美酒夜光杯的产地，那夜光杯也小得只能装二钱酒。边塞诗人大多豪饮。此小杯酒不知怎样能做出那样好的诗，更遑论将士醉卧沙场了。
眼见城边也艰难地植白杨树或红柳。像南方人种水稻，先筑田埂、灌水，然后植树于“田”中。由于水少，每年只植一排，逐年向外扩张。靠公路边的树大，越往外越小，已经有四五排了。酒泉有一大受称赞的风景区，叫酒泉中学，内中不过有两排高大的白杨树。活得很好，太阳一出，叶片闪着亮光。
若要问及酒泉缺水状，酒泉人会大笑作根本性否定：“酒泉到处都是水呵！”这话不假。几乎每个小院、每家都有井，上面盖石板，碗口粗的管子直接通到大铁桶，只需开电闸，一分钟大桶小桶全满。还可以对着管子冲会儿澡，只是那水凉气逼人。就没见过酒泉人喝开水，全都喝那凉浸浸甜丝丝的井水，一仰脖就是一大盅，抹了嘴该干什么干什么。到了傍晚各家各单位都把自己的水管扯至街沿上，去灌白杨树、波斯菊。此时满街的汩汩声，满街的清流，一片透凉。你可以任意凑着这些清流汩汩的水管在夕阳下洗脚沐发什么的。再到面馆去吃面，那碗斗大，超过西安羊肉泡馍用的碗。二两面其余全是汤水。你尽情喝，撑饱肚皮颠着步子你再也不会说酒泉缺水了。
酒泉的茄葱白菜可以生吃，一股甜味。大太阳下摘个西瓜下来，一刀切开，红红的瓤，咬一口到嘴全化成蜜汁，甘冽犹如刚冰镇过的。它们把酒泉的水的精华全吸了去。
酒泉偶然也下雨。刚才太阳还热情洋溢，只消一股冷风，雨就来了。雨粒很大，掉在头上像钉一颗凉钉子。二十分钟不到一切如初。只是有一处乌云未散，还浇泼着雨粒，一股股焦湿味随风扑来，掀起一阵一阵气浪。忽然戈壁滩上划出一道彩虹，背衬着乌黑的天，色彩是那末清晰，彩虹的一头就在眼前。戈壁滩半壁透亮，辉煌的色柱拔地腾空，在遥远的天边落下另一头。人们在那彩虹柱里几进几出，兴奋得手舞足蹈。
酒泉仰仗泉水。据说霍去病西征大胜，汉武帝赐酒祝贺。霍去病与部众挥泪洒酒于泉中，酒泉从此绵绵不绝。酒泉是孔小泉眼，从生锈的水管里冒出来；修有宽约两米的水泥池，一如全国各地的名泉，沉落几寸厚的镍币。旁边一小湖，几亩大，游人如云。据传此水是一车一车从远地拉来的。不管怎么说，能见到这样多的水，酒泉人感到十分幸福。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坛风景线
韩少功下“海”
孟姜君
印象中的韩少功是埋头于书斋刻苦写作的，有很浓的书卷气。去年秋，在长沙，我们曾到他家做客，书房里的安谧和案桌上铺开的稿纸，都加深了我们对他的这个印象。前不久，他来到北京，笑着告诉我们说，他已于今年大年初一举家南迁海南，这使大家惊诧不已。
他比画着手势，兴致勃勃地介绍说：“我们刚到海南时，住在租用的部队招待所里。当地同志送来木柴，三四户人家一块合伙做饭菜，好像又回到当年知青点生活，我们戏称这是‘第二次上山下乡’。”
我们问他南迁的考虑，他十分坦率地说：我原在湖南从事专业创作，虽有兼职深入生活，但多少都带有采访性质，常被别人当客人对待。创作是情感的产物，没有激情就很难指望创作质量有所提高。我这个人素来不太喜欢过分平稳的生活，不喜欢太作家化的生活，喜欢有一个压力较大的、动荡的工作环境，这能使自己振奋起来，能够有机会参预社会生活，寻找一种更理想的生活方式。我在湖南住了30多年，人到中年，就想挪挪窝，换换眼界。这次中央给海南超前的改革政策，海南成了很有意义的试验地，中西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汇刺激，现代与原始相互映衬，土与洋相互结合得巧妙。我觉得自己在这里可以干很多事情，可以有许多新的启示和发现。
他现在正与海南文联的同事一起筹办文学刊物、出版公司和文学院，要为海南文化事业打下一个良好的起飞基础尽一分力。在北京他挤着公共汽车，来回奔走着，有时一天要联系八个单位。他乐哈哈地说：“我感到自己成了两重人，白天是个非常社会化的人，晚上是个非常内向、孤独的写作人。”下海南后，由于各项工作刚刚起步，食宿等生活条件也未安排妥，不免影响他正在进行的长篇小说写作。他表示，目前要以工作为重，不急于完成长篇写作计划。但这一段时间忙中偷闲，已有几篇短篇小说脱手，其中如《谋杀》等篇什，他自我感觉不错。
第8版(副刊)
专栏：
圆明园沉思
方方
历史在这里散落
季节失去风沙裹带的威风
昏黄的夕阳 安静
石门石柱依然在岁月里挺立
绿色的春天却有秋的负荷
阡陌连天叠串串脚印
车马寂寂
御林军的战袍也褪尽血色
只有无名游客和老北京
大水法半倾斜地矗立着
小路倒垂在地平线下
朱紫色的宫墙再一次粉刷
只留下几个博物馆，
几具木乃伊
没有波纹的海子
是不是还闪回祖先汗斑
月光响亮之夜
辫子队是不是还跟随太后挪向拂晓？
时间终有尽头
遗址的年代已经枯黄
京郊的夜晚外地人无法想象
树不再为它绿，水不再为它流
只有泪眼蒙胧——
雕刻精美的断石残块让人流连
第8版(副刊)
专栏：
时值本报社庆四十周年，老画家刘海粟、关山月欣然命笔，以示祝贺。左图为刘海粟所画《红梅》，右图为关山月所画《风雨千秋石上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