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进展与难题
——国家体改所所长陈一咨同记者谈话录
本报记者 艾丰
从“欢天喜地”到“苦辣酸甜”
记者（简称记）：有人说，我国改革已经由“欢天喜地”阶段进入“苦辣酸甜”阶段。特别那些对苦、辣味尝得较多的人，容易产生对形势的疑惑。判断形势有这样的基本几条：一、生产是不是发展了？改革十年来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一倍。二、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是提高了？总体说，群众收入也增加将近一倍。三、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是不是更合理了？回答是肯定的。四、改革是不是按预定的大方向深化？尽管有许多曲折和争议，回答也是肯定的。
但这些回答，并未使一些同志满意，他们说这是大而化之，并不能解释当前遇到的一些刺激人们情绪的难题。他们要问，为什么越改，反而改出苦、辣、酸来了？
陈一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简称陈）：分析形势我觉得应当肯定两点：一点，十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一点，我们面临着一些很复杂、有风险的难题。关键是对这两点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遇到的是在改革进展后，更加迫近的难题。
对菜价、肉价上涨，城里人牢骚很大。这很大程度上是落实责任制、农民成为独立商品生产者之后，要求按价值规律办事的反映。这不是改革进展之后迫近的难题吗？
我们纠正了所有制上“急于求纯”的思想，允许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发展，鼓励外商来华办“三资”企业，这就出现了不同经营方式和分配原则，也就出现了收入上的差距，引起了关于社会公平的纷纷议论。
企业承包了，经营者和职工的利益更密切地同企业联在一起了，于是，平等竞争的要求就突出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的矛盾也就更突出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时，谁会关心这些事呢？谁会发这类牢骚呢？这不是进展之后，迫近了难题吗？
我国改革已进入成熟阶段
记：有人说，我国改革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所以，现在净剩下难“啃”的“骨头”了。
陈：这样简单理解似乎并不全面。改革进程是有它客观规律的。美国一批学者写的著名的《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书，把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跃进的过程划为三个阶段：幼稚阶段、成熟阶段、加速阶段。在第一阶段，改革者们虽作了各种艰苦探索，也积累了变革的经验，但并未赢得全面振兴的局面。进入成熟阶段，社会经济、教育、干部、政治等体制，文化观念，才纳入现代化轨道。这是个攻坚战和持久战的过程。之后，才出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观念更新的全面加速阶段。
记：这给人以启发。“一改就灵”之类的提法，对局部、对战术说，也许可以；从全局看，从战略看，不能作这样的预期。那么，我国改革处在什么阶段呢？
陈：我认为已进入成熟阶段，标志是党的十三大。在此之前，关于改革和发展，人们都提出过各种观点，但到了十三大，才把它们作了系统的总结和理论的概括，明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
记：进入成熟阶段，是否可以理解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就像打仗，开始打小战役，逐步壮大队伍；时机成熟，就要进行决战，像解放战争的4大战役。决战胜利了，全面胜利的到来就会加速了。
陈：可以这样理解。
记：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的改革进入关键阶段。是否也包含这个意思？
陈：我理解确实包括要着手大力解决改革的几个难题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攻坚”。物价上涨，议论纷纷。价格改革不能回避。但物价只是一个表象。经济改革深层次的难题实际上是这样三个：一、国有资产增殖无人负责问题；二、市场体系中资金市场问题；三、政府间接管理问题。价格问题解决是否成功，取决于这些难题的解决。这当然就是个攻坚过程。
说改革进入关键阶段，还有这样一层意思：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动之后，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黄金时期”。这时期，旧体制下长期压抑的群众生产积极性一下迸发出来，生产可以明显地大幅度增长。我国农村包产到户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大多数人明显受益情况下开始“攻坚”，即使有少数人利益受损，整个改革也会阻力较小。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难题面前犹豫不决，白白放过了“黄金时期”，而使改革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这个教训，我们应该借鉴。我认为，现在我们国家改革正处在“黄金时期”的末尾，不可迟迟不攻坚而坐失良机。
难在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双重转轨
记：我们面临的难题，实质上难在新旧体制交替上。
陈：而且是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轨。
所谓发展模式转轨，是指由温饱型经济结构向小康型经济结构转轨，由封闭型经济结构向开放型经济结构转轨。对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经济结构演变过程分析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在250美元以下时，经济活动基本目的是满足温饱，解决生计问题。超过25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进入向小康水平发展阶段，老的产业结构不适应收入提高诱发的多样化需求，需要进行较大的调整。这时，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会出现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我国正处在这种转轨中。
所谓体制模式转轨，是指从产品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体制转轨，从集权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轨。
发展模式转轨与体制模式转轨还有互相适应、彼此同步的问题，这就使问题的难度更大了。
记：双重转轨的分析，可以作为观察形势、理解难题的钥匙。转轨好像移花。原来的盆太小了，要移至大盆。刚移过去，苗要打蔫，因为老盆的适应性消失了，新盆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这就可能出现暂时的比未转轨时还要困难的阶段。
陈：在这时就更需要信心、耐心、决心和细心。
从全局出发理解和支持改革
记：您的谈话使我很受启发，我有这样一点感想：中央提出“用改革总揽全局”，我想，要贯彻这个精神，必须从全局出发理解改革。不仅要“纵”观全局，还要“横”观全局。改革要“攻坚”，可能出现如下种种情况：为全局有时要暂时牺牲局部利益；有些局部增长、受益，有些局部收缩、受损；甚至也难以避免多劳不多得，按“机会”分配；“听话的”吃亏，“钻空者”发财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局部都只强调自己，就会调整不动，或者轮番照旧补偿，结果，阵痛也受了，复制出来的还是老模式。
陈：所以我们要强调，同心合力，攻克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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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证社会安定维护群众利益
各地严格查处哄抬物价行为
本报讯 今年5月以来，全国各地主要副食品价格上调，政府同时增加对城镇居民的副食补贴。这一重大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后，各地物价检查、商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普遍加强对有关商品价格进行认真监督检查，对乱涨价和哄抬物价的违纪、违法案件给予从严处罚。
河北省石家庄市有关部门组成3个物价检查小组，分别对市内重点日用工业品商场、蔬菜肉食门市部、农贸市场的商品价格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查处。该市大桥街肉食部和丰丰商场下属的群众肉食部，把定量供应的冻猪肉按鲜猪肉价格出售给居民。物价检查人员发现后，对这两个门市部在教育的同时，各罚款400元。
大连市甘井子冷食品厂5月9日擅自将丙级雪糕的批发价，由原来的每支1角钱提高到1角5分，扰乱了冷饮市场的物价管理，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更加恶劣的是，5月10日，市经委冷饮办公室根据群众反映，责令该厂立即纠正，但他们却置若罔闻，直到5月11日才恢复原价。大连市有关部门研究决定，除没收该厂违价销售的110箱雪糕收入外，对该厂罚款2000元，对厂长个人罚款100元。
各地对个别不法分子中饱私囊的行为，都给予从重惩处。5月7日，沈阳市食品公司苏家屯分公司直属门市部营业员王俊杰，一次就将353公斤国家定量供应居民的鲜猪肉，高价倒卖给两名个体肉贩，将差价款揣入腰包。沈阳市物价检查所为严肃物价纪律，对王俊杰罚款500元，并没收其非法所得；对该门市部罚款2000元。
（许昆林 马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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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娃娃变成“金疙瘩”
——记价格放开后的蓟县仔猪市场
新华社记者 殷可善 阎晶昌
生活在距首都90公里的天津蓟县的农民，正根据北京放开主要副食品价格的信息，重新安排自己的生产计划。近几天来蓟县的仔猪市场十分活跃，猪娃娃身价陡增，一下子变成了“金疙瘩”。
6月初一天的上午，记者赶了一趟城关大集。走在路上，只见满载仔猪的拖拉机、自行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市场里出售猪仔的一摊挨一摊。蓟县城关市场管理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北京放开物价的第二天，上市成交的仔猪只有80多头。今天早上才9点多钟就成交了350多头。
这时，身旁突然有人招呼我：“买猪仔吗？”“多少钱一斤？”记者问。“说一不二，三元钱。”“太贵了。”“你还嫌贵？别人都卖三块二、三块五，有的地方都四块出头了。”
“为什么涨得这么快？”我们继续问。“这你还不知道？北京的猪肉一提价，想养猪的多了，北京通县、平谷县来买猪仔的也多，供不应求了。要不是今天集上小猪上得多，我还不卖这个价呢！”
记者在市场上转了一圈，发现猪价果然大都在三元以上，有几个猪摊要价竟达三元五六。对这件事，买猪人的看法如何呢？一位名叫李春来的老农说：“如今猪价吓人，个头也大得出奇，上市的小猪一般都有五六十斤重，买一头少说也得一百七八十块。养猪的成本太高了。”“再贵也得买，总不能让二十间猪圈闲着啊。”他的老伴一旁插了嘴。
据记者观察，云集市场的买猪者起码有800人，光停在四周等待装猪的小四轮拖拉机就有30多辆。有个养猪专业户在集上买的仔猪整整装了两辆拖斗车。正值上午10点半，一辆大拖拉机载着满车小猪仔轰隆隆开进了市场。记者上前一看，小猪的个头最大不过40斤，每斤要价竟达3.6元。可是，许多人却像见到宝贝一样，都争先恐后地抢购起来。
一位50多岁的老汉摇着头说：“这些人真像发疯了，就跟不要钱一样。”记者问一位来自李明庄名叫刘存双的养猪专业户：“你看，猪价这么高，为什么人们还要抢着买呢？”这位32岁的农民胸有成竹地讲：“这批仔猪个头不大，品种好，又壮实，贵点也合算。”接着他算了这样一笔帐：去年秋后，他按每斤2元的价格，买到100头小猪，花了1万元，又买饲料花了1万元。
今年5月初这批猪全部出栏交给国家，共卖了2.6万多元，除去成本净赚了6000元。最近他又按每斤3元左右的价格，花1.28万元买了80头猪仔，还要用7200元买饲料。这些猪喂肥出栏后，如果能按北京的现行收购价每斤2元售出，可收入3.2万元，去掉成本，可获纯利1.2万元，比原来养100头猪的利润增加1倍。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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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建多层次蔬菜基地
新华社石家庄6月14日电（记者彭占魁）要满足城市居民的“菜篮子”，首先要抓好种菜农民的“菜园子”。河北省石家庄市蔬菜公司以此指导思想，目前已建成城市近郊、郊区县和外省3个层次的蔬菜供应基地，今年以来经销各种蔬菜1500多万公斤。
石家庄市居民年需蔬菜量5000万公斤，市蔬菜公司注意抓蔬菜供应基地的建设，陆续建成了3个层次的蔬菜供应基地：一是以城市近郊为主生产小品种细菜的基地，主要解决旺季城市居民日常蔬菜供应，公司下属门、店与产地直接挂钩，这类菜占公司经营量的一半左右；二是郊区县蔬菜生产基地，供应淡季居民所需的白菜、萝卜、韭菜、辣椒等大路菜为主，公司所属的4个蔬菜批发部与基地挂钩；三是外省蔬菜供应基地，供应石家庄当地不产或产量少的蔬菜品种。
3个层次的蔬菜供应基地建成以后，对保证市场供应，防止蔬菜价格大起大落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年春节前后，蔬菜公司从生产基地调进20万公斤韭菜，以每公斤1.8元的价格投放市场，群众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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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航运力难当源源客流
旅行社盲目组团游客云集机场
本报讯 近几个月来，旅游客人不断增加，旅游团订不到机票的情况越来越突出，航空运输安排越来越困难。中国民航局发出呼吁，对一些旅行社盲目组团要加以限制。
据了解，目前主要旅游城市客人十分拥挤，北京、桂林、西安、杭州等地，经常出现旅游团队大量积压。从5月1日至5月5日，仅国旅总社接待的客人，除已安排正班和加班、包机34架次外，尚积压4000多人订不到机票。据中旅社反映：仅广东省中旅社4月下旬至5月上旬20天内就有22个团、514人买不到机票。这种状况必然会引起旅游客人的不满，同时也给民航等交通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
目前，交通运力和旅游团需求矛盾突出，中国民航局有关人士认为主要原因是：旅游客人组织工作缺乏统一计划和管理，流量流向失控。目前全国有60多家组团社各自对外组织旅游团队。各地饭店增加较快，饭店建成后，都想提高床位利用率，争相招揽生意，而且大部分客人集中安排在旺季和几条线上，造成热点热线客人暴满，民航、铁路等部门均难以应付。
到目前为止，全民航只有大小运输飞机161架。为解决旅游客人的急需，民航的空勤飞行人员，满负荷运行，长期下去将难以为继。
民航局负责同志认为，为了解决运量和运能的矛盾，除民航本身进一步做好工作，积极挖掘潜力，提高运输能力外，发展旅游必须加强宏观控制，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必须考虑到民航等各种运输能力和邮电通讯等部门的增长速度要互相协调，在未得到交通运输部门同意承运的情况下，各旅行社不要勉强组团来华，特别要杜绝一些旅行社盲目组团，以免造成旅游交通混乱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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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语
莫叫人言误改革
雨晴
“人言可畏”。这句老话眼下又应在了一些厂长、经理头上。
在竞争招标投标的会场上，有人窃窃私语：“看某某牛皮吹得，耍嘴皮子要官当哩”，在抵押租赁的签字仪式上，有人啧啧有词：“花钱买经理，付小钱（抵押金）赚大钱，捞官又赚钱”。此类人言虽只是出自个别人舌底，但是颇具影响，一传十，十传百，渐成社会舆论，不仅压得任了职的厂长、经理们抬不起头，挺不直腰，也害得一些原本想加入竞争招聘行列的有志之士举而却步。
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管理制度，这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要务。不可否认，确有居心叵测之辈会利用干部制度改革之机，干些个蝇蝇狗狗的勾当，但这不过是九牛一毛。绝大多数竞争厂长、经理职务的同志，则是出以公心，追求事业。他们把当“官”同干事连在一起，因为只有在其位，才能行其政。而“人言”者却把想干事的人同想混官的人等量齐观，这是混淆了是非。
一手要官，一手捞钱，这是正直的人们最为不屑的两件事，特别是“钱”更加敏感。长期以来，平均主义积弊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使得厂长、经理们不能真正按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作为经营管理的专门人才，他们虽然付出了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可谓殚思竭虑，可是工薪收入与常人却相差无几。现在让他们挣自己本应得到的那份收入，这不过是“按劳分配”的题中原义，与“捞钱”风马牛不相干。可见，“人言”者又把是非搞混了。
人言可畏。人言害人。30年代旧上海的“影星”阮玲玉就死于人言的重压底下。今天，投身改革伟业的厂长、经理们当然同旧时代的优伶截然两样，可是也同样面临着可畏的闲言碎语。为了不使我们的同志再被舌头压垮，除了需要有“人言不足惧”的勇气，更需要形成公正的社会舆论，造成良好的改革环境。希望习惯于“人云亦云”的人们在人言起于青苹之末时，多问一个为什么，而不是轻言相从，以致叫不负责任的人言误了改革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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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送信竟收“脚力钱”编辑同志：
笔者近来下乡时，听到浙江永嘉县表山乡群众反映，现在投递员送信到户要收“脚力钱”。据了解，现在部分山区的邮电部门实行了送信收费的制度，送一封信收0.10元，挂号和电报每封收0.30元，汇款单收费0.30元或视金额而定。群众对此议论纷纷。
笔者为此事询问县邮电部门：送信收费是否属于新规定？答复是上面有这个精神，没有文件规定，只是试行。收费是为了补贴山区投递员，原因是他们工资偏低。
浙江永嘉县人武部 陈俊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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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弹性售票 调节忙闲不均
哈尔滨火车站买票不排长队
本报讯 在哈尔滨火车站两个售票大厅里，再也看不到旅客买票排长队的现象了，这是他们实行弹性售票法后出现的可喜变化。
弹性售票法即利用现有的售票设备和人力，对购票旅客进行分流，改变售票口忙闲不均和售票时间集中的现象。过去哈尔滨站每天18点发售第二天全部列车的硬座客票，由于时间集中，旅客水泄不通。现在，他们把一部分“热门车”改为当天早8点售票，其他车次改为下午1点售第二天车票，还利用南岗车票预售所下午空闲时间发售第二天的一部分出局车车票。售票主任随时掌握售票情况，如遇上各售票窗口都十分繁忙，售票主任和值班员就亲自到售票口帮忙。
（潘广涛 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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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草原牧鸡治蝗
本报讯 记者江夏报道：草丰畜肥的六月，新疆草原牧场上出现的鸡群特别引人注目。这些鸡并不专门吃草，为害草场的蝗虫才是它们的主要猎物。牧鸡治蝗——这是新疆近年来推广的一项新的生物治蝗技术。仅一九八七年就有十二个县养鸡十一万九千只，治蝗面积达八十七万八千亩。
草场蝗害是世界性的问题。据了解新疆草原上就有一百五十多种蝗虫；虫情大发生时，密度最高的地方每平方米有上千只，牧草被成片地吃光，牧畜只得提前转场。一九七九年，阿勒泰地区治蝗办公室开始了牧鸡治蝗的试验研究，取得成功后在全疆草原推广，累计牧鸡治蝗总面积达四百万亩。每年蝗虫为害的季节，经过训练的鸡群早出晚归，撒着欢儿地在草原上捕食蝗虫。据测定，一千只至一千五百只的鸡群每天治蝗面积可达一百五十亩至二百亩，治蝗效果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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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蒙药厂投产
新近在通辽正式投产的内蒙古蒙药厂，生产能力居我国目前7个蒙药厂、车间之首，将成为全国蒙药研究与生产中心。这家药厂年产蒙药15万公斤，技术设备和工艺流程比较先进。试生产期，他们生产的“额尔敦乌日勒”即珍珠丸获国家优质产品奖；这个厂就地取材生产的麦饭石系列产品，远销海外。据考证，蒙古族医药学已有上千年历史，蒙药材现有12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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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扇贝生产发展快
山东省沿海已成为我国扇贝集中产区。今年，全省扇贝养殖面积可超过3万亩，比去年增加1万多亩，预计到年底可收获鲜贝6万吨，比上年增加2.7万多吨。人工养殖的扇贝已成为山东省出口创汇的
“拳头”产品之一。由于养殖扇贝经济效益高，群众养殖热潮将继续高涨。（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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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玫瑰喜获大丰收
本报讯 素有“玫瑰之乡”美称的江苏省铜山县汉王乡今年喜获玫瑰大丰收，全乡收玫瑰花50多万公斤，比去年增长一倍多，超过了历史最好年景，鲜花一级率达70％以上。汉王乡的玫瑰花已有两千多年的栽培历史，目前发展到1.1万多亩。8年来，汉王玫瑰共提炼玫瑰油100多公斤，并以1公斤玫瑰油与1公斤黄金的相等价打入国际市场。（周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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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新设计在穗评选
本报讯 由广州珠江建筑装饰集团公司主办的“世界艺术住宅设计方案”评选活动，于6月14日至17日在广州举行。评选自去年8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方案，共收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地的设计院及大专院校应征作品近200件。（曹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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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掉另一口大锅饭
——城乡个人收入广角镜之三
新华社记者 金小明 何大新
近日，在采访中听到几则新闻。
新闻一：沈阳某企业的青工刘某，其兄长期患病未参加工作，为让兄长治病的钱能够有地方报销，便让兄顶替自己的名字住进了医院，不料其兄死在医院，不知内情的医院自然以刘某的名字开出死亡通知书送到厂里，结果活人捞到死亡证，闹出大笑话。
新闻二：5名河南农民在沈阳铁西区以维纶丝棉走家串户兑换药品，仅十几天时间，换得药品10余种，重200多公斤，价值1万多元，其中为数最多的药品数回天再造丸、大活络丹、龙凤酒……等补药、补酒。
新闻三：抚顺市一名职工住院11天，出院时医生给他开了400多元牛黄安宫丸；海城市一名52岁的男职工，出院时医生给他开了40盒保胎丸。
这些令人可笑而又可悲的新闻之所以会发生，就因为实际上属于个人收入的医疗费现在实行的是“大锅饭”体制。
多年来，在产品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医疗保健实行的是“公费包保制”，即统一留存，职工按需支用，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确立和发展，这种包保制已成为“大锅饭”又一突出领域，不仅与按劳分配原则背离，而且造成药品的惊人浪费和流失，一人公费，全家公费，有病吃药，无病开营养药防身的现象非常普遍，人情方、关系药、奖金药……花样繁多，反正大家认为是“用爹妈的钱，用不着心疼”。而企业越来越不堪其重负。
实际上按现在我国分配制度来分析，情况并非这样。我们知道，企业医疗费从福利基金中支付，而福利基金来源有两部分，其一由企业经济效益决定，即企业实现利润越多，福利基金则越多，医疗费也随之越多，反之则少，亏损就没有。其二是按企业除奖金额外的工资总额11％提取，这是国家对国营企业保底款，但款额极少。
由此可见，从按劳分配的角度讲，福利费及包括其中的医疗费绝大部分是通过职工劳动挣来的，都应看作是工资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每个职工对企业付出的劳动是不同的，理应获得不同的医疗费收入，像目前这样由企业统一掌握，大家混用，就难免出现前面所列之弊端，这样实际上是把勤奋者栽下的果实无代价地转移到怠惰者的口袋里，在有限的“饭锅”里无原则地任人支用统吃。
正是从这种思路出发，北京市革制品厂最近端掉了这口“大锅饭”，医疗费与企业经济效益，职工个人劳绩双挂钩，大部分按劳分配到个人，建立医疗保健基金，少部分留存集体，补助超支困难户。实行这种办法后，泡病号的少了，职工抱怨不多了，乱开药品的情况没了，全厂药费支出明显下降了，厂长李久源高兴地对我们说，预计今年全厂药费支出将比去年减少1／3，同时职工劳动积极性也得以调动，因为过去看得见，摸不着的医疗费，现在也能通过多劳就多得了。
当然，北京市革制品厂的医疗费改革方法也许不是最佳的，但医疗费这锅“大锅饭”恐怕确实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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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环绕的北京怀柔县琉璃庙乡，是个只有五千多人的穷山乡。近年以来他们利用当地自然优势，办起小铁矿和小水电站，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总产值由一九八四年的三百万元增加到一九八七年的六百七十五万元。图为青石岭小水电站。
本报记者 卢传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