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人类心灵的画师
——纪念尤金·奥尼尔诞生100周年
陈瘦竹
今年是奥尼尔诞生100周年,世界各地都有纪念活动。南京大学和国际奥尼尔学会在南京举行奥尼尔国际学术会议,江苏省文化厅和上海市文化局举行奥尼尔戏剧节。同时,国内其他地区还有许多演出活动。这是我们学习奥尼尔的大好机会,并以此作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戏剧的借鉴。
尤金·奥尼尔(1888——1953)是美国戏剧的奠基人,世界伟大的剧作家。
奥尼尔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20年代末期经济危机,他所见所闻和所感的美国资本主义世界,当然不是人间乐园。阶级压迫,种族歧视,金钱高于一切,物质重于精神,原始欲望不受拘束,美好人性备遭摧残。在这表面富丽堂皇而实际阴暗腐败的社会里,劳苦大众几无立锥之地,许多人虽有向往而终无法实现理想,不少人则用回忆和幻想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奥尼尔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所崇奉的“物质主义”深恶痛绝,同情受苦难的人们,他虽然始终没有找到解救苦难的出路,但他不断地在追求,他特别关怀人性遭蹂躏被扭曲的心理过程,悲天悯人而在否定中衬出理想。
读完奥尼尔的剧作,掩卷沉思,许多人物形象,始终浮现在我眼前。他的独幕剧中最早上演的是《东航卡迪夫》(作于1913年,1916年演出),其中描写水手扬克总是想到陆地上成家立业,但因摔伤、吐血含恨而死。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作于1939—1941年,1956年演出)是他最后一部剧作,描写演员蒂隆一家父母兄弟四人,从早到晚因各有缺点而不断争吵,但又互相谅解的各种苦情。奥尼尔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很不幸,他们的悲剧引起观众的深刻同情。1936年奥尼尔谈到《东航卡迪夫》时说:“从我的观点看来,实在非常重要。从这篇剧作中,可以看到或者感到我以后更重要的剧作精神,人生态度的萌芽。”《东航卡迪夫》中扬克的悲剧,在于长年飘泊在大海上,迷雾遮住眼睛,不知哪里有安身之处。水手和其他劳动人民无所归属的苦闷和哀叹,成为奥尼尔以后所写的《安娜·克里斯蒂》和《毛猿》中的基本情调。尽管奥尼尔的悲剧观念和悲剧创作不断有所发展,但他所谓“萌芽”却是他的根本。这就是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奥尼尔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所侮辱和损害的底层人物的苦难感同身受,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寻找光明前途。现实生活中各种悲剧性的矛盾和冲突,在他的悲剧作品中都有所表现。
1936年瑞典学院授予奥尼尔以诺贝尔文学奖时,一开始就指出奥尼尔早就认为人生是悲剧,并且称赞他是现代悲剧家,这可以说是颇有真知灼见。奥尼尔在世界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在于他别具一格的悲剧创作,他继承并发展了欧洲悲剧传统,开创出新局面。一般认为欧洲悲剧有三座高峰:古希腊悲剧,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悲剧,此外还有以拉辛为代表的法国古典主义悲剧。欧美一些评论家认为欧洲悲剧自十七世纪以后,已经停滞不前,他们不仅将奥尼尔的悲剧一笔勾销,而且将近代悲剧创始人易卜生拒之门外。这是难于令人信服的。
奥尼尔非常推崇悲剧,尤其是希腊悲剧。他强调悲剧中的崇高的美,鼓舞人心的理想,主张悲剧必须要有斗争,不怕失败。奥尼尔的悲剧观念和古典悲剧有密切联系,这就是崇高性和神秘性。但是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奥尼尔,当然并非希腊悲剧家。他主张用“变化了的现代价值和象征”来发展新的表现形式,而使现代观众可以认同悲剧人物。他对美国的社会弊害,看得非常清楚。1928年,他在给批评家纳森的信上说:“旧的上帝已经死去,而科学和物质主义不能成为新的上帝来满足人们尚未消灭的宗教本能,以寻找人生的意义和安慰死亡的恐惧。”1946年9月2日,奥尼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他对美国的观感。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自以为是世界上的领导国家。奥尼尔却说:“美国并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而是世界上最大的失败。其所以是最大的失败,因为美国得天独厚,什么都有,尽管发展迅速,但是缺乏真正根基。美国的主要观念,就是永远玩弄这样一种把戏,就是设法占有灵魂以外的一些东西以保持你自己的灵魂,结果既失去了你自己的灵魂,又丢掉了此外一些东西。”因此,在奥尼尔的悲剧观念中,既有古典因素,又有现代意识。就他的悲剧创作来说,由于他强调所谓“在生活背后的力量”(潜在力量),以及受到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影响,其中不无神秘色彩,但因他是现实主义悲剧家,我们不难发现造成悲剧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从而深刻理解他悲剧的现实意义。
因为悲剧冲突的性质和作家的创作个性各不相同,悲剧就有不同风格。有的悲剧崇高雄伟,表现悲剧英雄为真理而斗争,为正义而献身,真是虽败犹荣,虽死犹生,令人敬仰。有的悲剧凄怆怨愤,表现善良人民横遭摧残,备受苦难,缺乏抗争勇气,以致含恨而终,令人怜悯。此外还有一些悲剧,描写高贵人物由于性格弱点而铸成大错,甚至犯罪,以致追悔不及而自食其果,令人惊心动魄,不胜惋惜。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被缚》,可以说是最早一部英雄悲剧。我国现代悲剧家郭沫若,比奥尼尔小四岁,在40年代初期所作《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和《南冠草》,同属此类。然而奥尼尔的悲剧,却是另外一种格局。
评论家称奥尼尔的剧作为“心理剧”或“心灵剧”,这话当然很有见地。但这并不是说,在他以前就没有心理剧或心灵剧。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或灵魂奥秘,这是剧作家的分内之事。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德斯的美狄亚,就是最早的佳例。歌德曾说“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从他的剧本中,我们可以学会懂得人性的秘密。”拉辛的《费德尔》,素以心理描写著称。至于易卜生与契诃夫的性格描写,同样非常重视人物的内在动作和灵魂奥秘。奥尼尔生活经验丰富,各种感受深刻,并且受到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戏剧以及弗洛伊德和荣格心理分析的影响,对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美国统治下的各种人物的被扭曲和腐蚀的心灵,进行细致剖析,怀着热烈的感情,运用独特的艺术,塑造激动人心的艺术形象。除表现无所“归属”的苦闷,奥尼尔还描写由于幻想、原始欲望、种族歧视、清教精神、自我麻醉、信仰危机、内心矛盾、资产阶级文明以及特殊环境所引起的悲剧。奥尼尔笔下的人物众多,性格复杂,人物心理状态主要是忧郁、怪诞、狂暴和灰暗等。
毫无疑问,奥尼尔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应该首先引起我们的重视。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出现许多文学流派。奥尼尔对于这些流派,如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等从技法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一切为我所用。因此,在他的剧作中出现以前少见的象征、幻景、错觉、面具、日常对话和内心独白同时并进以及舞台上出现几个表演区域等。运用这些技法,以非现实的形式来反映现实内容。《琼斯皇》和《毛猿》被公认为表现主义戏剧,但是奥尼尔深刻揭露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精神却很明显。琼斯在到美国以前曾像牲口一样被拍卖,他非常愤怒,开枪去打买他的那个白人种植园主。这个受苦的黑人怎会变成黑人的暴君的呢,这应该“归功”于美国文明。琼斯曾说:“小偷免不了进监狱,大盗则可以当皇帝……我在普尔门式卧车上干了10年,听到的尽是上等白人的谈话,我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我和你讲的这一道理。”黑人琼斯的悲剧不在于他被黑人群众的追逐和枪杀,而是在于他变成了奴役黑人的白人。如果离开这一现实主题,那么奥尼尔所写的琼斯皇在森林里的心理过程又有多大社会意义?
深刻细致的心理分析,这是奥尼尔给我们的又一启示。戏剧没有动作,演员既无戏可演而观众也无戏可看。如果只是追求离奇情节,而不注意人物心理变化,读者和观众还是不会满足。奥尼尔40年来所写剧作,可以说是美国中下层人物的心理百科全书。这方面评论极多,兹不赘述。我只想就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奥尼尔的影响,略抒浅见。
弗洛伊德对奥尼尔的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悲悼》。奥尼尔以现代眼光来重新处理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西亚》时,主要以弗洛伊德的“情结”论作为悲剧的根源。当然,在《悲悼》中并非没有深厚的社会内容。孟南这一名门望族是个清教家庭,冷酷虚伪的清教精神和自由解放的矛盾,成为这部悲剧所以发生的背景。祖先作的孽,报应在子孙身上。祖辈兄弟两人都爱法籍女仆,等到弟弟和她结婚后,兄长就将他们驱逐出去,剥夺其继承权,以致那一对夫妇先后因贫困而死。他们的儿子立志为父母报仇,就和笃信清教的堂兄之妻发生奸情。在此基础上,奥尼尔便以母子情结、父女情结以及作为这些情结的变相形式的母女仇恨和姐弟恋情来展开这场悲剧。如果古希腊悲剧的根源在于命运,那末《悲悼》的悲剧根源显然就是情结。我们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或者再从这里引伸开去,当我们主张应该学习奥尼尔的心理解剖时,是否还要借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来描绘人的灵魂呢?弗洛伊德以泛性论为基础的情结理论,并非普遍真理,而他竟以恋母情结来分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立论虽似新奇,但终难于自圆其说。因为情结不是正常人的心理结构,所谓作品的深度不在于作品中有离奇怪诞因素,而在于其思想的高度和感情的强度,在平凡朴素之中,同样会有深度。就《悲悼》而论,这部以“情结”为动力的悲剧,令人不免觉得人除性欲外似乎不再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美好的追求,我们很难从中发现悲剧所应有的崇高品质。有人说拉维妮亚是“凶手”,有人又说她是“英雄”,我认为都不是,她是孟南家族的卫道者和牺牲者。当她最后将自己关闭在坟墓似的家中,独自与鬼魂为伍,以“惩罚自己”时,我不禁喟然叹息:“人啊,你真是像莎士比亚所歌颂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吗?”
至于荣格给奥尼尔的影响,主要是所谓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自原始时代以来世代相传的人类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沉淀”在个人无意识深处。集体无意识是潜在意识(原始意象)的贮藏所,常显现在神话、图腾和梦幻中。荣格在给集体无意识下定义时说:“个人无意识大都是由情结所构成,而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基本上是由原型所构成。”原型就是原始意象,荣格认为生活中有多少典型情境,人类遗留下来的就有多少原型。我们在研究奥尼尔的剧作时,当然应该注意他所受荣格的影响。然而我们是否应该以荣格的学说及其原型理论来分析奥尼尔的全部剧作呢?原型作为原始意象或者普遍意象,来自初民社会的部落心理,带有一定神秘色彩,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很难揭示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特色。在我看来,作为人类心灵的画师,奥尼尔的伟大成就,主要并不在于他从心理分析学和分析心理学所受的影响,而是在于他怀着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对社会生活的亲身经验和深刻感受,所以能够揭示人的内在奥秘。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深入而浅出
——读段荃法《天棚趣话录》系列小说
孙荪
“深入开掘”是文坛的热门话题,操各种武器各种枪法的作家都在求深入,深入人的内心灵魂,深入社会和历史的深层结构……最近《文艺报》上以《深入农民魂》为题报道了河南几位最有活力的中青年作家近期创作的总体追求,文中摘录了段荃法的一段话。他说他强烈感到,传统文化酿就的陈旧观念,实在是农村改革的极大障碍。改革难就难在深藏在人们潜意识中的无形阻力,即便是那些可敬的自觉的开拓者,有时也难以避免某些陈旧观念的束缚。我们的创作就要在深入挖掘“农民魂”上下功夫。
这也许可以看作段荃法近两年创作的“夫子自道”。荃法一向笔耕勤奋,但自从1985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活宝》以后,差不多沉默了两年。到了1987年,忽然在《奔流》、《莽原》、《北京文学》、《当代农民》接连推出以《天棚趣话录》为总题的短篇系列小说,原来他不吭气时没歇着,而正在探求着深入农民魂的道路。
这功夫,荃法过去也不是没下过,更不是不知道写人要写魂,但过去着重写的是美的一面,先进典型在阶级斗争和其他生活领域中闪光的一面,在新时期转到写灵魂的阴暗面,丑的一面,但这也仅是从极左的政治思想路线之影响毒害的角度去考察。《天棚趣话录》之与前不同在于,他超越了阶级的政治的单狭视角,来审视更普遍的“群”的心理灵魂,捕捉大家都在奉行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情感方式,从而把农民的也可以说是民族的深层意识中的慢性痼疾凸现出来。
如果归类的话,荃法的这个系列也可算作笔记体文化心理小说。他在执拗而又谨慎地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创造。
《天棚趣话录》中的人物故事都是那“不是东西的东西”。极其平常、琐屑,司空见惯。比如有人出外打工有了点收入后买了条毛毯,可张家借,李家也借,私人借,公家也借,不想买了个祸害,只好送给亲戚。但乡亲继续来借,他赔尽笑脸也挨骂,为了立脚做人,只好再买一条专供借用(《毛毯》)。又如,三人外出做生意要过一条河,因不知深浅每人都找出一把理由不愿先过。最后以大家赔钱误事拉倒(《过河》)等等。就在这司空见惯中展示了蕴涵其中的微妙而又深刻的社会心态。心机精细的段荃法做的就是这样一种工作,他收集的是社会历史文化冲突中“原子弹”爆炸后的“尘埃散落物”,这种弥漫、散落在人际空间,嵌进大家的毛孔,浸淫进人们的骨髓血液的东西。荃法要把这“尘埃”化验、分析、放大、定格,让人们看见“我(我们)原来是这副样子”。
显然,段荃法机智地利用了自己的生活库存。只是过去对这些玩艺“弃之如敝屣”,现在视角一变,把蒙在身上的尘垢涤除后,它们好像长期沉睡而忽然醒了一样,一下子成了闪光的宝贝。同写异乡异闻老井远村化外之民的同行有异曲同工之效,却又避免了舍近求远之劳。
段荃法过去的作品以白描手法和性格化的对话写人物取胜。《天棚趣话录》则转到写社会心理和群体灵魂。追求固然不同了,但段荃法深知写实的力量。他没有抛弃己之所长,而是巧妙地转之而为新的意旨服务。为此他在表现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上,没走张扬主观一路,而是强化描叙的客观性,常常通篇不露一点主观情感态度,结果是“主”藏而“客”显,造成最大限度地凸现表现对象的效果。有些篇什有双重微妙,即以笔之微妙写生活之微妙。比如《风干肉》中,县委办公室老杨拍马有术,官运亨通;杜书记整人有方,不露痕迹;而小申不会辨假,不会做假,被当作“风干肉”而不知原因,到底蒙在鼓里。小说通篇只是不动声色的叙述,只在篇末有一句老杨醉中真言,说小申“你小子,还嫩着哩!”语虽不涉揭露而入骨三分,温婉嘻笑中透出嘲讽尖锐。
《天棚趣话录》几乎看不见心理心态意识流的描绘和铺陈,而是在行动中写心态,好像是现实主义手法中以行动写性格的自然转换。因此,小说还保留着比较完整的故事性。常常是一根线头抽出来,绕来绕去,开始旨意不明,欲言此而先言彼,绕了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渐露旨趣端倪,最终凝聚成一个点,一点豁亮,读者恍然悟出,全篇显示出一种模模糊糊,粘粘稠稠、弥漫流动着的活的心理意识。而某乡某村某人,全是虚拟假托的符号。先是事显而人隐,然后是魂存而事忘。《恩人》这篇小说的主旨说白了就是如何对待一个不称职但却和上级领导人有关系的干部问题。张毛是品质极好的同志,在公社书记胡凤兰危难时仗义相助,有恩于胡凤兰。胡凤兰感恩图报,于是就培养提拔张毛。胡凤兰一再升迁,张毛也提了又提。可是张毛人虽好却无领导能力,也有自知之明,主动要求降职。但县委书记想尽种种办法维护胡凤兰在职时的安排。其理由无非是一个:对上级领导胡凤兰的态度问题。小说的主旨并不在于揭露某个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或某个社会问题,而是展示一种普遍的微妙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胡凤兰出于报恩意识的安排,大家对这安排的顺从和维护,实际上显示了共同存在的报恩意识和对上级的逢迎意识。这种意识已经深入到社会成员的灵魂深处,到了无意识的程度了。
在语言上也可以看见明显的变化。主要是描写性语言的减少,大量运用叙述性语言,概括性细节;文字更加朴素、简约,容量却相对大为增加。一些可以伸展成中篇的题材现在浓缩为短篇,其中的一些三五千字的精粹短篇如果换换手就可能洋洋万言。完全可以体味得出,作者在追求这样一种境界:花儿含苞欲放时最好。
看来,都想深入,深入灵魂,但途径不同。途径约略有三:一是深入深出,一是浅入深出,一是深入浅出。我以为,段荃法走的是深入浅出这一路。“浅出”非浅,至少比“深入深出”之“深出”者不浅。要是有更多的写灵魂心理之作能达到浅出的境界,我们的文学就会有大进步。荃法似还嫌拘谨了些,变幻曲折和泼辣风骚的不足影响了“浅出”的丰富和生动,也影响了“深入”的深广度。我盼望后边的系列更有趣,更有魅力,还不妨增加一点媚力。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何必挤上一条道
胡德培
谈到今天的文学,我们总爱说,它是多样化、多层次、多种试验、多样色彩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事物往往存在另一方面的情形,却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即多样中也常有单一,多种追求中也有时大家都挤到了一条路上去。
比如,报告文学创作,近一两年出现人们称之谓“第三个浪潮”的创作势头,即从宏观角度的、全景式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报告文学”,来势甚猛,今春尤甚。看到如此汹涌而来的潮头,大家在感到欣喜和兴奋的同时,不时也有所隐忧,或感不足。
像“问题报告文学”这种情形,在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中也时有所见。如小说创作中所谓“情节淡化”的追求,诗歌创作中所谓“第三代诗人”对生活的孤独感、冷漠感的表现,散文创作中只着意于身边细小事物的即景生情之类,亦是值得人们注意和研究的。
应该说,在这类创作中,常常有些新颖别致、玲珑剔透的优秀之作,是为人们欣赏和称道的。正因为这类艺术追求、艺术表现,不失为创作中的一条路子,所以,拥进这条道儿来的人与日递增。因此,这种艺术表现才逐渐显出其拥挤和庞杂来,使人慢慢对它淡漠起来。这种情况,是否又露出了过去那种“一窝蜂”的某些形影呢?其实,从事文学创作,由于主体与客体的情况各异,作家的文化修养、艺术追求、思想状态、精神向往的千差万别,生活呈现的形态、个人观察的角度、感情倾向的好恶、掌握素材的多寡各不相同,在创作艺术的选择、把握、落墨、着色等方面,自然是会各有所长、各具特色的。真正有作为有追求的作家,总是不愿去步别人的后尘,亦步亦趋的。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许多作家拥挤在一条道儿上的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作家们竞相试验和艺术竞赛的劲头。就以报告文学为例,近十年复苏以来,它最初是以批判性揭露性较强为发展的第一个浪潮,继而转入艺术上的探讨,纷纷以单个人物为主的着意刻画,出现小说化倾向的第二个浪潮,现在,则不局限于一人一事,而是以某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为中心,将客观现实生活的多方面的全景表现出来,无疑这是发展报告文学的一种新的艺术试验。这种试验,是报告文学作家在艺术探求中一种新的表现方式,也是可能成为报告文学发展的一个艺术新阶梯的。但是,大家都挤在这个阶梯上,难免有时会出现滑坡的危险。在小说、诗歌及散文创作领域里产生的某种拥挤现象,也常常出现一些艺术平淡以及质量低劣的“滑坡作品”。所以,一方面,这种试验和竞赛的劲头是应当鼓励的;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了:正因为许多作家在探索和试验中前进,艺术经验还有不足,艺术修养还欠丰富,有的人间或流露出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倾向,则是应当引起我们警惕和注意的。这些作家,在适合于发挥自己所长的创作路子上,缺少自创新路、自谋新招的勇气,在艺术创造上畏忌艰苦,害怕风险,因此,自觉不自觉地便去寻找别人已经趟出的路径,跟着别人的脚印走去。这是不足取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动态

“全国当代新诗研讨会”在淮阴召开
由《诗刊》社组织发起的“全国当代新诗研讨会”五月三日在江苏淮阴市召开,来自十八个省、市的八十多位诗人、诗评家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们在空前热烈的气氛里各抒己见,对新时期诗歌创作,新诗理论以及中国诗歌与世界文学潮流的横向联系等几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
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鲍昌到会并作了发言,他指出,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同时代生活的距离拉远了,出现了“陌生化”现象,创作中对生活隔膜淡化,结果也淡化了自己的艺术情感这一严重缺陷;他提出作家理论家们注意纯文学的走向和文艺商品化的问题,希望青年们在艺术的上下求索中要脚踏实地、赶上时代潮流。到会的北师大外文系教授,“九叶”派诗人郑敏、诗人陈辽生,《诗刊》主编杨子敏等也作了各有独见的发言。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的新诗在突破旧樊篱之后的今天,正在渐入一曲交响乐的新乐章。
(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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