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理解建筑师
张开济
“改革的总设计师”这个名词，是西方舆论界用来赞扬邓小平同志的，其后苏联《真理报》上一篇文章也有这种提法。不过如果按英文原文直译，应该是“总建筑师”而不是“总设计师”。我在此作“更正”，是想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西方和中国在对建筑师的理解和认识上差距是很大的。在西方，人们的心目中建筑师地位很高，他们从来习惯于把一些有宏才大略，对世界大局有所贡献的政治家尊称为“建筑师”。例如1987年诺贝尔世界和平奖金获得者、哥斯达黎加的现任总统就被称为“南美洲和平的建筑师”。
在国内，建筑师的地位可没有这样高。我国历史上就根本没有过建筑师，最多只有过一些善于造房子的“能工巧匠”而已。我国有大量的优美宏伟的古建筑，可是人们极少知道谁是设计者。而在西方，一些比较重要建筑的设计者都是知名知姓的，不少建筑物还为它们的建筑师刻碑留名。巴黎歌剧院的一侧广场竖着一个半身雕像，就是设计这个歌剧院的茄尼欧建筑师！
清末民初，我国开始有了受过现代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是人们也只知道有工程师，把建筑师也称为工程师，而很少知道建筑师与工程师有很大差别。我国正式有建筑师的职称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建筑师的地位低，“婆婆”很多，谁的话都得听。西方建筑师的处境就要好一些。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是以它的建筑形式新奇独特闻名世界的。它根据的是一次国际设计竞赛的中奖方案。据闻当时法国总统曾要求将设计稍作修改，却被建筑师拒绝了，总统也无可奈何。而在我国，一位总务科长的话恐怕就不便违命，更何况是“首长意志”呢？
近几年来，国内建筑师的“行情”有些上涨。大学里的建筑系成了报考的大热门，有些建筑师当上部长或市长了。但是总的来说，人们对于建筑师工作的理解，一般还认为无非是画画房子图样而已，很少有人认识到建筑师的任务是为人民创造优美、舒适、高效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从而改进社会，造福人类。西方人把伟大的政治家和建筑师相提并论，就是因为政治家和建筑师虽然岗位不同，作用大小不同，他们的工作却都是在为人类的幸福出谋划策，绘制“蓝图”。
建筑师责任重大，工作的好坏往往影响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国家的大量建设投资、城乡的面貌和国家的形象。建筑师在工作中必须与结构、电气和设备等专业工程师，有时候还须与园林设计师、内部装饰师、画家和雕刻家等通力合作，并负责统一这些工种之间的矛盾，所以在西方，人们往往把建筑师比作交响乐队的指挥。
对于总建筑师的要求自然就更高了。作为总建筑师，应当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工作对象从建筑领域扩大到了文化范畴，因为建筑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以为我们还做得很不够。作为建筑师，应该把对个别工程负责扩大到对社会和国家负责，应该关心和研究城乡建设中一些带有方向性和方针性的问题。在城乡建设中，也应当提倡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我们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哗众取宠，更不要迎合投机。
人们应该理解建筑师、尊重建筑师；我们建筑师也必须尊重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才能无愧于建筑师这一称号。
第8版(副刊)
专栏：域外文谈
雷巴科夫的新作
刘季星
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部长篇小说在苏联文艺界和读者中造成了轰动，这就是老作家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的新作《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它描写30年代中期莫斯科阿尔巴特街一座居民楼内几个青年男女的命运，反映了那个时期苏联社会的面貌。主人公亚历山大·潘克拉托夫是一个热情正直的大学生，因涉嫌一个“反党集团”的活动横遭逮捕，流放西伯利亚。小说表明他的冤狱是由于斯大林的排除异己所酿成。作者自称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写两个人，即潘克拉托夫与斯大林，从他们二人的对立中看出那个时代主要的冲突。作者认为不写斯大林不足以表现时代的本质。书中不仅形容他的言谈举止，而且安排大段的内心独白以揭露他的隐秘的心理。小说中穿插着表现斯大林和基洛夫的分歧和不和，把基洛夫写成坚持党性原则、不屈从于强暴的正直的共产党人，通过人物之口称之为全党所喜爱的真正的领袖，最后并把他被刺身亡的情节放在他同斯大林闹僵之后。作者宣称他的描写都是有根据的。就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作出这样的解释，为这样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画出这样的肖像，在苏联文学中是前所未有的。
这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仅仅在小说发表后一个月，作者本人和杂志编辑部就收到读者来信多达500封。绝大多数读者对这部作品是欢迎和肯定的，也有少数读者持反对和否定的态度，但这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
这部小说曾于1966年与1978年分别由莫斯科的两家杂志预告予以发表，均未成为事实，直到1987年4月才在第三家杂志即《各民族友谊》上分三期连载完毕。它受阻未能问世达20年之久，现在之能公开与读者相见，正如作者所说，主要归功于时代和苏共的政策。
作者阿纳托利·雷巴科夫是俄罗斯人，生于1911年。1934年毕业于运输工程学院，曾参加苏德战争。37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长篇小说《司机》（1950）曾获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中篇小说《短剑》（1948）、《克罗什历险记》（1960）和长篇小说《叶卡捷琳娜·沃罗尼娜》（1955）等先后被拍成电影。已有9部作品被译成中文，其中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将有4种中文译本。它的“续集”《1935年及其他》和《1944年》也将于今年开始陆续发表。
（附图片）
雷巴科夫 高 莽 画
第8版(副刊)
专栏：
张“军长”
——岭南人物素描
徐刚
我刚到广东，便有友人指点迷津：“你到乡镇企业走走，那里有人物。”在顺德县乐从镇，一个春雨蒙蒙的中午，我见到了神州牌燃气热水器厂的厂长张鸿强，这里远近闻名的张“军长”。
我大惑不解，一个乡镇企业怎么会冒出一个张军长来？广东所多的是“老总”——动不动就是总经理，谁都对老总们刮目相看，这应是商品经济的一个特点——在这里吃香的不是局长和处长，而是一般被视为能人的“老总”。我问张鸿强：为什么称你“军长”？他说：因为我好骂人！我愕然。“军长”高高的个儿，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有些企业家财大气粗的样子，很漂亮的眼睛里流动着浓重的忧郁。我实在想不到，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首先对我说的是他的忧虑——“成功是比失败更大的考验，成功会诱惑人们重新回到大锅饭的老路上，成功以后怎么办？”
他就是这样思考着，不断地思考着。他哪有时间笑眯眯地去拍拍别人的肩膀，他当然得睁大眼睛关注着产品的质量和更新，急了就拍桌子骂娘，骂完就算，只要你改。他说：“我真想把‘拚搏、危机’四个字，用铁凿子凿到工厂的大门上！”
他们产的神州牌燃气热水器远销东南亚、非洲、中东，也销香港；今年春天又在巴黎博览会上展出；还获得了省优、部优和广东省最佳产品的称号，现在一批成品整装待发，走向世界。你也许难以相信：这样的产品出产于一个小小的乡镇企业，带头研制的“军长”是个农民，读过中学当过兵，复员回乡后让他去管一个只会赔钱的农机厂。1984年，他从香港探亲回来，带回一台外国产的热水器，突然冒出一个灵感：燃气热水器在国内几乎看不见，自己制造自己生产，那是前途无量的。“军长”找了几个师傅苦心研究，1985年敲打出一台样机，请外国专家检测。检测的结果是：差得太远了，最好与外商合作或者干脆进口。“军长”咽下了这口气：不行就是不行，差得太远便急起直追。他从太原请来了北方交大毕业的方工程师，照着专家的鉴定书一项一项地攻关，又敲打出几台样机，送到外国专家手中鉴定。专家们打量着这位高个儿“军长”，那么沉着坚定。更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把样机零件放大100倍检测，又连续使用500个小时，竟然全部过关！这一次打的分数是85分，按照这个国家的法规得80分便可以销售。张“军长”却没有丝毫的轻松感，85分不是满分，而质量上的一点疵点都将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他参观，用眼睛看能在心里揣回多少算多少。回到家乡后又用了半年时间改进质量。专家第三次检测给了90分，并且叹一口气说：“神州一年赶上了我们20年研制热水器的水平。”
“军长”还担心什么呢？他告诉我：“广州缝纫机厂多少年产品畅销，1985年忽然卖不出去了。不居安思危怎么行呢？别人都是傻瓜、都是瞎子？你不前进，人家就会走到你前头去！”
对于荣誉，他忘记得很快。
他相信这两句话：高潮难逢，低潮易得。
因而，他把危机感贯穿于今年工作的整个构思之中。他们从北京、上海又请来了一批技术人员研制新的产品，他们的供销员走遍全国各地收集用户的各种信息。“军长”运筹帷幄，埋下了几路“伏兵”。
他说：“不是改革开放，多少人才将要埋没下去！”
匆匆握别后，我一直在想念他。好不容易拨通了一个电话，想问问厂里“人人关心质量，个个爱护神州”的活动情况，他听出了我的声音，答道：“是的，我是‘军长’！”
第8版(副刊)
专栏：
就职演说
李发模踩过饶舌穿过鹅卵石般烫脚的白眼珠来到这光荣的时刻你风尘仆仆从荆棘丛中奔突而来站在全厂官阶的最高位上以企业家轩昂的气度你说：行动是最有力的就职演说诸位能丢掉铁饭碗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罩在网里的本事只能原地扑腾请给我以土地般的刚强吧我不敢把我比成大理石巨柱但为了顶起大厦而直立我将不顾踩踏随风摇摆的草卉登陆明天需要斩风劈浪的胆识绝不是力尽谋竭的黔驴或许，等着我的将是针芒与挫折但作为人，就该跳出动物般的猎逐既然下海了，我便是不系之舟直抵目的地岸边的凉亭、绿荫休想使我停驻一阵掌声如潮呼啸过会场你在潮头上挥手仿佛扬帆摇橹带着生活给你的柔韧向着蓝天全厂期待的眼睛，如杯为民意选出的带头人举盏庆祝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别忘了“约定俗成”
严秀同志的《牵牛花蔓之六·否、盖、赖之类》写得很好，所谈文章贵在创造、不要生造乱搬词语之理我都十分赞成。但该文美中不足，即忘了“约定俗成”。
语言在它的发展长河中形成了许多规律，无论语音、词汇还是语法，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否则就无法进行交际。
但是，语言规律是怎么来的？是语言学家发明的吗？当然不是，而是人们在语言运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语言学家只不过加以概括、抽象、总结而已。因此，“约定俗成”便成了形成语言规律的不成文法，成了语言规律的规律。各种语言中都有许多习惯用法，最足以说明这一点。比如，在汉语中，“几乎”后面加不加否定词意思完全一样。打篮球，“几乎进去”和“几乎没进去”，无区别；吃东西，“几乎撑死”和“几乎没撑死”也一个样。这有什么道理可讲吗？没有。完全是约定俗成。
严文对“否”、“盖”、“赖”以至“浮想联翩”等词语用法的意见，恰恰忘了这一点。“否”、“盖”都是文言虚词，生活中当然无人再用；但在文章中，偶一用之则很难杜绝，用了，还往往增强感情色彩。“浮想联翩”，本来指的就是形象思维。滥用固然不好，偶用亦属无妨。至于“赖”，本来就有“依赖”与“无赖”二义，“赖着不走”，用的即是“无赖”之引申义，三十年前某名人并未用错，今天仍在使用亦无可厚非。
严秀同志当然知道，成语“每况愈下”本来是“每下愈况”。当年章士钊先生用了“每况愈下”，还受到鲁迅先生的讽刺，说他“不通”。然而，现在怎么样？还有几多人使用“每下愈况”？不都变成“每况愈下”的天下了吗？何以故？“约定俗成”是也。
不知严秀同志以为然否？
袁良骏
第8版(副刊)
专栏：
朱德爱兰 〔年画〕 刘光旭 刘光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