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陈建功致张仲
化“民俗学”于文学之中
——读小说《龙嘴大铜壶》张仲学兄：
大约在两年前从《小说月报》（1986年第7期）上看了你的《古董张》，没少了向人打听张仲其人。后来才听说你是研究天津民俗的行家，曾有关于地方文化的专著出版，心中顿有“这便对了”之感。因为你的作品中浓郁的津门韵味一下子征服了我。若没有对天津文化做过长期的积累、品味、研究，是很难写出这种小说来的。梨园行讲究一举手、一投足、一凝眸、一顾盼，便可知功夫深浅，写小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古董张》收束一句：“脸，这玩艺儿！”简洁而坦率，个中又有多么冷峻的人生体验，对文化心理又有多么深切的审度和喟叹！没有这功夫的人，“踏破铁鞋无觅处”，怕是吐出了五脏六腑，也吐不出这几个字来；有这功夫的人，“得来全不费功夫”，鲁迅夫子所谓“从血管里流出的全是血”是也。
最近，又拜读了你的《龙嘴大铜壶》（《小说家》1987年第6期；《小说月报》1988年第4期）。
展示在眼前的，是一轴纵跨数十年的津门民俗长卷，循着这图卷看下去，一幅幅画面或幽默调侃，妙趣横生；或蕴藉深厚，余味无穷。实话说，我认真地读了两遍，觉得有如山阴道上行，驻足留连，应接不暇。有时候，心中甚至还不免掠过一丝妒意哩！就说你写“三角地”卖门子的妓女梆子来到茶汤摊子上找刘五爷，喝茶汤的主顾们你言我语开玩笑那一段吧——
“……梆子到茶汤摊儿来，往那儿一坐，小小茶汤摊就显得热闹。‘嫂子，真腻乎！一天不见，就想我们哥哥啦！’秃王三递嘴儿了。‘哼！准是拽你们家去了！’梆子也不饶人。有时，梆子趴在刘五爷耳朵根子小声嚓嚓嘛儿，旁边又有人说话了：‘有嘛甜言蜜语，让我们也开开窍。’梆子攥拳头给说话的人来两下子，那个人喊：‘哎哟，嫂子有劲儿别跟我使。’喝茶汤的人嘻嘻哈哈，乐得前仰后合，这才算到了扣子上。
杨四这时候，笑得也眯缝着小眼儿，枣核儿脸都圆了。可是，他多晚也不插嘴，光是低头‘刷、刷、刷’，冲他的茶汤。梆子喝茶汤不给现钱，旁边秃王三打俏皮搅：‘杨四儿还真疼嫂子。’杨四不言不语，还是照样‘刷，刷，刷！’……”
尽管都是无关紧要的玩笑，却把一个个人物都写得活灵活现，把旧时代天津卫底层百姓的生活氛围准确而不费劲地勾勒出来，实在难能可贵。
应该指出的是，你所展示的民俗图卷，并不像时下某些作品那样，只是一些民俗资料的堆砌罗列，或炫耀博闻，或故作凝重。它们是活生生的，充满情趣的艺术创造。你把对津门民俗的研究成果，完全渗透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情感把握之中，这情感，又通过你笔下的具体情境、具体人物性格凸现出来。也就是说，你把民俗学“化”在文学里。这并不是每一个通晓民俗学的人都能办得到的呀！当我们的作家们以为只要有“生活”，便有“好小说”的时候，提出“学者化”，实在是一大突破；然而，当“学者化”也成了陈言，“陈”到不少作家已经把小说写成学术论文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有人站出来说，光是“学者化”写出来的，未必就是“小说”呢？也许，同行们或许可以从你的小说中得到一些启发吧。
当然，对于《龙嘴大铜壶》，喜欢之余，也不是全然满意的。这意见主要是在总体构思上面。以龙嘴铜壶的得与失为线索，展开一个跨越几十年的故事，这题材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你不把这故事写得更加具有传奇性？现在我的感觉是，你把自己的想象纳入了传统文艺理论的框架，使之成为了“反映时代”的“镜子”。你不觉得过于牵强反倒削弱了艺术的感染力吗？在肯定你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一幅精采生动的民俗图卷的同时，坦率地提出这一点，不知对你是否有参考价值？顺祝丰收
陈建功
1988年3月16日
第8版(副刊)
专栏：
从纳尔逊想起的
朱正
最近接触到一点纳尔逊的资料，我才知道这位一生充满着胜利记录的海军统帅，曾经不止一次不服从上级的指挥。每当他自信判断正确，他就毅然决然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
1801年初，他随帕克海军上将率舰队赴哥本哈根。4月2日他正指挥军舰同丹麦舰队作战，帕克担心他损失过重，发出信号令其退出战斗，但他不予理睬。继续激战一小时后，丹麦舰队损失高于英舰队6倍。帕克职位旋即被他取代。
世界上纪律之严大概无过于军纪，特别是战场纪律了。纳尔逊自行其是，可是杀敌致果。看来，英国统帅部事后是认可了他的抗命行为，假使当时用的不是桀骜不驯的纳尔逊，而是位奉命唯谨的军人，也就不会有哥本哈根海战的胜利了。
据纪德说，他曾经就纳尔逊的事迹去问过戴高乐将军：“究竟在什么情形之下与在什么时候，一个军官可以并且应该自作主张，不理睬上面来的命令？”戴高乐回答说：“这只能发生在大事变发生的时候，以及在他的责任感和所接到的命令相违反的时候。”（见纪德1943年6月26日日记）
戴高乐是一位富有责任感的军人和成功了的统帅，他的这个回答是“非常恰当”（纪德语）的。第一，这样的事情不能多，只能发生在大事变发生的时候，如果下属事事都抗命，这个仗怎么能打下去呢？第二，重要的是责任感。如果他决心自行其是，那么他肩上承受的责任便千百倍地加重了。可是他不但要对上级负责，而且要对战争、对胜利、对士兵的生命负责。纳尔逊正是听从了这种责任感的指挥而行动的。为了战争的胜利，在情况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常常需要纳尔逊这样的敢于独立负责的精神。好的统帅也是会授予部将临机处置之权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
在和平时期，一般说来很难遇到那种稍纵即逝的战机，像纳尔逊那样必须抗命行动的事例大概不会有了，可是像他那样敢于独立负责的精神却依然是不可少的。过去领导机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助长了事务主义，权力过多地集中于上级机关，又助长了官僚主义，这些弊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就有一个进一步下放权力的问题。减少那些过于具体的不适当的指挥，只会有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助于现代化建设。下级在得到了更多自主权的同时，也得相应增加独立负责精神，增强对事业、对胜利的责任感，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请记住：纳尔逊每一次不执行上级的命令，结果都是打了胜仗的。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魂兮，跨海来
——怀念诗友覃子豪
林林
人去文采在，身后萧条亦可哀，魂兮，跨海来！
我们的诗友覃子豪，在台湾没有亲属，不幸因患胆道癌于1963年10月10日在台湾大学附属医院逝世。在他艰难困苦的时日，得到许多好友无微不至的体贴，卧病期间，有钟鼎文、彭邦桢先生，西蒙女士等轮流照料，很多朋友慷慨资助医药费，还有他在菲律宾讲学时结交的作家施颖洲的令郎施约翰为他祈祷祝福，绝食三天。这种深厚的友情是罕见的。出殡那一天，由10位青年诗人抬棺，一个姓柴的学生披麻戴孝。骨灰放善导寺。15年后，即1978年，诗友吴望尧先生出钱买了一块墓地，朋友们又进行募捐筹款，才将覃子豪安葬。我得知这些情况，深深地为之感动。
我和覃子豪认识，是1935年在东京的诗歌社，出版刊物《诗歌》（后改名《诗歌生活》），这刊物与《杂文》（被禁止后改为《质文》、《东流》），都是在左联东京分盟领导下创办的。子豪在北平中法大学与几个同学曾合出过诗集《剪影集》，已有写诗的基础。那时候，中国正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欺凌，他一首《给一个放逐者》，愤恨地喊出“国还没有亡，已经把我们当作亡国的奴隶”，又在《黑暗的六日》中呼唤着“在敌人蹄下训练成的战士哟，最大的压迫才能使我们彻底地反抗”。这反映了当时千万中国留学生的心声。同时，他又和一些朋友出版郭沫若命名的《文海》杂志，写诗表示要做迎接暴风雨的战斗的海燕。他那不满现实，争取光明的爱国思想，又兼他的英姿翩翩，待人真诚，使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
抗战之后，我在桂林《救亡日报》工作期间，和他有信件来往，并在副刊《文化岗位》上发表过他的诗文。1941年，他在浙江金华出版《匈牙利裴多菲诗抄》。那时候，他被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派往浙江金华前线，任政治部扫荡简报班第14班少校主任。1943年，子豪辞去国民党军职，在经商中又搞文化活动，曾在福建漳州先后创办《太平洋日报》，任《闽南新报》主笔，创办《南风文艺社》。为着永安受敌机大轰炸，出版诗集《永安劫后》。
1947年因生活困难、家庭事故，就到台湾去，先后任职于物资调节委员会、省政府粮食局、物资局，当了公务人员，很难写诗。后来离开省政府的职务，1954年与钟鼎文先生等，创立蓝星诗社，办了《蓝星》周刊、《蓝星》丛刊、《蓝星》季刊，延续30年，影响很大。他又在台北主持文艺函授学校诗歌班，从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初，现代台湾知名诗人、诗评家多出他的门下，功绩显著。
覃子豪是毕生沉醉于诗，祈望中国新诗走向世界之林的诗人。对某些现代诗，也有所非议。他到台湾以后的诗作，看来不像在东京和大陆抗战时，较多关心时局的社会性，因时间与地点的更变，似乎有意避开政治气氛，着重推敲艺术性，多从景物抒发崇高而空漠的理想，以及沉潜的乡思，出版几本诗集，如《海洋诗抄》，写得很好。台湾是个美丽的岛，举目便是海洋，会得安慰，会得灵感，富有哲理。
覃子豪笔耕甚勤，著作颇丰，他的朋友彭邦桢、钟鼎文、洪兆钺等组成覃子豪全集出版委员会，先后出版了三卷的《覃子豪全集》。第一卷为作品，第二卷为诗论，第三卷为译诗、散文、书信和年表。这是对台湾现代诗坛有了影响和贡献的诗人最好的纪念，受到海内外的关注。但由于海峡长期的隔绝，子豪在大陆的著译作品，在台湾较难收集齐全，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
当前海峡两岸开始人的往来、文化的交流了，情况将会好转。不全的全集，可以补救；但是我们的好友覃子豪过早地辞世，真令我们抱憾至极，怀念不已。我盼望着，终有一天我们能过海去扫他的墓！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史小品
警世钟、雪耻扇及其他
史明迅
今年是五四爱国运动69周年。遥想当年，为挽救民族和国家危亡，全国到处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怒潮。在实践中，人们创造了诸多巧妙的斗争方法，爰记故实，藉志纪念。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南京学生散发的传单上面，正中绘警世钟图一幅，旁有一段说明文字，发人深省：“此钟重四万万斤，现悬挂北京大学。民国四年五月九日起造，民国八年五月九日工竣，用热血与纯铁制成者。”所谓“四万万”当是全国人口总数。“民国四年”和“民国八年”，即1915和1919年，分别为袁世凯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及五四运动爆发的年代。“北京大学”则代指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传单巧妙地将它们熔为一炉，构思新奇，动人心魄。
5月的上海，天气炎热，当时各店都出售一种特制的“雪耻扇”。扇子的一面画有山东和青岛全图，另一面书写《二十一条》条文，用以激励人民时刻不忘救国雪耻。
在卖国贼陆宗舆的家乡海宁，也掀起了斗争的风暴。海宁人民发出通电：“查陆系海宁籍，现经公众议决，宣告削除乡籍，以谢天下。”并决定为陆宗舆立碑，以为卖国者戒。碑长五尺，直书“卖国贼陆宗舆”六字，左右两边并刊“民国八年六月海宁公团立”诸字，一时观者如潮，途为之塞。
罢市斗争开始后，上海一家茶楼窗上贴出一张字条，上书“西家罢市”，初读令人费解。原来是这家店员未经店主允许就采取了罢市的行动，所谓“西家”，是对“东家”（店主）而言的。措词立意，令人叹赏不止。
第8版(副刊)
专栏：
陆与海
桑恒昌我们脚下的这颗星球，吸附着多少海域？海与海的界线，蜿蜒在军人的瞳仁里。最善良的是军人，最凶狠的也是军人。海水不需要堂皇大印的恩准，也不理睬海关要员的盘问，作国际和洲际旅行，像在庭院里遛进遛出。去赤道牵太阳的长须羽化，去南极塑一座千年不化的冰山，把所有混浊的江河，洗涤成蓝晶晶的天空。任何国家的语言它都不懂，任何国家都懂得它的语言。其实海的疆域，无不是陆地的界线。一个是颅腔，一个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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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诗画配
守望者
范有信 画 张稚丹 配诗你虽身姿伟岸若巨人心却仍如孩子般纯真翘首企望交首接耳随风追寻遥远的声音是什么发出金属般的清脆丁零丁零无尽地鸣响抑或有一句高啸一声弦音他们逶迤而来从人海又到沙海你们却不能浪迹天涯只能 只能永远地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