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体育)
专栏：
伟大的跨越
——中日尼三国健儿攀登珠峰纪实
“翻山越岭”这个词，自有人类以来便被不断实践着。然而这一实践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就是1988年5月5日才达到它光辉的顶点。
这一天，中日尼三国登山勇士在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准备、历尽艰险之后，终于从地球上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的顶峰由北到南和由南到北实现了人类登山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双跨越，实现了200年登山史上的伟大梦想。
双跨珠峰将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里程碑，与人类征服南北极一样，永为世人铭记；参加和创造这一伟绩的登山勇士的名字，也将永载史册。
从梦想到现实
一个伟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人类应该为自己的伟大惊叹，甚至应该为自己执著的念头而惊叹。
“珠穆朗玛峰，你们能不能从北坡上，而从南坡下？”那还是1960年，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首创人类从北坡征服珠峰的时候，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副总理曾这样问登山勇士们。虽然当时没有人回答，但人们却记在心里。
有人说，这是可查的、最早的关于跨越珠峰的设想。也许从今而后，在人类的文明史册上，会经常出现跨越珠峰的字眼。但人们不应该忘记，从贺龙当年提出设想，到最终凝结成本文的“跨越”两字，又过去了28个年头。
1985年，中国登山协会向日本、尼泊尔登山界提出，中、日、尼三国联合组队，南北同时双跨珠峰。这一建议很快得到热烈响应。
1986年1月7日，赵紫阳、万里批转了国家体委、外交部、总参共同向国务院递交的《关于组织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的报告》。
中、日、尼三国登山界人士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穿梭往返于北京——东京——加德满都——香港之间，经过14次密切磋商，最终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紧紧握手了。1987年2月24日，《中日尼1988珠穆朗玛／萨迦玛塔友好登山议定书》在北京签字。现代登山200年史上伟大梦想的蓝图被明确勾画出来了。
是的，28年过去了，这个蓝图以及现实的跨越都和那最初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
用现代的科学技术直接向世人展现征服自然的过程，当年未曾想过；
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登山勇士们携手并肩，共同实现这登山史上创时代的跨越，当初也未曾想过。
28年后，中日尼三国联合的这场地球之巅的首次大跨越，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写下了更具深意的一笔。
在登山开始之前，尼泊尔北侧攀登队队长塔什·藏布说，“我们是一支联合登山队，我们将用行动证明我们是一支友谊的队伍。”日本攀登队队长重广恒夫则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在这场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一切分歧最终会被克服。在地球之巅，三国勇士们互相热烈拥抱，泪如泉涌，为他们共同的成功、为人类的成功、为他们肩负的人类登山史200年来的伟大梦想实现而欣喜若狂。
梦绕魂萦珠峰路
双跨珠峰已成为人类辉煌的历史，那前进，撤退、再前进，为冲击顶峰实现最后跨越而奋斗的60多个昼夜已经成为梦绕魂萦的难忘回忆。
1988年3月3日，三国登山队北侧队率先进入海拔5154米的北侧大本营，并于3月16日开始第一次行军，拉开了200年登山史上跨国界联合的大规模跨越珠峰的序幕。
自1953年珠峰首次被征服以来，人类曾数十次踏上珠峰之顶，然而珠峰并没有因此变得驯服。1986—1987年两年，世界上20多支登山队试图征服珠峰，但只有一支从南坡获得成功，其他均告失败。
这就是世界最高峰。16日，北侧行军一开始，珠峰就以其不同寻常的暴风雪开始了它对人类这次非同寻常征服的顽强抵抗。风魔不断撕毁一、二、三号营地的帐篷，队员们甚至几天被困在帐篷内无法活动。
“那风吹得人烦燥不堪，简直要发狂，怒不可遏。”有不少队员这样回忆说。
不过，风终究没有挡住他们。3月22日和23日以中方队员次仁多吉、加拉、嘎亚、达穷为前驱的三国修路队抓住大风减弱的战机，奋力打通了北坳第一险关——北坳冰墙，赢得了第一个胜利。但是，接着在向北坳顶运输的战役中，三国队员又在高差400米、令人晕旋的北坳冰墙上与大风雪展开了严酷的拉锯战，不时有人败退下来。3月27日，三国所有的运输队员都在离冰墙顶部只有78米处被风雪打了下去。
为了不至延误整个登山计划，3月28日，北侧第一队长曾曙生向山上中方队员发出要坚决完成任务的动员令：“大本营是汽车能达到的高度，前进营地（海拔6500米）是牦牛能达到的高度，北坳冰墙对登山队员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
考验的确才刚刚开始，但这个考验是这般严峻。3月29日，当北侧终于完成第一次行军任务时，三国登山队中已有5人因病下撤了，5人中包括中方主力之一的小多布杰。任务完成得艰难啊！
4月1日，北侧以达到8300米六号营地为目标的第二次行军开始。这天，三国登山队南侧队大部经过长达9天的步行军，终于到达设在危机四伏、冰雪崩频发的孔布冰川中部的南侧大本营，营地海拔5350米。中方南侧攀登队队长仁青平措头一天到达后即率队员小齐米、杨久辉上山侦察行军路线，南侧行动就此开始。
双跨珠峰，三国联合的南北大行军从此全面展开。在这次跨越中，三国队员以各自独特的技术和经验的结合，为这次行动的成功提供了更多的保证。但各队在登山中的协调、战术思想上的统一，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4月2日，北侧向第二险关、海拔7028米至7450米的冰雪地带和大风口发起挑战。中日尼各派出一名主力，但是由于中日双方在战术上发生分歧，北侧第一攀登队队长重广恒夫没有采纳中方“早行军、早宿营、尽可能快速穿过大风口避开强风区”的建议，结果由小加措、山田升、那旺永旦三人组成的修路队只到达7300米便被狂风击退。为此，当晚在中日尼三方指挥人员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中方列举了1960年和1975年两次登山中的血的教训。日本队第一主力、曾登过7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山田升也从前进营地发回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没想到大风口的风如此之大，而且是永无休止地吹着，早出发也许会主动些！”
事实终于说服了重广恒夫，翌日清晨9时，小加措、山田升、那旺永旦再次向大风口进军。下午1时，他们终于突破了大风口，但这天出发还是嫌晚了。为打通大风口立下头功的小加措因强冷风而遭到了冻伤。
也许这是为认识自然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吧。有幸的是，又一难关终于被打破了。分歧也归于消失。
4月7日至9日，北侧相继打通了7790米的五号营地和8300米的六号营地道路，紧接着便开始了北侧道路最为漫长、最为艰巨的运输。
“我背上沉重的装备站在北坳顶上，看着遥远的五号营地，就象站在马拉松起跑线上。是的，当时我每走一步都在想，扔掉背上的东西算了吧！”孙维琦，这位中国队身体素质训练教练，在初次尝到负重走向大风口，通过残岩密布的陡峭山路的滋味后说出了心里话。这次登山本没有他的任务，但因他再三要求，终于成为北侧队的一员。孙维琦曾经是冰球运动员，十年冰球生涯中他断过鼻梁、折过手指。“以前我打冰球，每当球打在挡板上弹回来，总有几人上去抢，这时谁能咬牙坚持住，谁就有可能抢到……”孙维琦最终没有扔掉背上那沉重的装备，也许这是得益于他的经历，这大概也就是他第一次登山就能达到8300米高度的奥秘吧。
在登山运动中，险恶的地形，漫长的道路，缺氧和极度的疲劳等等，这些都不难想象，但要想象登山队员有时的孤独情状，就不那么容易了。
李致新，这个登山开始之前北侧中国队中的未知数人物，在第二次行军中只身一人完成了北坳顶至五号营地、六号营地的运输任务。在长达七八个小时只有风雪为伴、在飘渺云间的艰难行军结束后，李致新抑制不住感情，当着攀登队队长宋志义的面哭了。“只有我一个人。”他说。然而李致新终于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北侧第一攀登队队长重广恒夫的称赞。这也为他最终入选第一批突击顶峰名单奠定了基础。
正当北侧队执行最为艰巨的第二次行军运输任务时，南侧队也遇到了巨大障碍。
4月7日，南侧一号营地附近道路被冰崩摧毁，架在冰裂缝上的许多金属梯被砸进冰缝之中。是日，中方队员罗申失足掉进冰裂缝，幸亏他机智地一挥冰镐钉住了冰壁，才免遭灭顶之灾。
4月11日，在距三号营地200米处，一名尼泊尔队员也在一个深达40米的冰裂缝处遇险，幸得中方南侧攀登队队长仁青平措及时相救才脱险。
本来比北侧要少建两个高山营地的南侧队由于不断的冰雪崩袭击，不得不频频待机，形势越来越不乐观了。仁青平措急了，4月11日，他率队直驱7400米三号营地后，为打通南侧最后一道难关——海拔7980米的南坳路线，他在山上一呆就是13天。4月19日，南侧出现恶劣暴风雪天气，狂风卷起冰块砰砰砸在帐篷上，队员们被迫用睡袋挡住头部，熬过了一个惊险漫长的夜晚。当天，南侧队长王振华考虑山上人员的安全，曾命令仁青平措带队下撤，但仁青平措拒绝了。为此，那一夜王振华彻夜不眠地守在报话机旁。
4月23日，南侧天气出现转机。仁青平措又带着中方队员小齐米及尼方队员安格·瑞塔上山。这天，他们终于一气打通了南坳，一天完成了两天的任务。
仁青平措，当我们在拉萨第一次和他握手时，发现他的双手只剩下4个手指了。就是这样一位指挥者，在到达大本营的第一天就率队上山，侦察行军路线。在南北所有攀登队长中，始终走在开路前列的只有仁青平措一人。
正当南侧为打通南坳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战时，北侧队已于4月17日结束了第二次行军，全体人员撤回大本营休整。
“勇士们，辛苦了！”写着红色大字的黑板面朝珠峰、面朝勇士们。分别一个多月的队员和营地工作人员见面后，抑制不住感情，握手拥抱，许多坚强的男子汉们的眼泪流在一起。
“那时，你在哪里？”
假如有人问，什么事可以用“战争”两个字作比？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登山。因为它意味着风险、牺牲，但它又因此而具有荣誉感和使命感。
一、二次行军归来，队员们焦虑思索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现代登山史上这个伟大梦想就在眼前，谁能进入突击顶峰的名单？谁不想亲手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编年史上写下精彩的一笔，哪怕是用血、用生命。
队员们在猜测，记者们在猜测，登山指挥部更是慎之又慎地百般权衡。因此，最后一次拍板会也改在汽车里进行。
“汽车会议”之后，紧闭的大幕拉开了。4月23日上午，中方举行全体队员会议。不出所料，中方北侧头号主力次仁多吉被委以第一跨越的重任。这位以六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完成从7028—8300米运输任务，从而震惊北侧的藏族队员在掌声中站了起来，并挥了挥拳头。和次仁多吉同组担任支援的是汉族队员李致新，但是宣布时，全场一片沉默。
“李致新，你是要登顶还是要脚指头？”曾曙生问，那声音、表情和全场的气氛一样冷峻。
问题的焦点正在这里。前面两次行军，李致新左脚拇指冻伤感染，据医生诊断，再次行军就有坏死、切除的可能，并有可能影响其它脚指。
“李致新，到了8700米突击营地时，走不动了怎么办？”曾曙生又问，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爬上去！”李致新从牙缝里蹦出了三个字。
需要咬牙的不只是李致新，许多人都在为李致新咬牙。前几天，北京总指挥部史占春总队长向大本营传达审批突击队名单意见时说，“现在是一级战备，一切按特殊情况办，该咬牙的就要咬牙！”
李致新笑了，但笑得非常沉重。这并不是因为脚指，而是因为这个决定说明队友们对他的期望。
“突击顶峰的第二组人员是达穷——跨越、罗则——支援！”话声未落，小加措掉泪了：“为什么不让我上？到了8200米我就不下来了，死也要上去！”
许多队员眼圈红了，小加措的父亲曾经参加过1958年珠峰侦察。这次出发前，父亲一再嘱咐小加措要完成任务。
“这样的机会对我就一次，希望一、二次突击后不要马上下撤，给我一个机会吧！”大齐米也红着眼圈发话了。他脸上冻伤的黑斑还未退去。去年集训临行前，他父亲病逝，母亲对他说：“你去吧，一定要登顶啊！”
走之前他给母亲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想让母亲听他的好消息。
“可是我如不能参加登顶，我的母亲问我，‘齐米，登顶时你到哪里去了？’让我怎么说呢！”
这就是我们的队员——被称为世界上真正的一流硬汉。风吹雪打，可以冻伤他们，可以吹裂他们的嘴唇，但他们不曾为此诉过一句委屈，而现在，为了那登顶的宿愿，他们却像孩子般地哭了。
“那么多的兄弟把机会给了你们，你们就是代表小加措、大齐米他们上去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曾曙生对入选突击队的四名队员说。
“我很难过，齐米、加措、加拉、开增，他们都为这次登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登顶的人却是少数，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他们。”几天之后，次仁多吉看到中方记者后这样说。
4月27日，北侧全体中方队员出发了。
那天，天空湛蓝，三国国旗在北风中猎猎作响。大家依依而别。什么也不用说，只是一双双手紧紧地相握。曾曙生队长捂着嘴无声地流着眼泪，此时此刻，有谁比他的心情更加沉重呢？！人们不情愿，但事实却千百次地告诉他们：在勇士们下山参加庆功会的时候，或许那英雄的队伍里会少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天，许多人流着泪，一直目送着队伍消失在峡谷里。
天空中飘着一缕缕淡淡的白云，似乎是队员们留下的话：“对登山运动员来说，也许明天就是归宿，所以，我们格外珍惜今天！”
历史的瞬间
“世界最高的地方是我们3人！”
1988年5月5日12时42分，中日尼3国联合双跨珠峰登山队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历史性时刻。率先到达珠峰顶峰的中国队员次仁多吉在顶峰大吼：“我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日尼3国友好登山队报告，我们上来了！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他的声音通过北侧大本营的业余电台直达北京。
14点23分，中日尼3国登山队又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历史性时刻。次仁多吉、山田升、昂·拉克巴3名率先从北侧登顶的队员创纪录地在顶峰停留99分钟以后，开始实施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伟大跨越。
15点53分，南侧中国队员大次仁踩着齐腰深的积雪，经过长达8小时的极尽艰辛的行军，第一个从南侧登顶。32分钟后，南侧攀登队队长仁青平措与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也到达顶峰。他们3人嗓子全都哑了，但是，他们还是用嘶哑的嗓子报告了他们的成功。
16点25分，3国登山队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历史性时刻。安格·普巴与北侧登顶的日本队员山本宗彦以及3名日本电视台摄影记者在顶峰会师。
17点整，中方的大次仁、仁青平措和尼泊尔的安格·普巴开始从珠峰顶峰向北侧跨越，从而实现了人类双跨珠峰的伟大梦想。中方支援队员李致新、尼泊尔支援队员拉克巴索巴今天也从北坡成功登顶。
5月5日，在3小时17分钟之间，中日尼3国勇士12人相继征服了世界第一峰。
中日尼南北两侧登山勇士在珠峰顶峰握手告别，他们向世人宣告：人类已成功跨越了世界上最高的国境线；
人类已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跨越；
人类已完成了一次从地理到心灵的跨越；
人类对大自然的永恒好奇心和无畏的勇气促使他们对大自然新的探索和征服从此开始。本 报 记 者 张 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王玉泉新体育杂志记者 曹玉春北京晚报记者 娄晓琪西藏日报记者 刘新平中国新闻社记者 王 平体育报记者 邓学政（本报珠峰北侧大本营5月5日电）
（附图片）
第二次行军归来 本报记者 张 抒摄
中日尼三国队员在化雪取水 本报记者 张 抒摄
登山队员们又出发了 本报记者 张 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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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勇士下山最新消息
本报讯 截至北京夏令时5月6日凌晨0点30分，在珠峰北侧，中国队员仁青平措下撤到8680米的突击营地后，因体力消耗太大，不再继续下撤。3名日本电视记者和日本队员山本宗彦离开突击营地继续下撤以后，一度迷失方向，现已寻到路径，正在大雾和小雪中撤向8300米的6号营地。中国队员李致新、大次仁和尼泊尔队员拉克巴·索那已撤到6号营地。尼泊尔队员安格·普巴已安全返回7790米的5号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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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占春谈“世纪大跨越”
几个月来，在三国联合登山队总指挥部里，他比谁都忙。几天来，他守在无线电台指挥冲顶决战，比谁都紧张。当双跨珠峰的勇士们在地球之巅胜利会师的时刻，他比谁都激动，在对讲机前举着双臂欢呼起来。
今年60岁的史占春，曾在1960年和1975年两次担任中国登山队队长，率队攀登珠穆朗玛峰。这次他又担任三国登山队首席总队长。他亲身领略过攀登的艰辛，也享受过胜利的欢乐。谈到这次意义不同以往的“世纪大跨越”，史占春说，我们集中了80年代世界登山运动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聚集了登山运动的精英，又有可靠的气候条件作保障。三国运动员语言不同，其中中国队里登顶的又有汉、藏两个民族的队员，大家团结协助，各级指挥员很好地领会总指挥部的作战意图，这样友好合作取得的圆满结果，超出了原来的预想。
对属于勇敢者的登山运动来说，跨越珠峰的胜利进一步挖掘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潜力，也是人类了解和揭示大自然奥秘的新的开拓。同时，它发展了登山技术和战术，推动了国际登山运动。中国队员次仁多吉在基本不用氧的情况下，留顶时间将近100分钟，这在珠峰攀登史上实属罕见。史占春话语间流露出自豪。
记者请这位登山队的前辈评价年轻勇士们的表现，史占春说，先后登上顶峰的队员表现都很出色，但情况又有不同。南侧队员5月4日兼程行军赶到突击营地，保证了5日会师珠峰的良机不致错过，可是体力消耗很大。在突击顶峰时，踏着齐腰深的积雪，跋涉8个小时，这是何等坚强的毅力啊！
正在兴奋之中的史占春始终没忘记自己作为首席总队长的职责，他冷静地说，现在我们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但还不是最后的胜利。安全下撤很不容易。正如常言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当年我在登山时，处在危险之中而自己并无察觉，现在看人家登山，心里比自己上去还紧张。
紧张归紧张，看到中国登山运动后继有人，这位正准备退居二线的老队长心里踏实多了。 本报记者 汪大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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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摄像史上的奇迹
双跨珠穆朗玛峰的中日尼三国登山健儿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人们也同样钦佩着把这一伟大的历史性画面奉献给亿万电视观众的日本电视台的记者。因为他们不仅亲身参加了双跨珠峰的战斗，而且完成了世界摄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首次实现了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的实况转播。
随同北侧登山队员登顶摄影的3名记者中村进（42岁）、中村省尔（45岁）、三枝照雄都是日本电视台的记者。他们都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和经历。三枝照雄曾在1985年10月从尼泊尔一侧登顶成功；中村进、中村省尔都是第三次向珠峰挑战。中村进在1980年曾作为接应队员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登至8750米处（差98米），因体力不支未得成功。在这次登顶过程中，中村进负责摄像兼采访，中村省尔负责器材，三枝照雄是接应队员。
要实现峰顶摄影，器材的轻量化是先决条件。日本有关方面为准备这次实况转播，花了一年多时间从耐寒、轻量、性能三方面对摄像机多次进行了改良。这次用于登顶途中摄影的是超小型CCD摄像机（机身重1.4公斤，连同电瓶等共约5.9公斤）。中村进头戴着这个全自动超小型摄像机，拍摄北侧队员登顶时的情况。到达顶峰之后，他再使用6倍变焦小型摄像机拍摄三方队员顶峰会师时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中村省尔则背着全部电瓶及附属器材。三枝则把中途转播的直径1米多的抛物天线一直带到顶峰。他们在突击顶峰的道路上不仅不比队员们少走一米，而且必须超负荷行军，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完成这次实况转播，日本电视台派出了40人的庞大采访组。三名登顶记者拍摄的声像，通过三个中转站，传至北侧大本营，然后通过大本营的转播站将信号送到印度洋上空的通讯卫星，再发往日本和其它各个国家和地区，使亿万观众看到了令人激动的历史性画面。
本报记者 孙东民 吴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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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美苏四国体操对抗赛我获两项冠军
新华社东京5月5日电（记者姜占国）历时两天的中日美苏4国体操赛今天闭幕。中国选手在今天举行的单项比赛中获得两项冠军、六项亚军和一项第三名。
在男子单项比赛中，中国选手方敏以9.725分获得跳马冠军。方敏还获得自由体操和双杠亚军。王崇升获得鞍马和单杠亚军。另一名中国选手傅鲁明获吊环亚军。
中国女选手罗峰以9.85分获平衡木冠军。她还获得自由体操第三名。陈翠婷获跳马亚军。
实力雄厚的苏联选手在今天的比赛中获得8项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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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泳创一项亚洲游泳最好成绩
新华社广州5月5日电 （记者何惠飞）1988年全国游泳冠军赛首场比赛即传捷报：上海女选手庄泳以56秒02的成绩，超过了女子100米自由泳56秒22的亚洲最好成绩。
安徽选手陈剑虹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以1分3秒65的成绩打破1分3秒66的全国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