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4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邯郸地区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管理
实行选聘任期制,优升劣降,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
本报讯 河北省邯郸地区采取公开竞争、择优选聘和逐级聘用的办法,把竞争机制引进企业、事业和党政机关的干部管理,从而增强了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调动了各级各类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邯郸地区辖十三个县,是个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旧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是其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1986年底,地委、行署联席会议决定向改革要出路。
他们的具体作法是:
企业单位的干部管理采用公开选聘制、直接聘任制和合同管理制三种形式。公开选聘制就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面向社会公开征聘,择优选择最佳经营人才。在组织答辩、公开角逐以后,本单位职工投信任票,然后与领导相结合进行民主评议,确定中聘者,最后签定聘用合同。直接聘任制是经有关部门制定出应聘条件和管理目标后,在企业内部公布,若原班子敢于应聘承担,就签订合同书,重新聘任职务。这种被称作“内竞争”的引进形式,与委任制截然不同。它不仅有管理的目标、责任和期限,而且通过合同形式,重新确定了政府与企业领导者的关系。合同管理制就是用招标承包的办法,把一个企业的干部交给外单位、外地区中标承包者管理。其形式是用合同契约,规定管理目标、管理权限和管理期限。
事业单位干部管理目标要突出社会效益和有助于事业的发展;选聘条件突出专业性和协调能力;选聘范围一般在本系统之内;契约关系一般为责任书,而不签合同书。
党政机关的干部管理采用的是与企、事业相近的选聘任期制。对地、县工业主管部门,即过去的行政性公司,按照企业干部的管理办法,直接由选聘定任免;由人大常委会任免的行政局干部,人员选聘后,再按法律程序办事;由选举产生的干部,只通过竞争产生候选人,然后由选举定任免。
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管理,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拓宽了选人渠道、破除了“论资排辈”,有利于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每一招聘广告登出后,前来报名的应聘集团和个人十分踊跃,有充分选择的余地,这是传统工作方式所不能做到的。经调查,在全区选聘的3426名领导干部中,不大合格的不到0.2%。
——实行任期有限、优升劣降,有利于打破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引进竞争机制,落聘自动辞职,聘任期满职务自行中止,完不成指标按规定解聘职务,使能上能下变得顺利多了。这个地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有1500余名领导干部落聘解职,至今未发现告的、闹的和占着位子不下来的。
——实行民主监督、公开评判,有助于克服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有一个乡党委书记,过去安置乡直单位负责人都是他说了算。引进竞争机制,打破了“关系网”,这位书记说话不灵了,再靠任人唯亲也行不通了。邯郸地区3000多人中聘上任,没有发现由个别或少数领导“钦定”的;1500余名落聘干部,也没有发现靠关系继续留任的。
——鼓励自荐、双向选择,有利于人才合理流动,人尽其才。引进竞争机制,打破了行业、单位所有制,打破了任职界限和固定身份,把单位选择人才与人才选择职务结合了起来。临漳县周杰,煤矿学院毕业后,县里安排他当了交通局副局长,专业不对口,想动动不了。这次县煤矿选聘矿长,为他流动提供了机会,中聘当上了矿长;成安县有个农民,中聘当了县百货公司经理。
——指标明确、赏罚严明,有利于激发干部的潜在能力。魏县造纸厂厂长,过去有点软,这次继续中聘后,有了压力,有了危机感,一上任就办了几件硬事:辞退了14名临时工,把14名科室人员下放到生产岗位,把成本分解到车间……职工们反映,选聘后厂长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刘春 邵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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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桂阳县委欢迎群众监督收到批评建议三千余条
本报讯 中共湖南省桂阳县委实行工作职责公开、党内生活公开、监督公开、重大决策公开,提高党务工作透明度,加强了县委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民主化建设。
县委按照“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原则,制定工作岗位责任制,明确规定县委集体、常委成员以及每位委员的职责,并向党内外群众公布。使每位领导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既有权力,更有责任。县委领导成员不仅向党的上级组织述职,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向党内外群众述职。1986年以来,县委先后召开六次不同层次的党内外干部、群众代表参加的述职会议,由每个县委常委全面汇报自己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直接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
桂阳县委每年定期把常委生活会情况向下级党组织、党员群众公开,向政府、人大、政协等主要领导同志公开。对县委领导班子成员中的重大问题,区别情况在不同范围内适时公开,借助党内外的正确舆论,创造一种良好的政治空气。一名原县委常委在任乡党委书记期间,先后超领奖金,私分罚款共900多元,拒不承认错误。县委将他的错误在局级单位党组织中通气,听取意见,转达给他;召开生活会对他进行批评帮助;在县直机关党员大会上进行批评,使他认识了错误,作出检讨,接受了撤销常委职务的处分。
县委制定关于端正党风的决定,发到基层,欢迎群众监督。1986年,个别县委成员和少数党员干部搞违章建私房、弄虚作假搞“农转非”等,县委经过认真调查,对11名党员干部给予党纪处分,有关部门依法逮捕犯有贿赂罪的两名党员干部,县委还将处理结果向全县通报。两年来,县委共收到群众的批评建议3054条,其中与县委有直接关系的986条。县委对这些批评建议进行了分析归类,并根据轻重缓急,分别作出了处理。
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县委总是先把决策意向给政府、人大、政协通气,向各级党组织通气,听取各层次党内外群众的反映,尽可能搜集各方面意见,努力避免决策片面性、主观性和盲目性。县委在制定去年全县经济工作方针时,群众提出县委忽视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县委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发现桂阳有发展乡镇企业的丰富资源,很快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写入全县经济工作方针,乡镇企业在一年内得到了发展。在重大决策的实施过程中,县委注意继续倾听群众的意见。一旦发现失误,立即纠正,决不蛮干,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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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小议“没有提不同意见的”
张庆龙
到基层了解情况,常听到一些领导同志这样说:“我们一班人非常团结,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没有提不同意见的。”开始听了,很是感慨,后来这种话听多了便产生了怀疑:总是“没有提不同意见的”好么?
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为了担负起领导和管理的责任,当然应当搞好自身的团结,否则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是,团结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任何单位都有矛盾,都有反映这种矛盾的不同思想。一个领导集体,大家在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对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人唱唱“对台戏”,都是正常现象。正是有了这种不同意见的相互撞击和交流,大家的头脑才会保持清醒,才会减少重大决策上的失误。谈问题各抒己见,干工作齐心协力,这种“和而不同”,才是真正的团结。相反,如果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团结”到了“没有人提不同意见”的程度,倒让人怀疑那单位是不是有人在搞“一言堂”?是不是缺少民主空气?
在经济上盲目求纯,曾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政治上盲目求纯,也使我们吃足了苦头。那种追求表面上的“完全一致”,追求没有不同意见的团结,其实是自欺欺人,对工作、对团结都不利,在现实生活中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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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总理任命一批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5月3日任命了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国务院副秘书长白美清、李昌安、阎颖、王书明、刘忠德、何椿霖、常捷、李世忠、席德华、安成信,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刘述卿、朱启祯、齐怀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房维中、甘子玉、叶青、张寿、郝建秀(女)、刘中一、盛树仁、陈光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贺光辉、刘鸿儒(兼)、张彦宁、高尚全,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滕藤、朱开轩、柳斌、邹时炎、王明达,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阮崇武、蒋民宽、李绪鄂、郭树言、朱丽兰(女),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沈荣骏、谢光、怀国模,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伍精华(兼)、赵延年、江家福、卓加、陈欣(女)、张竹、包玉山,公安部副部长顾林昉、陶驷驹、俞雷、胡之光,监察部副部长刘鸣九、徐青、何勇、冯梯云,民政部副部长张德江、邹恩同、范宝俊,司法部副部长金鉴、鲁坚,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刘仲藜、项怀诚,人事部副部长程连昌、张志坚、张汉夫,劳动部副部长严忠勤、李伯勇,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夏国治、张文驹、张宏仁、方樟顺,建设部副部长叶如棠、干志坚、周干峙,能源部副部长史大桢、胡富国、陆佑楣,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孙永福、罗云光,交通部副部长王展意、郑光迪(女)、林祖乙,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张学东、唐仲文、曾培炎、赵明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姜燮生、刘纪原、何文治、孙家栋,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黎明、王汝林、徐大铨,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林殷才、谭竹洲、王珉(女)、潘连生,轻工业部副部长康仲伦、陈士能、于珍、肖永定,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季国标、杜钰洲、王曾敬,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宋直元、吴基传,水利部副部长娄溥礼、钮茂生,农业部副部长相重扬、陈耀邦、刘江,林业部副部长刘广运、徐有芳、沈茂成,商业部副部长潘遥、何济海、张世尧、傅立民,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李岚清、吕学俭、王品清、沈觉人,物资部副部长凌毓勋、丁孝浓、陆叙生,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王济夫、刘德有、英若诚,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聂大江、马庆雄、徐崇华、陈昊苏、王枫,卫生部副部长何界生(女)、顾英奇、胡熙明,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何振梁、袁伟民、徐寅生、张采珍(女),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常崇煊、彭玉(女),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邱晴(女)、童赠银、周正庆、陈元,审计署副审计长崔建民、罗进新、李金华、郑力(女);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谋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署长戴杰,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徐志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任中林,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胡逸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国家海洋局局长严宏谟,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国家地震局局长安启元,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国家档案局局长韩毓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任务之,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吴庆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常捷(兼);国务院法制局局长孙琬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晖、副主任林水龙、李星浩、陈白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副主任李后、鲁平,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椿霖(兼);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中国专利局局长蒋民宽(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兼),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主任陈原,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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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会见卢旺达外交合作部长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卢旺达外交合作部长弗朗索瓦·恩加卢基英特瓦利一行。
宾主高度评价了中卢友好合作关系,并就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交换了意见。
卢旺达客人于5月2日抵京,参加于昨天开幕的中国—卢旺达经济技术贸易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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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荣毅仁将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英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应英国议会邀请,由荣毅仁副委员长率领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将于5月9日至15日对英国进行友好访问。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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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不丹第五轮边界会谈将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和不丹王国政府商定,中国和不丹将于5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第五轮边界会谈。
他说,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不丹代表团团长是贸易和工业部副大臣奥姆·普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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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赤道几内亚人民代表院代表团
洪都拉斯国民议会代表团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邀请,由副议长何塞·安东尼奥·费尔南多斯·古斯曼率领的洪都拉斯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团将于5月5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他还宣布,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邀请,由议长弗朗西斯科·博丁·恩加洛率领的赤道几内亚共和国人民代表院代表团将于5月10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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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楼寄语
——团十二大代表天安门上话改革
本报记者 陈维伟
5月4日,这一天是属于青年人的。
早晨,出席共青团十二大的2000多名代表迎着八、九点钟的太阳,兴高采烈地登上天安门城楼。
就下午即将开幕的团十二大,记者与部分代表在城楼上攀谈起来。
来自机关团委的吉林省代表刘继光说:党的十三大和七届人大为团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现在,青年盼改革,团员盼改革,我们团干部更盼改革,我们很想为青年多办一些事情。团组织若不代表青年的利益,不为青年着想、为青年办事,我想,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过去,团的先进性讲得多,群众性讲得不够,“官办色彩”较浓,这不利于团结广大青年。青年在就业、升学、晋级、入党等方面遇到阻力,需要团组织出面去排除。共青团应转变职能,成为青年利益的社会代表。
从城楼大厅参观出来,有6位代表要以天安门广场为背景合个影,并请记者帮忙。经询问,他们均来自湖北省的高校团组织。聊起高校团的情况,他们告诉记者一个数字:全国高校有100多万团员,占全部在校学生的95%。他们说,目前的改革草案,没有更多地照顾到高校团组织的特点。高校团员的先进性拿到整个社会上来看,层次是比较高的,但仍需要进一步提高素质,有更加严格的组织管理制度,从而培养出一批批高质量的“四有”人才。可以说,全国高校就是一所最大的团校和培训先进青年的基地。他们还呼吁,请各级党委进一步放权,使团组织具有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在城楼东侧,记者巧遇深圳市团委书记谢建文。他对起草全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颇感兴趣,他说,保护青少年的权益,很重要,这也是团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深圳早已有了《青少年保护条例》、因为我们特区“三资企业”(合资、合作、独资)多,维护青少年权益的问题更为突出。像户籍、婚恋、技术培训、人身保护等方面,许多问题都由团组织出面代表青年讲话、交涉。当然,有一个法做保证,就更硬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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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航某师普法教育收效明显
本报讯 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某师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普法教育,增强了干部战士的法纪观念。最近,海军政委李耀文对该师的普法工作给予较高评价。
现在全师已有95%的干部战士领取了普法结业证书,并参加了各种法律专业函授刊授学习,1987年发案率比上一年下降90%。
(董葆发 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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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四”游园即景
唐维红
我从多姿多彩的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活动日”上,摄取两个镜头,献给青年朋友们,献给关心、爱护青年的读者们。

由全国民航团委和全国铁道团委举办的舞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二殿开始。一支明快的舞曲刚刚奏起,一对对舞伴便熟练地跳起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快四步。我看一位身穿黑色西服,带眼镜的男青年舞得轻松、潇洒。他胸前戴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徽。他叫李劲松,是院学生会文艺部长。
我说:“团十二大今天召开,你能谈谈对这次大会的看法吗?”他说:“团十二大开得如何,从某种意义来说,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我认为团组织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是通过每一位团干部来认识共青团的。但有些团干部虽也是青年,却不理解我们。更有些团干部把团的工作当成晋升的阶梯,根本谈不上代表青年人的利益。团干部自身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团组织的威信。我曾利用假期在家乡湖南搞过一次以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为题的调查,发现许多地方青年的业余生活十分单调。团组织偶尔搞些活动层次也不高。这虽与当地经济落后等客观条件有关,但与团干部素质太低不无关系。应该把提高团干部的素质列入团改革的议题。”
我刚要离开舞场,又遇到了团十二大代表、河南省民权县团县委书记胡少英。我问他:“你们那儿常为青年办舞会吗?”他摇摇头,说:“青年人一直强烈要求,可老年人看不惯。”我说:“共青团是青年人自己的组织,为什么不能搞青年人喜欢的活动呢?”他回答说:“人们往往只把团看成是党政系统的,而不是青年人自己的组织。团的地位很低,团的经费太少。团组织要为青年办点实事太难了。”我问:“那你对团十二大有什么希望吗?”他说:“我希望能加强团的独立性和自立权。对共青团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做出具体规定。”胡少英也许说出了许多基层团干部的期望。

几位身材修长、身穿华丽的丝绸服装的少女,随着具有浓郁陕北民歌特色的乐曲,向人们翩翩走来。
由中国丝绸公司、北京广告公司联合组队的10位女模特,正在劳动剧场向青年朋友展示100多套格调高雅、色彩绚丽的春夏季丝绸时装。北京市团委组办的男女健美表演也在此举行。
一位身材高大的男青年不时举起相机拍下模特的倩影。他告诉我他是民航总局的,姓张。他指指身旁那位清秀的女青年说:“这是我朋友。”我问他:
“你对时装很感兴趣吗?”他说:“是的。不仅是时装,所有美的东西我都感兴趣,美的东西我都追求。”我说:“今天不仅是青年节,也是团十二大开幕的日子。这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那你能谈谈对共青团的看法吗?”他想了一下,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从没考虑过,谈不了。”我又问:“你参加你们单位团组织的活动吗?”他告诉我:“我只参加了工会和团委合办的书画影协会,对其它活动不太关心。”为了不影响他拍照,我向他道了谢。
在后台,我看一位武警战士正向一位健美运动员取经。一问才知,他是特种警察学校的武术教官,叫杜振高,也是团十二大代表。我问他:“部队团组织活跃吗?都组织什么活动?”他说:“部队团员集中。我们部队团委常搞些球类比赛、智力竞赛。因为没有多少经费,别的活动很难搞。”我问:“那团员们有意见吗?”他说:“有啊。但我们是军人,要服从命令。”我想,部队团干部在下达命令的同时,是否也该思考一下部队团组织的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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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十二大代表和首都青年一起参加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五四纪念日活动。
图为在便民服务站上北京白家庄职业高中学生为来自浙江、河北等地的团十二大代表理发献艺。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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