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批评的双向选择及其他
陈德宏
与前两年人们为批评的发展欢欣鼓舞、喜形于色形成对照，而今人们对批评则又啧有烦言。我以为，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对批评的“不满”，冷静而客观地分析产生“不满”的原因，探寻“沟通”途径及方法，也许比笼统地谈论“不满”与“沟通”更有意义。
我们常把创作与批评称做文学的“两翼”，这无疑是正确的，它形象地道出了创作与批评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可是这“两翼”仅仅存在于理论的理想之中，很少实际形成两翼齐飞、协调鼓动的状态。批评要么成为作品的附庸，要么成为打击作家的棍子、扼杀创作的绞索——这就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批评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尴尬处境。
然而，嬗变伴随着痛苦，进步需要代价。而今批评繁荣了，发展了，壮大了，独立了，却又招来了新的不满，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首先，是批评主体自身的不成熟及片面性造成的。由于长期的自我禁锢、自我封闭，使我们对十九世纪以降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基本上处于无知的状态。因此，一旦门窗打开，当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蜂拥而至的时候，便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有些头晕目眩，使人既感到欣喜、新鲜而又有些无所措手足；发展有序，引进无序，都想引进，都想吸收，而又一时难于消化。在此情况下，人们对批评表示“不满”，有种种指责，不仅是难免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求跨越“无知”及“引进”阶段，直接达到“融会贯通”是很不现实的。如此说，我并非认为批评不需要“沟通”，恰恰相反，我认为批评应认真地正视自身的弱点及缺点，改掉行文艰涩、故弄玄虚、空灵难懂、远离创作的毛病，积极而主动地做好“沟通”工作。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纠正片面性需要成熟，而成熟需要假以时日，即使是成熟了，又会遇到新的“不满”，因为批评也像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它的非平衡态是经常的、正常的，而其平衡态则是暂时的，非正常的。
其次，接受主体的分化是造成对批评“不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批评的多样化，一方面来源于参照系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主要的方面，来源于批评主体精神的强化。现在的许多批评家，再也不愿跟着作家、作品之后而亦步亦趋地诠释、考证、注解了，而是把批评看做是一种独立的精神文化现象，是对文学的选择与阐释，是对文学与生活的二度创造与发现。这就与传统的批评有了根本的区别。主体精神强化的结果，便是在社会学批评之外，又有本体论批评、体验性批评、科学主义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原型批评等应运而生。批评的多样化及批评主体精神的强化，使那种全国读者的兴奋点集中在一两篇批评文章或者全国的批评焦点集中到某一两部作品上的畸形现象成为明日黄花。选择必然是双向的。既然批评有权选择作家、作品，那么作家、读者也有权选择批评。这就造成了接受主体的分化——一部分作家、读者喜欢一部分批评及其批评家，而另一部分作家、读者则喜欢另一部分批评及其批评家。有选择必然有偏爱，有偏爱必然有舍弃，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以自己的选择与偏爱去否定别人的选择与偏爱，更有甚者，发展为发泄自己对整个批评的“不满”，那就是非健康的文化心态了。在这里，克服陈旧而滞呆的审美心态便变得突出而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沟通”应是双向的。
第三，行政干预的余波余绪也可能转化为对批评的“不满”。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关心、支持、爱护文艺及文艺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尊重文艺规律，多次强调、甚至大声疾呼，不要对文艺（当然也包括批评）进行行政干预，认为文艺问题、理论问题应在“双百”方针指引下，由文艺家、理论家自由讨论加以解决。这些讲话、文章、论述，使人倍感亲切。但是，由于极左路线的根深蒂固，行政干预仍像顽症一样与文艺紧紧地扭结在一起。十七年的行政干预造成的弊端，有目共睹。即使在新时期，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无形的精神束缚，对历史的反思，重要的是吸取教训。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之后，行政干预之“风”似乎越来越弱了，但是作为刮“风”基础的大一统文化思想、文化心态、思维定势，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还往往以转化为对批评的“不满”流露出来。
第四，批评的超前意识，也可能招致“不满”。一位著名的美学家认为，美是一种“感性动力”，是人类伸向未来的“触须”，它总是克服阻力、冲破“理性结构”的束缚而孑然前行。批评也是一样。凡真正有创见有份量的批评，无不经过美学的浸泡，无不充满思辩色彩，无不具有超前意识。这种超前的批评之所以招致“不满”，并非因为批评主体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们醒得太早而又走得太快、太远。他们品尝的是清醒者的痛苦、先行者的孤独。比如，前两年被称作官僚主义“天敌”们的作品及其肯定性批评，曾招来强烈的“不满”与指责，而今反“官僚主义”、反“不正之风”已成为党和国家重大会议的热门话题。这种“昨天批判的正是今天要干的”反常现象，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省察与反思吗？再比如，早在1982年文艺批评界就提出“中国电影应走向世界”的问题，对于这种超前的批评，马上就有人表示“不满”，并以“中国电影首先应走向十亿人民”相诘难。五六年过去了，当1988年新春伊始，《老井》、《红高粱》等影片纷纷捧回国际大奖的时候，再回过头来观察、思索当年的批评及对批评的“不满”，是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究竟谁应该向谁“沟通”，我们大家是否也应该来一番省察与反思呢？
综上所述，当前对批评的“不满”是确实存在的，而造成“不满”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从总体上讲，这“不满”是批评的独立所付出的代价，是发展的喧哗与骚动，是打破平衡后的倾斜，是倾斜所引起的震颤。尽管如此，我以为这些“不满”还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就大部分“不满”而言，所包涵的是当代人的困惑，而这正是我们以往的批评所缺少的。因此，我主张批评应该“沟通”，但这“沟通”应该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为了实现真正的“沟通”，批评主体，接受主体，乃至整个社会都应有健康的、健全的文化心态。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文化背景的思考
林非
近几年来，有不少学者在阐述文艺和哲学等学术思想问题时，都充分注意到了从文化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因为人民群众是否能够接受某种学说或文艺作品，确实会受到早已渗透在他们心理层面中的文化背景所制约，所以重视整个民族的这种文化状况，就意味着是密切地关注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与未来前景。
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总会涌现出各种学术思想和文艺作品来，而当它们诞生之后，又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灌输或辐射到人民群众的心灵深处和精神气质中去，从而逐渐形成了整个民族的文化面貌。
在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思想中，儒家学说无疑是居于主导的位置，正是它牢固地制约着我们民族的文化背景。对于儒家学说的历史作用从来就有争论，在儒家学说中也确乎存在着许多合理的成份，然而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来说，它无疑是十分适应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有利于催化这种专制主义思想在人民群众的心理层面中滋生与蔓延。它不可更移的思想基础是为专制主义张本的尊卑观念。正是这些精神痼疾渗透和沉凝在一代接连一代的社会群体的心理层面中间，形成了他们全部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总的准则，从而充分表现出至今尚未得到彻底改变的一种比较落后的文化面貌。
这种古老和陈旧的文化面貌，严重地妨碍人们去接受渗透着现代观念的崭新的文化气氛。要想彻底改变这种已经凝固的落后的文化面貌，只凭一回或两回对儒家学说的商榷就显得远远的不够了，而必须以高度严肃的科学态度，进行长期和彻底的澄清。这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十分艰巨的文化建设的任务。然而如果不是自觉地从事这项工作的话，就容易被那种历史的惰力所腐蚀和毁灭，在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中间，确实曾出现过不少这种触目惊心的实例。
对于企图澄清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来说，只从李贽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说起，就已出现过不少次的论战。“五四”启蒙主义运动是对儒家学说禁锢整个民族精神的一次最为巨大的冲击。它的“民主”和“科学”这两个著名的口号，前者是对儒家学说尊卑观念的冲击，后者是对其保守性和落后性的冲击。这些切中要害和振聋发聩的呼声，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然而它辐射出的冲击波究竟能够有多大的范围呢？也就是说它对于笼罩在人民群众心理层面上的文化背景，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触动呢？它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恐怕是相当微小的。在“五四”启蒙主义运动中作出过杰出贡献的鲁迅，曾将这些说成是“五四以来的小改革”（《忽然想到（六）》），这个
“小”字实在用得发人深省，在中国思想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五四”启蒙主义运动，如果转移到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这一视角来进行估价，它的影响确实是微小而又微小的。这就可见一部思想史、哲学史或艺术史上多少次热闹非凡的论争，也只能极为微小地影响到处于稳定状态的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
然而制约着整个民族的文化面貌的，除了上述那些以思想学说为核心的全部意识形态的综合影响之外，社会政治制度却是最具有关键作用的。存在决定意识，从社会经济形态中既萌生出政治制度的中介物，又萌生出更飘浮于半空中的各种意识形态，比较起来，社会政治制度更具有与其不同的明确的强制性。以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为例，他们长期推行的愚民政策，不让人民群众掌握必要的文化知识，这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比起至多是半强制性的钳制人民群众的某些思想学说来，得到的效果肯定更为直接和明显。譬如说当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在清代前期出现之后，对于它所称颂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男女平等的主张，不少思想腐朽的封建士大夫都无法容忍地作出了抨击，这自是形成对它广泛流传的阻力，而若干地方官员的明令禁止，则更是一种直接的扼杀。这两者往往交叉在一起，起到了更为强烈的压制的作用。
儒家学说和专制主义统治的交相为用，确实是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背景至今还远远落后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如果只强调思想、哲学或文学艺术方面的专门家，提高自己在改变整个社会文化面貌方面的自觉性，也许刚是为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作出了一半的工作；因此我们呼吁具有远见卓识和对民族的腾飞怀着神圣使命感的政治家，能够为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作出具有实际效果的指令性的贡献。只以目前大量存在的文盲来说，如果没有消除这种状况的有力措施，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文化面貌的落后状况，因而也就无法出现整个民族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活力与积极主动性，这样的话，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成效肯定也是难以实现的。
如果在这方面回顾“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也是十分值得我们思索的。“五四”启蒙主义运动中所提出的个性解放的口号，实质上是要为确立人的自觉意识打下基础，然而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与土壤中间，想要实现个性解放谈何容易，也许在还没有引起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之前，就会在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氛围中碰壁了。正是这种现实的状况促使当时的许多思想先驱者，从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演进，因而对于确立人的自觉意识这个问题，就从个性解放的视角升华到了阶级和集体的解放的视角。然而阶级和集体的解放又必须牢固地立足于其中每个成员彻底摧毁封建专制主义束缚的自觉意识的确立。如果缺少了这一层次的巩固的建树，更高层次上的阶级与集体的解放就会陷于表面化，将会以其思想基础的虚空而迸发危机。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仍旧必须注视阶级和集体中每个成员的自觉意识的确立问题，这可以说是过去历史阶段中反封建主义的补课，然而在自己崭新的思想启蒙程序中，肯定不会重复过去那样的经历，而是着眼于通过提高全体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在整个集体中实现摆脱封建专制主义束缚的人的自觉意识的确立。
充分地总结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从而具有敏锐和深沉的历史眼光的许多学者们，自觉地集中精力于为改变我们整个民族落后的文化状况进行不懈的奋斗，这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不过这种提高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工作，无疑也应该得到具有远见卓识和为促使整个民族腾飞而献身的政治家的支持。鲁迅在讨论“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时，清醒地认识到：“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文艺的大众化》）。在涉及到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文化状况时，确实是需要学者和政治家进行对话，讨论或协商，携起手来共同努力进行才有可能解决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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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读《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
唐天然
《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作者程中原）一书，最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对伟大政治家张闻天一生所进行的文学译著和文学领导活动，作了较系统论述。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就张闻天五四时期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及其小说、戏剧等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了叙述和分析。下编则论述了张闻天在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后，从三十年代初期到四十年代初，对左翼文艺运动、苏区文艺运动，直到抗战文艺运动所作的大量工作和为发展党的文艺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作者曾经参加《张闻天选集》的编辑工作，掌握了有关张闻天历史的翔实材料。其中有不少是经过他本人翻阅革命历史档案和有关报刊发掘出来的。这些第一手资料，为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张闻天早年为探索、酝酿“革命文学”的理论作出的辛勤努力和他所进行的初步创作实践，本书作了充分肯定，并指出他是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三十年代初，张闻天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克服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进行“左联”斗争策略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到抗战时期，他始终关注党的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党制定、起草了许多有关文化运动重要方针、政策的文件。他还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作过历史的回顾，就其性质、任务进行了系统的、理论上的深刻阐述。书中也从这些方面一一阐明，并作了初步的横向比较研究。作者认为，张闻天1940年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起草的文件中，所下达的“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的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落后心理”的指示，至今仍使人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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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历史和人生的沉思
——读乔瑜的两篇新作
何启治
四川青年作家乔瑜的中篇小说《孽障们的歌》（以下简称《孽障》，载《当代》1986年第6期）和《少将》（载《当代》1987年第5期），写的都是“文化大革命”大悲剧中的人生。前者讲述的是四川成都地区插队知青生活的故事，后者描绘的则是那时的军营生活画面和投机者王满山这个艺术典型的悲剧命运。乔瑜出身军人家庭，并未亲历过插队知青的生活，也未受过严重的冲击，然而却把“文革”的风云重现在笔端并取得了好的艺术效果。
《孽障》和《少将》为什么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从题材、从反映生活的独特角度乃至艺术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孽障》是以缉拿杀人犯孔灵为中心事件来展开艺术描写的：孔灵为救护“走资派”母亲而误伤杀人，随即潜逃流浪，又为说服妹妹空空回城照料垂危的母亲而来到黄埆坪知青点。于是，作者以孔灵的悲剧命运为贯串线，描绘了知青点的十男七女对他从惊奇、崇拜到怀疑告发，乃至最后当他被垮塌的煤窑压在石洞中濒临死亡的时候，又不顾危险去抢救他的全过程。
在情节的流动中，小说不但写了知青们的幻灭感，写他们如何偷鸡摸狗，藏奸耍滑，嬉笑怒骂，玩世不恭，“扇盒盒”、“掐那个灯儿”沉醉在变态的男欢女爱的逸乐中，也写了杀人犯身份暴露后在知青点引起的骚动和分裂。随着孔灵悲剧命运的发展，人们经历了由敬他，怕他，恨他到同情他的感情波涛大起大落的冲击，特别是那个最丑而又最富同情心的姜聿聿，最后在照料死去的半仙和劫难中的孔灵时，简直像圣母那样迸发出一种母爱和自我牺牲的神采。小说在对这些知青们的命运、灵魂和思想感情的描绘中，不但体现了对那个特定年代的社会批判，而且也通过人物群像的塑造表现了人性的深刻内涵。
值得强调的是，小说作者为了表现特定地区的这一段特殊的生活而找到了合适的表现手段——他把二十首被篡改、被扭曲的知青歌曲原词照录，并贯串于始终。当孽障们反反复复吼着唱着这些被改写了歌词的民歌、革命历史歌曲或外国名曲时，同时也就唱出了扭曲了的时代、扭曲了的灵魂和他们痛苦不平的命运。
《少将》所取时代背景与《孽障》相同，而生活场景则移到作者经历过的军营生活，艺术表现上也由喜剧的表现转为幽默中的深沉，由群像描绘进而追求艺术典型塑造。
与孔灵在《孽障》中只作为小说的贯串人物不同，《少将》中的王满山却实实在在成为作者精心刻画的主人公。这个王满山是一个头顶高粱花，带着“少将梦”到测绘兵新兵连来参军的河南农民子弟。他有着我国农民共有的品性：勤劳、坚韧，却又狡黠、愚昧、自私。他连加减乘除都不大懂，对于测绘兵应该掌握的计算机技术更是莫名其妙，一窍不通，然而他能吃苦，也不乏适应那种使人性扭曲的政治运动所需要的狡黠。于是，他既学会了告密整人，又逐渐练就了弄虚作假不脸红的本事。这样，他就在那个畸形年代的一个普通连队里，在花样翻新的运动过程中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红点，并坚信这些红点连成串，就是他的通向少将之路。
最后，也许是终于发现当“少将”的梦想过于遥远，也许是人性本能（情欲）的冲击使他的毅力和勇气都逐渐冷却、退化，由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造成的危机感促使他急不择路，甚至不择手段地胡作妄为。他不再扮演勤勤恳恳的老黄牛的角色，而渴望战争爆发，沉浸在当英雄的兴奋的幻觉里，甚至为此而不惜制造事故，放火……几乎成了一个危害社会的疯子。王满山终于被开除党籍，宣布退伍。他的“少将梦”彻底破灭了。
自然，乔瑜所描绘的不仅仅是“少将”王满山一个人。他还写了在极左思潮毒害下的政治残废易小军，写了以邢大姐为代表的比较纯洁可爱的年轻人，也真实准确地写了上上下下的一些军队干部，如老成持重、颇具人情味的老政委，心地善良、真诚耿直的新兵连指导员，测绘部队的中队长，等等。他们像父兄那样关怀、照料着纯朴幼稚的年轻人，也清醒地看清楚了王满山这种人的本质：“少将其人其事，一个字足矣——假。”
如果说，“木头人”之类的讽刺，更多一些闹剧的成份，那么一个准文盲却成了天天读“毛选”的模范，这种描写就更趋向于冷峻和严肃。正是《少将》的这一类描绘，使人明白无误地感到作者的视点不仅仅放在疯狂年代极左路线及其思潮对人性的扭曲上，同时也冷静严肃地追究了受害者的责任。“文革”为一切投机者提供了实现自私欲望的大好时机。正是那个疯狂年代极左路线的需要为王满山的投机、表演提供了绝妙的舞台，而他的坚韧的、代价巨大的努力，他的伪装、欺骗，不是也为极左路线的推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么？形形色色的王满山，不就是那个畸形年代一切“左”的丑恶得以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么？王满山确实是社会的牺牲品，而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自然成了社会堕落的原因之一。他为实现自私的个人愿望而采取的种种荒唐可笑的手段，对社会的脱轨和堕落都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总之，单有个人崇拜而没有众多王满山这类投机者的活动，就难以解释“文化大革命”何以像钻出魔瓶的妖魔，一发而不可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少将》对“文革”的反思显得深沉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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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窥镜媲美》
〔历史歌舞剧〕
编剧：丛耸导演：巩振华、张朝群作曲：肖江编舞：杨夫英等
由山东省济南市歌舞团演出
在我国浩瀚的典籍中，有许多脍炙人口而又富于哲理的历史故事。《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深蕴生活哲理光彩的佳篇。最近，济南市歌舞团以这一故事为题材，创作成大型歌舞剧《窥镜媲美》。
原故事的主旨在于劝戒人们，切勿偏听偏信，应虚心纳谏。歌舞剧的编导者不仅深入挖掘这一思想内涵，而且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把作品的主旋律奏成“认识你自己”的深刻命题。当那些身着甲胄和裙裾的演员们踏上舞台时；当他们亮开歌喉，向观众展示远隔二千年的生活故事时；人们所感受的并非历史场景的再现，而是对人生、对道德的思索。
作品的音乐创作，以古典音乐旋律为基调，运用乐章式的结构，大量汲取民乐素材和轻音乐的表现技法。舞蹈的编创则融古典舞、民间舞、土风舞为一体，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演出效果比较强烈。
（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