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对调整产业结构的两点看法
李悦
矛盾焦点和关键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的矛盾焦点和产业结构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我的看法，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矛盾焦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缺口太大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关键问题。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的矛盾焦点不是资金缺乏、重工业与农业争夺资金，而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货币资金实际是物资的符号，当前资金短缺的实质是物资短缺。解决这种短缺的根本出路，主要是靠提高经济效益。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现第二步奋斗目标，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也存在不少困难和矛盾。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只有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争取年年有所进步，才能逐步缓解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等矛盾”。
第二，我国的重工业和农业均处于不发达阶段，产业结构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是低层次的。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工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比经济发达国家落后很多倍。在农业上，我们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农副产品还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都不高，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尚不足30％。在工业上，现代化工业只有一部分，落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仍是大量的。现在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后期的那些经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发展到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攻方向的高级化阶段，而我国的产业结构尚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中期的起始阶段，正在过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关，补农业课的低层次阶段，还谈不到向产业结构高级化迈进的问题。
第三，我国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缺口很大。经过30多年特别是近10年的建设和改革，我国产业结构虽有很大改善，农轻重产值比重大体保持在“三、三制”水平，轻重工业产值比重大体各占一半上下，基本比例关系趋向协调；但是时至今日，我国的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缺口还很大，仍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问题。据有关方面分析，单因电力不足这一项，每年就损失1500亿元工业产值，400亿元纯收入。这也就是说，只要电力不足问题能获得基本解决，每年就可增加400亿元纯收入，增加1500亿元工业产值。
总体战略和主导对策
要解决上述的矛盾和关键问题，必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和对策。鉴于造成矛盾和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采用的战略和对策也必须是多层次的，不仅要有总体战略，还要有主导对策。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地概括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这就是：实现四化（即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到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上来的战略方针；着重解决包括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保持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以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三条战略措施。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也是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总体战略。
要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还需要有服从总体战略的主导对策。在现阶段，应特别注重解决好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内外向型经济的关系。
近10年来，我们在纠正过去那种只靠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只发展内向型经济的片面倾向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前些时，赵紫阳同志又明确指出，沿海地区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可以预计，随着这项决策的贯彻落实，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将有更大的发展。
综观国内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在这个方面，我们应当坚持两者相互结合、各有侧重、明确立足点等原则，在确定定量界限和判断发展趋势上下功夫。
所谓两者相互结合，就是把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内向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相互结合起来，而不能只靠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所谓各有侧重，就是不搞一刀切，有的地区或产业侧重于搞这个方面，另外的地区或产业则侧重发展那个方面。这种不同的侧重都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所谓明确立足点，就是不管如何结合和如何侧重，两个方面比较，我们总的立足点都只能放在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和内向型经济这个方面。这也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原则的一种具体体现。所谓在定量界限上下功夫，就是要规定出不同产业和不同地区相结合双方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就目前情况看，一般国内这方面所占比重仍占绝对优势。所谓判断发展趋势，就是要对双方的比例关系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判断。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外向型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所占比重不大；但也应当看到，外向型经济的比重逐步上升，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共同趋势，我们应当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
第二，正确处理三种不同密集型产业的关系。
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这是当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的三种产业，只是由于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不同，以及国情国力上的差异，这三种产业各自所占的地位、作用和数量比重不同罢了。但是，就这三种产业的数量比例关系的发展趋势看，尽管也有例外，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这样的趋势：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资金密集型产业，再发展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呈下降的趋势，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呈上升的趋势，资金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初期比较小，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逐步上升，一直到工业化和现代化后期，仍然保有较大的比重。这也是产业发展由低到高、由易到难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之一。
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尚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中期的起始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仍是占优势的主体产业，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还不可能有很大发展，占很大比重。但是，从现在开始，也必须明确提出，在我们重点改造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建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步提高其所占比重。
第三，正确处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
这里有以下几种对策可供选择：重点发展传统产业；重点发展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举，以传统产业为主；两者并举，以新兴产业为主；两者并举，不分主次。经过30多年的建设，我国的传统产业，已有相当的基础。1985年底，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达7000多亿元，成为振兴经济、实现四化的主体力量和根据地。但是，这个根据地的技术基础已比较老化，其中一部分老化相当严重，急待更新改造。再加之目前我们可供建设的人财物力有限，所以，首先应采取的对策是重点改造和发展传统产业；继而转到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并举，以发展传统产业为主；再转到两者并举，不分主次；最后再转到两者并举，以发展新兴产业为主。但是必须明确，不管这种对策如何转换和更替，传统产业仍占主体地位和新兴产业所占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有密切联系。任何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都必须以传统产业为基础，它所需的人财物力等条件，全靠传统产业来提供。因此，传统产业越发展，力量越雄厚，就越能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新兴产业可以用新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也必须以新兴产业为先导，才可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总之，两者是相互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那种认为传统产业可以不需要新兴产业的先导作用，或是认为新兴产业发展可以不依靠传统产业这个基础，都是有害的。因为，传统产业如果不能以新技术加以改造，则整个产业结构将长期处于低层次阶段，不能向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迈进，就会导致各种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和合理利用，整个战略目标的实现就会被推迟，甚至还有落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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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司马义·艾买提认为：
任何民族都不可能越过商品经济阶段
前不久，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在国家民委召开的首都民族理论座谈会上说，党中央提出的发展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决策，对民族地区既是福音，也是挑战。我国幅员辽阔，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我们的目标是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但不可能做到完全同步。要制定中西部与沿海地区互补互济、各展所长的发展战略，不是放慢沿海地区的发展，而是通过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逐步缩小差距。
他认为，一个民族可以跨越一种或几种社会形态，采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越过商品经济阶段而成为文明的现代民族。在我国很多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分工很不发达，商品交换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这些地区要想改变面貌，关键是要较快地发展商品经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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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蔡元培与胡适的比较
在北京大学召开的“蔡元培学术讨论会”上，耿云志提出，蔡元培与胡适，都是在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与文化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蔡、胡两人在政治信仰及发展教育学术的事业上有着基本一致的立场和一致的观点。但两人的教育背景和社会经历不同，因而在几个重要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就政治态度而言，在五四时期和整个二十年代，胡适要比蔡元培更激进一些。“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与政府当局的关系转趋密切，而蔡元培却逐渐远离国民党的核心集团。在学术范围内，蔡元培虽曾游学欧洲数年，但旧学根底已成，对西学概属涉猎而不专精，甚少专门著述，未能形成独特的治学方法。胡适则在美国完成系统教育，专精于实验主义哲学，无论治文学、治哲学、治史学，均有其一贯的方法，在许多领域独辟新径。在做人风范上，蔡元培不愧是一代典范，他将中西道德的优秀成分集中于一身。胡适在伦理道德方面虽能尊重固有传统，但终以传统根基不深，中西融汇尚不能达到最佳境界。蔡元培堪称“圣贤”典范，而胡适不过是贤者和智者。（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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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英美学者编写城市史——《格拉斯哥历史》
由三十多个英美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编写组正在着手编写一部城市史著作《格拉斯哥历史》，全书分三卷，共四十五万字，预计十二年完成。
格拉斯哥是英国北部的历史名城。本书主要研究从格拉斯哥形成到现在的历史。在研究格拉斯哥城市发展经验的同时，着重探讨广泛的城市经济问题，即城市的管理、城市经济的兴衰、城市人口的发展、住房以及官方采取的对策等。
为了做好编写和研究工作，英国已专门设立“格拉斯哥史”历史学位，还举行了以“格拉斯哥史”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这项研究工作受到柏林、芝加哥等城市的重视。专家们认为，此书将成为欧洲城市研究著作中的精辟之作。（任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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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代著名人口论学者洪亮吉
周衍发
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在人口增长方面，这个时期是激增时期。由于社会长期比较安定、人口基数扩大，其激增速度，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据清《东华录》、《文献通考》等不完全记载：清顺治八年（1651年）人丁数10633326人；康熙十三年（1674年）人丁数17246472人；雍正十年（1732年）人丁数25442664人；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数143411559人；嘉庆八年（1803年）人口数302250673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人口数409038799人。这些数字显然不够准确，但从中可以大体看出，在这不长的时期内，人口确实增加了许多倍，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那段时间，人口虽然剧增，但土地开发却很缓慢。清初，全国耕地面积约540万顷，每顷合百亩，按人口平均，每人约十亩。到乾隆年间，耕地约780余万顷，每人平均仅二亩了。耕田的面积增加，远不及人口增长快。清嘉庆皇帝在1804年的上谕中不得不说：“今人数众多，生计既不免拮据，而少年子弟无所执业，亦恐启游惰之风”，“宵旰筹思，终乏良策”（清《东华续录》）。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根据自己接触的社会实际，尖锐地提出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它的实际意义和社会价值，在今天看来仍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
洪亮吉（1746——1809年）字君直、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先世居安徽歙县洪坑。他是现代著名戏剧家洪深的先祖，留下了《洪北江全集》等著作。
他曾任国史馆编修官，精通经学、文学、史学，在哲学上是无神论者。他曾因上书议论时政，被判死刑，差点丢了性命，后特恩遣戍伊犁。
他从中国人口实际增长的情况，正确指出：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高于土地、房屋及其它生活资料增长速度，从而造成人民生活日趋贫困化。这是洪亮吉人口论的主要观点。
他在全集文甲集卷《意言》二十篇的《治平篇》开头就说：“治平至百余年（治平指康熙朝），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增不啻二十倍焉。”他从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恰好近百年，人口增长的数字大概是根据家乡人口变化的推算，不会很精确，但对人口增长的速度估计是正确的。
他接着又谈到土地、房屋及其它生活资料增加速度大大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而且作了具体比较。“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余也。”这种观点同英国人口论学者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是按1、2、4、8几何级数，生活资料增长按1、2、3、4算术级数增加，食物供应量增加永远赶不上人口增加的看法大体上是相同的。
洪亮吉通过他的人口论，进一步阐述了人口的激增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动乱。
他在《生计篇》说过，“一人食力即可以养十人，即不耕不织之家，有一人营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宽然矣。今则不然，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而昔之以升（按指米）计者，钱又需三四十矣；昔之以丈（按指布）计者，钱又需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愈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勤，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洪亮吉上面讲的还是“勤力有业者”。“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他所指的“游手好闲者”不是指的“惰民”，而是指失去土地和家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人“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明也矣，是又甚可虑者也”。历史事实，从1796年川楚白莲教起义起，会党、少数民族起事、起义连连不断，此伏彼起，一直汇成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全国高潮。洪亮吉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当然看不到农民起义主要是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引起的。但他指出人口激增和农民起义的高涨有联系，是有一定道理的。
特别要指出的，洪亮吉在论述人口问题时指出：“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这无疑地触及了封建社会的矛盾。这个社会的痼疾土地兼并，从而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矛盾，使人口问题更加突出。他指出这个问题，反映了他有着可贵的民主思想。
洪亮吉根据上述情况，提出两个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
首先是“天地调剂之法”，即通过“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去自然淘汰，减少人口，这当然是消极的办法。洪亮吉看到“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并不能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从而又提出第二个办法，就是“君相调剂之法”，即由政府采取移民、垦荒、减税、防止土地兼并、开仓救济天灾疾疫的难民。正如他所说：“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他也考虑到“君相调剂之法”还是不能解决人口激增带来的社会问题，因而发出：“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的感叹！
洪亮吉同马尔萨斯（1766—1834）所处的时间差不多。洪亮吉比马尔萨斯早出生整整二十年，洪亮吉所提出的这一人口思想在中国大概是最早的，比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也要早几年。
洪亮吉处在封建时代，受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局限，只能对人口增长提出预后的措施或应急的措施，但不能提出计划生育、晚婚之类的预防措施。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洪亮吉早在195年以前，根据我国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阐明人口增长过快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并且主张采取一定的具体措施，对过剩人口问题予以“调剂”，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还是很有见地的。
（注：人丁数系指16—60岁的成丁男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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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研究行业管理的一本新著
戴兴 柴达
中南财经大学教授邬义钧主编的《行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最近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当前国内探讨行业管理与行业组织问题的一本新著。
改革的深入发展，需要突破传统的以“条条”或“块块”为主的管理格局，要求按照企业间内在的技术经济联系，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和发展商品经济。这就产生了实施行业管理的必要性。在旧的经济体制中，以部门管理为主的行业管理，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回答。根据这一要求，
《行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对行业管理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如行业的起源、本质，行业管理的组织体系，行业管理与中心城市管理的结合，实行从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的过渡，等等，并在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譬如，该书在分析了“行业是以产品的共同性为前提的同类企业的总和”、“行业是产品按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同作用和在生产过程中的特点来划分的类别”的观点之后，根据现代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提出了“行业是以专业化技术为基础，以该类专业化企业为主体的许多独立经济单位的集合体”的观点。这样将行业本质的探讨与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联系在一起，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行业”本身的质的规定性上，都是颇有见地的。它为行业管理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为行业的划分提供了新的依据。
密切联系改革的实际，是《行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一书的又一特点。在理论论证的基础上，该书对如何在我国实行行业管理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它从实际出发，设想了实行行业管理与中心城市管理相结合的途径，力主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名、优、特、新”产品为目标，组织生产协作和横向联合，以优化产业结构，实施有效的行业管理。另外，该书还设计了行业管理的组织机构，分析了在实行由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过渡中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这种认识体现了行业管理“三管三不管”的特点，即管宏观，不直接管微观；管行业，不直接管企业；管全口径的行业，不仅仅管原部门系统内的行业。这对于逐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改革政府经济管理机构是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书中对宏观管理、行业管理、企业管理的配套改革的一些主张，还有待实践检验与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