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现实品格
王愚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缺陷，以致于错误，却不可否认真正出现了万紫千红的格局，适应了不同读者层的审美需求。
但是，在这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中，目前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有的作家忘掉了或者多少冷淡了最广大的普通人的艰苦跋涉，使得一些作品成为顾影自怜，无端烦恼的“空灵”文学，缺少深入人心、沁人心脾，或者能催人奋起的厚实之作。比如说，由于对现实人生的愤懑产生的偏激之情，对当前文学状况的鄙视产生的傲慢情绪，特别是由于思考的问题大都是玄妙而遥远的爱与恨、生与死、人类的未来、宇宙的骚动，不断流露出对当代普通人平凡生活的不屑一顾，对当代生活在最基层的人们的漠然置之，就使得带有某些沙龙气息的文学，常常流露出一种与当前时代，与当代普通人的疏远感。更有甚者，是一种游戏人间、冷眼观世的贵族气。
这里，常常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在突出当代青年不溺于流俗，不甘作庸才，努力追寻个性发展之途的精神时，尽量渲染周围人等，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庸俗、愚昧、落后；一种是在突出改革家的才识与胆略时，有意突现普通人民的鼠目寸光和冷漠处世；一种是在张扬当代的新观念时，对历史渊源中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辛苦劳作、坚韧不拔等等），嘲弄备至，不屑一顾；一种是在开掘民族心理结构中积淀的文化素质，缺乏严肃的批判，却对落后的、畸形的东西，玩味欣赏。如此等等，未必是在一部作品中全有表现，也未必是许多作品中都面面俱到，但确实在许多作品中都有所流露，甚至在一些基本上优秀的作品中的个别情节、个别人物中也时有出现。这就不能不引起关心文学发展的人们的注意。前不久，曾有文学疏远人民、人民也疏远文学的议论，有人以为这主要是文学没有反映人民的普通生活，以及与人民密切相连的社会问题有关；有人以为是某些作家探索形式的兴趣太大，不容易得到当代人的审美认可。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艺术价值愈高的作品，愈难得到多数人的欣赏，所谓“赢得身后名”就是这个道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但仔细探究起来，似乎都有点表面和片面。对于文学来讲，反映人民的生活，当然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生活是一个整体，而作家亲身体验的生活可以化为艺术的又只能是一个部分、一个方面，以反映与人民密切相连的社会问题与否，去定夺作品的价值，也无疑是值得大力倡导的，但单纯着眼于社会问题，很可能陷入“问题小说”的窄境，把文学等同于一般的政治宣传品和新闻报道，并不利于文学朝更有审美功能的境界迈进。至于说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愈高，愈难得到人民大众的首肯，这也是个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上常有争论的老问题了。
其实，恰如不能有抽象的思想价值一样，也不会有抽象的艺术价值，不论人们对艺术价值有过多少差异甚大的估计和论断，但任何一种艺术品，能引起人们的痴迷留恋和传之永久的艺术价值，离开情感的交流和生命特征的探索，虽不能说毫无意义，至少是很难使广大公众受到感动、启迪，获得广大公众认可的艺术价值，也无妨可以说是一种虚假的艺术价值。当前，有不少作家，特别是一些不甘于受传统模式束缚的青年作家（也包括一些理论家），有感于过去那种模式对人们精神领域的压抑和封闭，倡言文学表现“内心生活”的必要，对文学更充分发挥它的特殊职能来看，这种倡导不失为有意义的主张。但所谓“内心生活”，即使西方一些极力反对“再现”说，极力张扬“表现”说的美学家，也不能不承认：内心生活尽管难以捉摸，不可名状，但离开一个人对其自身历史发展的观照，离开一个人对现实生活形式的内在感受，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抽象地讲艺术价值，或者把艺术价值同人们的欣赏需求对立起来，不说它是要使文学脱离最广大人民生活的遁辞，至少也是对人民大众审美能力的一种贬低。
归根结底，我们不能仅从反映什么，如何反映上去探讨文学作品和当代人民的关系，更主要的还是要从作家对待普通人民的态度上去找找原因。作家和最广大的普通人民平等相处，急他们所急，求他们所求，所谓“万家忧乐到心头”，那就不论你写的是什么，如何去写，都会引起最大多数人的共鸣。我们常常慨叹于当代缺乏巨著，有人为此发出呼唤“史诗”的声音，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这种对广大人民，对整个民族的历史与未来的广泛阅历、深刻体验，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缺乏一种亲同手足的感受，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底气不足而又徒托空言，也就只能在浅斟低唱和雕琢形式上下功夫了。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会产生小家子气，更何况以超人姿态，俯视公众，或以拯救众生自居，或以傲视群氓自得，想要写出吐纳时代、含茹人生的大作品，大概也只能是“难于上青天”了。
当然，反对文学的贵族气，提倡文学的现实品格，绝不等于要降低文学的文化层次和审美格调，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仍是文学的神圣职责。但是，文学的高文化层次和雅致的审美格调，如果不是从公众的现有文化教养和审美水平出发，去加以引导，孤芳自赏，终归是文学的末路。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巍巍长城的联想
——读山西作家李锐小说集《厚土》
李国文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的人口大迁徙，或因饥馑，或因战祸，或因屯田戍边，或因皇帝老儿一时高兴，于是乎便有众多如蚂蚁搬家的老百姓，背井离乡，奔赴前景渺茫的异土他乡。
汉民族实在了不起，我们可以说出100种足以鄙夷的理由，但谁都不能不承认这个民族生存能力的伟大，只要有一抔土，一瓢水，就能够活下去，而且足够活得自在，这是使洋人和高等华人惊叹的。也许正由于这许多次的人口大迁徙，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如果有兴趣查阅一些资料，那已经消亡的民族，和目前仍存在但已经衰弱的民族，他们消亡和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受到自然的，社会的，或民族性格的影响。习惯生存在一个固定的、局限的空间里，从而缺乏向外界去开拓新疆域的动力，才酿成如许悲剧。所以，从宏观角度考察，这种人口大迁徙，有助于人类的成长，民族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但对于被迁徙者本人（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迁徙都是非自愿的和在一种压力下的自愿离开本土）是痛苦，甚至是悲惨的。古往今来，吟哦这一主题的诗篇，简直不胜枚举。包括孟姜女哭长城这样的民间传说，也有类似的含义。秦始皇修阿房宫用刑徒70万人，派蒙恬北筑长城，人力更为可观，恐怕也是一次残酷的人口迁徙，要不就不至于怨声载道，哭倒长城了。虽然我们现在很引以自豪，据说在太空中能见到地球上唯一的人类创造物便是长城，但它却是营筑在那个时代无数的孟姜女和万杞良的痛苦上的。因此，我想，这或可曰痛苦的代价了。
我没有研究过，似乎也不曾见有人去考证过，山西省有个关过《玉堂春》里那位叫苏三的洪洞县，好像是近数百年中国人口大迁徙活动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集散地。甚至说得有鼻子有眼，洪洞县那棵大槐树，成了这些被迁徙的人群某种精神上的象征。他们不论从这棵大槐树走得多远，也将一代一代地让孩子牢牢记住，他们是从这大槐树发源的。这很像民间传说，但是谈起者无不言之凿凿，确认其事。
中国最近一次的人口大迁徙，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了。数以百万计的，而且百分之百的年轻人，投入了这人口流动之中，从城市流向“广阔天地”。虽然对非迁徙者来说，那场面称得上壮观热烈，声势浩大，但是迁徙者就不那么很快乐，而越往后来则越不快乐。在这群不是那么很快乐，随后会更不快乐的人流中，就有本书的作者李锐在内。历史有时也会开点玩笑，李锐偏偏来到了古代人口迁徙的集散地洪洞县附近的晋南山区。如果大槐树的传说，确有一点真实依据，那么，先辈从这儿走出，后人却又返回这儿。我不知时代究竟是前进了呢，还是倒退？
于是，李锐就在吕梁山，也就是他所写的厚土里“扎根”了。“扎根”是很时髦的政治名词，每一个政治名词，即使很好的也不例外，都会被扭曲而造成蒙不幸者一段苦痛的回忆。但对李锐的创作生涯来讲，“扎根”倒不失为从厚土中汲取营养的形象理解。“穷而后工”，太快乐了大概写不出什么来的，吃饱了撑的，未尝不可以做诗，但这种打饱嗝的作品，怕不会引起饿肚子的人的共鸣。李锐所以能写出《厚土——吕梁山印象》，自然是那段不快乐或不甚快乐的日子的体验。回到前面谈过的长城话题，我以为这部系列小说集，也是一种痛苦的代价。
这痛苦，岂止是作家本人呢？那贫瘠的土地，以及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沉重地生活着的只求一抔土，一瓢水的乡民，这些都触动着作家的良知。何况从文化层次来考察，这块土地这些人所负荷的历史重担，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性格，是怎样与时代相悖相应？当荒唐谬误，怪诞神奇和麻木淡漠、浑浑噩噩组合在一起，人的生存本身便成了疑问。“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作家所以难以沉默，也有想让更多人知道这块土地这些人的意思，不是绝对意义的文化小说，虽然眼下冠以这名称很吃香。
在中国文坛新生代这批作家中间，李锐是应该受到“刮目相看”的一位。厚积薄发是他为文之道，耐得寂寞是他为人之道。这几年文坛如走马灯一样，新人迭出，很是热闹。我发现李锐在大家最热闹时倒不凑热闹，等到大家不热闹或不敢热闹时，他的《厚土》问世了。这样，我读到了《眼石》，读到了《合坟》，便找到所有的这一系列的小说来读。如果说李锐对吕梁山的印象是厚土的话，那么我对他写的这《厚土》系列小说的印象，也同样是一种厚土感。文章写得厚实不易，写得厚实而又感人更不易，写得厚实而又感人同时具有艺术魅力则最不易。《厚土》给了我这样满足，当这本书即将与台湾读者见面的时候，我很愿意写上这些其实并不用说的话。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艺术理论的新探索
——读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
江曾培
文贵创新。我一贯推崇英国启蒙主义时期诗人杨格说过的一句话：文艺作品要为文艺王国增添新的版图。不过，“要为文艺王国增添新版图”的，不仅是文艺作品，也应该包括文艺理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探索书系》第一批书目中的四本理论书——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劳承万的《审美中介论》，赵园的《艰难的选择》，以及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均属当前理论探索中的难能之作。它们在理论阵地上，各有自己的开拓。这种突破性的开拓，不但表现在对早已发现的真理作了新的延伸与扩大，而且表现在对一些传统的认识，作了有力的诘难与反拨。
这里仅说一下《艺术创造工程》（以下简称《工程》）。与《性格组合论》集中论述人物性格内部结构一个问题不同，它全面探寻文艺的基本规律，研讨文艺这一“工程”的奥秘。这方面，过去的论著、教材并不少见，但大同小异，基本框架是一个模式。具体内容一般都是这样三大块：一是关于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包括文艺与政治、经济以及上层建筑其他部分的关系；二是关于文艺本身的特征和内部结构，包括形象、典型、方法等等；三是关于文艺的鉴赏与评论。《工程》的著者无意再“重复或摹拟这样的工程”，他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抓住艺术生命凝铸的契机，在于艺术家的心灵与客观世界的各种奇异的遇合，由此作探讨“艺术创造工程”的入口，考察了“遇合”的层次，由“人事之法天”——真，到“人定之胜天”——善，再进到“人心之通天”——美；剖析了“遇合”的曲折性，点出了“遇合”的最佳状态——一种明净、澄澈的混沌：主体心灵安息在客观世界之中。面对着主客两方“遇合”的产儿——艺术作品，作者突出地论证了作品的意蕴，是作品的精神内核，并由此纵论了作品中的艺术眼光、人生意识、哲理品格、开发精神、深层心理。随后，他又着眼于内容和形式的不可分割性，“走向形式”，就感性直觉、象征、结构等问题作了些独创性的发挥。这样，《工程》就以“深刻的遇合”、“意蕴的开掘”和“形式的凝铸”三章，组成了不同于那种面面俱到、平行推进的结构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著者意犹未尽，更以“宏观的创造”一章作结，集中地论述了艺术创造的意义、要求、目标，将前三章的内容又概括地“拎”了一下。他认为，适应并不永远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创造，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对适应的打破，改变和谐而又停滞的粘着状态，把动态过程往前推进。”因此，艺术创造需要向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审美系统挑战，拓宽人们的心理结构，创造一种新的心理适应的人。
当然，《工程》的创造性，并不限于新的结构和框架，其结构和框架是由许多新观点、新认识支撑着的。比方说，艺术的中心总要表现人，《工程》就没有一般地重复这一人所共知的常识，而是进一步强调了“人生意识”。人生，是人的历史性的展开，是人的动态发展流程，离开这一流程，人就会变为显微镜下的那种横断切片，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人。“因此，现代不少艺术家已开始从热衷于描写性格及由性格派生的行动，转变为喜欢描写行为。只有行为系列，才能凝结成相对稳定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一旦凝结，又立即溶化在向前趋动的行为系列中。”
需要指出的，《工程》一书尽管充满着一种探索求新精神，文风却相当朴实清新。它对艺术的发展谈了许多新观念、新探索，都是娓娓道来，使人看了就懂，没有那种“以艰深饰浅陋”的现象。它对现代艺术谈了许多新体验、新感受，表现得浑洒自如，给读者带来一股扑面的清新之风。理论文章不仅有“理”，而且有“文”，有助于显示理论作者的风格、个性，从而对那种概念化、公式化、八股化的理论文体，是一种冲击和突破。《工程》这本书也因此显示它也是一种“艺术创造工程”。
总之，“文艺王国版图”的拓展，是要由一批创造性的“工程”来开拓的。尽管它们在创造、拓展中，难于十全十美，甚至于美中还夹点丑，但艺术以及它的“母胎”社会、人生的希望，就在于打破那种“汉儒讲经，不求新知”的僵化、保守局面，多一点、再多一点“创造工程”。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新时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
近来，随着文学界的风气由热闹、纷杂而渐趋沉稳，人们重新用冷静、理智些的眼光审视我们周围的潮流、时尚。前些年一度被冷落的现实主义文学问题，被认为是一个应当立足今天的社会现实与文学成就，重新加以认识和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以“现实主义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地位”为主要议题。本届年会已于5月6日至10日在安徽师范大学举行。
许多与会者吁请文艺理论界在谈论有关现实主义问题时，应首先对它加以明确的限定：究竟是指一种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创作精神，还是指一种创作方法或手段；究竟是把它当做一个文学史上的创作流派或历史阶段的统称，抑或指向历史上与某种政治观点相关联、曾被定为一尊的文艺理论体系。因此，无论意欲有所否定或是张扬，都应以此为前提。
主张应大力张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同志认为，在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中，面对人民的疾苦、国家民族的兴亡，任何一个真诚的艺术家都应该凭借良知去抒发情怀，而运用不同的创作方法，或在作品中融入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情调、感受，都与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并行不悖，这些同志认为，当代文坛上急需的是艺术家的真诚与勇气。有些同志据此将新时期文学中的许多作品划分为各种类型的现实主义。对此，另一部分同志则以为将各种形态纷呈的作品统归“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名下，便取消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规定性，他们主张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主义这一具体的文学现象，既要看到现实主义做为一种创作方法，在整个世界文学中仍然具有生命力，又要看到现代文学在各个层面的发展、演化及相互渗透。有人依其相应的现实主义定义检讨了建国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认为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定为一尊的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本身曾被严重歪曲。
著名理论家王若水应邀到会做了学术发言，他从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及反映论的角度谈了他对当前文艺问题的看法。他支持刘再复对直观反映论的批评，不同意说这种批评“没有根据”，并作了详细的论证。同时他认为，过去许多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实际上是粉饰现实和歪曲现实，比照相式的反映还不如。他认为提出文学的主体性是很重要的，但人物的主体性，首先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现实中的人失去了主体性，成为异化的人，那么作家的任务不是赋予这种人物以主体性，而是描写这种主体性的失落，并通过这种描写表现出对异化的抗议。
王元化、徐中玉、高尔泰、曾卓等作家、学者参加了这届年会。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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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报告文学〕作者 董汉河
载于《西北军事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以四方面军为主的西路军惨遭失败，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及前进剧团和后勤部门近两千名女红军，几乎全部落入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之手。这些女性忍辱含冤，备受折磨；在以后的历史风雨中又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西北军事文学》发表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通过几十名已近垂暮之年的女红军之口，讲述她们悲壮的生命历程，和半个多世纪中噩梦般的生活道路：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被俘后受尽折磨，后来虽逃离魔掌，却流亡汉中、贵州，至今仍在一个山村里与养子清贫度日。前进剧团股长王定国在营救人员的帮助下设巧计逃回兰州，后与谢觉哉结为伉俪。女战士黄光秀先被马步芳霸占为妾，再沦落妓院，惨死在成都一家旅馆。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被俘后几次逃跑未成，被押到南京“反省院”，后经周恩来等营救回到延安，在“文革”中竟惨死在自己“同志”手中。
这篇报告文学文笔朴实真切，用一些读者的话说，是用很多触目惊心的事实“堆”起来的。 （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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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作协创研部召开苏晓康、鲁彦周作品讨论会
中国作协创研部于本月16、17日分别召开了苏晓康报告文学创作讨论会和鲁彦周作品讨论会。在京的二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会议。会上对两位作家直面现实人生，揭示变革生活的勇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两位作家分别出席了会议。
在苏晓康作品讨论会上，与会者认为他的作品敏锐地捕捉重大的社会问题，给社会生活发出警号，表现了一个作家强烈的参与意识、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揭示社会矛盾的勇气。他的作品思路开阔，强化了报告文学的思辨色彩，表现了时代变革中的社会矛盾和心态，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与会者希望作家不必拘泥于一种创作模式，在反映外在的重大事件以及对于社会精神现象的审慎分析时，努力塑造报告文学作家的自我形象与个性。
鲁彦周的长篇小说《古塔上的风铃》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讨论会上，大家就这部作品展开了对作家创作的特色和艺术追求的讨论，并就改革文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会者认为，鲁彦周的作品展开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同时又十分工于细腻的心理描写及表现爱情的悲欢离合，由此折射变革时代的矛盾力量的冲击和权力之间的冲突。《古塔上的风铃》得到与会者的肯定。大家期望作者更大胆地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并对这部作品的不足提出了意见。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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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研讨会
最近，解放军文艺社《昆仑》编辑部在湖南常德举办“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研讨会”，20多位军内外作家、评论家和报刊编辑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对当前军事文学创作的态势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讨，认为新时期以来军事文学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面临着新的突破。大家对军事文学的艺术变革、审美趋向以及作家的责任感和当代人的战争观等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讨论。 （张卫国 罗梅庭）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南戏学术讨论会在闽举行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和福建省文化厅、福建省戏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南戏学术讨论会，不久前在莆田市召开。来自全国各艺术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提交学术论文50多篇，对中国戏曲史上的宋元南戏的各方面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