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不再是龙
严家其
1988年以来，中国的城乡刮起一场“龙卷风”。“龙灯会”、“龙舟赛”、“龙之歌”、“龙杯奖”；“龙宴”、“龙餐”、“龙菜”、“龙点”，还有遍布在旅游系统饭店的房顶、门廊、大厅、圆柱上的金龙、银龙，怒目圆睁的龙，巨口大张的龙，飞腾着的龙，盘踞着的龙，因接上了电灯泡而一亮一灭的龙……龙正被80年代末的中国人奉为传统中国文化的象征。
但是，龙究竟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的什么呢？
张牙舞爪、金碧辉煌的龙的形象给我的直觉仍然是皇帝权威或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象征。就算把它说成是象征了中国文化，也是传统中属于糟粕的一部分。把一个以高度民主、高度文明为目标，正在奔赴现代化的共和国比作龙，我感到很不恰当。中国的形象不应是披金挂银、珠光宝气、咄咄逼人的龙。中国的形象，应当是谦逊的、平凡的，她辽阔、贫瘠、坚韧、勤劳。中国的富强用不着靠扮作龙形的神的佑护或激励，而要依靠亿万人民扎扎实实地改革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靠建设一种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靠老百姓的卓越智慧和辛勤劳动……
我以为，对当代中国来说，极为宝贵的不仅是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而且应该是超越于国界的、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优秀的文化成果、价值和观念。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她再也不能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陶醉于云雾缭绕的“龙的文化”中故步自封了。对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龙，对忽隐忽现、虚无飘渺的龙的崇拜，是一种现代图腾崇拜。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似乎不崇拜什么就手足无措，但正是这种崇拜在不知不觉中使中国偏离世界文明的大道。龙究竟是什么？在“动物”世界中，它是君临兽众之上的统治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象征。唯我独具、唯我独尊、将自己处于世界中的特殊地位，而不是国际社会中普通的一员，这种心态在龙的形象中毕露无遗。“龙的文化”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自我意识，把中国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不过是陪衬，是蛮夷，是普普通通、无法神化的熊、鹰、牛、象。这正是潜藏在某些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外部表现。
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大力倡导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求实精神的1988年，会出现这种由无知、自卑而折射出的盲目的妄自尊大？
确实，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权威崇拜还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潜意识中纠结不去，而龙正是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个人权威的象征。当然，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威。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他们的权威是由于他们卓越的才智和辛勤的劳动形成的，而人民的推戴与尊重是因为他们有功于祖国、有功于人民。特别要强调的是，现代社会需要的是非人格化的权威，需要用法律的权威来代替龙所象征的权威。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政党、企业、社会团体，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应当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观念。
几千年来，人格化的权威崇拜对中国老百姓而言已如穿衣吃饭般视为当然，它所派生出的长幼尊卑、长官意志、人身依附等等，给中华民族的成长造成的损害，恐怕还没有被人们所广泛认识。其中最可虑的是在这一精神状态中形成的惰性——因循、苟且、推诿、附就。从政府到企业，从机构到个人，本来应当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可以自行决定的事务，人们却畏畏缩缩，不敢作主。“请示病”在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沉重的包袱。“龙的文化”使我们太习惯于等待上级的行政指令。由于一级一级的行政指令，以至某些互相矛盾的指令，使法律所允许的“选择性规范”失去了实际效用。没有选择就没有创造，选择自由是一切创造的前提。法律除了“禁止性规范”、“命令性规范”外，还给予我们以选择的自由，“龙的文化”则取消了这种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难以得到发挥，社会当然难以迅速进步。当我们陶醉于龙的现代图腾崇拜中时，我们或许忘记了改革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精神，而在亿万人民头上悬一条张牙舞爪、威力无边的“龙”，使人们放弃了自己的主动性，放弃了对应当由自己作决策的事情的决策权，而沉浸在仰仗权威恩赐、希望上天降福的迷醉情绪中。我们需要改变“龙的文化”所代表的权威崇拜的观念，使各级政府、各个企业以及每个人都承担起在他自己决策范围内的决策权，在法律“选择性规范”许可的条件下自行决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中的错误。
作为一种节日欢庆方式或招徕顾客的生意经，无论是“龙灯会”、“赛龙舟”，还是“龙杯赛”，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在今天，人们心目中龙的形象和封建传统仍未割断，虚张声势的龙千篇一律，泛滥成灾，它浪费我们的精力，麻痹我们的意志，使我们自满，使我们陶醉，也使我们在困难面前畏缩不前。中国太陶醉于自己的悠久的历史，太陶醉于“马王堆”和“兵马俑”，太陶醉于“龙的文化”了！不求上进的中国，故步自封的中国，守残抱缺的中国，把龙看作是中国文化象征的中国，当它挨打时，就只配在痛苦中呻吟。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不是“龙的传人”。中国的统一怎能求助于“龙的文化”和“龙的传人”呢？中国一定会统一，其前提在于整个中国文明进步、民主富强。“龙的文化”并不能造成中国的统一，相反龙的唯我独尊阻碍了中国的统一。
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人都是不完美的，只有神是完美的，神就是人的理想化形象。人的能力有限，人在性格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弱点，良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要考虑到人不是神，因此“要用制度来约束人”。理想化的龙的观念显然完全不同。把龙理想化，实际上就是在人们观念中灌输尚有人间主宰的思想。宗教需要迷醉，需要在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中使人们感到满足，理想化了的龙，正是迎合了人们这种心理需要。
科学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敌人，科学需要用确切的、明确的语言去叙述，即使对周围世界中存在的“模糊”、“紊乱”和“不确定”现象，科学的使命在于用理性去认识它们。对科学来说，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在科学面前，没有一个具体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而“龙的文化”只能使我们在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语言、概念游戏中陶醉和满足。
我对那一大堆非艺术形象的“龙”深为反感。龙在今天，是中华民族的腐蚀剂。龙制造迷醉，使我们不求上进！使我们故步自封！使我们妄自尊大！使我们守残抱缺！它在中国人的精神里盘踞一天，中国的现代化就被阻滞一分。科学不会把人引向迷醉，真理总是朴素的，不像龙那样故弄玄虚，不可一世。中国不再是龙！我们也不是龙的传人！我们是中国大地的儿女！我们要振奋起来，走出祥云缭绕、雾霭升腾的龙的世界，依靠我们的智慧和双手来创造中国的未来。
（摘编自《世界经济导报》）
第5版(理论)
专栏：
道光是怎样一个皇帝？
——序《道光皇帝传》
陈旭麓
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是满清入关后的第六代皇帝，是秦始皇以来三百多个皇帝中的一员。他不英武，也不昏庸，是一个勤政图治而无显著治绩的皇帝。尽管有《宣宗皇帝实录》，有《道光朝东华录》，《清史稿》中有《宣宗本纪》，还有其他大堆记载，却很少有人去探讨他的一生。然而，他又是一个颇为知名的皇帝。因为他碰上了中国划时代巨变的鸦片战争，他是这场战争的头号当事人，中国近代史是以他的年号——道光二十年为起点的，一接触近代史就得接触他。由于鸦片战争的丧权辱国，在近代史的记述中，夸大了他颟顸虚骄的一面，有点漫画化。
为了补救这种欠阙，冯士钵、于伯铭同志曾经发表论文多篇，对道光进行了求实的研讨。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系统地参考了有关史料，合作撰写了这本近30万字的《道光皇帝传》，综述了他当皇子的宫廷生活及其在位三十年的政情，对禁烟和抗英写得尤详，使读者借以了解道光的全貌，有益于研究清史和近代史。
历代那么多皇帝，英武有建树的好写，平庸而无治绩的不好写，也不必写。道光二者都不是。他是一个处于历史转折、事变漩涡中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应该写；但是，怎样写出这样一种局势和这样一个皇帝及其间的深层关系，是要费气力的。
当道光养在深宫的童年，荆楚白莲教大起义，闹翻了半爿天；在他69岁驾崩的那一年（1850），洪秀全已聚集群雄，将发动比白莲教更大的起义，夺取清朝的江山。清朝已面临历代周期性的大动荡，“鬼神思变置”（龚自珍语）的年代。对此，道光算是个幸运者，白莲教的事是他父亲嘉庆皇帝了结的；洪秀全的大动干戈则留给了他的儿子咸丰皇帝去担当。但是，他躲开了这些，却躲不开另一种灾难，那就是相继困扰的边衅与外患，既有历史的宿疾，又有世纪的新敌。
就在道光刚坐上龙廷的日子里，历来烽火频仍的西北边塞已告警，伊斯兰教白山派后裔张格尔由浩罕率众叛乱，连陷南疆的喀什噶尔等四城。道光遣将调兵，袭祖上余威，经几年征战，又一次平定了天山脚下的叛乱，特诏将有功大臣图像紫光阁。而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把道光搅扰得寝馈不安。他何尝不严厉禁烟，何尝不决心抗英，无奈禁不成，抗不利，最终只能在无可奈何的忍痛中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
同一个勤政的道光，同样的臣属，同样的遣将出征，他赢得了西北的战功，却对付不了东南的海氛。两种结局，除了西北与东南异势，宿患与新敌殊致的客观因素外，从道光身上又能看到什么呢？当英国舰队攻袭沿海城镇，道光诏谕任事将臣：“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惟恐损及天朝威仪，其中深怀保境安民的夙愿，也有颟顸自大的惰性。基于这种混沌心态，一当定海陷落、谗言迭起时，道光便不顾海上今昔形势的变化，竟以受到他信任而坚决抵抗英国的林则徐是开了边衅，将其革职充军，代之以徒事羁縻并无实绩的琦善，及至琦善在广州私许割地赔款的劣迹败露，又以其有损“国体”而革职拿问。深居九重的道光，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明殖民主义为何物，不谙海战陆战的情势，一以天朝的体面和自己的虚骄为是非，凭藉滞缓和不实的奏报，以指挥数千里外、变化无常的战场，安得不在战争的起伏中进退失据？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第一次碰上了殖民主义的新敌，道光猝然临之，缺乏实际认识，没有思想准备，只能以传统的武器和战术御新敌，那还说得过去。虽然风起于青萍之末，殖民主义者的兵舰早在战前二百多年以来就不断出入中国海面，衅端日增，由于清朝一贯的自尊和封闭政策，对西方世界仍茫然无知，历史造成的这种蒙昧，也不应苛求于道光。但是战争的结局——《南京条约》的签订，对道光该是创深痛巨的，教训是活生生的，何况殖民主义者的胁迫接踵而来，理应幡然变计，有所更张。而从战争结束到道光逝世（1842—1850）的八年，应该说是变战败为动力的关键时刻。可道光在这八年中干了些什么？他虽也一再下诏练兵设防，整顿吏治财政，图谋挽救。可惜这些并没有超出战前所有政令，从中看不到一条是由战败得到的新启示，不仅林则徐前此探询西事、翻译西书没有引起道光的注意，连影响日著的魏源《海国图志》也被置若罔闻；他不仅未能循战争的败征追踪事变的由来，连五口开放的动向也未能触动他的心思。这固然是板结了的天朝体制使然，作为主持全国大计的皇帝——道光个人，又岂能辞其咎？所以，戊戌时的新政，理应发生于鸦片战争震撼的当初，而紧接战后的八年，竟然连洋务派那样的措施也没有。近代中国失落了许多宝贵的时机，这种失落应该说是从道光开始的。
《宣宗本纪》论道：“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且不说“恭俭”、“宽仁”这类套话中蕴涵了几许理性与实绩，要紧的是“守成之令辟”一语。在王朝的通常情况下，道光不失为一个“守成”的君主，决不是坏皇帝；可在转折的历史阶段，道光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则未必是一个识时务的好皇帝。所以，中国被英国的大炮轰出中世纪而进入近代，道光的脚也与之同时踏入了近代，但他的头脑却留在中世纪，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世纪皇帝，从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时代的气息。
第5版(理论)
专栏：
质量与分配
彭致圭
质量之现状：长期在低水准线上波动
对于质量问题，很有必要清醒地回头一顾。尽管我们在提高质量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应该说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许多工业企业的产品质量，包括名优产品的质量，一直不够稳定。紧抓一阵，就好一些，锣鼓一停，就又往下掉。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1983年为88％，1984年为81.3％，1985年为76％，1986年为77.3％。优质产品率提高缓慢，1983年为13.9％，1984年为15.3％，1985年为18.2％，1986年上半年为20.23％。施工企业的工程质量，同样不够稳定。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仍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总而言之，我们的质量是长期在一个低水准线上波动。
质量水准不高的主要原因何在？就来龙而言，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企业以质量求生存的观念，没有在激烈的商品竞争环境中得到陶冶和锤炼。在旧经济体制下，商业、物资部门对企业的产品实行统购包销，掩盖了大量的质量问题。就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而言，多年以来我们习惯于突出单项高指标，追求产量、产值，不管产品效益、使用如何。近期又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简单地把经济效益等同于利润。从经济管理来看，质量控制、质量监督和质量检查的体制、机构和手段很不完备；质量立法不够健全，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相当普遍；全社会良好的质量意识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质量教育有待深化强化。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多年来除个别年份，发展速度一直过快，社会的总供给远小于社会的总需求，各类物资缺乏，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不洗泥的大萝卜市场”。从企业管理来看，企业抓质量的压力不大，没有花费主要精力去抓质量，全面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质量检验工作薄弱，把关不严，职工思想、技术素质不高；技术手段不够先进，工艺落后，设备陈旧等等。
上述种种，都是造成质量低下的原因，但根本性的原因，则在于质量与分配不挂钩。
根本性原因：质量与分配不挂钩
所谓按劳分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进行分配，这里的劳动数量应包含一定的劳动质量要求。但多年以来，我们实际上偏重于考察劳动的数量，忽视考察劳动的质量。从宏观上看，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使用价值，更不反映供求关系，质量价差没有拉开，往往是优质产品和质量差的产品，高档产品与中、低档产品的价格相差甚微，其差额部分根本不能补偿生产优质产品、高档产品所多付出的劳动。企业生产优质产品、高档产品不合算，这就挫伤了企业生产优质产品、高档产品的积极性。企业苦乐不均，多劳的并没有多得，这叫宏观分配的大不合理。这种价格结构的不合理，还直接造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名优产品、高档产品一直十分紧俏，大量的普通产品、中低档产品却滞销积压。从微观上看，多年以来，企业所实行的基本上是“超产奖”、“超额奖”，即主要以劳动数量来计发职工超额劳动的报酬。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对奖金的影响微乎其微，升级考核也主要是看产值、产量，干活质量差的职工照样晋级升工资。一言以蔽之，质量没有真正与职工的工资、奖金挂钩。在这样一种分配原则之下，人们考虑的是这个月能够完成多少工分、产值、产量，能够多拿多少奖金，不能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上关心产品质量，质量意识十分淡薄。质量转轨的路标：与价格挂钩，与工资奖金挂钩
质量问题的解决，质量水准的提高，需要各行各业及许多相关部门协同努力，进行综合治理；需要从宏观到微观加强对产品质量的控制、监督、检查，采取许多切实有效的配套措施，单一的“处方”很难奏效。但是，正确处理质量与分配的关系问题，显得更加重要。
一方面，我们应在价格体系改革的实践中，真正使质量与价格挂钩，拉开质量价差，做到优质优价，低质低价，分等论价，使质量好的企业在经济上得到明显的好处；使质量差的企业，承担应得的经济损失；使质量低劣又长期上不去的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上混不下去而倒闭。
另一方面，企业在改革工资奖励制度和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时，要真正使质量与工资、奖金挂钩，并且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体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非繁重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样，企业内部全体职工就会关心质量，抓质量就有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群众基础。一些企业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山西杏花村汾酒厂生产的汾酒、竹叶青等5种酒，质量一年比一年好，产量也一年比一年多。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狠抓全面质量管理，特别是在工资奖励制度上，实行质量与工资奖金挂钩。综合计算，用于质量的奖金占全部奖金的70％以上。这是该厂产品质量持续上升，在国内外获得稳定信誉的秘诀所在。
江西景德镇陶瓷公司的宇宙瓷厂对生产者实行了“联质计酬”的经济责任制。其具体计算方法为：
月工资与奖金＝（月标准工资÷月额定产量×额定质量系数）×（月产量×当月质量系数）
其中质量系数标准为：特级品为1.2，一级品为1.0，二级品为0.5，三级品为0。这种计酬办法使产量与质量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并且质量有否决权。这种计算方法如果再用消耗、安全等其它主要指标的系数进行修正，将更加完善。推行这种计酬办法以后，该厂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一直居景德镇市陶瓷业之首位。
以上说明，质量转轨的路标主要在于：质量与价格挂钩；质量与工资、奖金挂钩。
落实：几个具体措施
为了正确处理质量与分配的关系，建议采取如下几个具体措施。
一、国家对企业的考核，应建立以质量、成本、利润为主的指标体系。
多年来，我们吃够了单项高指标的苦头，应引为戒鉴，逐步建立严格科学的指标体系来考核企业。考核企业的指标，可分为主要指标和辅助指标两类。主要指标是：质量、成本、利润。对某些行业，也还可以另加一些指标，比如矿山、冶金、交通等行业，另加安全指标，构成质、本、利、安全指标体系。质、本、利指标不应搞统一模式，可根据行业和企业的不同情况，分别具体化为若干具体的指标。辅助指标，包括产成品资金占用额、劳动生产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职工因工死亡率等。
二、在企业推行承包、租赁等多种经营形式时，不仅要包产值、利润，还要包质量、包成本、固定资产增值、技术改造、企业升级等。在承包合同中特别要增加质量考核条款。应该对利润超收分成部分和挂钩的工资总额实行质量否决。
三、实行宏观的质量否决，可采取如下具体做法。（1）企业的质量指标在计发奖金时有否决权；
（2）企业的质量指标完成情况与企业领导人的工资、奖金挂钩，即企业的质量达不到规定的水平时，扣发企业领导人一定数量的奖金以至工资；（3）由于管理不善，企业的产品质量一直上不去，撤销厂长、总工程师的职务；（4）质量很差的企业，令其停产整顿。质量低劣、危害社会的企业，令其停业转产或破产，等等。
四、推行各种质量单项奖。此外，对在质量管理上做出显著成绩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解决重大技术质量关键的个人、集体、质量标兵、质量能手、质量信得过小组、最佳检验员等应该给以重奖；相应地对质量上极端不负责任、造成质量事故、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的单位和个人，给以经济的、行政的以至法律的惩处，坚持重奖重罚。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讯
书讯
△周叔莲、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研究》已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日本、法国、英国、联邦德国、美国和苏联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中）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编辑的《一九八七年经济理论动态》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有关经济周期、商品经济、劳动力所有制、财政体制、价格补贴、资金市场等重要经济理论问题的各种观点，具有较高的研讨和史料价值。 （里）
△蔡德容著《中国城市住宅体制改革研究》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本书涉及面比较广泛，内容丰富，具有实践性。（甲）
△张蔚萍、张列军著《毛泽东建党学说史》（上册），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江华宣）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法制局等单位的有关同志编写的《企业法讲话》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俗易懂，具有一定权威性。（林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