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马思聪
徐迟
马思聪先生曾经并不是用音符，而是用文字，写下了一首《童年追想曲》。他写他母亲。记得他三岁在外祖母家里听留声机，便能跟上唱片一起唱。七岁时他堂嫂在风琴上弹中国曲调，他听后就学会了弹出来。只是他手细，不能弹八度音，他用三度音代替，还比八度音更合乎和声呢。十岁弹月琴，音乐记忆力特别好，他能背出许多首很长很长的粤曲。十二岁他大哥从法国带回一把小提琴，演了几个简单的曲子，他觉得太美妙了。大哥说：你若高兴学，带你到法国去学。他认真地说，他一定去。他是一个固执的小孩，以“一定”始就以“一定”终，他这句话很重要。大哥果然带他去了法国巴黎，住在枫丹白露附近。一个女教师在一把旧提琴上，举弓拉了一下A弦，说“这样拉！”马思聪也照样来了一下，说“就这样拉！”一个小提琴名手这样开始了他的漫长生涯。
这位女教师教了他两个月。因搬家到巴黎的东区，换了第二位女教师。她严一些，他每天拉上三小时；半年后又迁居，又换一位老师。后来还换上了第四位女老师，她是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的。一天他冒着滂沱大雨，骑单车去上课。在他走过她家的地板上，好像有一条河流在流淌，吓得女教师像大祸临了头，问他为什么不穿雨衣。他说这可以锻炼他的身体和意志。这话也反映了他的性格。就在那时他有了创作欲，写过一首《楚霸王乌江自刎》的小提琴独奏曲，还写过一首根据一篇童话写的《月之悲哀》曲，足见他少年时候已能刚柔并济了。
1926年他16岁，即考入了郎西音乐院的高级班，学小提琴、钢琴、视唱和乐理。他参加过一次比赛，弹奏了帕格尼尼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得第二名。惟时他已感到，郎西音乐院也许不可信任。他跑回巴黎，结识了巴黎国家歌剧院的小提琴独奏家欧柏陶先生。思聪奏一个协奏曲给他听，奏的是拉罗的《西班牙交响乐》。欧柏陶先生听完后说：“你的演奏，表情很好。但是弓法指法，都有误差。”他不得不改从欧柏陶先生学琴，以纠正他那些多么令人恼火的差误，然后琴弹得更好了。
1928年他考入巴黎的国家音乐院。学小提琴之外，他还跟宾南蓬老师学作曲。次年又专门学了一整年的作曲法，1929年他写出了《宋词七首谱曲》（作品第一号）。从开头就是浓郁民族气息而使他属于民族乐派的，他那作曲家生涯便如是发端。
根据他晚年写成的《简历》得知，他从二十岁起便开展了一系列创业性的音乐活动。1930年他创立了第一个完全由我国器乐家组成的交响乐管弦乐团，他自任指挥。1931年他创办了广州音乐院，任院长。1932年他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直至5年后抗战爆发。1 937年他转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以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战时的流亡生涯，他挟着小提琴，流浪在中国大地上，开了不知多少音乐会。1939年他经香港、河内到云南的澄江，时中山大学迁校于是。1940年来到陪都重庆，他创办一个国家级的中华交响乐团，任指挥，兼任协奏曲的小提琴独奏家，他在重庆指挥独奏过几十个场次，蜚声于大后方的中外爱乐者之间。（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和他相认并成为莫逆之交的。）1941年他飞到香港，用他的琴声和他自己创作的浓郁民族风格的乐曲，征服了香港热情的中外听众。这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经历了香港的炮火，1942年又开始流亡。经他家乡海丰，辗转到了桂林，又回到粤北砰石的中山大学。1944年又是湘桂逃难，奔波于桂林、柳州、贵阳、昆明。1945年到重庆、成都，又到贵阳任贵州省艺术馆馆长。1 946年飞到上海，建立了上海音乐家协会，又转台北，任台湾交响乐团指挥。然后又回广州，到中山大学执教，兼广东省立艺专音乐系主任。1949年他到了北京。在第一届全国文代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随后作为文艺界的新政协代表，他参加了那历史性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时他任教于燕京大学音乐系。1951年他被委任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多年以来，到这时，他已经谱写出很多重要的作品，开创了丰富多采的一代民族乐风。
继他的第一号作品《宋词七首》之后，他写了三重奏和《第一小提琴钢琴奏鸣曲》。然后，是那么多的浓郁民族风味的美丽而健康的小提琴曲。如《摇篮曲》（第四号作品），是他自己演出过最多场次的，非常受欢迎的一首，作于1935年。第六号作品作于1937年，名叫《第一小提琴回旋曲》，也是他经常演奏的保留节目，显出了他拥有最美丽的民歌资源，随手便可展出最好的旋律。也是这一年他完成了他最重要作品之一的《绥远组曲》现改名为《蒙古组曲》（作品第七号），内分三章：一、史诗；二、思乡曲；三、塞外舞曲。这是使他享盛誉的杰出作品。《史诗》奏出了抗战的激情主题。在离乱生活中的《思乡曲》唤起了广大听众的联想。《塞外舞曲》气魄雄健，所受赞赏仅次于《思乡曲》而已。这个组曲有小提琴谱及乐队总谱，流传最广。
他一生有三个创作时期，分别有三个创作高潮。1941年，在躲避日机轰炸的香港防空洞里，我亲眼看见他开始动手写他的《第一降E大调交响乐》，这部交响乐于1942年夏天在桂林脱稿，并完成了乐队总谱，是他的第十四号作品。紧接着他又完成了第十五号作品的《西藏音诗：一、述异；二、喇嘛寺院；三、剑舞》。《述异》正如其标题的涵义是瑰丽而又苍茫的；慢乐章的《喇嘛寺院》哀婉凄绝；《剑舞》气势磅礴。到1943年，他在粤北砰石的大自然环境中，创作了《第一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鸟惊喧，第二乐章的昭君怨和第三乐章的贺新岁。这是他的一个极受欢迎的第十六号作品。同时又有两个小提琴曲子：《牧歌》和《跳神》，分别为第十七号和第十八号作品，写于1945年。至此他的创作高潮还未衰退。
接着他给中国人民献上了三部大合唱：第二十号作品的《民主大合唱》于1 945年；第二十一号作品的《祖国大合唱》于1946年；第二十二号作品的《春天大合唱》于1947年。这些作品号召团结战斗、歌颂祖国，抒发对新中国的希望与理想，同时代的潮流紧密合拍，正是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群众歌声。
开国前的这个创作阶段，他一共写了二十二个作品。
去年我有机会到桂林旅游，在市图书馆找到了桂林版的《大公报》。1942年8月29日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有我们之间的《两封关于音乐的公开信》。副标题是“论纯粹音乐、标题音乐、舞剧、歌剧、世界性和民族性。”两封信中的一封是我写给他的“提问”。我的问题提法较怪，不值得再说了，第二封信是他写给我的“陈义”，他的陈述思路明确，结构严密，如经典性的定义一般，值得在今天再摘录若干章句的。
例如：他说，“音乐直接唤起某种情感，它并不告诉唤起某种情感的原因。”“音乐只唤起效果，其来由是不管的。”“各人凭着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生活去回忆，去发生联想作用。所以一首乐曲的解释是因人而异，而且无可能是同样的。”以上是他对纯粹音乐的陈述。
他又说，“既然音乐唤起联想的作用，于是好些作曲家就想出，不如把联想确定了。于是标题音乐产生了。”“可是把标题省略了，所余的仍是纯粹音乐，仍然唤醒个人不同的联想。”“我觉得纯粹音乐胜于标题音乐，其原因在于纯粹音乐能永远发生新的联想。”
关于舞剧和歌剧，他这样写着，“音乐加形象：舞蹈。音乐加形象加文字：歌剧。”“在我，纯粹音乐是最高的表现。但舞蹈、芭蕾舞剧也是被人视为极完美的艺术形式。”“在音乐史上，歌剧是尽了最大的诱惑，去把群众领入音乐的圈子的一种形式。”“我希望将来能够尝试一下。”他晚年果然实践了他的愿望。然后，他在信中又说：
“让再给世界性、国民性、个性等关系的范围，单纯的说一说。有个性不一定有国民性和世界性，但最高超的个性可能三者都有。有国民性的不一定有个性有世界性，但最高超的可能三者都具有。有世界性不一定有国民性，但可能有国民性又有世界性的必有个性。”这段话对我们今天的音乐界可能特别恰当。
这是距今四十六年前写的。可以说它经受住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的考验。这也可提供我们对他自己的创作进行验证。它和他的音乐理论完全一致的。
在四十年代里，他曾经为新中国的理想而追求而奋斗，到五十年代，似乎都已经开始实现了。身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他推进了全国的音乐教育。在教学之外，他举行小提琴独奏会，使他的琴声在全国飞扬。他的弦乐、管乐、声学作品，一创作出来即由中央乐团和其他音乐单位演出，首场还常由他自己指挥。有些过去未能演出的作品如《第一交响乐》和几部大合唱都演出了。他一家子，夫人王慕理，女儿碧雪、瑞雪，儿子如龙，全家住在一所精巧的四合院里。孩子们都学音乐。当父母在家合奏时，孩子们就在大钢琴底下的地毯上倾听或嬉戏。这是我在他家里时常看见的愉快景象。他还在全国各地旅行，除西藏之外，足迹遍于东西南北，各大小市镇城乡。他还时常出国，和世界音乐界人士往来。
那时工作愉快，生活安定，举国形势，蒸蒸日上。他的创作也反映了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息。1950年他写了《欢乐组曲》（作品第二十三号）。《汉舞曲三首》（作品第二十四号）其中包括腰鼓舞、杯舞和头巾舞的钢琴曲。《第二小提琴回旋曲》（作品第二十五号）。1957年他以充沛的感情和娴熟的技巧写成三首小提琴钢琴曲：《山歌》（作品第二十六号）、《春天舞曲》（作品第二十七号）和《新疆狂想曲》（作品第二十八号）。到1953年，他升上三个创作高潮中的第二个。这一年之内写出了一部《淮河大合唱》（作品第三十号）、一部为郭沫若的诗剧《屈原》谱写的戏剧音乐《屈原剧乐》（作品第三十一号）、一部钢琴《粤曲：一、羽衣舞，二、奔马，三、狮子滚绣球》（作品第三十二号）。还有简直像喷泉一样迸发的四首小提琴曲：《跳龙灯》、《慢诉》、《跳元宵》、《情歌》（作品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号）。这个高潮到1 954年还保持着，他又创作出一部交响乐诗《山林之歌》，为作品第三十九号，分五个乐章。一、召唤，像屈原的《九歌》中的山鬼在召唤她的恋人。二、过山，恋人穿过猿声啼不住的山林，过山而来。三、恋歌，情人们从日落中对歌到深夜。四、舞曲，山地人的舞蹈，粗犷而神秘。五、夜，月华升上山来，树叶瑟瑟作声，然后一切安息了，一切复归于寂静。
这以后的两年，他没有出作品，到1959年他拿出了一部《第二交响乐》（作品第四十三号）来。这部献给国庆十周年的交响乐描写了中国人民经过无数次的起义斗争到最后取得胜利。一共四个乐章，一、快板，二、慢板，三、快板，四、终曲；但不间断，一气演完。这部交响乐当年由他自己指挥在中央乐团演出，还灌了唱片，我现在还保存着这张唱片。
然后到了1960年，他完成一部《A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第四十四号）却就从此沉默了。
这第二阶段里，他共创作了二十二号作品。
他沉默了十年之久。为什么我们的音乐家沉默了这么长的时间？沉默了，就无法知道为什么。如果能够回答，他就不会沉默。但是后来我们不也是一样，沉默了十年之久吗？基本上是一样的原因，不过他比我们大家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有沉默的必要。他比我们早了五年，可也不能搭救他。不过五年之后，渔阳鼙鼓动地来，那吵闹喧嚣的“文革”就在1966年发生。这场大悲剧替他，也替我们作了回答，作了说明。难言之隐，无言之痛，所不同的只是，他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服服帖帖，听任摆布，而是像一只似乎柔弱的不驯的夜莺远走高飞了。
我和他在四十年代中是往来迩密的知交。五十年代各忙各的了，遂隔行如隔山。六十年代前半期我离京迁往武汉，我们中间就隔了一道黄河。六十年代后半期，他去国出走，更隔了一个浩瀚的太平洋。直到八十年代才又通上音讯，到1984年才有机会，我到费城又和他会了面。于是我知道了他是如何自我放逐的，如何在七十年代初就又在琴弦上、在乐谱上，响遏云霄地歌唱起来。1970年又恢复了音乐生涯；1972年进入他第三个创作高潮，那年他和马如龙一起拉他的《小提琴二重奏五十首》（作品第四十六号）。用女诗人马瑞雪的诗，谱写女高音独唱曲，一首《家乡》（作品第四十七号）和一首《热碧亚之歌》（作品第四十八号），在台湾演唱了，尤以后者博得热烈的欢迎，简直轰动了。1973年，两个作品，《阿美组曲：一、春天；二、寂寞；三、少女；四、月亮；五、山地舞》（作品第四十九号）和《高山组曲：一、祭神；二、芦笛酒歌；三、战舞；四、咒语；五、收获》（作品第五十号）都以台湾民歌为主要旋律，都在台湾演出了。然后他专心写作一部“音乐加形象”的芭蕾舞剧，开始于1971年，花了七八年功夫来写和修改。取材于《聊斋》的同名小说，三幕42个曲子的《晚霞》（作品第五十五号）完成于1978年。在台湾演出时，曾改名为《龙宫奇缘》。我看过它的电视录相片。演出的盛况是空前的。
1980年他完成了《第三小提琴回旋曲》和《第四小提琴回旋曲》。（作品第五十六、五十七号），接着完成了《A大调钢琴协奏曲》。它以云南民歌为主旋律，五易其稿，是为第六十号作品。稍后他投身于“希望将来能尝试一下”的大歌剧《热碧亚》的创作。剧本和歌词是马瑞雪创作的。他是反复的修改，父女二人合作得很好。就这样，马思聪完成了一部以新疆民歌为主要旋律的歌剧，作品号码第六十一。这是他的最后一号作品的天鹅之歌。正是这部作品使他积劳过度。甫告完工，就进了医院。最后手术无效，不幸病逝。因而他久已准备就绪，本来即可开工谱写的另一部大型歌舞剧《九歌》便成了未竟的遗志。他再不能完成这个和其他的许多计划了。
这样在他第三个创作阶段里，他写了十七号作品。
他一生一共写了六十一号作品。我本来以为他的作品目录是可以达到一百以上的数目，但我们国家十分地动荡不安，政治生活更多变易，致使文化事业遭受屡次的干扰。开国以后，极左路线对文艺事业无穷无尽地横加干涉。鸟惊喧早变成鸟惊弓。因此，和西方的那些音乐大师的作品目录相比较，他写得可是少得多了，他当然是会写得更多的，如果没有这些那些干扰和干涉。但是他还是写得比任何其他的中国作曲家多得多。不说早夭的聂耳，或寿命也不长的冼星海、黄自，都只写了歌曲大合唱和几部交响音乐，而长寿的赵元任也只有几十只歌，他另有专业。
我们的音乐界、音乐评论家，对我们自己的作曲家可以说一般地都不怎么热情。文艺界里懂音乐的人也并不很多。1941年在香港我组织过一次音乐沙龙，请马思聪为二十来个文艺界名流学者演奏他自己的作品。其中有大作家茅盾。演完以后茅公谦逊地说自己并不懂音乐。而茅公开国以后就当了十多年的文化部长，并且是非常称职的。我和马思聪在通讯中谈论过一些问题，也向他索取了创作的目录。他给了我一份英文打字的全部目录，他说他们是空身出来的。大部分作品来美国后在国会图书馆里找回，有小部分可能已遗失。“生逢乱世，我们国家音乐出版又不发达，能保存这一些，也许算幸运了。”他还再次回答我的提问说，“追求我们这伟大民族最美的声音这个高目标，一定努力以赴。至于驰誉世界，就难说了。这当中有极其复杂的条件和机缘。拿巴赫来说，他是死后一二百年才驰誉的呢”。
但我需要指出，马思聪的全部作品是真诚的，是他的感情的结晶，心血的凝聚，爱国的证件，历史的纪录，珍贵的遗物，价值连城的国宝，壮丽的精神财富，汉民族文明的一座高峰。这些作品中必有一些将传至千秋万代，这些不朽的作品也就是他永生的灵魂了。
我总有一种感觉，他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拥有他的唱片、录音匣子和一些乐谱，就像他还在，永远在，在远方。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延安瑞雪
毛锜
龙年新正，天灰蒙蒙的、阴沉沉的。人们还正在围炉谈笑，觥筹交错的品尝着年味。忽然有位电视台的朋友把车开到门口，邀我上延安去过元宵节。“干什么？这么火烧毛燎的”；“怎么？你对那边的‘转九曲’、闹秧歌不感兴趣？”经不起他一阵怂恿，我略为打点，就轻装颠簸了大半天，便置身在宝塔山下了。
今日的延安，虽然不像30年代末斯诺夫人所说的“像西方二千五百年来朝圣帕那斯山上的特尔斐那样”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但毕竟因为它曾是革命者故家的缘故，像是以它独特的风姿和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听说去年单来延安参观访问的离休老干部就有两千一百多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回娘家”的；至于抱着一种新鲜好奇心情来看一看的海外侨胞、港澳同胞，近几年也是人数激增，不绝于途。就是今年春节期间，我们还在延安邂逅了一批肩挎照相机的港澳青年，真有点出乎意外。
我们兴冲冲地赶到延安，可翌日早晨打开宾馆的窗户一看，却只见鹅毛般的大雪漫天飞舞，延安四周的河川已白茫茫一片。楼房戴上了银项圈，山峦成了白头翁，梢林变成了玉树琼花，就连平日最显亮的宝塔，此刻也浑似一位披着白绸披肩的勇士一样，挺拔威严地屹立在这陕北高原的风雪里。尽管是乍暖又冷，春寒料峭，但望着窗外一派诗意盎然的雪景，我却喜不自胜了，并情不自禁地低吟起韩愈那首著名的雪诗来：“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要说，延安对我并不怎么陌生，因为从50年代以来，我断断续续经常来这儿作客。在我记忆的感光板上，既有延安桃李芬芳的春景，也有延安荞红芦白的秋色；既有延安山丹丹开花的艳丽色彩，也有延安牧羊人高哼信天游的图像。然而亲自目睹延安城沐浴在一片皑皑的春雪里，还是第一次，怎能不叫人倏然动情，喜上心头呢。
电视台的年轻性急的朋友，一大早就跑了过来，看见我悠然自得的倚窗赏雪，不耐烦地催我：“走，咱们干脆到野外去捕捉延安的雪景吧！”
说时迟，那时快，不一会儿，我们便驱车来到了四十里铺。路边就是几户人家，我们蹒蹒跚跚地爬上一个山坡，眼前就是一并排三个窑洞的小院落，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窗棂上照例是玲珑剔透的各色窗花，地地道道的陕北风味。经打招呼后，我们进了窑洞。男主人赶忙为我们取烟泡茶，女主人则用笤帚为我们拍打身上的雪，三言两语便热乎起来。也不是什么“最难风雨故人来”的一时兴奋，只不过是见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是“公家人”，他们就习以为常的热情起来。
男主人姓郑，今年刚60出头。宾主寒暄片刻，老郑忽然拿起桌上的一支唢呐，鼓起腮帮试吹了几下。我那位电视台的朋友有了新发现似的拉着老郑的胳膊：“怎么，你还会来这玩艺儿？瑞雪兆丰年，你就给咱们乐一番吧。”这个提议也许正中老郑的下怀，他高兴地说：“那有甚，不过要到院子里去吹。”“院子就院子。”我也来了劲儿。说着老郑便从邻家叫来一个年轻的同行，于是一对唢呐迎着飞舞的雪花吹奏起来了。开始就我们几位远道而来的看客，可不大工夫就招引来左邻右舍的乡亲和一大群毛头孩子。当电视台的朋友扛起他的“远射程武器”——摄像机的时候，这一老一少就吹得更起劲啦。一会儿是《得胜回营》，一会儿是《迎亲嫁娶》，慢慢地又吹奏起人们耳熟能详的《蓝花花》和《拥军歌》来了。尤其是这后一曲一吹奏，仿佛又把人们的心带回到那对往昔峥嵘岁月的美好追忆中去了，连我也按捺不住跟上低哼“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的歌词来。联想到近几年在城市里耳闻目睹一些人一味地以权谋私，另一些人盲目地追求所谓“自我价值”，乃至于弄到“情不知何所钟，魂不知何所系”的地步。对照此情此景，抚今追昔，真不由得叫人思绪绵绵，感慨万千。
该不是老郑的唢呐真的感动了刚刚履新的龙公吧，铺天盖地的雪越下越交上劲了。我们只好作罢返回窑洞。可那悠悠扬扬的唢呐声带着我那飘逸无羁的思绪，依然还在远处的空间回荡着似的。当老郑又捧过来第二杯热茶时，我才由“余音绕梁”的境界中醒悟过来，意识到要把主人好好感谢一番。可还没等我来得及开口，老郑却反倒略带歉意地说：“我吹的都是老一套，让你们见笑了；可惜我儿子不在家，要是他看到你们，准会给你们吹奏一曲《十五的月亮》呢。”听了这句深情的话，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更好的言辞来答谢了。哎，热情好客的延安人，一见公家人总是恨不得把自己的一颗心都掏出来啊。
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没有一点减慢的迹象，而女主人公又几次要张罗着为我们做饭。不敢再叨扰了，我们连忙起身告辞。车在冰雪覆盖着的公路上开得很慢，二十里铺的窑洞、桥儿沟的鲁艺旧址，都静悄悄地目送着我们。公路另一旁的延河，挟带着一块块的冰凌，款款不息地流淌着。可我的心潮却一直起伏不已，心想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延安人民的心地、襟怀和情愫，仍然是那样的博大、宽厚和纯洁，就像这车窗外白漫漫的雪野一样。
“远山云鹤聚，老树玉龙斜”。延安的瑞雪啊，是一场热的雪，喜的雪，让人们心里暖烘烘的雪。蓦地，我觉得这眼前的雪野，是不是延安母亲在喜迎改革开放的龙年之际，为考一考它的儿女而铺开的一张白色稿笺。是啊，我得认真想想，倘若真的如此，那么，我能经受得住这场严峻的考试吗？我又能在这张稿笺上写些什么，才不至于玷污它的厚重和洁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