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磨难虽多心无瑕
——忆罗瑞卿同志
耿飚
罗瑞卿同志是我最熟悉的老战友和老领导之一。他是四川南充县人，受吴玉章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很早就参加了反军阀，反苛捐杂税的革命斗争并考入了黄埔军校。1928年他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后，一直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工作，最终成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忠诚战士、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
我与罗瑞卿同志最初相识是在1932年初春。当时他是红四军的政治委员，我在红三军九师任参谋长，我们一起参加了中央红军东征漳州的东路军作战会议。由于他身材高大，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都亲切地称他“罗长子”，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认出了他。他在会上发言的时候，声音洪亮，语言活泼，加上他那好听的“四川官话”，使会场变得活跃起来。给我们另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讲话时有一个“咬紧牙关”的习惯。那是因为他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在观音岩前沿指挥战斗时，被敌人打伤了腮部。当时子弹“过梁”，颅骨破碎，十分严重，战士们已经按照他的身高做好一口特意加长的棺材，准备收殓埋葬。但是他在昏迷数日后又顽强地活了过来。对这次“死”而复生，罗瑞卿同志自称为“摸了一回阎王爷的鼻子”。正是这种把生命置之度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他与革命事业建立了真正的血肉联系并为之奋斗终生。
从此之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我和罗瑞卿同志之间似乎有了某种“缘分”，在各个时期都有着并肩战斗的经历。我们一起“咬紧牙关”，指挥部队浴血奋战；一起出生入死，去“摸阎王爷的鼻子”，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的12集电视系列节目《让历史告诉未来》中，有一个关于罗瑞卿同志使用过的一块怀表的镜头，那是1932年红四军军长王良同志的遗物。每次战斗结束，罗瑞卿同志总要打开红绸包，把烈士临终前赠给他的怀表上满弦，说一句“我们又赢了”。每当这时候，我觉得只有我们这些一起流过血，共同经历过生死搏斗的人，才能体会到个中含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我与杨成武同志担任二师四团的团长和政委，率部先导，为大队人马斩关夺隘，开辟通路。我们从江西省的于都出发，首先抢占了临武、道州，连续突破了三道封锁线，到达湘江。当时罗瑞卿同志是军团保卫局长，经常到我们先头部队来“督战”。
长征途中我们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夺取娄山关，胜利到达陕北。罗瑞卿同志在抗大前身的“红大”当教育长，我是一科的学员。当时一科全是高级干部，由毛主席亲自上课。“红大”以及以后的抗大，都是罗瑞卿同志负责具体工作，我党大批优秀干部就是在那里培养出来的。直到罗瑞卿同志去世前，我们一科的十几位老学员聚在一起，还记得他那“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演讲。
“西安事变”时，罗瑞卿同志随同周恩来副主席去了西安，我被毛主席派往四军任参谋长，组成援西路军，准备迎击由于“西安事变”导致的何应钦的进犯。“七大”以后，我们又一起调往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军调处我方委员是叶剑英同志。罗瑞卿任参谋长，我是副参谋长兼交通处长。军调处名为我、美、蒋三方，实际上美国向国民党一边倒。罗瑞卿同志的主要对手是美方参谋长海斯凯和蒋方参谋长蔡文治，一开会就是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仅我负责的那一摊子交通问题，就先后发了好几个通令，最后还是搁浅。于是再调查、再辩论、再通令、再搁浅。敌人一面大张旗鼓地谈判，一面箭拔弩张地进攻，刁得很。说实在的，不单是谈判桌上的周旋，就连那些不得不应酬的招待会、鸡尾酒会，我们也是不堪其苦。作为军事指挥员，我们更渴望战场上的戎马生涯，深知一切“和谈”的成果，均来自战场上的实力抗衡。
军调处的工作在美蒋反动派的破坏下终告失败，我们又回到了聂荣臻司令员领导下的晋察冀军区，罗瑞卿同志是副政委，我是副参谋长，负责全区的作战工作。恢复野战军后，由杨得志同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同志和杨成武同志任政委，我是参谋长，在华北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大角逐。那个时期我们工作得十分融洽，工作节奏也十分明快，指挥所常常设在庄稼地、小树林或者老乡的大碾盘上，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命令、回报，对方在电话上复述一遍，就去行动。
使我最难忘怀的是1948年冬天，我们从紫荆关出发，率部参加平津战役的情景。毛主席在这个战役的约90份电令中，发给“杨罗耿”的竟达55份之多。12月4日毛主席调动我们截围敌三十五军于新保安时，一日之间连下三封急电，我与杨司令员、罗政委在寒风之夜的低坡处，打着手电传阅这些“以最快手段”、“以迅速行动”、“用全力控制”的电报时，意识到责任非同小可，又感受到巨大的关怀、信任和期望。真是急如星火，鼙鼓催人。我们夤夜飞兵，分兵滞敌，徒涉冰河，硬是用两条腿追上了敌人全部美械化的汽车轮子，完成了对三十五军的合围。毛主席一面传令嘉奖，一面指示“围而不打”，以牵制傅作义。为了使求战心切的指战员理解这一英明决策，罗瑞卿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对杨得志同志和我说：你们全力准备攻击，思想工作由我来做。他把深奥的战争原理，按照接受对象的不同层次，变成易懂好记的语言，与潘自力主任一起到前沿去讲解，还向敌人展开了政治攻势。部队很快就领会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克服了急躁情绪，把“围而不打”比做“四面烧火煮山药蛋，越烧越煮越绵软。”罗瑞卿同志说，我们这里煮山药蛋，毛主席那里可“煮”着既有海（天津）、也有山（北平），还有“皇帝”的金銮殿哪。他就是这样一位深受指战员欢迎的政治工作者。毛主席对我们这样军政并举完成攻击准备，电嘉“甚好”。几天之后，我们把这些“山药蛋”连锅端了。
作为一名政治委员，罗瑞卿同志是精明强干而且十分称职的。他才思敏捷，活力洋溢，擅长讲演宣传，还会写书、演戏。可以说，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胸怀远大理想而又勇于革命实践的优秀将领。
1949年6月，周恩来同志把罗瑞卿同志从我们的驻地召回北京，要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公安部长，并告诉他，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从此我们在工作上分了手。建国以后，我也离开军队，调往外交部工作。但与罗瑞卿同志仍然有着战友式亲切的来往。公安部的工作纷纭复杂，但由于毛主席亲自安排和罗瑞卿同志的艰苦努力，从无到有，很有成效，对巩固和壮大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起了巨大作用。在我出任驻外大使期间，每当回国述职，罗瑞卿同志总要询问一些国外保安、反间、防暴的新设备、新技术，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公安建设。
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在东南亚任职，正值东南沿海和中印边界形势紧张。罗瑞卿同志是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们之间又有了更多的联系。从通话中我知道，他的工作简直没有了时间、地点的界限，甚至连家里也成了临时作战指挥部，把孩子们都挤得没地方休息。这使我想起当年我们在华北前线时，那军情急如星火，将帅秉烛附图的情景。每有捷报传来，外交措施就更加有力，这与在“军调处”的工作又何其相似。除了总参谋长以外，他还担负着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军委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职。这些头衔，没有一样是让他“挂名”好看的。在此期间，我们歼灭了九股向东南沿海窜犯的匪特；击落了包括U—2在内的24架5种型号的美制蒋机；击沉蒋军“章江”、“剑门”、“永昌”等窜犯的军舰。取得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大比武”使钢铁长城更加坚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些成绩首先是党中央、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也与罗瑞卿这位三军总长呕心沥血的工作不能分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罗瑞卿同志在十年动乱中受到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但他背着“莫须有”的罪名在冤狱里保持了“磨难虽多心无瑕”的铮铮气节。即使肢折骨裂，性命交关，他也没有屈服，坚决不出卖同志，并利用一切机会与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作斗争。
在罗瑞卿同志遭受迫害期间，完全与外界隔断了联系。我曾悄悄地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但是在那个“钳口术”的年代里，得到的是更加令人担心的消息。当他重见天日我们迫不及待地重逢时，罗瑞卿同志爽朗地说，第二次反“围剿”我已死过一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也多次宣布我已被“击毙”，我被捉之后，他们也多次往死里整我，但是要我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然而，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瑞卿同志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损害。尽管在他恢复职务后，抱着“以72岁当27岁”的壮志，投入了新的长征，病魔还是无情夺去他的生命。
1978年8月3日，我正在国外访问，突然传来了罗瑞卿同志逝世的噩耗，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仅在半个月之前，我还与他在一起，他对出国治腿充满了信心，对新的长征充满了壮志。甚至就在几小时前，使馆的同志们还得到并报告了他手术成功的消息。当时，我真希望那条报道他逝世的电讯是由于某种差错造成的，就像他过去曾经经历过的那样。然而，当我匆匆飞回北京，面对党旗下覆盖着的遗体时，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我党、我军又一个重大损失发生了！罗瑞卿同志为党的事业奋斗了50多年，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丰碑上留下了自己闪光的足迹。他那充满斗争的曲折经历和为革命鞠躬尽瘁的崇高思想境界，将使我们永远汲取到巨大的力量和教益。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富春同志，你与春天同在
肖劲光
人到老年，难免怀旧。
今年5月22日，是富春同志88周年的诞辰。我们交往50载，上下之属，战友之情，同志之谊，兄弟之义，皆而有之。每每念及，总是心潮难平。权做这篇短文，以寄托我的思念。
我与富春同志相识于1925年底的广州。那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蓬勃发展之际。为了准备北伐，国民革命军进行改编，迫切需要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军队做政治工作。我即是适应这个需要奉党组织之调从安源煤矿来到广州的。在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那里，我见到了李富春同志，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当他听说我曾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并在苏联的初级红军学校学过一年军事，又是湖南人时，如获至宝，要我到二军去做政治工作。不久，我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
二军的前身，是谭延的湘军，一支组织松懈、纪律松弛的旧军阀部队。富春同志是二军政治工作的开创者，他开办政治训练班，亲自讲课，培养军队政治工作骨干；他亲自审定部队政治工作大纲，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他模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正确方针，在部队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因势利导，激发官兵们革命的热情。在湘军的改造上，富春同志倡导“打破”旧军队传统的“私人私枪观念”，“消灭派别界域”，认为这是使军队成为富有牺牲精神的“革命的军队，民众的军队”的先决条件。他在二军领导了部队的民主改造，废除肉刑、体罚、不吃空额、不喝兵血，实行经济公开，受到士兵的欢迎。1925年廖仲恺先生被暗杀后，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猖獗，富春同志在二军中深入宣传，给破坏国共合作的叫嚣以坚决驳斥和有力的回击。北伐开始以后，富春同志领导二军政治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他号召政治工作人员到第一线，把政治工作做到实处，并以身作则，在南昌、南京诸战役中，他始终奔走于前线，做政治工作。北伐前期，二军之所以在人民群众中颇受欢迎，国共合作密切，官兵作战奋勇，是与富春同志的艰苦工作分不开的。应当说，在改造旧军队工作方面，富春同志是我的第一个老师。
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去苏联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富春同志留在国内坚持斗争，1931年11月，我们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重逢。不久，宁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起义。在确定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人选的时候，开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准备让富春同志就任，而富春同志却推荐了我。他从自己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出发，认为旧军队的军官们大都出自“科班”，很讲究“资格”，而我曾两次留学苏联，又专门学过军事，出任政治委员更有利于旧军队的改造工作。这种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主动“让贤”，甘为“人梯”的精神，使我终生难忘。
遵义会议以后，我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打击的问题得到平反，到红三军团任参谋长，富春同志也到红三军团任政治委员，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到陕北以后，富春同志先后担任陕甘省委书记和陕甘宁省委书记，我在他的领导下做军事部长工作。后来，在延安、在东北乃至全国解放以后，我们虽然工作上的直接接触少了，但始终是心心相印，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感情。
在我与富春同志交往的50年里，一直把他当作自己宽厚的兄长。和许多老同志一样，在非正式场合，喜欢叫他“大哥”，唤蔡畅同志为“大姐”。富春同志和蔡畅同志对我不仅给予了高尚的“同志之心”，而且也给予了温暖的“手足之情”。从大革命时期起，他们就不仅关怀着我思想上、政治上的成长，而且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的个人生活。这是富春同志的一贯品德。他对革命事业是那样的赤胆忠心，倾注全部精力，对同志是那样的与人为善，给予一片赤诚。他总是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处处为别人着想，周到、细致，使每个与他相处的同志都感到十分亲切。记得在庆阳的时候，有一次，富春、蔡畅同志弄到一点虎皮花生，便请我一起去吃，这在当时可谓稀有的“珍品”，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直到今天，每当我吃到虎皮花生的时候，总是见景生情，回忆起当年大哥大姐的音容笑貌。延安时期，由于国民党封锁，边区经济十分困难。富春同志领导边区的经济工作，为实现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目标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自己与蔡大姐的生活却和大家一样的清苦，不要任何特殊照顾。每当回想起这些事，我常常以自己没有能很好地照顾大哥大姐而心中自责，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正是富春同志的高尚品质所在。
全国解放以后，富春同志始终担负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责任。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富春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迫害，处境也很困难。我听说他在晚年的时候，心绪不好，郁闷烦躁，闭门谢客。我想，如果不是这样忧国忧民，积愤成疾，富春同志绝不会这样过早地离开我们的。今天，当我们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时候，使我更加怀念富春同志。如若在天有灵，看到国家蓬勃发展，看到自己为之奋斗毕生的事业兴旺发达，富春同志一定会欣慰无比的。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人生实难，所贵者丹
——挽朱丹
冯牧
朱丹同志在病卧经年以后，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如此挚爱的生活、亲人和他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他的过早地逝世，使许多理解他的美德的朋友以及曾经得到过他热忱扶助的人感到深深悲痛。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和他有过将近半个世纪友谊曾经共过长期忧患岁月的战友和知交来说，除了悲痛以外，在我心中还郁积着一种长久不能消散的痛惜之情。
听说，在他停止呼吸之后，他的眼睛久久没有闭合，带着一种他先前常有的温和、宽厚和惘然的神情。当人们告知我这一点时，我的心感到了一阵强烈的震颤。我完全可以体会到：他是带着一种多么痛苦和遗憾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的。他还有那么多要做的工作还没有做，他还有许多光和热还没有发挥出来。他的“生命之烛”还没有燃尽。我突然想起他在郭小川逝世后对我说过的话：“他不该这么早就离开我们。即使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支蜡烛，我们也要燃尽自己身上的光和热！不能像他这样，半途而灭。”使我感到伤心的是，朱丹也是还未到“蜡烛成灰”的时刻，便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带走了他的永远炽热的心，坦诚待人的襟怀和远未发挥出来的艺术才华。
朱丹是一个有着50多年党龄的忠诚的老战士。但他一生所经历的，都是一条令人感叹的屡遭困顿的坎坷道路。他又是一个富有多方面才华的艺术家；但是他却由于个人所不能左右的原因未能使自己的精神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扬和展现。我还必须强调地说，他是一个有着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多见的优秀品德的人，一个胸怀坦荡得有如霁月光风，热情真诚得有如天真赤子的人，一个永远以助人为乐，对于人民的疾苦和命运永远怀着火热的同情心，永远怀有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思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是非分明，疾恶如仇，不趋炎，不苟同，一生坚守自己革命信念的人。
朱丹是我的同时代人。我们都是在一二九运动的浪潮中选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的。不同的是，当我被卷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时还只是个不知世事的少年，而他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他曾经担任过天津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纠察队长和敢死队员，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经列名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起人之中，并且在1936年就入了党。在其后的年代里，无论是在白色恐怖或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他都以献身的精神，在许多不同的岗位上积极忘我地工作并且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他本来是学美术的，是徐悲鸿很欣赏的学生，有很高的文学和艺术修养。但在很长的年代里，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从文工团长到印刷厂长，从画报社长到艺术局领导人，从美术理论家到美术学院负责人，从诗人、作家到书法家……。不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他都以自己热忱、干练和渊博的学识把工作作得很好，而且也不断地在创作上闪现出他的艺术才华。他的诗和散文都写得很有情致和意境。他的关于美术方面的评论，特别是他写的关于齐白石和徐悲鸿的文章，可能是我所读过的同类文字中少有的具有真知灼见之作。他的书法和篆刻是他工作和写作之外的余事，但已达到卓然成家的水平。他被选为中国书法协会副主席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在50年代中期后，他在工作、生活和创作方面，都长期处在了一种艰难境地。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是无一幸免地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一生不愿作违心之论，他一生不会说假话，他一生不曾整过旁人。但是每见不平都总是会难于抑制地出来仗义直言，扶危济困。他是一个如苏东坡所说过的那种“情交于中，言无所择”的正直而执著的汉子。这给他带来了许多不幸。为了同情别人，他几乎被戴上“右派”帽子，而且长久被视为异端而被置于不被信任的地位。但他对于革命、对于人民的命运总是有着一种发自由衷的深情。“大跃进”时期，他和他的夫人李纳一道到安徽农村去体验生活，目睹极左路线所造成的灾难，回到北京后曾和我有过一次长谈，在讲到他所亲见身历的许多事情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唏嘘不已，使我立即想到了屈原的两句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美好心灵。在那以后不久，他曾用挺秀的行草写了一幅字给我，那是《诗经》上的两句话：“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这可以说是他的信念和心情的一个确切写照。后来，我曾经想回赠他两句话：“人生实难，所贵者丹”，前一句是陶渊明的话，后一句是我的发挥，但由于我的字写得不好而没有送给他。
他时时忧国忧民，但对于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却是矢志不渝的。他常有忧患意识，但我从他身上不但没有看到过丝豪悲观颓丧情绪，相反地，却使我感到他是一个清醒的乐观主义者。他的朗朗笑声是富有感染力的。他对自己的名利得失向来是淡然处之。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曾经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组组长和“中国画研究院”的筹备组长。但一旦工作就绪，自己可以大展宏图时，他就被调离了。我很为此不平，但他却安然若素，乐而知命。
我想，正是由于他这种真诚无私的乐观主义精神，才使他得以克服接连而至的政治上的打击和“十年浩劫”所带给他的残酷的迫害。即使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他也总是顽强地生活着，挺立着。当然，他付出了过多的代价：由于健康被严重地摧残，在他身上蕴蓄的艺术活力和创造潜力也无法结出本来应当结出的繁花和硕果了。
我是在香山饭店开会时听到朱丹逝世的消息的。在那一瞬间，我的混合着的悲痛和憾然的心情使我有一种五内欲焚的感觉。我心里反复地念叨的只是一句话：“为什么好人总是和磨难连接在一起！”黄昏，我独自爬到了香山的松林间的一片幽深的草地上，坐了很久。在二十年前，我和朱丹以及另外一些朋友曾经在这里聚会，悲愤地倾诉着各自的心曲。当时，我们都惶惑地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
我至今仍然记得朱丹用悲愤的语调喃喃地说：“我不相信江青这伙人能长得了，我们要顽强地活下去。我们一定要活到那一天。哪怕只活一天！”在“四人帮”覆灭的那一天之后，他幸运地也是艰难地活了十年。此刻，这里的松林仍像当年那样挺拔青翠，但朱丹却已不在了。
历史已经证明了朱丹始终是站在真理和正义这一边的。他经受住了狂风暴雨的考验。他的丹心不灭，正气长存。
我愿借用古代一位哲人所写的一本书《刘子》中的两句话来寄托我对故人的哀思：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