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希望在于深化改革
——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谈教育
本报记者 毕全忠
教育问题是这次政协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记者采访过的委员，都对教育问题发表见解。
教育缺乏动力状况要改变
我国教育确有不少令人心忧的问题，委员们列举了不少。基础教育仍很薄弱，并有进一步衰弱的趋势，集中反映在人们普遍不愿当教师上。千家驹委员指出：教师仍未成为最受人尊敬、最令人羡慕的职业。陈涵奎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说，近几年上海市高中毕业生第一志愿报考师范的仅占1／10，而且大多是感到考其他学校把握不大的。青少年学生中，“知识无用”、“知识不值钱”的思想已再次抬头，不少学生厌倦学习，很多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基础教育的弱化产生的社会效应是社会道德水准、文明程度下降，引起不少社会问题。高等教育也缺乏动力和活力。陈涵奎委员说：“大学生中学习不努力、考试作弊等现象非常普遍。不少教师评上高级职称后就不大愿意教课，给学生送分数的也不少。认真工作、有所作为的教师只占1／3，他们是凭良心、凭觉悟工作。”金开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同意这一分析。他补充说：认真工作的教师也是凭习惯。
商品经济发展催促教育改革
教育缺乏活力、存在令人心忧的问题，也与目前教育体制上的弊病有关。要“解忧”，必须深化改革。这方面，政协委员们发表了不少意见，并存在着分歧。
张世勋委员（广州大学校长）说：“现在明确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环境，教育就要以自身的改革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位委员说，“现在可以感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催促着教育改革的步伐。”
商品经济怎样影响教育、要求教育如何适应它呢？张世勋委员说：“商品经济的三个主要规律：价值规律、市场调节规律、竞争规律都在影响着教育，要求教育适应这些规律。”丁石孙委员（北京大学校长）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出现劳务市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由劳务市场来调节。”
委员们指出，最大的不适应是目前教育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有的委员说：现在实际上是国家教委在当很多大学的校长。
高景德委员（清华大学校长）说：现在对高等学校管得很死，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过去的一套，学校很难建立起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有效机制，要作大的改革。他建议：国家对学校只管下达经费和培养人才的规格水平，其他如人员编制、工资待遇、职称比例、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招生数量等由学校自己决定，让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办出自己的特色。张世勋委员也持同样主张。教育界有人提出，把学校的所有权和办学权分离，所有权归政府主管部门或其他校产所有者，办学权给学校。这一主张得到一些政协委员的赞同。蔡光天委员（上海前进业余进修学院院长）说，他的学院就已经这样做了，效果很好，主动适应的能力很强。
对学校开展“有偿服务”意见不同
在办学问题上，学校开展“有偿服务”的问题是政协委员们讨论最热烈、也最有分歧的一个问题。一种意见是反对。理由是：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生活待遇应当靠国家增加经费，不能靠教师去有偿服务，有偿服务会影响教学工作，对学生也会产生“向钱看”的不良影响。第二种意见是有条件地同意。以高景德委员为代表，他主张开展有偿服务应以下列条件为前提：国家应当大大增加教育经费，增加教师的工资，在这些前提下，一些学校开展一些有偿服务是可以的。第三种意见是赞成开展有偿服务，认为这是目前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待遇的有效办法，不少学校也有这个力量，不会影响教学质量。持这种意见的以管梅谷委员（山东师范大学校长）为代表。
会上发言是各说各的，在这种情况下，刘忠德委员以国家教委副主任的身份与委员们对话，发表自己对“有偿服务”的见解。
他认为提出开展有偿服务总的说来是要放宽政策，是关心教师的生活；要从“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教育”这个方针来看待有偿服务，开展有偿服务既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又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根本道路是国家增加经费、改革调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提高知识分子工资。但开展有偿服务也是必要的、有效的办法；有偿服务要结合学校学科特点，多层次进行，要有一套符合教育规律的管理办法。刘忠德委员说，现在已有开展有偿服务成功的学校，据对36所去年开展有偿服务的学校的调查，这些学校有偿服务的收入，相当于它们计划内预算收入的97％，共6.9亿元，相当可观，并且未出现大的问题。
刘忠德委员的见解应当说是较公允的。但有偿服务涉及的面很宽，需解决的问题不少，政协委员们的意见仍未完全一致。这段“公案”看来还有待通过实践来解决。
希望多进行协商对话
政协委员这次对教育的讨论既认真又热烈，但也感到有缺憾。很明显，他们是对国家的教育决策发表意见，主要是要跟决策者进行协商对话。例如教育经费的安排，委员们有意见，需要跟政府中计划、财政的决策者协商对话。决策者自有作出决策的根据，也需要让政协委员们了解，同他们协商对话。这次除国家教委的几位副主任同委员们作过对话、协商外，其余时间都只是委员们自己在谈意见，没有协商的对象。他们感到这是个缺点。
金开诚委员说：“像现在这样开会，也不能说是协商，因为没有对象，没有人同你交换意见。”委员们希望进一步改进协商的方式，增加同决策者的直接对话。
第3版(要闻)
专栏：
民盟中央领导与西北三省区负责人恳谈
支持西部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
本报讯 4月6日晚，政协会议民盟组的会议室灯火通明。甘肃省省长贾志杰、青海省省长宋瑞祥、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白立忱应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邀请，来这里同民盟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共商西部地区发展战略。
费孝通说，民盟准备组织力量，对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协助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配合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全面落实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今天请三省领导同志来是想听听三省有哪些考虑，需要我们协助做些什么？
费孝通的这些设想与三省区省长、主席不谋而合。
白立忱认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与西部地区发展战略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严峻的挑战面前，西部地区坐着等待、依赖沿海地区的“带动”是不行的，必须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走自立、自强、自治的路子。
宋瑞祥说，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较多的地区。如果不积极采取措施尽快缩小西部与东部的经济差距，这个差距势必越拉越大。那么，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族团结的重大社会问题。历代王朝安抚边疆的政策不外乎联姻、宗教两种途径，而要达到边疆真正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实现真正的平等。目前，西部地区的根本出路只能在于尽快地发展经济。
贾志杰提出，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为西部地区积极开发独特资源提供了良机。三省区必须实行“西西合作，东西联合，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方针，用滚动开发的方式，以水电资源的开发带动原料资源的开发，将这一区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成国内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之一。
钱伟长提出，老、少、边、穷地区能否迅速改变面貌，是衡量我国总体政策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志之一。西部地区必须尽快开发，利用富饶的资源，改变目前这种“富饶的贫困”状况。他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首先是教育、引导干部树立商品经济观念。二是多种形式筹集开发资金。三是采取灵活的办法吸引急需的人才。他还表示要亲自再去西部三省区实地考察。
三省区省长、主席希望民盟和其它民主党派的同志在智力开发和社会道义等方面对三省区给予支持。他们诚恳地表示：民盟的同志这么积极、主动地支持我们，是求之不得的，三省区保证对前去支援的同志提供方便。
会上商定：由费孝通、钱伟长牵头组织专家学者，和西部三省区的同志一起，5月1日前组成课题组，共同着手研究、制定西部三省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并初步商定了研究、制定这个发展战略的程序、方法和实施步骤。
95岁高龄的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孙越崎得知座谈会的消息后，特意送来一个条子，欣然请命：愿赴西北，再作一次“三峡考察之行”。
（孙公麟）
第3版(要闻)
专栏：
识繁写简促进文化交流和祖国统一
袁晓园
这次人大政协两届大会，表现了空前的民主气氛。在人大会堂召开的政协提案审查情况报告会，也就是结束大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们纷纷提出修正意见。我在此热情洋溢激动之下，也没有准备，就站起来，提出了平时耿耿于心的关系中国文化绝续的问题，也就是繁简字问题。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王任重副主席笑着说：“请你专门写一提案，好吗？”引得大会一片笑声。我由于在国外教学以及在联合国工作多年，对于祖国文字问题，特别敏感。此次两个大会，据说收到的提案有两千余件之多。所以我愿写此短文，代替提案，以就教于关心祖国文化事业的朋友们。
1956年国家进行文字改革，公布了517个简体字（不算偏旁简化）。以后文改会又创制了二简，都没有被政府采纳。虽然如此，时至今日，群众乱简乱草，文字十分紊乱。三十多岁的人许多已不能识认繁体正楷。有一大学老师叫学生去查《后汉书》，学生从图书馆跑出来说，没有《后汉书》。老师大为奇怪，怎么图书馆里没有《后汉书》？仔细想想，原来这三个字繁体与简体完全不同。中国学生到了国外看中文繁体字招牌和报纸都发生困难。在国内，即使要查解放初期的报纸文献，他们也都成了一部分文盲。“中國共產黨”五个字，现在的学生只认识“中”“共”二字。图书馆那些多如烟海有价值的文献又是给谁看呢？这种文化断代的危机使人十分担忧。
再说，港澳台胞、国外华侨、外籍华人以及各国汉学家来到大陆，阅读书报也感到困难，这就产生了人为的隔膜，不利于当前改革开放、扩大国际交流的政策。
现在有心求深造的学生以及有文化的家长都只好请中文老师在家补习繁体正楷。其实大部分繁体正楷还保存着六书的字理，例如认识“登”，就很容易猜出“鄧”字的音读。认识了正楷的“產”，就了解是生产的“產”，“產”下的“生”就给了学习者联想。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繁体正楷，字有字理，易于识别，目阅笔划多的字，毫不费事。但要求写那么多的笔划，确实费时费事。
所以本人认为，识字时应该认繁体正楷，写时许可写简体，以代繁体。英文也有大写小写之别，大写为印刷体，小写为手写体，书写时用大写体也不为错。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创造，是先民传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脑已经证明，汉语汉字的结构，优于印欧语文结构，汉语汉字更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现在的汉字不仅在亚洲形成了广阔的汉字文化圈，而且，随着中国移民的进入，在西欧北美等拉丁文化海洋中，也出现了汉字文化的岛屿，成为远离母体的汉字文化飞地。现在居然也有汉字的碑铭挺立在南极大陆。这真是人类文明的奇迹。澳大利亚已将汉语作为第一外语。世界人口中，只有识汉字的人数才与识英文的人数可以相比。汉字将成为继英文之后的人类第二大电脑语文。
随着改革开放，大陆与海外的国际交往越来越多。海峡两岸民间往来和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目前大陆青年只认识简体字，海外侨胞、港澳台胞只认识繁体字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种情况不利于双方意识契合与各方面的沟通。
因此，我认为政府在大力推行简体字的同时，对繁体字也不可偏废，对青年一代应提倡学会看懂繁体字。同时，我还建议港澳台胞以及海外侨胞学校也教学大陆的简体字，使他们在书写方面也能省时省事，并有利于与大陆交流。我相信，这样一些做法，对于促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以及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完成是大有好处的。
第3版(要闻)
专栏：
农民正翘首以待
——湖南省人大代表与国家计委负责人对话录
本报记者 龚金星 张平力
4月2日，参加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湖南省30多名代表，联名写了一个议案：“我们要求同国家化肥生产部门的负责同志对话。”议案中说：“去年6、7、8月，湖南省共发生2145起哄抢化肥事件，17万农民参加，死亡12人，伤80多人。化肥短缺，我们反映了好几年解决不了。来京开会前，农民和基层干部一再叮嘱我们在会议期间向政府反映。盼望这一问题能得到解决，以便我们回去向农民群众交代。”
4月5日上午，国家计委副主任刘中一来到湖南省人大代表驻地参加对话。
王连福代表（湖南省农经委副主任）：湖南是农业省，粮食总产量居全国第四位，稻谷、苎麻、黄花菜产量居全国第一，茶叶和出栏肉猪居第二，柑桔居第三等等。农业产值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40％。但是国家对我省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分配基数过低，已经大大影响我省农业的发展。每年到插秧季节，要生产资料、要化肥的农民踏破各级政府的门槛，送化肥、农业生产物资的车队要靠武警部队、民兵押车、设岗才能运到指定地点。各级政府叫苦不迭，农民更是叫苦不迭。湖南盛传：“40年代保卫延安，80年代保卫碳铵”。农业生产物资、化肥极度短缺，已经成了影响湖南社会安定的重大社会问题。
元东吾代表（临湘县沅潭镇长源村党支书）：去年7月，田里禾苗拔节，农民手里没化肥，心急如火，结果发生20起哄抢化肥事件，造成7人重伤，1人死亡。交“皇粮国税”，农民没得说，可是没化肥、没农业生产物资，对农民伤害就太大了。
廖崇珍代表（安化县平口镇供销社经理）：我是专搞化肥、农资供应工作的。说农民“哄抢”，其实不确，农民是拿着钱来买，买不到，才“抢买”，为买化肥，耗去农民的一大半心劲，种田反倒成了次要的。我们那里是山区，农民买不到柴油，开不动打米机，又用起舂碓来了，算一算，农民有多少劲用在田里？长此以往，农业没有后劲，连现有的劲也要被折腾没了！
卜启圣代表（常德地区行署副专员）：常德地区是湖南省的主要农业区，近两年粮食生产连续“滑坡”，从历史最高水平往下掉。粮棉油提价17.3％，农资涨价33.4％，农民没力量再往农田投入，地力急剧下降之势令人担忧。据测定，常德地区大多数田亩营养成份平均指数下降15％左右。加上农资、化肥供应不足，更是火上浇油。
陈忠平代表（攸县上云桥乡乡长）：化肥普遍紧张，政府怎样缓解这个矛盾？
刘中一：农资供应紧张，是个全国性问题，当然湖南表现十分突出。比如化肥，国家的老本是前些年建成的十几个大化肥厂，现在农业需求增长，生产未跟上，供需就失衡了。不过我告诉诸位代表，今年国家可以拿出一亿零五百万吨化肥来投放农业，比预计一亿吨的需求量高出一些来。另外，湖南省自己申报的几个化肥扩建工程，国家计委都已批准，有的项目我们也要投资。
代表：实在，我们欢迎！（掌声。）
刘中一：解决化肥供应紧张，还可以寻求其他途径，比如注意培育有机肥料（包括绿肥）。
肖泽宏代表（湖南省土肥研究专家）：这可以做到。我们研究所正研究将人粪便、绿肥制成固体肥料的课题。
刘中一：我们可以与你们合作搞，签定合同。
诸代表：又是一件实在事！（鼓掌）。
刘中一：因地施肥也很重要。湖南地力中恐怕最缺的是钾肥。
代表：对。钾肥只有青海能产。（刘中一：你们何不与青海搞联合？）
王贤怡代表（湖南省计委副主任）：曾经想过，只是怕运费太高，农民使不起。
刘中一：农业物资生产和农业需求之间存在季节性差距。所以农业生产物资和供给可实行季节差价，需求高峰时农业生产物资价格升一升，需求低峰时落一落，这样供求双方都有选择和回旋的余地。另外，农资供应和需求之间减少中间环节，多搞些直接包销，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
代表：这些办法我们同意，湖南有些地方也开始搞了。我们回去要推广开。
对话结束了，记者问湖南的人大代表：你们对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答复怎么看？
代表：互相之间增进了解毕竟是好事。担心口惠而实不至，希望不是。农民正翘首以待，我们不能拿些虚套来支应。还有几天工夫，我们要把谈妥了的事再敲打实在了。
第3版(要闻)
专栏：
用法律保证农业发展
——人大代表王幼辉一席谈
本报记者 杨振武
人代会期间，王幼辉代表多次同记者谈起农业问题。他慷慨陈词：“要重视农业立法，用法律手段保证农业的稳步发展。”
也难怪，这位53岁的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过去26年的基层工作中，有17年的光阴是在农技推广站度过的，因而对农业有特殊的感情。
王幼辉说，农业是“露天大工厂”，自然抗灾能力不强，所以问题比较多。过去我们靠“人治”，用领导蹲点、开会、发文件的办法领导农业生产，虽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政策多变，一些部门相互扯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使得很多问题很难有个统一的解决办法。
“这几年，我们注重了农业立法工作，把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成熟经验，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一个好办法。”王幼辉话锋一转，向记者介绍了1983年以来河北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农业技术推广条例，以及草原、水资源、森林资源保护等管理条例。他说：“有没有法，大不一样。有法可依，就能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法上来，使农业的合法地位和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王幼辉告诉记者，由于有了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河北省158个地、市、县有156个建立了种子监督检验站。几年来依法查处了各种违法案件1000多件。去年颁布农技推广条例以后，全省一改过去农技推广体系“网破、线断、人散”的现象，一些跳出“农门”的科技人员纷纷归队，乡级脱产技术人员增加到3000多人。全省有一半以上的农业科技人员到农村承包，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扛起了“大梁”。
“法律是保护农业的尚方宝剑，但这把剑再利，也要有人执掌才行。”王幼辉对现在的监督工作跟不上深表忧虑。他说：“这几年农业上立法不少，但光有法还不行，还要付诸实施，在这方面，各级人大常委会有很多工作要做啊！”
第3版(要闻)
专栏：
希望注意中小城市规划
——访人大代表、襄樊市市长章治文
本报记者 廖天亮 蒋亚平
人大代表、湖北襄樊市市长章治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应该注意中小城市建设中的规划问题。
章治文代表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新市区、新城市发展，速度相当缓慢，还谈不上长远规划。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大跨步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化倾向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县、地都纷纷要求改为市。一俟以市冠之，就想追求市的规格、市的气魄，于是中小城市都竞相模仿大城市，讲究笔直的马路、高档的宾馆和林立的楼房，根本不注意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和占用土地的极大危害。由于缺乏科学规划，许多中小城市都潜伏着大城市正受困扰的社会问题的根子。
襄樊市自1983年地市合并之后，始终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地位，今日的襄樊市不再是往日连下水道都没有的地方了，到过那里的人，都称道它的齐整和秀丽。尽管如此，作为一市之长的章治文仍然不无遗憾。
他说，我们投放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城建的同志们也花费了心血，但让人不满足的地方就是风格多样化不够、旧城改造不够、古城风貌保持不够。
比如说闻名的古隆中，本该是个古朴而又幽雅的去处，经我们一折腾，水泥台阶柏油路，弄得有些不伦不类了，这就是吃了不注意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的亏。
章治文最后对记者说，现在中小城市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发展迅猛，如果不把规划建设和城市土地使用等迫切问题摆到日程上来，势必造成不好的后果。
第3版(要闻)
专栏：
听覃老谈政协提案工作
本报记者 李德金
享有“老政协”称呼的覃异之，从第二届开始，届届榜上有名。这次他担任全国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
他说，提案工作是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行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权利的一条重要途径。从目前已收到的300多件提案所反映的问题看，这次会议的提案重点是反映物价、交通、农业、沿海经济开发、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此外，还有不少提案是谈如何防止干部以权谋私以及怎样制止封建迷信活动的。
他说，全国政协虽然不是权力机关，但是，党和国家对政协委员们所提的大量提案，历来是重视的，并在工作上给予了很大支持。有些单位对政协委员提的提案虽然很重视，却缺乏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这是造成有些提案年年提，问题照样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覃老希望有关单位今后在处理政协委员提案时，要端正工作作风，认真加以解决。
第3版(要闻)
专栏：
为甜蜜的事业播种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民正抓紧时机种植甘蔗。
广西是我国重点糖业基地之一。目前全自治区种蔗面积已达310万亩，预计榨季进厂原料蔗可达1000多万吨。
新华社记者邓亚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