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要闻)
专栏：
私营企业提高了农民商品意识
本报记者 潘岗
随着宪法修正案表决日期的逼近，私营企业再次成了人大代表议论的热点。许多代表将私营企业置于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广阔背景下考察、分析，其见解引人注目。
农民商品意识催化剂
“面向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不见钱”，这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农民图象，如今很少见到了。农民感谢党的好政策，也感谢那些为自己做出致富榜样的专业户、私营企业。1983年，当安徽省当涂县博望镇几个农民攥起大锤，办起刀具刃具厂之时，他们没有想到，短短几年，周围会出现几十个农民私营工厂；办工厂会成为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桦，谈到私营企业对农民的吸引力时，不无感慨地说：私营企业是不用国家投资的培养农民商品意识的学校。
的确，私营企业在中国农村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已远远超出它创造财富的本身。陕西省澄城县运输大户葛振兴，前几年刚办个体运输时，曾受到国营运输公司的“围追堵截”，不少人断言这个企业“长不了”。可几年过去，这家企业凭着它优质服务，不仅没有倒闭，反而成为拥有19辆大客车、50辆大卡车、6辆油罐车、年营业额逾300万元的运输公司。在葛振兴的带动下，全地区私营客车已有40多辆，卡车达600辆。
“私营企业的确是农村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周围农民增强商品意识，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渭南地区行署专员王双锡的看法，代表了不少代表的共同看法。福建省泉州市委书记张明俊，考察了晋江县近年出现的3个“亿元镇”（磁灶镇的陶瓷建材、石狮镇的服装、陈埭镇的鞋帽）后发现，在这些镇的周围，现已形成由几个乡、十几个乡联成的“专业片”。他说，私营企业对农民的影响，正好适应了农民更注意身旁变化的特点。常常是只要一户带头办厂，呼啦啦就起来一片。这些，对农民商品意识起了很好的催化作用。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剂
私营企业的出现，启发了农民的商品意识，从而加速了农村第二步改革、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吉林省公主岭市南湾子乡大榆树村党总支书记陈彦有说，他们村人均一亩半地。“大呼隆”年月，人们都种地，穷得要命。1978年全村欠债达24万元。这几年，村里农民先后办起了砖瓦厂、木器厂、箱包厂、弹簧厂等私营企业70个，去年，仅上交国家税金就有20多万元。私营企业的发展，吸引、容纳了全村80％的劳动力，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现在全村已有87户主动让出了自己承包的土地，使那些种田能手实现了规模经营并取得了规模效益。其中一户叫孙中臣的农民，一人承包了220亩地，由于他实行机械播种、药剂除草、机械收获，集约经营使他的纯收入达1.5万元。这位人大代表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农民种田收入不高，就是因为地不够他们经营，浪费了劳动力。办私营企业，为多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一个好办法”！
农民办企业，不仅解决了当地劳动力的出路，也“吃”掉了当地的农副产品，刺激了当地农作物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陕西省延安地区行署专员王巨才举例：洛川县的苹果全国有名，可过去单价仅2角左右，使得苹果种植长期徘徊不前。这几年托贩运户的“福”，洛川苹果单价涨了一倍多。这就刺激了农民种苹果的积极性，1987年，全地区苹果种植达到40万亩，是1985年的近3倍。吉林省磐石县石咀镇蛤蟆塘村党支部书记周玉顺提供“佐证”：他们村自办起18个私营粉丝加工点，不仅每年可上交国家税金5万多元，每年还可吃掉当地80多万斤淀粉，为当地豌豆、绿豆、土豆找到了出路，引导农民合理调整了作物布局。陕西省大荔县两宜乡有个牛肉加工专业户，年营业收入7万元。在他的带动下，这个乡已有27个牛肉加工作坊，解决了当地农民养牛的出路，大大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保护私营企业健康成长
私营企业有没有剥削，如何看私营业主的高收入，是发展私营经济碰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对此，理论界正在探讨，可农民早有了自己的看法。
吉林省磐石县石咀镇蛤蟆塘村党支部书记周玉顺说，他们村现有的18个私营粉丝加工作坊，每个投资都在四、五千元。如果粉丝质量、市场行情稍有问题，业主损失都在几百、上千元，弄不好还有赔本危险。他认为，业主比工人更多地付出了脑力劳动。业主多得，这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创造财富不等同的结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原则。他说：“我们村盖新瓦房、买电视的，都是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工人。没有这些私营企业，大家永远也不会富裕！”
一位法律学教授曾就此问题访问过一家私营企业的工人，这些工人回答说：“啥叫剥削？我们在这儿干一月给200元，在国营厂干副业工一月最多给60元，你说谁剥削谁？”
一些非常深奥的理论问题，在群众看起来竟这么简单，这引起了许多代表的思考。陕西省延安地区行署专员王巨才坦率地告诉记者，延安地区私营企业发展较慢，主要是由于当地地域封闭，许多干部商品意识淡薄，又加上长期以来受“左”的影响，老担心出现新的剥削阶层，人为地抑制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他说，他现在已清楚地看到了发展私营企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下步要采取措施促进私营企业发展。“发展私营经济，不要有任何顾虑！”新疆哈密地委书记韩鹏图则更直言不讳：过去常讲哈萨克兄弟是优秀牧民，经过几年的磨练，哈萨克兄弟不仅成为优秀农民，还有可能成为优秀工商业者。他说：“哈密戈壁有的是盐。地区已经决定，在开发盐资源上大大放宽政策，既允许当地人雇外地人来捞盐，也允许外地人来哈密承包，雇用当地人捞盐。要想尽一切办法使群众尽快富起来。”
福建省泉州市委书记张明俊提出大胆设想，他说：“私营企业不仅发展了生产力，也孕育了市场，特别是其经营效果直接与个人利益挂钩的特点，更是国营企业所不及。我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私营企业绝不能消灭，因为那些私营小卖部、小理发店，最能方便群众，最能减轻国家负担”。他希望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尽快制定私营企业法，明确私营企业是国营企业的小弟弟，也需要保护其健康成长。
第2版(要闻)
专栏：
土地的呼唤
本报记者 凌志军
一项重大的宪法修正案，经一个多月的酝酿便提到2970名全国人大代表面前，这在当代中国立法史上是罕见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
细心的人肯定记得：1988年1月21日，由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日程中，没有“审议宪法修正草案”这一项。2月28日，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个别条例。其中之一为第十条第四款：删去宪法中土地不得出租的内容，增加“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句。3月12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此修正草案。并提请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现在，此项修正草案正在审议中。
罕有的快节奏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广东代表曾昭科说，“这是从历史的反思中醒悟过来”。
从挂在墙上的版图看，中国之大令人自豪。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3位。但从实际耕地看，中国却是世界最小的国家之一。10亿国民人均耕地1亩4分，为加拿大的1／19，苏联的1／9，美国的1／8，法国的1／3，印度的2／5。为世界人均耕地的1／3。
然而最大的危机还不在眼前，而是在21世纪。
中国的耕地正在持续地缩小。30年来，我们在拚命开荒造田的同时，又将更多的耕地挪做它用。增减相抵，净减2.4亿亩。以耕地论，这大约相当于1个法国，2个英国，3个半日本。土壤的有机质也在逐年减少。假如我们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以这样的速度减下去。到2050年，中国将不得不用大约10亿亩贫瘠耕地来养活15亿以上的人口。
这当中的意味令人震惊：如果科学仍未找到一种全面替代土地功能的资源，那么，到2050年，即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改革目标实现的那一年，中国的耕地将不足以维持中华民族的温饱。
“我们脚下的土地是无价之宝”黑龙江代表李景华说，“但很多人却把土地看得一钱不值”。在到北京参加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前。他和另外三位代表专门调查了土地的情况，对所谓“征地”，即行政指令下的无偿划拨制度极为不满，他说，“正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可以任意占有，使用，肢解，抛弃土地”。
尽管近两年已有不少“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条例，尽管已有《土地管理法》出台，尽管非法侵占耕地的势头已初步被遏止，但是，仅仅着眼于管理的土地政策和法律，并不能解决土地的深层危机——土地生产率的低下和土地质量的下降。
我们希望开放的步子更快，但外国人还不敢放胆地把资金投到中国的土地上。我们希望农业稳定发展，但农民正在减少对土地的投入。全国500多万亩良田正被“抛荒”。由于缺少合理流动的机制，土地正在一部分人手里被冷落，而另一些倾心于它的人却无法得到它。最后，由于土地的又珍贵又低贱的特性，乱占滥用土地的仍在合法的招牌下进行着。以1987年土地管理工作最好的一年而言，耕地仍然“合法地”净减700万亩。
“摆脱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根本改革旧的土地使用制度。”江苏代表吴熔说，“土地使用制度应有四个新的出发点：使用者在心理上有一种稳定感；促进土地的流动；有利于培养地力；有利于保护农业资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实际进程大大加快了。
1987年4月，赵紫阳同志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土地实行使用权有偿转让的构想。
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建立房地产市场。改革遂在沿海数省展开。深圳、海南岛、上海、广州相继公布土地有偿使用办法。天津加紧制定。福建则是边制定，边实行。
1987年12月1日，深圳首次公开拍卖一块858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终以500多万元成交。土地使用权在中国第一次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由此拉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
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同类的事也在发生着。一部分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将原有的土地给他人耕种，这是转让；差不多所有城镇与乡村的交界处都辟出专用场地，商贩们付钱后便可占据一席之地，这是出租。更大量的是农村集体将农业用地以入股方式投入工业。种种迹象表明，土地使用权的流动，正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进行着。
土地使用制度在目前改革的中心点有二，一为变无偿为有偿；一为变禁止转让为可以转让。人们已明显地感到变革所带来的好处。其一，有偿使用和级差地租，使人们开始珍惜土地，珍惜好地；其二，它建立了流动的机制，一举扭转“钱到地头死”的积弊，而使土地向经济效益好的地方流动，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其三，它建立了稳定的机制，允许转让、出租、抵押，使用权由此成为稳定的财产权；最后，为国家的基础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
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项重大突破，是中国土地开始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标志。”
但是，就在这种时刻，人们开始从法律的角度来衡量这一变革。从1988年初，各地的信纷纷寄到六届人大常委会，对土地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是呵！当初这些改革看来都是违法的”江苏代表薛锋说，“因为宪法明文规定，土地不得出租和转让。”
是延缓改革？还是修正宪法？
现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将对此作出决定。
第2版(要闻)
专栏：
茅台酒的喜与忧
本报记者 刘学渊
改革、开放使贵州省赤水河边的茅台酒厂勃发了生机，厂长邹开良来京出席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和记者谈起这些变化如数家珍：1978年以前，茅台酒年产量600吨左右，现在翻了一番；在保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质量稳步提高，1985年在巴黎获金桂叶奖，1986年又获第十二届国际食品博览会金牌奖；产品声誉越来越高，直接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由11个发展到38个；1962到1977年，茅台酒厂16年累计亏损444万元。从1978年开始扭亏为盈，经济效益连年大幅度递增，去年一年就实现利税2000多万元。
茅台酒产量增加不算少，为什么市场上仍然见不到？问及这个消费者共同关心的问题，55岁的邹厂长谦和地笑笑：“大家喝不上茅台酒，作为茅台酒厂的职工，我们感到内疚。总的来说，生产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嘛！”他略略停顿后解释说，“茅台酒工艺特殊，这无疑限制了生产的发展。茅台酒作为‘国酒’，现有产量中一部分要保证外事活动的需要，一部分要出口创汇，国内市场上自然就少了。不过你可以告诉大家”，邹厂长右手利落地劈了个弧形，“茅台酒厂正抓紧扩建，新增800吨的年生产能力，1990年投产。到那时，茅台酒在国内市场的覆盖面起码要扩大一些了。”
“这真是个好消息。真茅台数量增加，假茅台的市场就小了。”记者有感而发，引出了邹开良对假冒行为的一番谴责。他介绍说，假茅台酒1983年就开始发现，近两年数量更大，除西藏和台湾省外，其它省市区都有反映。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去年查获的假茅台酒就有80吨之多。“为什么假冒活动这样猖獗？”邹厂长自问自答，“关键是管理不严，执法不严，打击不力。一旦发现假酒，没收、罚款了事，对造假者形不成威慑，他们胆子便越来越大。”他猛地站起身，从提包里拿出笔记本，边翻边生气地说：“现在侵权的问题也很突出，搞仿效商标，影射商标，什么‘金铃小茅台’、‘宝山茅台酒’、‘北大仓茅台酒’，有几十种之多。13个国家级名酒都有被侵权的问题，我代表厂家呼吁国务院有关部门切实加强管理。假货盛行，成何体统？制售假酒是犯罪行为，为什么不能拘留、判刑？对侵权的单位为什么不能依法处置，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
邹开良越说越激动，瘦瘦的脸上，看得见青筋的暴动。
“加强市场管理是一个方面，扩大名优产品的产量也不能忽视。”记者略述自己的看法，邹厂长深表赞同。他说，茅台酒厂的职工有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周总理生前曾希望茅台酒年产扩大到1万吨，现在还差得很远。发展生产目前碰到一些困难，希望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一是原料问题。茅台酒指令性计划调拨，价格是死的，但用的原料却是议价的，每吨酒成本由1985年的3600元上升到1.2万元，实在难以消化。二是资金问题。工厂更新改造任务很重，比如，3万平方米酒库中，有一半是危房；厂址地处古滑坡地带，亟需在赤水河边修防滑河堤。这些投资，单靠工厂很有限的积累是不够的。三是电力问题。待新增生产能力投产，全厂日需电6500千瓦，地方上两个小水电站的发电总量也不够茅台酒厂一家用，希望有关部门考虑，尽快与国家电网接通。
“自身努力加上各方支持，增产茅台酒大有希望。”邹厂长与记者握别，说得十分诚恳。
第2版(要闻)
专栏：
全国人大代表对拍摄《末代皇帝》提出质询
文化部和国家文物管理局负责人作说明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记者徐小萍）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河北省部分代表就中英意合拍电影《末代皇帝》违反文物保护有关规定一事近日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要求有关部门接受紧急质询。今天下午，文化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等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河北代表团驻地，接受代表的质询。
曾在这部片子中出演战犯所所长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首先向代表们作了说明。他说，文化部鉴于一些影片拍摄过程中损坏文物的现象时有发生，曾在1985年4月制定了《关于拍摄电影电视有关文物的暂行规定》。规定不允许在古建筑拍内景。但是，因为《末代皇帝》一片，中方早在1984年3月就与意方签订了合同，这个合同不是通过中方投资，而是通过我们协助、提供设备和场地来实现。在中国目前的国力下，这种合作是有利的。所以，合同不能由我们撕毁，况且意方保证爱护文物，不用电灯灯光而是通过太阳光的反射在室内拍片。于是我们原则同意可以进入太和殿拍摄片中需要的两个镜头。
英若诚说，在拍片中，他去了故宫的太和殿拍摄场地，对摄制人员按规定办事的审慎态度和行为是满意的。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吕济民详细介绍了这部片子得以在故宫拍摄的经过。他说，虽然文化部在1985年4月颁布了规定，但是因为合同在先，而且意大利共产党负责人给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也来了信，希望中方尽力协助，因此，我们作了特殊处理。
代表对他们的答复不甚满意。李庄代表说，你们把事情的经过讲清楚了，但是，有一个实质问题你们并没有回答，那就是难道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应该服从合同？还有的代表说，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教训却留下了。我们之所以提出质询，就是为了提醒有关部门，在我国法制建设中，要尽力消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以人代法的现象，使我们真正走上法治轨道。
英若诚、吕济民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严格按法办事，类似的事情决不让它再次发生。
第2版(要闻)
专栏：
“依里玛”献给康大姐
李春元
4月11日下午，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的30多名女代表在全国妇联办公大楼一楼的会议室里，和全国妇联机关的女同志欢聚一堂，举行联欢会。
3时13分，当全国妇联副主席张帼英宣布联欢会开始后，一名身着维吾尔族服装的女代表突然站起来。她显得格外激动，用维吾尔语说：“请允许我代表吐鲁番的妇女送给康大姐一件礼物。”
她说着从身后的提包中取出一个发亮的镀锌镜框，满怀深情地走近康大姐：“我是来自吐鲁番最基层的妇女代表，叫阿依木汗·阿米色力木。吐鲁番的妇女，没有忘记您和朱德委员长……”话未说完，她呜咽语塞。稍停片刻，她又抬起头：“康大姐，这是我亲手绣的依里玛（刺绣品），这一针一线绣的都是我们少数民族妇女的心愿。”
在亮亮的镁光灯下，康大姐站起身，双手接过礼物，尔后摘下眼镜，用手帕擦过被喜泪模糊了的双眼后，目光落在了镜框上：赤红赤红的火焰山下，米黄色的苏公塔和结满果实的葡萄架绘成一幅彩图。看出来了，这是吐鲁番的象征。这是康大姐和朱委员长30年前去过的地方。1958年9月，吐鲁番人民就是在这红透皮的葡萄架下迎来了朱委员长和康克清大姐。康克清大姐和吐鲁番的妇女们一起劳动，一起品尝丰收的甜葡萄，还询问到少数民族妇女们的许多心里话。大姐的关怀，吐鲁番的妇女至今记忆犹新。
“大姐，吐鲁番的妇女欢迎您再去。”
康大姐微笑着答道：“好，等今年葡萄熟了，一定去。”
听到康大姐的应允，几名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女代表情不自禁地在欢快、诱人的乐曲声中，跳起了欢乐的麦西来甫（舞蹈）。
在此之前，4月8日上午，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70多名女委员，也应邀回“娘家”举行了联欢会。两次联欢会上，女代表、女委员们自编自演了30多个文艺节目，她们还即兴学跳了老年迪斯科。
第2版(要闻)
专栏：
4月3日，出席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部分代表，来到北京彩电中心参加植树活动。新华社记者 薛铁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