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万户农民问卷调查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农村调查办公室
（刘福合 孙中华执笔）
当农村改革进入第10个年头的时候，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通过分布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300个农村固定观察点（村），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对10938个农户逐户进行问卷调查，征询了农民对改革等重要问题的看法。
对农村改革的满意度
万户问卷调查表明，87.4％的农户对发生在农村的重大变革感到“满意”，0.8％的户对这场变革持“不满意”态度，此外有11.8％的户既未表示满意也未表示不满意。
农户对改革表示满意主要是由于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按问卷设计答案选若干项排序（下同），关于为什么对改革感到满意的问题，90.4％的农户回答是“生产有了自主权”；57.2％的农户回答是“感到比较自由了”；51.5％的农户回答是“集市贸易活跃，买卖方便”。
感到不满意的农户中，理由依次为“农用物资涨价，供应不及时”、“国家收购农副产品价格低，合同定购任务重”、“各种摊派多、负担重”。
问卷调查表明，多数农户对改革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相信农村改革的深化会继续给自己带来好处。53.3％的农户认为今后的生活水平会继续有所提高，其中8％的户认为会有“明显提高”；2.5％的户认为会“有所下降”；其它26.6％的户则认为“说不准”。
对于党在农村的现行政策的稳定性，42.2％的农户表示“相信政策不会变”；9.8％的农户表示“不大相信”；48％的农户表示“说不准”。
农户吃穿住用的变化
万户问卷调查表明，在“吃的方面”：94％的农户认为比改革前“有所提高”或“明显提高”；5.1％的户认为“没有变化”；0.9％的户认为“有所下降”，其中0.2％的户认为“明显下降”。
在“穿的方面”：91％的农户认为“有所提高”或“明显提高”；8％的户认为“没有变化”；1％的户认为“有所下降”，其中0.2％的户认为“明显下降”。
在“住的方面”：63.2％的农户认为“有所改善”或“明显改善”；35.2％的户认为“没有变化”；1.6％的户认为“有所下降”，其中0.4％的户认为“明显下降”。
在“用的方面”：82％的农户认为“有所提高”或“明显提高”；16.9％的户认为“没有变化”；1.1％的户认为“有所下降”。
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92.8％的农户认为是由于“土地承包到户，有了积极性”；54.8％的户认为是由于“就业门路多了”；40.2％的户认为是由于“农业技术水平有了提高”；另有26.9％的户认为是“老天爷帮忙”。
在全部调查户中，有3.9％的农户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在这3.9％的农户中，23.2％的户认为是“土地承包到户后缺乏生产经验”；22％的户认为是由于“家庭劳动力减少”；17.4％的户认为是由于“除了种地外没有新的就业门路”；22％的户认为是由于“天灾人祸”。
在全部调查户中，自己认为已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占96％，其中34.2％的户认为生活已较为宽裕，5.6％的户认为已经富裕起来。4％的户认为至今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农民手里有了钱，主要用于哪些方面？84％的户回答将用于“发展生产”；69.5％的户回答将用于“盖房子”；58％的户回答将用于“改善生活”；36.6％的户回答将用于“儿女结婚”；30.5％的户回答将用于“购置家用电器和家具”。
从问卷调查看，目前农民负担仍然比较重。1987年，调查户户均上交各种摊派和负担款109.4元。对于这些摊派和负担，25.5％的户认为“合理”；54.8％的户认为“大部分合理，小部分不合理”；15.7％的户认为“大部分不合理，小部分合理”；3.9％的户认为都不合理。
对粮食生产的态度
万户问卷调查表明，对从事粮食生产，52％的农户表示“愿意多种”；26.2％的户表示“种够自己吃的就行了”；18％的户认为“其它事情干不了，只好种粮”；2.7％的户认为种粮无利可图“应少种或不种”。
在粮食合同定购方面，1987年的粮食合同定购任务90％的农户完成或超额完成；10％的户没有完成。对定购任务，62.7％的户认为“应当完成”；3.4％的户认为“不应当完成”。
对1988年的粮食合同定购任务，有4.4％户要求“增加”；44.3％户要求“减少”；51.3％的户要求“维持现状”。
问卷调查表明，至1988年1月，调查户户均存粮1365公斤。55.2％的户有余粮待售。
从问卷调查看，1987年粮食“三挂钩”措施的兑现率只有80％左右。据有定购任务的8 658户统计，挂钩化肥户均应供给108公斤，实际供给88公斤，兑现81.6％；挂钩柴油户均应供应24公斤，实际供应20公斤，兑现82.6％；户均应得预购定金62.9元；实际得到54元，兑现85.6％（作为固定观察点，在物资供应方面可能有照顾）。
目前，91％的户反映化肥供应紧张；34％的户反映农用薄膜供应紧张；71％的户反映农用柴油供应紧张；6.3％反映小农具供应紧张。
几种主要农副产品流通现状
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户生产的粮、棉、油、糖等大宗农副产品的流通，仍主要由国家收购，经市场出售的很少。
粮食：85.7％的农户生产的商品粮全部或大部分由国家收购；只有2.6％的户全部经市场出售粮食。
棉花：94.6％的农户生产的棉花全部或大部分由国家收购；2.8％的户全部经市场出售棉花。
油料：78.1％的农户生产的油料全部或大部分由国家收购；5.3％的户全部经市场出售油料。
糖料：81.8％的农户生产的糖料全部或大部分由国家收购；16.2％的户全部经市场出售糖料。
出售农副产品中农民最不满意的是什么？44.3％的农户回答“国家收购部门压级压价”；20.4％的户回答“国家定购任务太重”；5.6％的户回答“少数不法分子欺行霸市，垄断市场”。11.7％的农户对去年完成定购任务后，当地有关部门仍不允许他们自由出售产品的做法不满。
对村组合作经济的看法
及对干部的评价
对问卷所提“土地承包到户，是否有必要建立村合作经济组织”，62％的农户认为“有必要”；17.3％的农户认为“没有必要”；20.8％的户认为可有可无。
希望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做哪些事情，89％农户认为主要是“正确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69％的户要求“提供信息，指导农户生产”；63％的户要求“搞好制种、排灌、机耕等服务工作”；59％的户认为主要应“鉴定和管理好各种承包合同”；45％的户要求“兴办集体企业，发展集体经济”；43％的户要求“兴办村内公益事业”。
对农村大多数干部的评价是：38.1％的农户认为他们“辛辛苦苦带领大家共同致富”；26.5％的户认为他们“只顾自己致富”；9.1％的户认为“光拿补贴，不干工作”；3.3％的户认为他们“不按政策办事”；9.7％的户认为他们“以权谋私”；13.4％的户则不愿表态。
择业和致富观念
问卷调查在问及“挣钱多，但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你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工作”时，有70％的户回答“愿意”；8.3％的户回答“不愿意”；21.7％的户回答“无所谓”。
“致富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77.4％的户回答“缺乏资金”；55.2％的户回答“不懂技术”；48％的户回答“信息不灵”。
对先富起来农户的看法：70.3％的户认为“不该眼红”；5.6％的户认为“应该限制”；4.9％的户认为“要富大家一齐富，要穷大家一齐穷”。
对文化的追求和对子女的期望
对文化教育在发展商品经济中的作用，54.4％的农户认为
“非常有用”；41.4％认为“有些用”；4.2％认为“没有什么用”。
对子女念书的要求：2％的户希望念到“小学”；8.2％的户希望念到“初中”；10.5％的户希望念到“高中”；12.6％的户希望念到“中专”；66.7％的户希望念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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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临失去科技优势的严峻挑战
上海加速科技与生产结合
组成强大智力集团兴办一批科技实体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
本报讯 记者萧关根报道：主管科技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日前对记者说，上海的科技优势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他担心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上海的科技力量如不能发挥全面支撑的作用，就有失去优势的危险。
挑战主要来自沿海兄弟省市。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后，国家科委决定组织20万科技大军支援沿海地区实施发展战略；国防科工委也准备让军工单位的科技人员“出山”、“下海”；长期养精蓄锐的“三线”科技人员将主动到沿海各地筹建科研、生产联合体。这是一批精兵强将，哪里的政策优惠，哪里有用武之地，对他们就有吸引力。而上海眼看着这支大军将集结在上海周围，形成有力的竞争态势。
面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新形势，有人形象地说，上海是划着小木船以至是带着救生圈下海的，要冒很大的风险。据对上海市8个工业局的调查，大部分的装备是60年代以前的水平。
上海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内部科技没有有效地与经济结合。由于体制、观念、政策上的原因，一些上海最早提出来或最先做的事，因为限制太多，最后没有做好或没有做成，失去了不少机会。如全国第一家人才银行诞生在上海，但目前上海人才流动不如外地；技术市场最早出现在上海，可现在沈阳等地的技术市场比上海兴旺得多，民办科研机构早就在上海兴起，但至今上海还没出现有影响的科技实体。
今年初，赵紫阳同志在上海时提出，关键是要把科技与生产结合起来，天天念这本经，要像抓市场、抓物价一样。不念这本经，上海没有优势。今年以来的情况表明，科技与生产结合这本经，只靠科技、经济部门念还不行，非得财政、外贸等部门一起念，才会有效果。市府和有关部门经过讨论、协商，已经和正在采取措施，加速科技与生产的结合，保证沿海战略的实施。这些措施是：
——采用不同的政策促使科技与大中型企业、乡镇企业结合，生产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对于机制灵活的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放宽政策进行鼓励、指导。先从创汇留成和奖金税征收起点上放宽。对于尚未搞活的大中型企业，以指令性办法为主，下达拳头产品的研制生产任务，请科研单位协作攻关。
——建立上海科学院，把中央各部、委在沪的86个研究所联合起来，组成强大的智力集团和科技开发实体。承接大的工程项目，搞交钥匙工程，为上海提供成套技术装备。
——兴办一批研究、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一条龙的科技实体，研究所办企业，使科技逐步长入经济。同时，试办若干个以科研单位为主体的技、工、贸一体化的技术进出口公司。
——建立面积有5平方公里的漕河泾高技术工业区。
——成立上海科技投资信托公司，多渠道筹集、融通科技资金，用好、用活有限的科技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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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夏时制从4月17日开始
届时请将钟表拨快一小时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今年夏时制定于4月17日（星期日）凌晨2时开始，届时将钟表从2时拨到3时；9月11日（星期日）凌晨2时结束，届时将钟表从2时拨回到1时。
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各地方和铁道、民航、交通、邮电、广播电视、气象等部门，提前安排好各项工作和生产活动；各新闻单位应在夏时制起、止之前，提前提醒人们在时间转换时注意拨表，各地应在总结前两年实行夏时制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充分利用日光，节约电能，方便人民生活的原则，妥善调整好作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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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酝酿国务院成员人选
讨论各项决定决议草案法律草案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31个代表团今天举行分组会议，酝酿国务院总理李鹏提出的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
代表们还讨论了大会主席团六次会议印发的将提请大会通过的各项决定、决议草案和法律草案。
据悉，李鹏总理于4月9日致函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和41个部、委、行、署的部长、主任、行长、审计长人选，请大会审议决定。
代表们在讨论中认为，在宪法中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规定是恰当的。将土地的使用权修改规定为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也符合我国国情。
代表们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草案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的修改稿表示赞同，认为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应尽快通过这两个重要法律，尽早颁布施行。
代表们在讨论中认为，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既肯定了政府工作在广大人民支持下所取得的成绩，也讲了前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是实事求是的。代表们同意报告中提出的今后5年我国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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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先念看望七届人大湖北代表
就农业、教育和党风问题同大家座谈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记者周长新、王其红）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今晚到参加七届人大会议的湖北省代表团驻地看望代表，并就农业、教育和党风等问题同代表们进行座谈。
李先念在谈话中首先肯定了湖北省这几年在发展农业方面取得的成绩，但他认为，湖北应注意改良土壤，不能耗尽地力。他还谈到科学技术对发展农业的作用。他指出，由于农业方面防治虫害不力，每年害虫吃掉的粮食就有很多亿斤。他说：“农业只能上，不能下，这是过硬的东西，是关系吃饭的大问题。”
李先念强调要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分子。他说，现在一下子要提高教师的待遇比较难，国家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知识分子应当受到尊重。
在讲到党风问题时，李先念说，党风不正必定引起社会风气不正。他强调，共产党员应当不为名、不为利，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对社会上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要依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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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先念会见卢森堡大公储亨利亲王
指出中国历史上凡统一时国家就繁荣昌盛绝对不允许达赖搞西藏“独立”或“半独立”
本报北京4月11日讯 记者姚立报道：新当选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说，我国目前形势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少问题。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有些委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的话说得不好听，但目的还是希望把国家搞好，把社会主义搞好。
李先念是在会见来我国进行私人访问的卢森堡大公储亨利亲王及其夫人一行时说这番话的。会见中，李先念还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的语言和历史方面的一些情况。
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李先念说，我们尊重西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但达赖喇嘛要搞“独立”或“半独立”，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不仅中央政府不答应，人民也不答应。
李先念接着说，在中国历史上，凡是统一时，国家就繁荣昌盛，分裂时就会打仗。我们国家没有完全统一，还有个台湾问题。我们希望和平统一祖国。
李先念还赞扬了卢森堡在钢铁、金融和广播电视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对卢森堡给予中国的帮助表示感谢。亨利亲王说，我们能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微薄贡献感到高兴。他还对李先念主席的会见及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会见是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参加会见的有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及比利时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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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游泳女将杨文意刷新一项世界纪录
本报广州4月11日电 记者吴骅报道：16岁的中国姑娘杨文意今晚以24秒98的成绩刷新了罗马尼亚选手科斯塔凯保持的25秒28的世界纪录，并夺得第三届亚洲游泳锦标赛女子50米自由泳金牌。这是28年来我国游泳健儿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来自上海的杨文意在今天上午的预赛中，就游出了25秒52的好成绩，超过了她本人保持的亚洲最好成绩。在晚上的决赛中，她一鼓作气，奋力拚搏，以优异的成绩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国际游泳联合会代表范得普（司库）观看了今天的比赛，并向杨文意颁发了奖章和奖状。
（附图片）
右图为杨文意领奖后向观众致意。新华社记者 程至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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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阳县切实贯彻食品卫生法
食品中毒事故从未发生
本报讯 山东省海阳县商业系统数年来坚持把国家《食品卫生法》贯彻落实在食品生产和经营的全过程，使全系统的食品卫生面貌大为改观，从未发生过食品中毒事故，有效地保证了人民身体健康，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连年被评为“食品卫生先进单位”。
这个县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提高干部职工对贯彻《食品卫生法》重要意义的认识。他们年年采取办学习班和请进来、派出去等多种形式，对干部、骨干进行轮训，不断提高贯彻《食品卫生法》的自觉性。如组织商办食品工业的职工进行现场化验，让大家看清病菌的繁殖和危害，认识到食品卫生必须符合《食品卫生法》的标准；组织饮食业的职工学习，按卫生法要求，对不合格的食品，采购员不采，保管员不收，厨师不做，服务员不卖。同时，层层建立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并建立了食品卫生档案，掌握食品卫生的历史和状况。
二是定岗定责，层层落实卫生承包责任制。他们按《食品卫生法》和《卫生五四制》等有关法规要求，每个行业，每个工种，每道工序和每个岗位，都制订了具体可行的卫生标准，实行了县局、单位、车间、个人四级卫生承包责任制，把卫生工作搞得好坏与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挂起钩来。同时，认真实行卫生评比检查制度，严把“卫生三关”：（一）检验、验收、保管关。对肉食加工、入库、出库，糕点、酿造以及饮食业的原材料等都严格检查验收；（二）加工制作关。加工人员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如饮食业坚持生熟隔离、两刀两案制度；（三）销售关。运输食品的车辆、工具做到天天洗刷，餐具一餐一消毒，销售员出售食品使用专用工具，杜绝“一把抓”的旧习。
三是立足治本，舍得投资，实现食品卫生工作的科学管理。他们从企业留利中拿出60余万元用于卫生设施的基本建设，对新建厂房、营业室和食品站改造等都按卫生法要求进行施工。食品生产加工单位都修建了更衣室、消毒池、缓冲间，实行密封生产。在食品厂、肉联厂、酿造厂增设了化验室，增置了化验设备和先进仪器，配备了一批化验员，化验项目由原来只化验理化指标扩大为细菌、大肠杆菌、致病菌等化验。从1983年生产出口分割肉以来，合格率达到100％，全部符合出口标准。
（吕建中 孙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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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手记
工人欢迎“有权威”的厂长
在人大会议分组讨论《企业法》草案时，人们对企业领导制度议论颇多：“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就要有厂长的权威”；“光说厂长的‘权威’，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工人的民主权利往哪里摆？”
厂长的管理权威和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是水火不相容呢，还是二者可以统一起来？
我50年代初就由部队转业到首钢，一直担任企业领导人。几十年的实践说明，工人欢迎“有权威”的厂长。十年动乱中，搞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泛滥，否定规章制度，否定厂长的管理权威，首钢也吃了不少苦头。正如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所说：“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
但在“大锅饭”的旧体制下，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企业的经营成果相脱节，大家感受不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往往把大生产的严格纪律当成领导者对自己的束缚，因而对管理的权威不但没有自觉要求，甚至产生反感。那时，厂长管理严了就会挨骂，不严格管理生产上不去，又无法向上交待，两头为难，日子很不好过。
首钢实行全员承包以后，工人才真正欢迎“有权威”的厂长，他们说：“不怕厂长‘施权威’，就怕厂长
‘当老好’！”对那些没有权威、不严格要求、怕负责任的“老好人”式的领导人，人们投反对票了。
为何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因为全员承包以后，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都捆在一起了。三者利益的增长都取决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没有严格的管理，效益就上不去，企业留利就不能增加，职工的集体福利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也就没有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的纪律、管理者的权威就成为大家的自觉要求。
还有一点要说及的是，权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单凭个人权力就能建立起来的。有了权不一定有威。厂长的管理权威必须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因为厂长脑子再灵，本事再大，也不能代替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正确的决策必须以民主化为前提，决策的实施也必须依靠每个环节、每个岗位的职工尽职尽责。在改革的条件下，在目标、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权威和民主，厂长的管理权威和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是能够统一，也是应该统一的。
本文作者周冠五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首钢工厂委员会主任。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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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意识到“危机”
本报记者 高新庆
记者多次到江西采访，从来没有听到江西干部谈到“危机”二字，相反，陶醉和满足的情绪，安于现状和甘当中游的思想却较为普遍。但全国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与江西代表一接触，发现代表们忧思如焚：“江西面临‘危机’，江西要警醒直追！”对比：前进中的落伍者
江西自己与自己比，确实发展了。198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94.8亿元，农业总产值达133.81亿元，乡镇工业产值达41.59亿元，分别比1980年增长1.52倍、1.26倍和6倍多。这个进步似乎不算小。但放开眼界看周围，不但不能与江苏、广东、浙江比，就是与邻近的安徽、湖北、湖南三省比，差距也相当大。安徽原来工业基础比江西好一点，但农业和乡镇企业差不多，这几年安徽不但工业上得快，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绝对数增长也都超出了江西。江苏省1986年仅乡镇企业产值就达496亿多元，比整个江西工农业总产值加乡镇企业产值总和还多165亿元。这样一比，江西岂能无动于衷？！
“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以后，江西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七届人大代表、江西省常务副省长蒋筑平以道地的江苏扬州口音，直言不讳地列出了四方面的问题：
江西与广东、福建、浙江等毗邻，经济实力差距已经拉大，广东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已高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的平均速度，发展后劲足。福建省近年也着力改善投资环境。今后，两省改革、开放步子会更加快。作为紧邻省，江西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矛盾和摩擦会更大一些，处理不当会影响江西经济发展。此其一。
其二，沿海诸省受国际市场影响，价格将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江西财力薄弱，又首当其冲，增加了宏观上稳定经济的难度；
其三，外贸体制改革，近期内加重了江西财政负担，也增加了创汇和利用外资的难度；
其四，弄不好，会形成江西科技人才“一江春水”泻东南的不利态势。面临这样的挑战，“江西老俵”岂无“危机”意识？！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省长吴官正大声疾呼的那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是，要末抓住时机，振奋精神，扎实工作，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要末坐失良机，进一步拉大与兄弟省之间的差距，被沿海地区和内陆经济发达省远远地抛在后面。”
对策：“以放对放，以活对活”
“弱势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吴官正引用这句古语告诫大家，在危机和挑战面前，要缜密分析形势，精谋良策，不失时机地把沿海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强大冲击波变为推动江西经济振兴的强大动力。
人们列出江西的对策有好多条，但其精髓可以概括为8个字：“以放对放，以活对活”。以改革总揽全局，以开放促进开发，对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采取“支持、跟进、接替”的方针。蒋筑平说：“我们总的考虑是，放开南北两头，搞活中间地带，由外向内，有步骤、分层次地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抓住国际国内市场产业转换的有利时机，大力加快江西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提高应变能力。”
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赣州行署专员张云川接过话茬说：所谓“南头”指赣南。我区毗邻广东、福建两个特区省，11个县与两省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历来交往密切。他指出，这次新战略提出，对赣南形成第二次冲击波，给经济生活带来新的不平衡。这有好的一面，对经济起推动作用；有难于驾驭的一面，主要是初级产品。农副产品形成东进南下的大流向，使依赖这些资源的本地企业消化能力产生问题，对外联合、引进资金产生新的难度。面对这种局面，省里确定赣南为经济改革试验区，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使我区经济挂上沿海经济发展的列车。他幽默地说，这叫“强行搭车，争取联动”！
张云川还列举他们改革、开放的思路——
“活”：放手开放各类市场，搞活流通，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放”：进一步下放权力，放宽政策，解除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让基层和企业放手放胆地干；
搞好两个结合：即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农业、森林、矿产资源结合，以开放促开发，使资源优势变为商品经济优势……
呼吁：“九江开放刻不容缓！”
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九江市长程金发说话文静，但柔中见刚。他说，开放北头指九江。我作为人大代表，反映一下九江市和江西省人民的强烈愿望：“希望中央尽快批准九江市对外开放，赋予九江以沿海开放城市的同等政策和权限”，他强调：“九江开放刻不容缓！”记者不久前在九江采访，九江市委书记江国镇和许多干部、群众，也提出了同样的愿望。他们说：“我们是朝思暮想呀！”
九江地处赣、鄂、湘、皖四省交界处，襟江（长江）带湖（鄱阳湖），背倚庐山，“地连吴楚，江接荆扬”，系江西乃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襟喉之地”。自古既是兵家必争之所，又是“来商纳贾”的通都大邑，为我国著名的“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被帝国主义列为主要通商口岸。孙中山《建国方略》主张把九江建设成为重要港口、重要商埠和中国铁路南北中心。
九江现为上海经济区的重要成员，处上海经济区“T”字型工业布局的顶端，又是上海经济区和武汉经济区的接合部。纺织、机械电子、造船、建材、石油化工、食品等工业发达，更是江西电力的主要基地。目前江西50％的大中型在建项目也都放在九江，总投资额达26亿之多。江西经济界权威人士认为，九江基本具备对外开放条件：九江将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水陆空交通枢纽，除南浔铁路改造，九（江）大（湖北大冶）铁路已竣工通车，九江长江大桥正加紧施工，1990年可望建成，京九线、合（肥）九线也在勘探设计中；九江港区江宽水深，是天然内河良港，新建两个5000吨级外贸码头基本建成，客运港改造1990年可以完工；大型马回岭机场，正恢复与北京、广东惠阳的通航；通讯方面，已建现代化通讯大楼，引进万门程控电话正在安装；1984年国务院批准九江为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已设海关、商检、口岸办、远洋公司等办事机构，出口货物可直达日本、西欧和东南亚各国。
“北头不放，江西难兴”，程金发说，“请舆论界也为我们呼吁呼吁！”
一个新战略——“鄱阳湖盆地隆起”
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市市长程安东说话直来直去，当着记者的面对蒋筑平副省长说：“省里的战略部署很好，但恐怕忽略一点：对鄱阳湖经济区的发展没有提到应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又说：“九江开放是对的，但九江要依托鄱阳湖经济区。我的意见是要十分重视鄱阳湖经济区的发展，坚决实现鄱阳湖盆地隆起，使这个地区成为江西的‘珠江三角洲’！”
无独有偶，谈话的第二天，记者碰到老朋友、江西科学院副院长张本同志，谈起江西发展战略，他也提出相同的看法，还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数据：在鄱阳湖周围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城市群体，如有中心城市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抚州5个市，还有50多个城镇，构成了比较发达的大中小城镇网络。1 984年仅5市工业产值就占江西全省的51.5％（目前整个湖区产值、财政收入均占江西全省60％左右）。湖区各县经济，均处5市辐射范围之内。再者，湖区水陆空交通极为便利。总的看，这个地区投资环境、投资效益最佳。程安东强调：“振兴鄱阳湖经济区，是振兴江西关键棋之一！”
“也给中央进一言”
“也给中央进一言”，一位代表说，“江西为什么长期低水平发展？关键在于江西丰富的地表和地下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比较薄弱，矿产资源不能开发，加工工业带动不起来，长期以来，农业特色太浓，城市化覆盖面太小……”他越说越激动，“当然地方工作上有问题，中央战略布局和宏观指导上有没有值得总结的地方？”
“江西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资源十分丰富，最近才把铜基地搞起来，其他矿产资源开发，中央也应有规划嘛”，另一位代表插话。
程安东说：“我郑重建议：沿海政策，中央应考虑适当在江西延伸。因为江西既是沿海的腹地，又是中西部腹地的前沿。很多地方与沿海交叉，另外沿海冲击波对江西影响也最大嘛！”
（张云川：扶贫水平要提高，不能停留在‘救济’水平上，真正扶贫是帮助老区改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帮助开发资源嘛！”）
蒋筑平接过话头说：“老俵意见蛮大哩！目前江西一年需化肥270万吨，一半以上要到外省求救，我们下了狠心，拚死拚活也要建一个大化肥厂。”又说：“我们在江西工作的同志要有紧迫感、进取心，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对上述问题也应考虑一下呵！”
来自方志敏烈士故乡的人大代表、弋阳县委书记方危海激动地发言：“我有同感，一个缺电，一个交通运输紧张，可把我们坑苦了。还有一个政策，对老区要更加松动嘛！”“临来北京时，群众要求呼吁一下：赣东北应列入全国老区贫困区之一，我们这里12个县为革命牺牲35万人，光弋阳县就6万之多，希望不要忘记这里的人民，希望对这里重点扶一把！”
值得为政者深思
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曾号召江西要进一步形成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一位代表谈起时说，如何形成？我看江西要学习广东的经验，“看到绿灯快步走，见了红灯绕道走，看不见灯光摸着走”。对中央已给的政策要用好、用足。凡推动改革、开放的“红头文件”，要一抓到底，把政策效应发挥到最大限度；而对某些“条条”下来的“红头文件”，只要不符合本省实际，不利改革开放的，就要变通。“只要文件没有规定不允许的，都是允许的，起码是允许试验、允许探索的。”
还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代表说，江西的问题是一“左”二派。记者问：“左”，是不是指思想解放的问题？派，是不是指某种有形无形的山头、派性残余引起的不团结？他点了点头说，江西“天时、地利”俱备，一些地方、部门就欠“人和”。
这位代表也许言重了，不过良药苦口，似乎值得谋政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