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沧海横流 更显出英雄本色
——写在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
李德生
今年3月5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我曾有幸在周恩来同志直接指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正因为这一段日子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定的时期，给我留下的记忆就更加深刻。常言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顽强的革命毅力，崇高的思想品德，超人的胆识和非凡的机敏，在我头脑中打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我们大家在反思这段历史时常说：当时，幸亏有他。
一
我是1969年上半年党的九大召开后不久到中央工作的。这时林彪、“四人帮”篡夺了党和国家的相当一部分权力，“文化大革命”正走向极端疯狂的时期。周恩来同志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辛地担负着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重担。面临全国性的空前动乱，而人民的衣食住行必须保证，国家的日常活动必须照常运转，这是何等大的难题啊！最使人无所适从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挥舞着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大棒，使人们对经济建设、劳动生产“谈虎色变”，望而止步。整个国家的经济，处在崩溃的危机中。
我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来到北京向恩来同志报到的。恩来同志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问：“德生同志，你在哪里工作比较合适？是国务院，还是军委？”他那从容镇静的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温和而亲切的话语，使我感到他既是一位为全党尊崇的领导人，又是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长者。之后，我被恩来同志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分管水利和体委。
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国民经济基础建设，他认为，水利建设、农田建设是基础的基础。他曾说过，建国以来，有两件事是他非常关心的，其中的一件就是水利。他亲自过问每一项重大的水利电力工程的设计和兴建。我知道，恩来同志让我分管水利和体委工作，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当时，长江葛洲坝水库正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恩来同志要求我们，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发动和依靠水利电力战线上的专家，“兢兢业业地去做”，务必保证葛洲坝工程如期上马。1970年12月25日，经恩来同志提议并报经毛泽东同志同意，葛洲坝水利工程枢纽建设正式开工。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我们很快组织起全国第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开赴葛洲坝工地。在施工过程中，恩来同志多次对我说，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一马虎，就要出大乱子。他指出要吸取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的教训，解决好水库建成后可能出现的水从两山泄漏的问题。他还要求我们关心和解决施工人员的吃饭问题、睡觉问题，重视工程技术人员的安全问题等等，并且提出具体办法和措施。1972年，他还扶病参加在京举行的葛洲坝工程情况汇报会，并且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今天，当我们看到葛洲坝这项伟大水利工程终于建成，为中华民族造福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周恩来同志的战略眼光和为此付出的心血。
在这个时期，我还亲眼看到恩来同志作为国家总理，是如何以极大的智慧与忍耐，一面要对付林彪、江青等人的无端纠缠，排除他们的干扰，一面坚持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进行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情景。
当时，在许多国营企业“停产闹革命”，商店里甚至连吃饭的锅碗都买不到，恩来同志及时发现并大力扶持湖北省“五小工业”的生产和发展。我国的大型企业马鞍山钢铁厂由于打派仗，生产一度停顿。恩来同志每天都要了解这个厂的情况，指示做好工人们的工作，消除派性，恢复生产。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推动农业生产。他召开北方农村工作会议，认真研究并采取具体措施，鼓励大家把生产搞上去，使历史上多灾低产的冀、鲁、豫三省实现粮食自给有余。他召开全国粮、棉、油、糖生产会议，把植棉先进单位的代表请到台前，进行鼓励。他十分关心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专门请延安地区各县同志来京开会，研究和制定改变延安生产落后面貌的规划。1973年他已恶疾缠身，得悉延安地区负责人肯定地保证5年内实现粮食翻番时，十分激动和欣慰。
恩来同志还想方设法消除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对文教科技事业的破坏。1972年，由于气象部门对第三号台风预报不及时，造成一定损失。恩来同志在《关于今年第三号台风预报的初步检查报告》上作出批示，责成国务院业务组“将气象局业务抓起来”，并指示我好好抓抓这件事，“人不够，要从‘五七’干校调回，或者将转业或遣散走的调回”。落实恩来同志指示的结果，使得一些被打倒、靠边、批判的同志恢复了工作。
恩来同志还针对林彪给我军建设造成的破坏，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亲自调查研究部队的情况，对各军兵种的训练时间逐一作了排定。他明确提出，全训部队除野营拉练外，步兵军事训练90天，技术兵军事训练120天。经毛主席批准，正式以军委决定下达，大大减轻了林彪“只搞文不搞武”对我军建设造成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之所以面临崩溃而又未崩溃，离不开恩来同志的中流砥柱作用。每当人们回忆起这段历史时都说，当时，幸亏有他。
二
恩来同志一贯关心、爱护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关心、爱护曾与我们党共患难的党外民主人士。“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为此竭尽其智慧、机敏和能力。
恩来同志针对林彪、江青一伙鼓吹的所谓“解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基本上是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搞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各级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派”等反革命理论，进行了巧妙而有力的驳斥。恩来同志指出，我们各级政府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优点是主要的，否则，怎么能取得这么巨大的建设成就？不能说是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也不能说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个个被揪斗时，恩来同志挺身而出加以保护。为保护陈毅同志，他曾以陪斗的身份出席斗争会场，防止了可能对陈毅同志造成的人身伤害。他将贺龙同志的全家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挫败了绑架贺龙同志的阴谋。在得知江青一伙挑唆北京的造反派到成都揪斗彭德怀同志时，他亲自打电话给造反派头头，做工作；当未能奏效时，便责成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老总进京，防止途中被害。这些事例，举不胜举。
1971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委员、著名科学家、原地质部部长李四光逝世后，林彪及江青等人不允许开追悼会，不准致悼词。恩来同志得知此事，气愤地说：李四光同志对国家是有重要贡献的，应该开追悼会寄托哀思嘛！他不但前往参加李四光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还把李四光的女儿写给自己的信修改后作为悼词，当众宣读。事后又委托邓颖超同志去李四光家向其夫人再次表示慰问，勉励她把李四光同志遗留的资料很好地整理出来。所有这些，对那些身陷囹圄的同志，无疑是一缕阳光。
当时，恩来同志更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机会去解放老干部。他利用见到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机会当面进言，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林彪、江青一伙企图置某些老干部于死地的阴谋，还一次又一次地争取使一些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当“文化大革命”经过一段折腾，各地纷纷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恩来同志机智而巧妙地安排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站出来工作。尤其是林彪自我爆炸后，恩来同志更是抓住时机，为解放那些受迫害的干部费尽苦心，日夜操劳。他要求各部门、各地区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可以解放的干部名单，并尽快抓紧落实。国务院在恩来同志的直接过问下，一下子将解放的干部名单落实到司、局级。在军队，周恩来同志指示总政治部迅速拿出应解放的干部名单。我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与有关同志研究迅速提出了一批应予首先解放的干部名单，及时找这些同志谈话，安排他们工作。由于康生、江青、张春桥一伙从中作梗，有些老同志在被解放的过程中受到很大阻力，恩来同志便三番五次地做工作，直到这些同志走上工作岗位。1972年，周恩来同志已经恶疾缠身了，他听到原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和原内务部部长曾山先后逝世的消息，当即指示卫生部一定要想方设法解决好老干部的医疗保健问题。正是由于恩来同志的努力，才保存下了我们党和国家的精华。邓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过：周恩来同志“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陈云同志说过，“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当人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时，都由衷地发出肺腑之言：当时，幸亏有他。
三
周恩来同志胸怀宽广，顾全大局，竭尽全力维护党和人民的团结。而在重大的事件突然降临的紧要关头，他无私无畏，机智勇敢，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回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些日日夜夜，最让人欢欣鼓舞而又惊心动魄的，莫过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了。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迫不及待地抛出所谓“天才论”，发动抢班夺权。我们党同林彪集团公开斗争的帷幕由此拉开。会上，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后，他又采取一系列非常机智的措施，分化瓦解林彪的山头，拆除其建立起来的反革命帮派体系，扼制其主要成员的频繁接头联系，削弱他们的权力。例如，他曾在华北会议上作长篇发言，深刻而系统地对陈伯达之流作了揭发批判，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批陈整风运动广泛而深入地发展。其实质，也是为了将林彪的画皮一张张地揭下，暴露其反党野心，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林彪之流保持警惕。
林彪反党集团看到，要在中国实现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同志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毛泽东同志巡视南方时，林彪反革命集团在阴谋危害毛泽东同志的同时，曾企图把在北京的周恩来同志除掉。当时正在紧张进行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周恩来同志，高度警惕并注视着林彪一伙的一举一动。恩来同志清醒地意识到，林彪很可能利用空军起事。因此，他在动用飞机上作了明确规定，对空军和有关机场采取了特别措施。尤其对那架当时国内最好的256号三叉戟飞机作了严格控制，规定动用这架飞机必须经他签字同意。林彪仓惶出逃前，有意让叶群打电话给恩来同志，说林彪要走动一下。当时我们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恩来同志当即在电话中问她：怎么走？是坐火车，还是乘飞机？叶群回答，准备乘飞机。恩来同志敏锐地意识到林彪可能有所动作，立即查问空军这架飞机是如何调到山海关的，并尽可能地采取了预防措施。
在林彪终于走上叛国出逃之路时，恩来同志遇变不惊，临危不乱。他一面派我到空军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同志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一面前往毛泽东同志住地，报告情况，请示处理意见。当时有人建议把林彪乘坐的飞机打下来，毛泽东同志和恩来同志商量后认为，不打为好，并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毛泽东同志授予恩来同志处置此事的全权。为了切实稳定住局势，在当时稳定住空军是至关重要的。恩来同志将主要精力投向这里。按照要求，我除了时刻同恩来同志保持联系，及时向他汇报情况外，一天24小时都不离开空军作战值班室一步。由于恩来同志对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做了精确的估计，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林彪一伙除他自己和叶群、林立果等落得众所周知的罪恶下场外，那些被他安置在各地的大大小小爪牙和骨干分子，都一一落入法网。当林彪、叶群等摔死在温都尔汗荒原的消息传来时，恩来同志高兴地与我们举杯庆贺。恩来同志当时那种坚定、沉着、从容、果敢的精神和作风，至今仍在鼓舞着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是当之无愧的。今天当人们在一起畅忆这段历史时，总是击节感叹：当时，幸亏有他。
四
周恩来同志光彩照人的伟大品格，鞠躬尽瘁的共产主义情操，为世人所景仰。如果说，在那种不幸的岁月里，我本人有什么值得庆幸的话，那就是恩来同志所给予我的这种影响和教育。我们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从来感觉不出他在发号施令。恩来同志每次向我交待任务，要么直接打电话，要么亲自写信和约见。每次向他请示工作，他总是交待得周详备至。向他汇报工作，他不但听得认真，而且问得仔细。很多时候，周恩来同志直接找当事者本人了解情况，或直接到现场调查研究。
恩来同志工作起来，常常忘记休息和吃饭。在较多的接触中我发现，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每天下午3点钟到第二天凌晨3点钟，是他处理大量工作和问题的时间。接着，又批阅各路来的文件和材料，直至旭日东升，有时甚至更晚。我常常在深夜接到恩来同志就一些工作问题打来的电话，我深深感到，恩来同志实在是太辛苦了！那时我一再提醒自己，凡是总理交待的事情，一定要认真负责地办好，不要发生反复，让他操心。
整日为党和国家大事操劳的恩来同志，不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透彻明白，对许多小事甚至许多人不以为然的事情他也知道得很清楚。有人说这是恩来同志天赋超人，博闻强记。也有人说，这是由于他一贯心细如丝，我以为这都对，但是不止这些。他那种不知疲倦、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始终虚怀若谷，以人为师，任何时候都做有心人的作风，是他洞察一切的关键。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各国的交往显著增加。恩来同志与各个国家、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各方面的情况他都十分了解，措置裕如。外国友人称赞说，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睡觉最少的人，知识面之广是少有的。我记得，郭沫若同志曾钦佩地赞扬恩来同志说，他思维的敏捷，有如闪电雷鸣；他考虑问题之周密，有如水银泻地。这个评价，是十分形象和中肯的。恩来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叮嘱我，要我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学会体察下情，要经常到群众中、到实际中去。恩来同志还在时间上给我作过安排，让我做到三个“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在地方工作，三分之一时间搞调查研究。多少年来，恩来同志的这些教诲我始终牢记，并力争坚持去做。
周恩来同志经常勉励和教育我们党的干部要当春蚕，当孺子牛。他本人就充分体现了春蚕精神和孺子牛精神。恩来同志患癌症后，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不仅不能休息，而且更加夜以继日地拚命工作。有时吃饭就一杯开水、几块饼干凑上一餐。有时病发作得厉害，他一边服药一边坚持工作。恩来同志是春蚕至死丝方尽、一生甘为孺子牛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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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梦醒大姐
草明
我认识廖梦醒大姐，是在建国以后。她那揉合了温柔与热烈的情感，诚恳与宽厚的胸怀，杰出的才智与藏而不露的独特作风，一下把我吸引住了。
她那个满门忠烈的家庭，我早就十分敬仰。她那传奇式的事迹更使我神往，但是，她为什么叫梦醒呢？她是在革命风暴的摇篮中长大的，她的思想不至于有什么曲折呀。
1938年，我为奔赴延安，先把三个女儿送进香港那家免费的、由宋美龄和何香凝创办的幼儿园去。恰巧廖承志同志在广州，他给我写介绍信让我到香港去见何香凝先生。廖承志同志的慷慨帮助，使我又一次感到革命队伍里的温暖，我更增加克服困难的勇气。我想，这一回我不仅可以看见革命前辈何老先生，还可以看见廖梦醒大姐哩。香港之行的结果，何香凝先生热心地给我解决了孩子入托的问题，我却没有看见梦醒大姐，真遗憾。
事隔十多年，在第二次全国妇代会上我认识了她。她一口地道的广东话，使我们之间仿佛是早就认识的一样。我忽然记起我年轻时对她的名字的疑问，便提出问她。
她怀着深情地说：“这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外国人说中国人是睡狮。我父亲为了雪这个国耻，年轻时就下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誓要促祖国从梦中醒来。他给我起了梦醒两个字，以便时时提醒自己。”她沉思了一会儿，继续说：“新中国建立了，中国已是只雄狮了。要是我父亲能见到今天该多好啊！”
烈士的鲜血，结成今天胜利的果实，烈士的英勇行为还教育鼓舞着千百万后来人。我陷入缅怀的思索中。
廖大姐见我不说话，为了转换话题，她说：
“听说三八年你还在香港见过我的母亲。”
我高兴地叙说何老先生如何关怀孩子。廖大姐兴冲冲地站起来，建议说：“走，去见见我母亲去。”
我们到了那边，老人正在作画。我知道何老先生生平最爱画虎，但这回画的是苍松。雄狮、猛虎正象征这家人的革命意志和气概，我由衷地赞叹。望着这位老人，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闪过佘太君的形象。
廖大姐做个手势让我坐下，便悄悄走到母亲身旁熟练地帮她扶纸涮笔。等到老人休息，她又扶她坐下，端上热茶。我提起了十多年前何老先生帮助我解决了三个女儿入托的事时，她还依稀记得，并关心地问我的女儿现在在哪里。我告诉她女儿们后来在延安长大了，两个大的在机要部门工作，小的在念中学。何老先生点了点头说：“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
廖大姐回忆道：“那一年你到香港时，我正忙着向各界——包括海外华侨，国际友好人士募捐筹集款项、药品和物资支援抗日前线哩。”我知道她协助何老先生主持的“中国妇女抗日后援会”做了许多艰难的工作。在回旅馆的途中，我问她：“听说白求恩大夫和印度的柯棣华大夫，也是你负责联系他们去延安的。那位加拿大大夫救了多少战士的生命和截肢之苦啊。”
她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啊，我们的廖大姐，岂止募集药品、护送反法西斯战士去延安。几十年来，她以她那特殊的身份，卓越的能力，献身的精神，为人民、为抗日战争、为统一战线、为妇女儿童的幸福，默默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廖梦醒在岭南大学读书时就投身学生爱国运动；著名的六·二三沙基反帝游行中，她是游行队伍里唯一的女大学生。洋人的镇压，惨案发生了。在腥风血雨中，她勇敢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这次的惨案，更坚定她的革命意志。不久，廖仲凯先生为了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被国民党的右派所杀害。她把悲痛埋在心底，虽然在革命低潮中，她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法国深造时，她积极为《工人日报》写稿，传递国内的革命信息，提高华工的觉悟和维护在法华工的利益。她从一岁起在日本生活到初中毕业，因而精通日语；在父母的督促下，又下大力攻读英语；现在，不失时机地攻读法语。这样，她对日、英、法三国文字，不论口译笔译都能十分流利地运用。这种本领，为她在国际交往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她一生中不仅为鲍罗廷夫人、斯特朗、白求恩、松村谦三、宫崎世民等等友好人士做翻译工作；而且许多党内机密的外文电报、文章也要请她翻译校勘。
她从法国回国后，与李少石同志结为革命伴侣。共同担负重大的任务——在香港建立秘密交通站，负责中央苏区与周恩来同志坐镇的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上海之间的联系。这位体态玲珑、彬彬有礼的高贵的少妇，胸中装着对党的赤诚和过人的胆量，穿梭于上海、香港之间；在敌人眼皮底下干革命工作。几次在危险的情况下，她机敏镇静地甩掉盯梢的特务。她和少石同志的出色的工作，深得伍豪（周恩来同志在上海时的化名）先生的称赞。
抗日战争爆发了，多灾多难的祖国炮火连天，人民颠沛流离，被日军炸死和残杀的同胞的悲惨现象使梦醒大姐震怒了！仇恨压着她的心；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浪潮激励着她，她倾注全力，肩负起更多的重担；她和廖承志、邓文钊同志和三位外国人筹备和成立了由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作为宋庆龄的助手，她还负责周恩来同志与宋庆龄先生之间的密切联系。抗战期间，虽说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对共产党和解放区诸多限制。使做统战工作的廖梦醒常常处于夹缝中。例如有一回侨胞捐助的庞大的X光机要运到延安，陆运通不过国民党的关卡，一筹莫展。宋庆龄派遣廖梦醒找到史迪威将军。她与史将军的杨秘书硬是说服史迪威将军下令将美国军用飞机的仓库改大，把X光机运到延安去了。
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华侨和国外人士捐赠的款项，提取和运到解放区是十分困难的。又是廖梦醒通过艾黎先生用“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去提取几麻袋的票子。最有讥讽意味的是，这位“保卫中国同盟”的小小财务主任廖梦醒，竟在反共的大财阀孔祥熙的鼻尖下，通过他的美国顾问艾德勒先生的热情帮助，把款子设法运到解放区去。由于宋庆龄的地位和影响，为抗日战争、为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些，又和机智缜密的廖梦醒的穿针引线，默默无闻的奉献分不开；她懂得，正义是可以征服世界上许多善良的人的。
北平解放前后，她致力于中国妇女联合会的筹建工作。由于她多方面出色的贡献，被邀出席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妇联成立后，她主持妇联的国际联络部工作；此外，还曾任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理事，又被选为人大代表等等。
她兼任这些职务时已是年过花甲了；但她还是孜孜不倦地工作，生活十分朴素，她住内务部街时，我刚调来北京，住处只和她隔一条胡同，过往较多。有一回她打电话邀我去吃饭，因为陈郁同志给她捎来一罐曹白咸鱼。饭罢，她拿出一帧相片送给我。那是她和遇难前几天的李少石同志合照的。她严肃地在相片后面密密麻麻地题了许多字。40年过去了，她钟情如故；我看着她手中的笔有多沉重啊：几十年的辛酸、欢乐、振奋都集中在笔尖上，凝练的爱情又在她胸中回荡了。……
岁月如流，我一直珍藏着那帧相片。现在廖大姐也仙逝了，但是她一生只知对革命奉献忘我的精神境界和风范，是我们妇女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