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令人忧心的“伪‘史料’”<br/> 龚明德<br/> 应该留有文字记载的史料而“失记”，是令人惋惜的；同时，随着当事人“回忆录”的大量涌现而产生的为数远非个别的“伪‘史料’”，其害处不下于“史料失记”。<br/> 艾青在最近写的《〈序《艾青的跋涉〉》中，愤怒地指出：“我发现有的人居然在为自己编造历史，甚至篡改历史”。<br/> 早在1982年底，陈白尘在《云梦断忆》的《后记》中曾不加掩饰地说：<br/> “北京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原是本好刊物，我起初很爱它，……但是近来写的人多起来了，鱼龙混杂，也有不少弊病，这从每期都有许多‘更正’可知。但还有许多无法更正的，就难办了。比如，有人借名人以自重，说郭老、茅公对他如何如何，或说周总理生前多次召见他，或说几次看过他的戏等等，都是死无对证的事。又有人自称与‘左联’的关系如何如何，或称对地下党干过什么什么，也都无从查过；……自然，我并不是指《新文学史料》而言，目前各地刊物也大量网罗此类稿件，编者不明真相，又无从查对，往往受骗。至于记忆不清，把时间、地点、人物都搞错的，就无法一一去加以更正了。”<br/> 丁玲生前在其讲演《读生活这本大书》中也说：<br/> “现在要写出一部实事求是、比较准确的文学历史，是很难的。比如有人问左联时期有些什么人，有些什么事。我翻了一点关于回忆左联的书，可我看有些在左联做了很多有益工作的人，他很谦虚，他写的时候写得很简单；而有的人文章写得比别人长，可是连我这个左联的人，还不知道他。”<br/> 还有不少前辈文学家和研究家也有过类似的言论。这些“伪‘史料’”有什么危害？丁玲紧接着说道：<br/> “年轻人就根据这些文章写史，这史能写得对头吗？”丁玲大声疾呼：“一定要细辨真伪。”<br/> 前几天，修整房间后清理藏书，无意间翻阅东北鲁迅学会编印的毛边本《鲁迅学刊》第二辑，读了唐弢1981年7月21日的一封信，唐弢严正指出：“现在望文生义、指鹿为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为时间久远，有的细节需要进一步核对，有的线索需要进一步追查，“我们应将全部事实调查清楚”，要“对历史负责！”<br/> 朱正曾有一部颇受欢迎的著作《鲁迅回忆录正误》，奉劝写回忆录的同志们看看。现在恐怕急须组织一大批“朱正”们，更迫切需要动员陈白尘之所谓“深知内情者，又不愿公开揭露，以伤和气”的当事人，趁那些炮制“伪‘史料’”的“老前辈”们“健在”时，迅速陆续地写出多卷本的各种类别的《伪史料正误》来，如编一套《中国新文学“伪‘史料’”正误》。<br/> 此外，我想，对那些睁着眼诬陷历史、为自己编伪史、超越了道德范畴的恶劣行为，我们的法律难道就不屑一顾吗？<br/> 1987年12月28日于成都
第8版(副刊)<br/>专栏：文化雅俗谈<br/><br/> 节日与文化<br/> 钟敬文<br/> 我们民族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日春节唤醒了我这老人对少时岁朝情景的美好回忆，也使我饶有兴致地提笔来写述点有关节日与文化的文字。<br/> 关于“文化”这个词儿的意义，真有枚举不尽的说法。但我现在没有必要去举述它——那是文化学学者或专心探索这类问题的著作者的任务。我只想简要地说，文化是人们在对付自然、经营生活过程中适应各种需要而创造和继承下来的业绩（或者这种业绩的总括）。动物虽然经营着他们的生活，但是，没有像人类那样的劳动和语言（后者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他们不可能像人们即使是原始的人们那样创造和继承着各种必要的文化。这里所谓的文化，不限于那些高层次的科学、哲学、技术或发达了的政治、经济等组织。像人们“不可须臾离也”的衣、食、住等基本文化事项，都包括在内。民间流行的节日，是各民族所同具的、必然要有的文化。因为它是适应着人们的不可缺少或代替的需要而产生和传承下来的。它是人群的生活节奏和表情，是他们的精神呼吸和食粮。世界上许多民族（包括部族、民族等），彼此文野程度虽然有差别或者很大的差别，但是，很少是完全没有自己的（那怕是很简单的）节日的，那原因就在这里吧。<br/> 我们汉族，历史很长，开化较早，人口众多。近代以前，长期的农业社会，产生和继承、发展了许多节日。现在只要打开古代《岁时广记》一类的文献看看，就会使你感到惊异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节日？是古人闲着无事干，或者他们物力精力过剩，所以要来弄弄这种“四时八节”么？不是的。尽管过去有些节日，现在我们看来是无谓、可笑乃至于可厌的，但在被创造乃至被继承的当时，有它的主客观原因和相应条件。在过去节日及其活动中，有些是有一定现实意义和作用的（如端午的洒雄黄酒、六月六的晒衣物及年终的掸尘等），有些却只是满足生活、心理的要求的（如新年的家人团聚、亲友来往以及追傩、钉桃符等）。后者往往带着幻想和迷信的色彩。这是由于当时人们对付实际事物的能力还很有限，认识事物的知识又比较低下，因此，为了满足需要，不能不借助于巫术及宗教信仰、仪式。这就必然要使这种文化带有消极的因素。它标志着人类和民族文化的原始的或近原始的阶段。<br/> 但是，人民文化具有一种自然调节、改进的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实际活动能力和心理智能也不断变化。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包括节日活动在内）中的不合理的、过时的部分，往往不自觉地或半自觉地加以改动，使之合理化（或比较合理化），使之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例如本来是一种禳灾法术的放纸鸢活动，逐渐成为一种大人或儿童的文娱活动。又如本来是江滨人民驱除瘟神等的宗教行事——送瘟船，后来却被联系到楚国忠臣的沉江故事使它具有历史的和伦理的意义。这种事实，不仅说明了民间文化的进步性，也增强了文化进化理论的可靠性。<br/> 民间节日，作为一种文化事象，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它的复合性。例如端午节，它既有划龙舟、吃粽子等活动，又有饮雄黄酒、插艾蒿、挂蒲剑、贴钟馗图，小孩带香囊和穿老虎腰肚，以及出嫁了的女儿回娘家、邻居互送节物等活动。至于那一年之首的春节，活动事项就更加繁多了。宋人陈元靓编纂的《岁时广记》，“元旦”这部分的资料（包括活动和故事），就占了三卷。18世纪中叶文人学者所写作的新年民俗诗集《武林新年杂咏》里，关于艺术、技艺一类事项的题目就有40多个。这些表明民间的许多节日，是包括着社会的多种活动事项在内的。从社会文化的门类说，它包括着经济、宗教、伦理、艺术、技艺等活动。它是许多文化活动的集合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展览会和艺术节。<br/> 由于上述这种特点，民间文学的功能必然也是多方面的，关于人际的团结，社会规范的保持，技能的表现，医药的运用，以及对各种心理的慰藉……总之，民间节日，在过去，尽着各种社会的功能，是民族文化的综合应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今天不能简单地以旧文化、旧生活模式一笔抹煞它。<br/> 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期阶段。许多社会礼制和观念都起着新的变化。我们的风俗、习尚（包括节日）也不能安于旧态。解放后，我们已经采用了一些新节日，如青年节、劳动节、建军节、“十一”国庆节（还有些地方把重九改为老人节）。但同时有些传统节日仍在普遍或局部沿用。如春节、清明、中秋节等。不过由于现实生活有较大的变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不能不作相应修改，如传统新年改为春节，并加入新的内容（慰问军烈属）；清明节主要作为纪念革命烈士的节日等。这样做，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些有长远历史的古老节日，在新社会中就成了新文化的一部分。我以为传统节日行事中，还有些是颇有意义或情趣的，像上文所提到的晒衣物、掸尘等，符合于新原理和新社会要求，此外，如清明踏青、踢毽子，重阳登高（南方并放纸鸢），甚至如七夕的女儿月下穿针、中秋的玩兔儿爷等，虽没有显著的社会或科学意义，但作为民族的传统生活情趣，以某种适当形式给以保留，也是可以考虑的吧？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来的耶稣圣诞节，一般虽然已废弃，但仍然举行枞树节，除装置枞树灯彩外，还扮演类似圣诞老人的“严寒爷爷”（民间童话中的人物，表演时形象和职能都如圣诞老人）。这种现象，决不是仅仅以“习惯势力”作用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
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钟馗之情<br/> 郭玲春<br/> 文艺家们那天都说起了鬼。<br/> 在座的，造诣很深的前辈或是文界饱学之士，都津津乐道于人世间任谁也未曾谋面、飘忽虚幻的形象——鬼。<br/> 一边，坐着个端庄的女子，默默地不发一言。恰恰是因为她，这负有盛名的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才引出了这场谈话。<br/> 由她扮演的钟馗，在故事影片《人鬼情》中登场。银幕上的主人公秋芸，一个跋涉于人生险途终于走上成功之路的戏曲演员，或许因为理想常为世俗所难容，她的辛酸苦涩只能向心中的神——钟馗倾吐。人与鬼心心相通，他们亦诉亦泣，难舍难分。<br/> 王朝闻是一位“吝惜”笔墨的美学家，将为此留下些文字，他自称对钟馗以及这部《人鬼情》是个偏爱的观众。倒退30年，因为把善良正直的钟馗叫作可爱的人，他被斥之为贩卖“有鬼无害”论。如今呢，年逾八旬依然思路活跃的老人未变初衷，他赞许影片中鬼魅的再现，是“用虚幻的形式描绘广阔的现实”，他指着导演黄蜀芹，说：“你是分析了两个世界呵。秋芸的与钟馗的，而其间也包括着你——导演和我这个老头子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br/> 裴艳玲依旧静静地听着。<br/> 中国传统戏曲的创造之路上，有写意、写实、形似、神似乃至变形、荒诞的手法，从这充满人性与鬼情的80年代电影中，你不妨去探视它的形迹，必会有所思、有所悟。难道这个黄蜀芹，分明是个新文化人，却格外珍爱这民族文化的瑰宝？戏剧家张颖夸她：看得出，她是个内行！<br/> 影片被行家称为“有创新、有探索”，真不易！在旧与新的延续和对比之中，评论家冯牧发现了一种“悲怆之美”，也感受到了这独有形式中的另一层寓意：任何时候都会有邪恶、丑陋。因此手执宝剑去砍杀妖孽的钟馗，在中国舞台上永不衰败，这正是中国文化乐观与不屈的征象。<br/> 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悲欢离合，那么，使中年评论家陈丹晨为之动情的又是什么？钟馗的出现引起他共鸣的是，人与人多么需要谅解、需要温暖！给秋芸以抚慰的钟馗，何止抹去了一个孤独者心头的愁云，也引起他这样的男性观众的呼应共鸣。<br/> 沉默的裴艳玲眼眶潮润了。<br/> 我向裴艳玲提问：你喜欢钟馗这个人，不，这个鬼？<br/> 她缓缓地点了点头：我是把他当人来演的。
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关于姥姥的采访<br/> 赵凌<br/> 霞外公偷偷告诉我<br/> 姥姥年轻时候不美<br/> 梳最简单的短发<br/> 穿最朴素的蓝裙子<br/> 她没有时间爱自己<br/> 因为爱的孩子太多<br/> 姥姥退休了<br/> 透过老花镜<br/> 把各种颜色的花<br/> 绣满床罩、椅垫<br/> 电视机套和我的裙子<br/> 她一翻开<br/> 过去的相册<br/> 看着看着就流泪说<br/> 我为什么<br/> 不和你们一样<br/> 穿件花衣服<br/> 和学生合影呢<br/> 渴望<br/> 张新耘<br/> 脸上已经布满皱纹时<br/> 才感觉自己笑得<br/> 好看些了<br/> 嗯，这不是做作<br/> 从那个时候起<br/> 就已经努力<br/> 把秋天和冬天一齐打进<br/> 渴望的包裹里<br/> 贴上邮票<br/> 在夜深<br/> 无人的地方<br/> 寄走<br/> 寄到四季是春的<br/> 日子里
第8版(副刊)<br/>专栏：文心探访<br/><br/> 走向世界的反思<br/> ——访钟叔河<br/> 张世英<br/> 记者：在那样的逆境中，你还能读书、思考，是什么力量在支持着你？<br/> 钟：当了右派，即使在想不通的时候我也并不灰心，“我的世界有更辽阔的边境”（闻一多诗句）。在读史中，我发现1800多年以前就有欧洲人到中国来，可是直到180年前还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到欧洲去。是封闭造成了落后，落后又更加剧着封闭，而封闭落后的心态是绝不容忍“走向世界”的开放思想的。我作为中国人，应该努力弄明白这些积弊，并设法加以传播，这结果就是1970—1979年九年的牢狱之灾。<br/> 记者：你还坐过牢？<br/> 钟：对的。在牢中我也没有放弃学习，利用条件继续读史书，从中发现：长期封闭的社会一旦开放，发生的变化是极其广泛、深刻而激烈的。人们只要一“走向世界”，他的价值观和哲学就必然发生变化，这是改变封闭造成的落后状态的强大动力。早期“走向世界”的人的现身说法，对现代人可以发生很大的影响。<br/> 记者：丛书的编辑工作是在出狱后开始的吧？<br/> 钟：1979年3月我被“提前释放”出狱，9月平反改正。不想回报社了。到出版社后就提议让我编这套书。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1980年8月出版。1980年到1982年平均一个月出版一种，每书都要标点、索引，加上每种书的叙论平均1万字一篇。如果没有过去的充分准备，显然难以胜任。<br/> 记者：从编辑出版工作看，丛书的主要经验是什么？<br/> 钟：丛书所收都是1911年以前的。书虽是古籍，而读者却是新人。整理出版古书，应该引导读者向前看，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过去是不堪回首的，因为整个封建文化必须用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加以整理，才能为现代化服务。《走向世界丛书》，这个名字就不古。但它们又确是古书，作者很多是古文名家，校正脱讹倒衍，正确标点分段，编制索引，还原译名，案头编辑工作也是很繁重琐细的。<br/> 记者：我读过你写的关于这些书的叙论，有材料，有分析，有文采，看来渊博的学识、精确的思辨和过硬的文笔，对于编辑来说确实重要。<br/> 钟：编辑需要才、学、识，我却谈不上。至于丛书，应该说得力于有见识的领导、师友和同事的支持，个人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在我的长期规划中，它也只是一部分。<br/> 记者：（谈话中，不断有书社工作人员前来找他）你担任了书社的领导工作，还有时间编书吗？<br/> 钟：总编辑当然要编书，他应该是出版社的第一编辑嘛（笑）！我的安排是上午到社处理社务，下午和晚上在家里编书。现在我还在编周作人的集子。我很想早些把总编辑的职务卸下，可以更多地编一点书，这更加符合我的本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