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巩固经营成果 落实完善制度
北京层层兑现工业企业承包合同
本报北京２月３日讯 记者张书政报道：北京市１９８７年有９５％以上的工业企业实行承包经营，经济效益好，创工业生产历史最好成绩；兑现承包合同工作也抓得好，使企业自负盈亏的机制逐渐得到完善。
北京市抓兑现承包合同，各级领导态度坚决。市领导要求全市１７个工业总公司（局）坚决地、不折不扣地、百分之百地兑现企业承包合同，做到负盈又负亏。这是因为１９８７年是承包的第一年，兑现合同对巩固承包经营成果和落实完善承包制度至关重要。各级领导干部都把兑现合同当作完善承包制的大事来抓。
综合部门工作缜密，兑现合同政策明确。市经委、财政局、税务局、劳动局和市工商银行的干部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制定出《１９８７年“两保一挂”承包合同结算、兑现办法》。规定结算按照“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分成，欠收自补”的原则办事。通过总公司（局）对企业进行结算的，总公司（局）不得截留抽肥补瘦。
采取每季末预兑现和年终兑现的办法，使企业及时拿到超收返还资金。与市财政局直接结算的北京重型电机总厂、北京重型机器厂等８户大型国营企业，财政局去年共返还超收分成款１５５９万元，占他们全年超收分成的８０％。这８户企业拿到超收分成的预兑现款后，也在企业内部层层兑现，及时解决了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急需的资金。
对于通过主管局（总公司）结算的“８户”之外的４８６个企业，市财政部门也核实了他们全年超收分成的总额（达４０００多万元）。因这些企业是与主管局（总公司）结算，结算手续需到３月间完成，市财政为使这些企业在春节前展开合同兑现工作，已于１月２０日给１４个主管局（总公司）拨出３２５０万元，按他们所属企业全年超收分成款的８０％部分拨出，作为春节前的预兑现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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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参政议政 倾心企业改革
社会各界人士普遍关注企业法
纷纷投书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新华社北京２月３日电 （记者何平、张宿堂）即将提交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企业法草案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自本社１月１１日播发了这个法律草案全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的征求对草案意见的通知后，各地的人民来信源源不断地寄往负责草案起草的有关部门，仅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收到１００多封。
记者今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一间办公室里，翻阅了这一封封体现了人民参政、议政意识的来信。不少信中认为，在企业法尚未正式颁布前公开征求人民的意见，这是在重大问题上走群众路线，实现政治公开化、民主化的具体体现，意义是很深远的。
来信者中，不仅有厂长、工人、技术员，也有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法学工作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企业法草案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太原矿山机器厂调研员李本末在长达４０００多字的来信中，对企业法草案逐条提出了修改意见。他认为，企业法草案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体现不明显，比如对目前经营机制改革中比较成功的经验，企业实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委托承包、招标承包、抵押承包、个人承包等），租赁制，股份制，横向联合和联营以及企业的内部放权等，草案都未能反映出来，这就起不到促进改革的作用。
在基本肯定这个草案的前提下，许多来信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草案对企业的主体——工人的权利、义务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是一大缺陷。成都钢铁厂张大敏、湖北宣化减速机厂郭昕昕、山东高密县张学圣、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师窦志康等在来信中认为，企业法草案忽视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工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他们与厂长是什么关系，处于什么地位，有哪些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生产权利，通过何种方式参与企业民主管理，都应作出明确的表述。
湖北省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周国富、任大众建议在草案中写入：工人有权获得劳动收入、参与企业管理，享受社会福利；有依合同和制度工作而不被任意辞退的权利。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第一期毕业学员卢煌认为，应当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原则作为企业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写入总则。
许多来信提出，应该对厂长的任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山东泰安市轴承厂高民、广东长乐化工厂黄河提出，企业法没有规定厂长的任期，缺乏废除干部终身制的改革思想。他们担心这样含糊不清地推行厂长中心制容易变成厂长独裁制，认为厂长权力的扩大必须与民主产生厂长和严格的任期制相结合。同时对厂长的素质应有明确的规定。他们建议大中型企业的厂长必须具有大专文凭或经济管理职称者才有资格被选聘任用。他们还建议对厂长应享有的利益也应有明确的规定。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北京设计院吴家斌在信中提出，政府授权部门委任或招聘，在正式任命或批准前，须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企业领导干部应定期接受工人的民主评议，对职代会多数代表认为称职或不称职的行政干部，按照干部管理任免权限，分别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奖励和罢免的建议。一些人在信中还建议，建立职工对干部的弹劾制和侵犯职工民主权利的诉讼、仲裁程序，把人治纳入法制轨道。
长沙五金水表厂王正华来信提出，企业法的制定，不能只局限于目前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和经验上，应该有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有利于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紧密型企业集团的内容，他认为这是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国际竞争能力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他建议草案中增加“国家允许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联合组成联合企业，不受所有制形式的限制”的内容。鹤岗矿务局法律顾问处李春元建议，企业法中应明确发挥企业内部设立的审计、法律顾问机构作用，逐步实现依法治厂和国家宏观控制。北京市保险公司郭建英在信中希望，企业法明确企业有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生产安全的义务，应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各种财产保险，接受保险公司对危险的检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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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盈利不靠涨价 买卖讲求信誉
丹阳市十八家租赁商店取信于顾客
新华社南京二月三日电 江苏丹阳市商业司所属十八家租赁企业，盈利不靠涨价，买卖不图一时，去年总销售额和实现利税分别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六和百分之三十点一二。
这家公司去年初对所属企业实行租赁制后，有的承租人打算私自提高商品销价。公司发现这一苗头后规定，不准卖黑市和乱涨价，并引导租赁企业建立价格信誉为主的竞争体制。
他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坚持“薄利多销”。在夏季的“电扇大战”中，位于偏僻地段的新民百货商店把每台电扇以低于其他商店十元的价格出售，一个月就销出三百多台，销售量居商业系统各店之首。其次是全面实行商品质价相符的制度。公司规定，如果顾客买回商品后，发现价格高于本市其它商店销售价的，一律退还差价。
租赁企业还自觉接受物价部门的监督。公司会同物价局检查物价时，发现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售出的二十辆金狮牌自行车每辆比规定价格多收三点五元。公司便责令这个店登出广告，给顾客退了多收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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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测绘事业大有作为
去年测制地形图两万六千多幅
据新华社北京２月３日电 （记者王延荣）我国测绘事业得到瞩目发展。去年共测制各种比例尺地形图２６７００幅，成图面积约６０万平方公里；出版地图１４０种，总印数８２２２万幅（册），印量达１１１８０５千印张，其中蒙古、朝鲜、维吾尔、藏等少数民族文字地图近２０万册。
据国家测绘局有关人士介绍，最近几年来，我国测绘部门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把工作重点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积极为全国土地资源详查、城市规划、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建设、能源交通建设、国土资源开发等建设项目做好前期测绘工作，提供测绘保证。
尤其可喜的是，微电子、计算机和激光测距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技术已在测绘部门较广泛的运用。现在只要按动键盘，就可以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过去积累的大量国土基础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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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乌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两国商定在尽短时间内互派大使
新华社联合国２月３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费利佩·保里约今天代表各自政府在纽约签署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
两国政府决定自１９８８年２月３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两位大使今天还签署了两国政府间贸易协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文化教育合作协定以及与贸易协定有关的谅解备忘录。
两位大使今天还签署了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件，通知他中乌自２月３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要求秘书长将建交公报向联合国成员国散发。
新华社联合国２月３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今天在纽约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商定，将在尽短的时间内互派大使，并将在各自首都为对方建立使馆及其执行任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李鹿野（签字）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代表 费利佩·保里约（签字）
１９８８年２月３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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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科尔特副首相在议会宣布
荷兰政府拒发售台潜艇出口许可证
新华社海牙２月２日电 荷兰副首相兼经济事务大臣德科尔特今晚在议会宣布，荷兰政府将不向荷兰维尔通—菲耶努尔德造船厂颁发为台湾建造４艘潜艇的出口许可证，因为这将损害荷兰同中国的关系。
维尔通—菲耶努尔德造船厂曾于去年１２月要求荷兰政府批准它再为台湾建造潜艇，并在今年１月写信给荷兰议会的经济和国防委员会，要求它们为该厂获得出口许可证向政府施加压力。
德科尔特在写给荷兰二院经济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荷兰经济事务部国务秘书范罗伊已于今年１月２８日写信给维尔通—菲耶努尔德造船厂，拒绝了它们提出的“为向台湾海军再提供４艘潜艇颁发出口许可证的要求”。
早些时候，荷兰经济事务部的一位发言人重申了荷兰外交大臣范登布鲁克的一项声明说，如果政府批准了为台湾建造潜艇的出口许可证，那“荷兰外交政策的信誉就将受到损害”。在有关是否批准售台武器的问题上，范登布鲁克也曾明确表示，荷兰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向维尔通—菲耶努尔德造船厂提供出口许可证会破坏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政策，荷兰政府不会去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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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会见尤特时说
中美合作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据新华社北京２月３日电 国务院代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克莱顿·尤特一行。
应客人的要求，李鹏着重介绍了中国的改革。他说，“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大的方向和蓝图，我们要在改革的大方向的指引下一边做、一边补充和完善，不断前进。”
李鹏说，最近有些外国朋友误认为中共１３大后，中国的改革步子放慢了。其实不然，最近我们除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责任制外还正在研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在回答客人们提出的美国能帮助中国做些什么时，李鹏说，美国拥有发达的技术和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美国可以向中国传授企业管理经验和转让技术。这样做不会给美国构成危害。他说，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工人素质较好、工厂条件也好，可以为美国提供大量加工部件和产品，合作方式可以灵活多样，比如来料加工、订货、合资、合作生产等。
尤特说，美国和美国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情意，这是美中关系的重要方面。美国愿意向中国介绍先进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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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
中国尊重西哈努克亲王
新华社北京２月３日电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西哈努克亲王辞去民柬联合政府主席职务一事发表评论说，中国尊重西哈努克亲王，并且相信他会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位新闻发言人说，西哈努克亲王是柬埔寨伟大的爱国者，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家。我们相信西哈努克亲王将会按照柬埔寨人民的根本利益继续发挥他自己的重要作用。
她说，中国希望并且相信民柬三方将会继续加强团结，一道抗击越南的侵略。在越南继续侵占柬埔寨的情况下，柬埔寨爱国军民继续坚持抗越的斗争是理所当然的。
有记者问，西哈努克亲王曾说愿同越南对话，中国对此有何评论？新闻发言人说，越南是柬埔寨问题当事的主要一方，它应该同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有关各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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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祝贺我国同乌拉圭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政府经过友好协商，决定自１９８８年２月３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是一个“遍地是牛羊”的农牧业国家。本世纪大部分年月，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稳定，被誉为“南美洲的瑞士”。１９８５年３月，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就任共和国总统以后，在国内开放民主，实行全国和解与团结，对外奉行和平、不结盟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近三年来，这个南美洲国家经济逐年增长，在国际事务特别是拉美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人们对它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反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拉美国家联合起来争取外债问题的合理解决，以及积极参与调停中美洲冲突的努力，都有很高的评价。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是世界第１３５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桑吉内蒂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受到国内广泛的支持和称赞。
中、乌两国同属第三世界，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本国经济。中、乌建交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有利于全面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在两国建交的同时，两国政府签署了两国政府间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教育合作等项协定，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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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醒中的黄土地
——宁夏黄土区科学治理采访笔记
本报记者 谢联辉
“黄河流失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平均每年泥沙流失量高达１６亿吨。这不是微血管破裂，而是主动脉出血。”
这是一位美国朋友的话，虽然不很切当，却道明了致使黄河变为“害河”的黄土丘陵破坏程度，导致黄土地区人们贫穷的水土流失严重性。治理黄土高原、根治黄河水患，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的宿愿。
改革给中华大地带来活力。生态环境较恶劣、经济建设较落后的黄土高原，在改革中有没有变化？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程到过去穷得叮当响、曾一度被人遗忘的宁夏南部黄土区采访，并在北京访问了一些为治理黄土高原服务的部门和专家。
贫穷，将被抛弃
宁夏黄土区的西吉、固原等县现在还穷，不过这种穷已看到了头。
如果听农民谈起过去的穷，心里会发怵。
有位干部到老乡家了解情况，正好赶上主人升火弄饭——打糊糊。主人为招待客人，临时把打糊糊改为烙干饼。哪知烙饼差口气，灶前准备好的干草烧光了，急得主人里外转，就是找不到一点可烧的，最后没法，赶紧把头上戴的草帽往灶里塞，才把饼烙好。客人饼没吃，流了泪。
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视察后感叹地说，这是“中国贫困之尖端”；为这里脱贫服务的有关单位，无不愿献出一切；就连一些外地出差的同志，临走时都巴不得把随身衣物赠送给这里的群众……
黄土地的人就不会种地？就不会劳动？
这里的农民有千百年来传统的耕作经验，每个劳力担负着比全国高出７倍以上的耕地面积。从种到收，早出晚归，疲于奔命。可祖宗留下的“粮仓”、“油盆”，到这一代就是不长粮、不流油。风调雨顺，一亩地能打三四十公斤粮、收二三十公斤油籽，可到坏年景，连种子都收不回。
谁不想改改这里的天、这里的地？可难呀！
解放后，大家劲头足，总以为人多力量大，能胜天，搞过“抓纲”的大运动。为了多种粮食，把地一直挂到山顶上，有的县把已经少得可怜的草地、林地都垦了，一个劳力平均要种７０多亩地。累死累活辛苦一年，常常是两手空空。
在７０年代，还搞过工程治理。有个县１０年间国家投资近４０００万元，筑了坝，修了库，连补贴投资的一半还收不回。
吃不饱肚子，政府给返销粮；没钱用，国家年年发救济款。可做饭、烧炕，总不好意思再要上面用汽车、马车运柴草吧！荒坡上的草，牲口都不够吃，为了人饱肚子，只得从牲口嘴里夺柴草。一个县平均每年有１０多万劳力要用８０多天的时间，把荒山野岭像梳篦子似的，割呀！扫呀！铲呀！挖呀！能烧的都要，挖半亩地，连草根都算在内，也不过十五公斤左右，拿回家，羊饿得咩咩叫，娃饿得哇哇哭，这把草，往牲口棚里放，还是往灶里添？难呀！
农民说，“开始有人说俺们懒，话可难听哩。后来专家说俺这里是生态恶性循环，虽不懂这话理，可中听。”
自从全国兴起了改革，特别是从８０年代起，这块黄土地，天在变，地在变，人的思想、观念都在变。
从北京、兰州、银川来的一批批大知识分子，要在这里搞什么种地试验。新鲜！
一些教授、专家在山上坡下用仪器测这，量那。纳闷！
这些文化人要教祖辈种地的人，按计算机设计的啥模式种地。好笑！
更怪的是，中央、区里给钱，有的地方联合国还给粮，只要照着规定办，保证不挨饿，将来收益还归己。
想不到，出了奇事。就说人家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北水保所搞的西吉县黄家二岔、固原县上黄村两个科学试验点，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６年，把坡上的地退耕种林草，原来种粮食的田减掉１／４到１／３，粮食总产量反而增加了一倍多；原来荒山秃岭都种上树、种上草，植被覆盖度达５０—７０％，水土流失减少５０—８０％；原来倒挂在坡上的田都放平，既保肥，又保水，产量还高。现在，农户家里烧的柴草不愁了，栏里的牲畜增加了２至３倍，人均占粮由原来二百公斤增加到四百公斤左右，人均收入增加近１０倍，连续两年的大旱顶过来了。
这种变化，黄土地其它村村寨寨也有。这给黄土高原带来了希望。
探索，艰难曲折
打开历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治理黄土高原、治理黄河水患的记载，可是都没有改变黄土地的厄运。自西汉以来，原来覆盖率达５０％左右的森林，被连年不断的兵燹、毫无节制的垦殖，几乎全部耗尽。到１９４９年，森林覆盖率仅２％左右，失去植被保护的近６０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每年被侵蚀０．２至０．７厘米表层土，若筑起高宽一米的土堤，可以从地球到月球一个来回还有富余。
黄河越来越暴烈，泛滥机率越来越高。据统计，近１８００年，共发生水灾３３０多次，其中，前６００年，平均每１００年发生一次；中６００年，平均７年一次；后６００年，每２．５年发生一次。黄土地的水土流失和黄河水害，成为人们的心腹大患。
在治理黄土地、治理黄河方面，数解放后３０多年来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多，对这种灾害的认识更为深刻。虽然现在与解放初期的黄河泥沙含量几乎没有大的改变，但人们在认识的长河中，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寻求到根治的途径。
专家认为，这里热量时空变异大，气温地域变化明显，降水分布极不均匀，雹、霜、洪、风、旱五灾齐全，严酷的自然条件要求严格的适地适种。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农林牧生产用地，是能否取得生态、经济双重效益的关键。但长期以来，未能抓住这个关键，不恰当地强调垦荒种粮，“基础”、“纲”、“帅”，霸占了林草土地。结果，粮食十年九逢灾，土地越垦越荒，越荒越垦，汗水泡湿了土，打下的粮却饱不了肚。
旱路走不通，走水路。水是侵蚀黄土地的动力。当初想得也在理：只要修库筑坝，一段段地把水拦截住，既可以减低地表径流，不让土冲跑，又能蓄水浇地。有水、有土，就能发展高产稳产田，发展工副业。于是，把水利建设当作“命脉”、“先行官”，风风火火地好好干了一阵。５０年代，制定了治黄开发方案，除了在黄河中上游以亿元为投资单位建起“阶梯式”的大型水电站外，３０多年来，还发动群众，千军万马上阵，在黄土区以万元为投资单位，让中小水利工程遍地开花。可惜，这“花”结的“果”，与原设计的预期效果相差太大。
早在１９５７年，著名科学家竺可祯等就惊呼：“要在水库流域大力造林、种草和进行水土保持工作。”事实也证明，科学家意见是对的。建国以来，山西省西部山区修建水库１１０座，总库容８．６亿立方米，已淤积３亿立方米；陕西１９７７年调查１００万立方米库容的水库１２０座，４０座已报废。许多水利设施，因土质松软湿险、地面沟壑纵横，基础不牢或工程难于配套。旱时，有水用不上；涝时，象“豆腐”易被冲垮。世界上许多国家规定，库区流域的水土保持治理面积不达到５０％以上不准拦洪筑坝，而我们缺少这个章程。
挂“帅”的占地产粮少，封“官”的得钱见利少，作为不被重视的小“兵卒”——林草工作，地少，钱少，还得承受黄土地７０００万人生活所需的柴草，那就更难施展开来了。
人们的认识进入“弯弯绕”。可就在这绕弯弯过程中，人们想得更深，想得更远。
林业经营东山，草地植在西坡，南山库坝高筑，北区梯田层层，可哪一方也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超脱于各业务部门的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专家、教授，以及一些部门头脑冷静的专业工作者在思索：能不能在多学科的边缘，另辟蹊径？
荒原治理，中国需要，外国也需要。奥地利、日本、美国、联邦德国、苏联等国专家不断丰富这种经验，提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理论，形成一门新兴学科。这种理论是否适用于黄土高原？５０年代，我国专家开始了实践。
专家分析黄土区自然特点：小流域是水流与环境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是面积一般为３０平方公里左右、一个个处于非平衡状态下的开放系统。这里既是人们居住、经济活动的集中地，又是降雨后径流、泥沙的产地和输送通道。治理好每个小流域，对治理黄土高原、黄河水患至关重要。这就要求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根据每个小流域治理的目标，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把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十业紧密结合，使过去一根筷子支撑不起的压力，让捆在一起的十根筷子去顶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政治风云干扰、长官意志干预，人心散，小流域综合治理办法扎不下根。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土地承包给农户，生产责任性加强。特别是近几年，积极推广、应用计算机，在流域规划中，采用常规规划法与生产函数法、线性规划法相结合的方法，在治理过程中，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监测，把每个农户的责权利通过计算机设计，与小流域综合治理连在一起，使科学的治理办法有了坚实的基础。
８０年代初，水电部钱正英部长首先肯定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治理黄土高原、根治黄河水患的最好措施，并单列经费推广。
细流，汇成大河
倘若把黄土地比作舞台，小流域综合治理则像一个原来不起眼的“跑堂”配角，突然要登这个舞台，主演千百年来都想排演而都无法开场的话剧——治理黄土高原、治理黄河。
７０００多万黄土地区人民能否脱贫致富？生活在黄河下游１亿多人民生命和数千亿元财产是否可摆脱日益增高的“悬河”威胁？国家３０多年投资数百亿元都未解决的问题，这个“小字辈”的治理办法能否奏效？人们有理由怀疑。
１９８２年前后，登台“试演”的２０００多个小流域中，数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９８１９５吨小麦为基础展开的宁夏西吉县“２６０５”项目投资最多，治理面积最大，大家议论最集中。记者在这一片议论声中，来到西吉县。
汽车一进西吉，就觉得生机盎然，可一到招待所，就有人直率地告诉说：“种树种草成绩不小，但群众生活仍不富裕，生态效益离人们太远。”后来又看到一份反映西海固地区（西吉、海原、固原等县）情况的材料，说这里把林草的作用估计得太大，在农业建设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偏差，建议放慢种林草速度，压缩投资标准，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旱作农业。这是一些非专业人员的看法。
有位副教授拍案而起，说：“现在有些对西吉工程的评议太不公平了。我国专家早有定论，‘２６０５’项目规模大、进展快、质量高、效果好，居国内领先地位。外国专家认为，在这样恶劣环境中能把治理工作搞得如此之好，不可思议！西吉人民用事实证明，小流域治理能大面积推广，黄土高原能治理，群众能脱贫。”参加这项工程设计的科研人员列举了许多数据：１９８２年治理前，这里人均收入三四十元，人均口粮１５０公斤左右，近１０年吃返销粮７５００万公斤，发救灾款１０００多万元。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茶、醋”，这里农民样样愁。当时，专家们是含着泪水完成设计任务的。到１９８５年，４年时间就超额完成全工程。林草覆盖面积由１１．５％上升到３７．２％，土壤侵蚀总量减少一半左右。为植树种草，退坡耕地９１．９万亩，人均产粮却增加７４％，人均生产性纯收入增加２倍多，５０％农户建了房，２／３农民解决低水平温饱，１／１０开始富裕。
我们要求采访西吉县负责同志，可一等３天，推说工作忙，回避。私下问其缘故，有人说现在议论纷纷，自己表白，反而不好。也有人说，第一期工程完成后，援助项目被掐断，第二期工程还没着落，有苦难言。这是工程主持者的心态。
走访西吉周围黄土地区一些干部、群众，大家都说小流域综合治理好，急于列入计划。可苦于家底穷，每年通过一些渠道要来一点资金，难于撑起大场面。
泾源县一位负责同志说：“我们县穷，国家每年拨给近１０００万元钱、１０００万斤粮，还很穷。专家认为发展水源涵养林对改善黄土地生态环境有重要作用。可我们在任期３年内，首先要解决的是平均每平方公里２１０人的肚子不挨饿。对于不宜种粮的地，愿多种草，发展资金周转快的畜牧业，因为生活太苦的群众等不及１０年树林长大后的效益。”这是一方领导人的苦衷。
姓农的管田土，姓水的搞水利，姓林的负责植树……大家都知道小流域综合治理好，可哪一家都无法把小流域治理工作包下来。据说，流向黄土地的资金渠道有１０条，每年一共有多少钱？谁都说不清。一份资料说，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８４年，国家给黄土高原支农财政拨款有４００亿元，如果加上其它救济款、扶贫款，就更多。“七五”期间，国务院又将拿出１００亿元左右，以贴息贷款、以工代赈等形式，扶持贫困地区，黄土地当然又是重点对象之一。可惜，这些渠道的资金汇不成大流，在这块生态脆弱的黄土地上，掀不起大的浪花。这是各部门的苦恼。
小流域综合治理就像一块巨石，在这块占国土面积１／１６的黄色古泥海中，击起了高高水柱、道道涟漪。外行与内行、进入角色的与未进入角色的、省（区）、地县块块的领导和由中央通向黄土地基层的条条渠道，都在思考。这里有误解，有疑虑，也有冲破偏见、挣脱捆绑手脚绳索的热望。
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一般需要１０年左右时间为一周期的小流域综合治理，会不会因某些地方责任者听取某些片面的或不负责任的意见后，导致中途停顿？会不会因某些指挥者囿于自己专业知识的偏狭，忽视治理的综合性？会不会因某些地区领导同志的好恶，这届把农林草（牧）业作座上宾，下届把轻工、开采业当座上宾，随着三五年的换届，大折腾一次。
专家们认为，目前制约综合治理发展的最大因子是，松散的管理机制和多渠道投资形式。国家成立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是黄土高原地区６省区负责人参加领导的协调组织；水电部农村水利水土保持司内的小流域治理资金很少；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每年２亿元投资，只有５．３％用于小流域治理；林业部的“三北”局用于黄土地的资金也很有限；中央各部委通过传统渠道流到黄土地的资金算起来不少，但一撒开，就如在黄土上撒了点“胡椒面”。
有关部门统计，现在黄土高原每年水土保持治理面积为１．３％，如果用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尺度去衡量，进展速度要小得多。有人估算，“七五”期间，黄土区每年支农、扶贫、贴息贷款等资金可达１５亿左右，如果建立一个权威性的机构，加强国土整治方面的投资和管理，赋予责权利，把资金捆在一起用，并组织有关科研人员成立科技咨询服务组织，负责综合治理规划、设计。以每亩５０至８０元治理费计算，原来１００年左右未必治得好的黄土地，用现在的投资规模，在３０年左右就可以治理一遍，农民基本上可以摆脱贫困。如果以小流域为单元，坚持综合治理６０年，这里可以走上致富道路，黄土地水土流失、黄河水患可以基本治理。
人们在盼望。随着改革的深化，迎来春风化雨，黄土地苏醒了，披上翠绿翠绿的新装。
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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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在国内高等院校率先实现图书馆业务管理计算机化，是我国图书情报业务管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图为同学们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学习。
袁家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