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写在《无为集》后面
孙犁
从二十岁起,开始与文字打交道,中间曾有几次停顿。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停顿时间最长的一次,但也不是完全搁笔。运动初期,我以惜墨如金的笔意,每天对付二百字的检查,在措词取舍上,动了很多脑筋。运动后期,于一九七○年起,我与远在江西乡下的一位女性通信,持续一年又半,共计十万余字。算是一次很有效的练笔机会。使我在“四人帮”垮台之后,重理旧业,得心应手,略无生涩。
此外,就是“解放”之后,以包裹旧书为消遣。先后写在书皮上的文字,也有五万。
呜呼,人既非英杰,又非奇才,别无扬眉吐气之路,写一点失败的情书,弄一点无聊的题跋,稍微舒散一下心气,也还是可以的。从业务上说,也算是曲不离口,弦不离手吧?
以后,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现在这一本,题名《无为集》。
这些,都是小书,每本十万字以上。其内容,包括几个大题目:耕堂散文,芸斋小说,芸斋琐谈,乡里旧闻,耕堂读书记,芸斋短简。也都是单薄小文,零碎文章。
从文风和内容上看,与我过去写的东西,都有所区别。这是无足奇怪的,我现在写不出以前那样的小说,正如以前写不出现在的文章一样。此关天意,非涉人事。
我的一生,是最没有远见和计划的。浑浑噩噩,听天由命而生存。自幼胸无大志,读书写作,不过为了谋求衣食。后来竟怀笔从戎,奔走争战之地;本来乡土观念很重,却一别数十载,且年老不归;生长农家,与牛马羊犬、高粱麦豆为伴侣,现在却身处大都市,日接繁嚣,无处躲避;本厌官场应酬,目前却不得不天天与那些闲散官儿,文艺官儿,过路官儿,交接揖让,听其言词,观其举止。本来以文艺为人生进步而作,现在翻开一本小说,打开一本杂志,就是女人衣服脱了又脱,乳房揣了又揣,身子贴了又贴,浪话讲了又讲。如果这个还能叫作文艺,那么倚门卖俏、站街拉客之流,岂非都成了作者?
人在青年,是不会想到晚年的,所见的是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否认和掩饰。
有些感受,不能不反映到我近年的作品和议论之中。我极力协调这些感受,使它不致流于偏激。有人说,某人整天坐在家里骂人,太无聊了。无聊有之,骂人之心,确实没有。既不坐在家里骂人,也不跑到街上捧人。取眼之所见、身之所经为题材;以类型或典型之法去编写;以助人反思,教育后代为目的;以反映真象,汰除恩怨为箴铭。如此行文,尚能招怨,则非文章之过,乃世无是非之过也。
在文字工作上,也不是没有过错的。在进城初期所写的小说中,有的人名、地名,用得轻率,致使后来,追悔莫及。近期所写小说,虽对以上两点,有所警惕,在取材上,又犯有不能消化的毛病。使得有些情节,容易被人指责。这都是经验不足,考虑不周,有时是偷懒取便所致。文字一事,虚实之间,千变万化,有时甚至是阴错阳差,神遣鬼使。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我起书名,都是偶然想到,就字面着眼,别无他意。“无为”二字,与“无为而治”一词无关,与政治无关。无为就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意思。这是想到自己老了,既没有多少话好说,也没有多少事好写的,一种哀叹之词。也可以解释为,对自己一生没有成就的自责。也可以解释为,对余年的一种鞭策。总之,不是那么悲观,有些乐观的意思在内。
任我怎样不行,为书起个花梢俏丽的名儿,多想想,还是可以做到的。那样征订数就可以多一些。但我不愿那样做,这也是因为我老了,要说心里话,不愿再在头上插一朵鲜花,惹人发笑了。
1988年1月12日


第8版(副刊)
专栏:

  季壮和勇士们(寓言)
伊人
近在咫尺,两支箭同时对准大树的高处。那树枝上有什么?
蓦然间,两支箭往下倾移,紧接着是喝斥声——
“这是我先发现的,让开!”
“这是我先看到的,滚!”
“哼,滚?问问我这张弓!”
“嗤,让?瞧瞧我这支箭!”……
两把弓拉成了满月,两支箭横于一条水平线;同时“嗖”地一声,两支利箭从劲弓中飞出;同时“啊”地一声,两个勇士倒在大树下……
翌日,季壮从大树下经过,发现两具勇士的尸体;他从死者胸前拔出两支箭来,细看箭杆上刻着的姓氏;然后抬头仰望大树的高处,树枝上那个幸存的目击者“唧唧”、“呜呜”地叫着,声音凄厉。
季壮明白了。他叹息一声,把两位勇士埋在大树两侧,拾起凝血的箭,将两支箭各归其主,分别插在两丘土冢上。
这是他们的墓碑。
两支箭杆上,长出枝、芽和叶。20年后,它们长成了两棵树。风吹来,它们相对颤动着树枝,叶子“沙沙”,仿佛是在叹息。
有一天,又是两支箭直指大树的高处,在咫尺之间;
又是血气方刚的争执、斥骂;又是满月的弓;又是飞射的箭;忽然,从天外飞来第三支箭,将对射的箭拨开挑落……
两位年轻勇士愕然。
一个魁伟的汉子,从不远处的低丘上走来。是季壮。季壮弯身拾起了箭;20年前,也是这同样姓氏的箭,曾使两位勇士在这里长眠。
“20年又一条汉子呵,你们又来了!你们要相争、相斗、相戕20年、200年、2000年吗?”
两位勇士反问季壮:“你也是壮士,你难道不争?”
季壮用手捻着两支箭,答道:
“别处也有山,有树,有可猎的害兽,我又何苦执此一隅、争此一物呢?我让人一棵树,可以去拥有万棵树;我让人咫尺地,可以面对那辽阔的天空。窝巢里的两只鸟,为争一只虫子,用尖嘴啄来啄去。人呵,能学那可怜的鸟吗?赛场上,云集了天下的射手,即使有人自称‘后羿转世,天下无敌’,我也不会退避三舍,定要跟他一争高低。”
“在湖滨,徜徉着高贵的天鹅,竟有人蠢动起猎杀的欲念;我的箭绝不让他的箭射出,我的心不容忍愚昧的贪婪。深山中,遭逢到觅食的凶兽,假如我不挺身向前,射出第一箭,我就是懦夫而活该蒙羞。人海里,隐蔽着阴险的逢蒙,他用暗箭伤人,却面带温良的笑容;我若不敢射穿他的假面,清夜扪心,我的灵魂将难以安宁。与世无争,是怯弱;偏狭愚昧的纷争,则会丧失理性,贻祸于自身和他人。唉唉!我常常感到困惑:不该争的地方,那么多人争得你死我活;而在理应争胜的天地里,同样的一些人们,为什么又是那样地冷漠、无能?”
“我把这两支箭还给你们,你们自己去抉择,如果你们决意陪伴长眠的前辈,那么,就再次拉开你们的弓,搭上你们的箭吧!”
两勇士握着箭,各自倚立树旁,目送着季壮远去……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坛风景线

  史铁生“重获自由”之后
黄国光
大凡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城区的东北角,有处神秘的喇嘛教圣地——雍和宫。在那红墙金瓦、傲岸森严的殿堂附近,有个平民杂居的小院,青年作家史铁生和他老父亲就住在这小院临街的两间低矮的小房中。每天,烧香拜佛的人纷至沓来,沉重的脚步声和喧嚣的市声不时地冲击着小院的门窗。可史铁生却不在意,他深居简出,闹中求静,终日稳稳地坐在轮椅里看书,思索,写作,同时也在苦苦地坐“禅”悟“道”。悟坦诚的人生之道,悟真正的文学之道……他的作品《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分别荣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近两三年,他的电影剧本《死神与少女》已搬上银幕;中、短篇小说选《礼拜日》也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去年,他又有8万多字的作品与读者见面。但是,因为身体和生活上的种种特殊困难,史铁生在创作中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血和汗。特别是炎夏,对高位截瘫的史铁生来说,简直是难熬的关口。他家住地狭小,家中又无淋浴设备,紧张创作中,汗水淋漓,冲个凉简直是最大的奢望和梦想。
梦非梦。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的领导得知史铁生的这一困难,当即决定拿出一笔款,为他盖了一间带淋浴室的小房。最近,史铁生在写给中国作协和文学基金会的信中说:“房子盖得很漂亮,且厨房、厕所、洗澡间具备,这下我的生活基本可以自理了,对我来说这具有重获自由的意义。”
实际上,接盖在史铁生老屋外的这间小房只有8平方米,里边又隔出一块做厕所和淋浴室,显得拥挤简陋,但史铁生已经很感激了!不过他还有未了的心愿——希望所有的残疾人都能“重获自由”。他说:我是写东西的,有主管部门——作协机关。这两年,文学基金会筹集到点钱,才有能力为我盖了这间可以洗澡的小房。可是,全国像我这样的残疾人有5000多万,光咱北京就有41万!不要说残疾人长年洗不到澡这个大问题,就连上街寄封信、到图书馆借本书这样的小事,都会遇上健康人想象不到的困难——马路牙子的那道坎和大图书馆门前的高台阶,我们的轮车就没辙了。其实呢,只要把放邮筒的马路牙儿、公共场所入口处修个小斜坡就行了,挺简单的事儿,可……唉,残疾人不自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史铁生殷殷祈望全社会都为残疾人设身处地着想,让他们都能早点重获“自由”和“解放”。
史铁生最近在写什么?门上的“敬告周知”说,暂时保密……


第8版(副刊)
专栏:

水浒人物
黄永玉画
乐和:别说小笛是等闲,梁山上也有个文工团。
郓哥儿:天下只有郓哥儿这种人得罪不得,王婆不知,后世人亦多不知。


第8版(副刊)
专栏:山川风物

  阳朔“月亮山”
周慧之
广西阳朔县到处是“山青水绿岩洞奇”。“月亮山”便堪称一绝。
阳朔县历村的公路旁,有一山峰如屏高耸。山头有一大圆洞,两面贯通,远远望去,高而明亮,如中秋之月,故称明月峰,俗称月亮山。洞高约12米,宽19米。望去大小却和我们目见的月亮相似,而且这“月亮”也有圆有缺。初见时近似满月,随着人们沿公路向前走动,“月亮”越变越小,走了二三百米后,到最小时就像初三四的月牙儿。再前行,又逐渐变大,直到恢复原状。原来此峰后边还有一峰,峰端刚好能遮住洞穴。人们移动时,洞穴被后边山峰遮住的部分越来越大,“月亮”就越变越小;反之,遮住的部分越小,“月亮”就越大。
据说,来我国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参观“月亮山”时,起初不相信这是天然景观,他说:“这不知是过去哪一个皇帝叫人开凿的”。即至登临洞穴细看后,才感叹地说:“上帝对中国的赐予太多了”。最后,他在洞边栽了一棵桂树才下山。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牵牛花蔓(之五) 入党——意味着什么?
严秀
近几年的文章、戏剧、影视与某些闲谈,往往把入党与晋级、调资、升职、分房之类的事情并提,与一种物质“实惠”同等看待。看到或听到这些时,我只能感到一种揪心的痛苦。
但这能怪这么说或这么写的人么?显然不能。谁如果在四五十年以前这么讲或这么写,谁就会成为民族和人民的公敌。现在呢?因为作者和言者是反映了某些现实情况的——当然现实情况只能有一部分是如此——所以也就没有人堂堂正正地去责备他们了。
在对敌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成为共产党员后所能得到的,只能是贫困、流离、坐牢、杀头以至于株连九族。但有千百万人正是在天天有共产党人流血的时候毅然投身到共产党行列中来的。徐特立老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中国为什么没有被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灭吞吃掉,根本的支撑力量就在这里。
在任何时候,加入共产党都只能意味对人民的奉献和自我牺牲,直到自己的生命和家人亲友的生命。那么在解放以后入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以为这只能意味着多吃苦、多劳动、多贡献、多挑重担、多作牺牲。除此而外,不应该再有别的含义。对一个不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何必要他加入共产党呢?现在人民看共产党很简单,只要能基本上做到这点,他们便会从心里叫出“共产党万岁”!
什么时候人们才会不把入党同种种物质利益联系起来看待呢?我以为,只有到了那么一天,党才能够真正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北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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