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缅怀先烈 继往开来
——纪念于方舟同志英勇牺牲六十周年
张明远
我党优秀党员于方舟同志在领导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举行的河北玉田暴动中不幸被捕，于同年１２月３０日英勇牺牲，至今已整整６０年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于方舟参加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市学联评议会的委员和天津各界联合会的学生代表，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一道，组织学生讲演团，走上街头，深入工厂，动员民众反对卖国政府，抵制日货。他创办的进步学生团体“新生社”，与周恩来创办的“觉悟社”一起，为团结天津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起了积极作用。
不久他与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取得联系，成为其通讯会员，并在天津（当时为直隶省省会）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张太雷和于方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先后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和１９２１年１月，建立了天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于方舟任书记。
１９２３年，于方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４年３月重建青年团天津地委和这年７月成立中共天津地委时，他先后担任团和党的地委书记。在地委领导下，利用国共合作和冯玉祥国民军进驻天津的有利形势，工人、青年和妇女运动得到很大发展，并建立了直隶省、天津市的国民党组织和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组织——反帝运动大同盟，党组织也在群众运动中得到发展。到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前夕，天津已有工会会员近万名，党员近百名，团员４０余名，他们成为领导和推动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骨干力量。
１９２４年１月，在我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根据我党的指示，于方舟以国民党员身份代表直隶省和天津市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回津后，于方舟即着手建立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并分别担任省党部的宣传部长和市党部的常务部长。北方的国民党组织在江浩、于方舟、邓颖超等优秀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我党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形式，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共合作后的大好形势，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少数国民党右派元老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公然反共，宣布开除李大钊、毛泽东等包括于方舟在内的９名共产党人出国民党。与此同时，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右派也提出要召开党代会，改组省党部，企图把于方舟等共产党人排挤出去。为了维护两党的团结，于方舟作了大量的工作，在１９２６年１月召开的国民党直隶省代表大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当选为新省党部的常务部长，并且通过了关于开展工、农、青、妇运动的决议，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右派阴谋，使直隶省的国民党组织继续沿着革命方向前进。
１９２４年７月至１９２５年８月，于方舟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以及后来负责国民运动委员会工作期间，对直隶省和天津市的群众革命运动，作出重要贡献。“五卅”惨案发生后，于方舟连夜召地委紧急会开议，发动全市声援活动，并决定成立反帝统一战线组织——天津各界联合会。在６月１０日举行的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有３９个团体参加，并选举邓颖超为主席团主席。到６月下旬，各界联合会已拥有几百个群众团体和４０余万群众。他们发动学生宣讲惨案真相，动员各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并动员各界人士开展募捐活动，支援上海人民斗争，形成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高潮。
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奉系军阀卷土重来，加强了对城市的反动统治，天津总工会和各界联合会等群众团体被查封；一些公开活动的领导人被调走；不少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革命运动转入低潮。留在天津工作的于方舟不畏艰险，继续战斗。在他的领导下，城市工作迅速由公开或半公开活动转为秘密活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他抓住军阀政府忙于应付北伐战争，对农村的统治较弱的有利时机，指示各县并派干部到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会，开展抗捐抗税、反抗豪绅地主的斗争，同时在教育界开展增资和改革教育的斗争。
１９２７年４月以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叛变革命，北伐战争夭折，使得行将崩溃的北方军阀得以重整旗鼓，全力对付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我党领导的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和中共北方区领导机关先后遭破坏。
这年８月，中共顺直省委成立，于方舟担任组织部长。１９２７年下半年，利用军阀政府对农村统治较弱的有利形势，直隶省的农民运动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较大的发展。
１９２７年９月，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同志亲到玉田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作了暴动的部署，顺直省委也作出关于在玉田举于武装暴动，开展京东农民武装斗争的决定。玉田中心县委根据以上指示，于１０月１８日发动了以玉田为中心，包括遵化、蓟县、丰润在内，近２万农民参加的武装暴动，一度攻占县城，收缴了警察和保安队的全部武器，然后撤至乡村，以区为单位，开展打土豪、分财产的武装斗争。在敌军和反动地主武装多次“围剿”下，坚持了近两个月，终因敌我力量过分悬殊和我方缺乏经验，领导失当而失败。
当暴动发动以后不久，省委讨论加强对玉田暴动的领导，扩大暴动成果的问题时，于方舟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要求亲自前往。经省委同意，派他为省委代表，率一批军事干部，于１０月下旬来到遵化。他召开干部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总结前段斗争经验教训，并在他的主持下，以玉田农民军为骨干，成立了京东人民革命军。经短期整编，决定再次攻打玉田县城。１１月初，革命军向玉田城进发，在遵化重镇平安城首战告捷，收缴了该镇全部反动武装，捣毁税局，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宗旨，号召群众参加革命军，并将没收所获的土豪劣绅及镇政府财产，当场分给群众。然后，革命军打起绣着“土地革命”四个大字的旗帜，继续前进。在收缴鲁家峪恶霸地主的武装时，遭到顽抗，他们连夜勾结附近数十村的地主武装，围攻我军，使我军严重受挫。
于方舟等同志突围后，行至丰润县境内，又与反动民团遭遇，不幸被捕，解回玉田关押。面对敌人的酷刑逼供，他们坚贞不屈，顽强斗争，并在同监的犯人和狱卒中宣传革命道理。我率部分干部战士从鲁家峪突围后，到玉田北山收集残部，继续坚持斗争。当得知他们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设法多方营救，并作了武装劫狱的准备。恰在此时，我部又遭敌重兵两次围剿，遭受严重损失，以致未能实现劫狱计划。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３０日深夜，敌人将他们秘密押赴城外杀害，抛尸荒郊。消息传出，群情悲愤。群众怀着对四烈士无限敬爱的心情，掩埋了他们的尸体，以淳朴的传统方式祭奠他们。
于方舟牺牲时，年仅２７岁。每当我想起他，总是无限怀念。记得建国初期我见到周总理时，他曾问起于方舟的情况，对他过早的牺牲，非常惋惜，说他是我党难得的一位有才能的好同志。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军院校建设的先驱
——悼念何长工同志
张震 李德生
何长工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又是一位军事教育家。在他７０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在教育这块园地上，就辛勤耕耘了近２０个春秋，培养造就了大批军政人才，是我军军事教育战线上的一位老“长工”。
１９３１年秋，中央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减员很大。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红军进行整编，将军部撤销，军团部下直辖师。根据这样的形势，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决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创办一所中央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抽调何长工、邓萍两位军长和十几名师、团干部来筹办这件事。毛泽东同志对何长工和邓萍说：我们决心下点本钱，“镀”这个红点子，调你们两位军长来办学校，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北伐时期有个黄埔，我们要办一个“红埔”。从此，何长工同志即由战场转入课堂，投身于我军军事教育的伟大事业中。
此后，何长工同志在由军事政治学校整编扩大的红军大学任校长。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又在抗日军政大学先后任大队长、教育长、副校长。后来他奉命率队东征，深入敌后办学，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１９４３年返回陕北绥德，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任抗大副校长。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他于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带领“抗大”的四千多名干部、学员，艰苦跋涉，跨越陕、晋、绥、察、热、辽六省区，１９４６年２月抵达吉林通化，创办东北军政大学，任副校长、代校长。这期间，还从军大派出骨干，建立航空、工兵、坦克、医科等学校。全国解放后，何长工同志长期在地方工业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和批判。１９７５年复职以后，他又回到军队，任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作为我军院校建设开拓者之一的何长工同志，在军事教育事业中，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汗水，经他创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何长工同志办学注重从实际出发。在中央军委领导下，他规定学制，设置课程，实施管理，都着眼于革命战争和部队建设的需要。他在谈到学校和部队的关系时，作过一个生动的概括：“学校是部队的缩影，部队是学校的扩大”。他主张学校所教所学的，应该是战争与部队所需要的。
何长工同志总是把办学和部队的作战、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在创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为适应当时反“围剿”斗争的需要，确定把军事政治学校办成既是培养红军基层干部的学校，又是反“围剿”斗争的预备队。学校编成，既按学校专业性质，又按部队战斗序列，打仗能拉得出去，休战能回校进行学习。后来，根据游击战争的需要，学校培养对象又有了扩大，由单一培训红军干部，发展到红军干部与地方武装骨干一起训，连、排干部与营、团干部一起训，为红军和地方武装培养了大批人才。周恩来同志视察学校时说：这所学校比当年黄埔办得好。
何长工同志主张，学校的课程设置要有利于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利于提高学员组织、宣传、武装群众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员英勇善战、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牺牲精神。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政治课以教授党的纲领、政策为主，军事课则以研究、总结红军自己的作战经验为主。同时兼容并蓄，学习刘伯承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参考日本、法国及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纲领和作战条令，择其精华为我所用。在编写教材过程中，何长工同志亲自组织教工人员到前线收集整理作战经验，选拔有作战经验的干部到学校任教。文化课的教材是自编的、学了就能用的课本。何长工同志把文化课看成是学好军事、政治的“拐棍”。他亲自登台讲授文化课，内容生动形象，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长工同志更注重教工队伍的实践环节，主张教工人员要和部队打成一片。学校干部、教员经常同部队交流，前线后方轮换，使学校领导和教工人员熟悉部队，了解下情，懂得教材该编什么，上课该讲什么，使教学更有针对性，学校办得更好。
何长工同志治学严谨。在学校管理上，他推行“行（政）教（学）合一”，领导班子搞得十分精干，学员队不设专职队干部，队干部同时也是教员，党支部书记由学员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时，何长工同志是校领导，同时也是教员，讲授游击战争战术课。他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办校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对学校管理十分严格，要求学员成为军人的楷模，成为“红色的种子”，成为高质量的部队需要的合格人才。
何长工同志十分重视发现人才，不拘一格聘用人才。办抗大时，他把留学归国的和部队中学有专长的人请到学校授课，还请领导同志兼课。东北军大时，还从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官中找了几位师长到学校任教，发挥其军事教育特长。他尊重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在抗大担任教育长、副校长时，编写教材，实施教学，总是虚心听取教员和专家们的意见，从不主观武断，教员把他视为知己。上级拨给学校的棉布、面粉等生活补助，他都优先照顾教员，至今，不少“老抗大”回忆起来，仍有温馨之感。
何长工同志与世长辞了，但他在军事教育事业中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永存的。他兢兢业业办教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个无愧于新时代的学人
——悼姜椿芳同志
刘尊棋
年前１２月１８日清晨，我在电话里得知姜椿芳同志头天夜晚因胰腺癌转肝癌不治逝世，我立刻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电话机从手中滑落。半个多月前我还到他的家里，听见他很吃力但清楚地说出一两句话，不料这样快就悄然去世了。
椿芳比我小一岁，和我有很多相似的遭遇。在近１０年来他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从筹备到出书，开始我和他密切共事，对他的为人有了较深的了解。
在近些年和他频繁接触中，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１９８４年底他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我的那一次。那年１２月我因心肌梗塞发作住进华东医院，医师在抢救中急需看我过去的病历，长途电话打到我工作的《中国日报》，报社很快从协和医院要到我的病历，但无法立即送到上海，后打听到姜椿芳同志已定于当晚搭飞机到上海，即交他带去。当天半夜，护士告诉伴我住院的妻子说，北京有人来看我，按医师嘱咐我在抢救中不能接见客人，妻子到医务室猛然见到椿芳手拿我的病历交给医师，她感激得泪如泉涌，在场的医师护士也都为这位老人冒着严寒深夜亲自送来我的病历而感动。由于椿芳及时送来病历，医师对症施治，及时稳住了我的病情。
记得１９７９年春天，椿芳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头一部——《天文学》完稿时，他阅过我描述著名天文学家戴文赛临终前怎样在病榻上看完全书条目后，表现出对戴先生这种“死而后已”的精神无比敬佩！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一直以这种精神继续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
在大百科全书筹备期间，我同其他几位同志（如曾彦修、倪海曙等）曾和椿芳在规划分科分卷等问题上有过很热烈的争论，后来都以为与其旷日持久地争论，不如早日着手起来实地工作，一面编书，一面规划。许多国家的综合性百科全书多是开始卷数较多，后来逐渐减少，这已成为通例。中国虽然是很古老编纂“类书”的国家，但出版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毕竟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我和椿芳当时争论很剧烈，但是后来一起合作却十分融洽。尊重别人和自己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是椿芳能团结这么多学者、专家共同编辑大百科全书的突出优点。
百科全书这样多学科的书，谁也不可能样样都精通；敢于设想并主持这个工作，就需要相当大的胆识和魄力。椿芳同志是一个基本上自学成才、学识颇渊博的人，比一般“专家”编辑有一个很大优点，他不囿于自己已有的知识，否则就不可能承担所计划出版的７５个学科不同的书籍。他知道他自己的不足，他的办法是以超过常人的辛勤劳动——不惜多病和几乎双目失明的躯体，努力拚搏，移樽就教，广采博闻。
在和美国出版社合作编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过程中，有关中国的条目（共２４００余条），我们计划不照英文翻译，而是中国方面另写，这些条目在英文不列颠全书再版时将编入英文版，所以需由中美双方磋商同意决定。为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内部曾有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我们和美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上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勉强求同，将来必受“丧权辱国”的谴责。我作为中文版中方编辑负责人，坚持原来的计划。后来，绝大部分条目都在实事求是和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得到中美双方一致同意，唯一舍弃不用的一条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全部十卷的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１９８６年３月如期出版，受到国内外读者广泛欢迎。当时如姜椿芳同志支持反对派意见，协议必定废止，书就不能出了。他的积极态度起了决定作用。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姜椿芳同志从他在“文化大革命”关在单人牢房时下定决心、在打倒“四人帮”后得到党中央批准，筚路蓝缕，耗尽心血搞起来的。和他一起从规划到定稿的人，有的是他从公安部门手里接过来、还没有脱离“劳改”管制身分的人，有的是曾以“叛国投敌”罪定谳的人，他们有些成了《大百科》事业的骨干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１９７８年以来“拨乱反正”的新时代和改革、开放、搞活的好政策，椿芳和他的同事们，有现在的成就是不可能的。但同时，和他同在这一个新时代和政策下生活着的欺世盗名的人，也还不乏其人哩。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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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身后名
谢蔚明
石西民同志逝世的噩耗传到上海，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痛惜和思念。５０年代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顶住“左”的逆流保护过一些知识分子，在安置、任用知识分子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事隔３０年，至今人们还在传诵他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有胆有识，这是很难得的。
１９４６年在南京，我初识西民同志，当时他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筹备创建《新华日报》南京版，后来国共和谈破裂，办报计划落空，报纸虽然没有办成，他却团结了新闻界一些朋友，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贡献。他在南京大约住了半年，我和他相见的次数不过几回，有一天，忽然接到他用旧式８行笺写的一封短信：“今晚６时半，请到新街口五味和餐馆一叙，并请约毕公同来。”（“毕公”指的是北平《世界日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毕群，是介绍我认识西民同志的朋友）。事出仓猝，临时找不着毕群，我就一人如约前往。五味和是一家小饭馆，以川菜闻名，西民同志和我以前曾在这里吃过饭，这大概是他选择这里相聚的原因。见面之后，他告诉我：“找你来叙谈，是话别，明天一早我就要坐上飞机回延安了。”饭馆人多，他低声说了这几句话。接着告诉我，中共代表团这一批撤退的是哪些人，留在南京的还有董老、王炳南、梅益一些同志等等。谈话中，猛然发现四座的顾客陆续走完，我们才起身离座。冬天日短夜长，我们走出餐馆，看到闹市中心的新街口许多商店已经打烊，深秋的南京夜凉如水，我想彼此该珍重道别了，但是他要我再散散步，似乎还有些话要说，我们便折向中山东路，边走边谈，他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随后是他的临别赠言，语重心长，是期望也是嘉勉。西民同志儒雅兼和，乐观自信，待人诚恳，在南京短暂的交往中，我深受他的启迪教益。
两年半以后，我和西民同志又在解放了的南京重逢。带有历史嘲弄意味的是，在反动政权时期“寄人篱下”的西民同志没有办成《新华日报》南京版，现在他随解放大军进入南京，亲手接管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胜利地实现了创办《新华日报》的愿望。时移势易，他当了官，但他待人接物诚恳谦和的态度没有变，遗憾的是，因他工作繁忙，我们又不在一地，我接受他的教益机会少了。
前几年，他退居二线，特地从北京到上海重游旧地，上海是他工作过近十年的地方，他是很有感情的。过去在南京新闻界的故交旧识听到消息，相约请他餐聚叙旧，杯酒联欢之中，他动情地说：“过去当官，和老朋友们无形中疏远了，现在当了老百姓，以后可以和大家多接触，谈谈心。”
去年６月，我为文汇报创刊５０周年纪念到京组稿，西民同志是约稿对象。到我离京返沪的前一天，才和他电话联系上，原来他每天上午要到医院就诊，下午有空，约我到他的寓所见面，这天是６月１９日。见面时我说明来意，一是看望，二是约稿。他一听，饶有兴趣地谈起文汇报在抗日烽火中诞生于上海孤岛时期的战斗历程，并说，解放初期文汇报复刊，他是参与其事的。５０大庆写点祝贺文字，义不容辞，不过身体不好，但是愿意努力试试。我问起病情，他把手伸给我看，油光发亮，原来是浮肿！去年８月我到北京，他因膀胱病住院，我和吕德润兄前往探视时，见他必须用导尿管排尿，由于病情缠绵，肾功能日益衰退，出现水肿。我了解他的病情之后，倒懊悔不该麻烦他写稿。叙谈中，他的情绪兴奋，一谈就是两小时，我怕影响他的病体，不敢多打扰，就起身告辞，想不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我回到上海没有几天，就收到他撰写的纪念报庆稿。附信说：“病中多时未执笔，辞不达意，文字能力日益衰退，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发信日期是６月２７日。读着他文采斐然的文稿和来信，想起一周以前目睹他浮肿的手，再想象他支撑病体，用浮肿的手力疾撰稿的情景，我被深深的感动了！最近接到吴伟同志来信说：“西民那篇文章，是抱病断断续续写就的。其他一些地方约稿，他因体力不支，执笔又放下，没有完成任务，真是憾事。”西民同志从事文字工作５０余载，写作终生，这篇遗作是辞世前的绝笔，更为珍贵。
岁月流逝，抹不掉我对西民同志的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