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一篇惊心动魄的报告
李锐
《新观察》今年第二期，以整期篇幅刊登长篇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作者徐刚），所述各地野蛮砍伐林木，导致水土流失风沙逼近的恶果，使人惊心动魄。听说林业部订购了三千册，这说明该部领导对此文的重视。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都来浏览一下这篇文章，因为这是关系国土危机和人人自身生存环境的天大之事。
地球上生命与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都同森林与植物的发展分不开，没有植物，就没有生命。保护绿色，保护生态平衡，已成为当代全球性的问题，有国际组织为之呼吁。西方自工业社会出现之后，就注意植树造林。布鲁塞尔市区旁边，有一座欧洲闻名的大森林。二次大战列宁格勒被围之日，居民宁肯烧书取暖，也不肯砍伐一棵树木。瑞士不但城市不见黄土，农村山地也不见，这是经过一百多年努力才做到的。我曾在驻日内瓦总领事馆住过一宿，发现这座建筑结构不对称，原来房旁有一棵参天大树，市政府不准砍伐。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科学思维方式比较发达（工业社会的出现与此有关）；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这方面却比较贫乏：自然与人生分开。因此，革命胜利之后，仍旧经济文化服从政治，轻视知识与知识分子，一切服从阶级斗争。因此才出现大跃进滥伐林木之灾，至今无法制止。
就说植树造林之事，在清末封闭状态刚刚被打破时，少数有识之士是能够接受西方这种“新事物”的。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１８７８年出使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时，日记中写到：“西人御旱之法，曰凿井，曰种树，皆所以引地气应天气也。收效虽迟，而成功之后，常得奇验。英法诸国，皆以劝民种树为大政，伐一株者责种二株，言多植树木，不独可以除旱灾，兼能减民间疾病云。”旧时代的军阀，也有懂得植树造林的。１９５８年我第一次到青海，车近西宁时，路旁看见连片的白杨树林，一问才知道是马步青强迫老百姓种的。
伐一株种二株的大法，人家一二百年来持之以恒。我们也有了《森林法》，众所周知，法归法，伐归伐。要使法深入人心，使人人知法、守法，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仅是一个强化法治、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更是一个普及教育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问题。这自然需要几十年的坚持不懈，才能解决。
这篇文章不仅谈到野蛮伐木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还给我们许多科普知识，以及值得领导注意的用人行政种种问题。文中写了两个最好的护林干部及其所在的地方领导，两相比较，发人深思：天目山有了老宋（现已八十岁的老区委书记宋永增）和支持他的地方领导，才能有今日森林常绿四季芬芳的天目山；武夷山虽有了视树如命的“看山狗”（四十岁的基建科长陈建霖），因得不到地方领导的支持，武夷山峰的衣服正被剥光，一旦九曲溪干，武夷山就欲哭无泪了。
这篇小文言犹未尽。我想，能否请福建同志考虑：将“狗官建霖”变为“县官建霖”，以挽救徐霞客１６１６年见过的武夷胜景：“远近峰峦，青紫万状”，“泉亦高散，悬空倾泻”呢？
第8版(副刊)
专栏：历史文化名城漫步
泉州牵条“海上丝路”
万国智
世界十大古代名城之一的泉州，雕塑出我心目中的古老和美丽。
史学界有个老前辈告诉我，远在十多个世纪之前，中国泉州就同埃及亚历山大并肩步上世界一流港口城市的宝座；一位前来考察的西方学者告诉我，研究中国古代对外交通史实，泉州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文物城。
“海交馆”陈列厅内，我跟曾经埋没滩涂的宋代古船对话：你当年经历怎样艰难而辉煌的历程，载去汉家儿女遥遥领先的发明和技术？载去嫁往波斯的元室科科真公主？载去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仪仗？载去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粮秣兵马……
至今还无法证实古船何时何因沉埋地层，寂寞度过无数个日日夜夜，但我为它重返人间深深祝福。三桅古船的出土，大幅度紧缩时空的间距，将“海上丝路”形象地展示给人们：唐朝天宝前后，边境冲突的刀枪切断河西走廊丁冬的驼铃声。泉州刺桐港勇敢地站出前列，抛出三道航线，网络１００多个国家的兄弟港口。当时有个欧洲人作过目击记录：“大船二百五十艘小船七百二十五艘……船员达二十五万人”。这就是刺桐港发出的一支船队，庞大壮伟的东方之龙！拓辟海途走出国门，崛起黄色民族的形象，我故乡父老禀赋的胆识和气魄，仅一串数字哪能尽述描绘？
如果说刺桐港是泉州的门户，聚宝街可拟作纳客的站台。绵延唐宋元三代，“市井十洲人”的盛况在这里浓缩为生动的写照。码头堆叠如山的进口出口货物，店铺摊罗列的珠贝珍奇，砌就“聚宝”迷人的名字，缤纷的肤色衣冠，亮闪一样的笑脸，席地围坐品茶，比划手语促膝议价……走过去了，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穆罕默德主教委派的门徒、阇婆国的谈判特使、占城国的“朝贡”官员，烙下风尘仆仆的足迹，带去聚宝街和平、富庶的种子，播向东西半球的大小角落……
欲知宋元时期泉州港中外交流之盛况，还须观“摩崖题刻之最”的九日山，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会说话。它在叙述迎接外宾的“祈风”仪式的隆重吗？我仿佛看见，延福寺内外张灯结彩，宾主踏着箫弦鼓乐鱼贯上祭坛，捧住香火虔诚揖拜。礼成之后，游览山林名胜，设下饯行的“福禄宴会”，融融的亲热气氛弥漫席间……它叙述“祈风”记载的丰富吗？年年夏秋两季，泉州郡府高级官员陪同外邦使者和番商首领，登上山来祈求海神赐风，让船队顺畅返回。事后撰文凿于岩崖纪念。从碑刻上尚可辨认的文字推算，仅北宋崇宁元年至南宋宝祐元年，就长达１５１年之久！
九日山，保存了稀世罕见的国际外事活动的石刻档案。还有那沟通水陆的安平海上桥，接待外宾的“远来驿”、贮寄货物的市舶司库坊、庄重肃穆的艾苏哈卜大寺、重檐歇山式的桑莲法寺、灵山圣墓古阿拉伯图文的石棺，哪处不曾为“丝路”添上一笔浓墨重彩的荣耀？
翩然的思绪扰动我激烈的情怀。我忽然想到，不同的民族和国度，是能够站在和平友好的基点上，携起手共同创造科学和文明的，闭关锁国或者野蛮掠夺，编导的只能是毁灭性的悲剧，这不正是泉州“海上丝路”唤起后人的反思？
第8版(副刊)
专栏：
长沙冬景二题
高旅
大寒后两日从香港回长沙，从俗“团年”。湘中重镇的长沙，也还是煤烟世界。战前即如此，解放后每次回来，也还是煤烟熏人，即便是住进新型的宾馆，也还是没法子逃避。而笔者最怕煤烟，所以每次回长沙，总须忍受。
长沙自昔以煤为燃料，所以满城煤烟，成为当然如此的事。现在新型的房舍陆续建成，且有瓦斯设备，似可避免，谁知时当冬令，家家仍要生煤炉，于是煤烟更是到处飞扬。
市上发售一种小火炉，不烧生煤，只烧煤球，称为“藕煤”的一种新型煤球，每个有饭碗口那么大，中有十二个上下对穿的孔，以便发火，每个小火炉中刚可装三个。火炉价十六元钱，标准产品，装马口铁管子六节，每节六元，自己动手，不费工费，五十二元钱便是一套保暖设备。但是这样的炉子，在十平方米的房间中，大约可比室外升高三度。大寒后寒流适至，户外四度，室内七度；气温稍有回升，户外七度，户内十度。所谓保暖，实不顶用。可是煤烟仍会四起，内外都要灌进肺里去，为了稍稍暖一点，实在划不来。假使室里有三个小房间，就非装三个这样的煤炉不可，于是有三个马口铁管子向外冒烟，烟量就更多。试想一座新建的七层房舍，住十四户人家，每家三间房，如此这般的装上四十二支煤烟管子排烟，那景况可想而知了。
黄河以北以及东北各地新建大型房舍都有暖气中心设施。华中以及江南地区，寒冬季节时间较短，然而寒流猝至，时在零度上下，受到的袭击也相当可观。那么现在既然建造新式的大型房舍，添上暖气中心设施，取费其实不多，在某一时就启用，或可称起码的“现代化”吧？如果建一大厦，不过把普通的平房叠起来，仍然煤烟缭绕，未免可惜。煤烟大问题，恐怕不知要推迟若干年才得解决。——且不说“文革”中居民集中处竖起的不少大烟囱。
净化都市空气，树木当是一宝，记得前年中秋，中夜在八一路上和好友散步，两旁树木参天，一条长长的美丽林荫路。据说这是长沙唯一多树的马路，当时秋月掩映在密密的叶荫里，恰似星星的街灯，那景色真是迷人！心想如果长沙的马路都能如此，作为“现代化”都市，可称理想了。
看来这些树已历有年，总在二十年以上吧？那些白兰树、法国梧桐、樟树，有些认不出名目的，直径都有两英尺，可以肯定已大大超过了“十年树木”的时期。
这次到来，又走到八一路上，树叶都凋零了，一片萧瑟的冬景，马路头上，正在修枝。不错，大寒正是修枝的季节，不过有些高干还保留着，有些高干都截掉了，露出顶上几个白圆面，直径总在一尺左右。大约可以截下不少木材吧？也许是有意要树荫不要高遮吧？但一路走过去，却见马路另一边的大树，竟完全截光了！连根也挖了起来，成棵成棵的树根都翻倒在路上，截面的木纹细洁，嫩嫩的乳黄色，充满了生机——可以生长百年以上的生机，不知截它的人有没有手软？大约点了一点数，整条马路，竟有五六十棵这样的大树截光了！
其实这样的大树，即使为了某项建设而取消，也还可以连根刨出后移到别处去，为什么非摧毁它不可呢？以为我们的国家树木嫌多吗？还是觊觎这些木材？但问所以如此的原因，推说要修整人行道！
记得在香港时，某区有一棵大榕树，已有好几十年树龄，但市政当局要建造居民的公共房屋，香港寸金尺土，看中了这块地方，势欲把这棵大榕树砍去，方能建筑地基。附近居民听到这个计划，立即抗议。于是两边都有理，结果保护自然生态一方得胜，市政当局输了，大榕树得以保存，居民公屋另觅地点。
八一路两旁有不少机关，笔者怀疑，究竟谁有这样的“权力”，可以处置这些几十年的大树呢？而对这种做法，都似乎不会提出异议，居然顺利进行，而理由是那么薄弱。
笔者因为欣赏过这里的美丽景色，时萦于怀，所以相当伤心。别人或许不如此，以为所说的还是“无理取闹”也说不定。但是还是要说：二十年的大树是不可砍的，必要时也须移植。
第8版(副刊)
专栏：
灿烂的阳光
西中扬
灿烂的阳光
慷慨地挥洒能量
让山路蒸腾着热气
让汗珠滋润脊梁
让公路上滚动的烤箱
昼夜奔忙
无所不至的辐射
让环岛的野草
从春到冬
不绝地生长
野性的阳光
年复一年地燃烧
煮沸了南海的波浪
第8版(副刊)
专栏：域外文谈
南斯拉夫的九旬女诗人
连鹰鹤
南斯拉夫当代女诗人戴珊卡·马克西莫维奇，享有世界声誉，她已从事创作６０余年，即使在九旬高龄的今天，仍不辍笔。她曾荣获过国内外十多种文学奖。
戴珊卡１９２０年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学习比较文学、通史和艺术史时，就发表了《一个人的死》、《预感》、《心神不安》等１５首诗，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歌》。她荣获了法国政府授予的奖学金，在巴黎逗留一年。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唤起他们热爱文学艺术、生活和祖国的感情。到４０年代除了几部散文作品之外，还发表了《童年的花园》等诗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珊卡生活在贝尔格莱德，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和一切悲惨的事件，并真实地记载在作品中。
战争结束，戴珊卡在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一大批内容全新的诗歌。４０多年来出版的主要诗集有《诗人与故事》等，长篇小说有《敞开的窗》（１９５４）和《起义的阶级》（１９６０）。
戴珊卡的诗歌很好地继承了塞尔维亚诗歌的优秀传统，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诗人始终通过诗歌为促进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进行不懈的努力。根据诗歌叙述的亲切、热情的程度，作品所具有的意境美和语言的音乐性，以及诗人善良的心灵，南斯拉夫文学界一致公认她是当代最优秀的诗人。
第8版(副刊)
专栏：
无题〔漫画〕
许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