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周光召鼓励优秀科学家办高技术产业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说,发展高技术产业,在我国目前情况下,除了研究所搞攻关以外,还存在另外一条路,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了解,我们选择出来办高技术产业的人,必须是我们科学院优秀的干部。
周光召认为,可能在短时间内,对一些局部的基础研究工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不但不会妨碍基础研究的发展,反而会使基础研究发展得更快更好。他说,我国在50年代末期,把最优秀的核物理学家大部分调离了基础研究的战线,只留下了一个种子队伍。将当时国际上承认的一批老的、中年的科学家都调到了我们国家搞核武器的战线上去,那么有没有妨碍我国今天核物理的科学研究呢?我看没有。由于这批人走了,就创造了一个使年轻人在这个领域内更快成长的条件,这是一;第二,由于这些人去搞了核武器,国家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核物理基础研究的发展;第三,有一批科学家投入了国家需要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对核物理的重要性比起其他如固体物理等,社会上有了更多的认识。所以,对这个问题,不要过分担心。当前,应用开发搞得好的,都是基础雄厚的研究所和科学家,这要求我们认真重视基础研究,使科学工作和为国民经济服务有后劲。因此,科学院在转出一批优秀科学家搞应用开发的同时,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保持各类研究的合理比例,使重要的基础研究课题得到发展,使那些只适合搞基础研究又全身投入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得到支持。要找第一流的人才去办高技术产业。他们必须是在科研上有经验的,是有活动能力的,书呆子显然不行,因为现在处理工作的面要广得多。
(摘自《科技日报》2月7日 郑海宁 陈宏愚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企业文化——办现代化企业的新课题
企业文化是西欧及日美等现代化水准较高的国家80年代以来颇为重视的问题,近来已引起我国的关注。这是一种着眼于人的、广义的、深层的文化,包括企业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作风传统、群体意识以及整个企业人员的素质;是与哲学有关又不是讲一般世界观、与经济管理有关又不讲具体管理,介于哲学与一般意识之间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是企业管理的硬件与软件的结合;既不同于重物不重人的表层文化,也不同于只重政治不重经济的空洞文化。这是似乎看不见、摸不着,而却直接关乎企业效益的一种精神,一种时尚,一种气息。有了良好的企业文化,就有助于作到决策精明、信息灵敏、团结融洽、配合默契、效率高捷、勇于进取,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闭塞保守、腐败昏庸、拖拉疲沓、扯皮掣肘、臃肿松弛等弊端,就能使企业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外吸力。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很高的要求。
(摘自《资料卡片》第4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八路军第一个牙科医生——李得奇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邓发、叶挺等在山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其时殉难者的遗体有的已经完全烧焦,辨认困难。识别这些遗体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根据殉难者的牙科病历和家属提供的牙齿情况进行鉴别。当时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就是牙科医生李得奇。
李得奇原籍广东梅县,从印度尼西亚比林牙科学校毕业后,挂牌开设牙科诊所。1938年归国来到延安,成为八路军内的第一个牙科医生。当时党中央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牙病,李得奇曾先后为这些领导人精心治疗过牙病。
补牙材料延安非常缺乏。李得奇用银元等制造出补牙材料。1938至1945年共为46000多人作过牙病治疗。李得奇还就地取材制做了标准牙刷。
(摘自《周末》1月30日 王培新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汉魏六朝佛经对汉语研究的价值
汉代,佛教传入中国;继之,佛经翻译事业兴起。桓灵之世就出现了著名翻译家如安世高、支谶。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等都十分著名。东晋以后,翻译大家更多。
汉魏六朝的译经保存了许多对语言研究极有价值的材料。
佛教最初流行民间,佛经也倾向于通俗。汉代,汉语的言文已经分化。佛经由于通俗,不便因袭一般的书面用语。翻译者的文化素养也使译经倾向于采用通俗口语。当时译经,多数是靠西域僧人口述,翻成汉语,然后由汉人笔录。参与译经的是些下层知识分子,他们自然要近俗些。
佛经的翻译,早期以洛阳为中心。其后,新的译经地点也多是政治重镇。译经受当时以洛阳话为基础的雅言(民族共同语)影响较深。西晋译经大师竺法护一生主要在敦煌至洛阳一带传教译经,周围一直聚集有一批信徒作为助手:一面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一面又有一个稳定的翻译班子和长期翻译经验,使他的译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空前水平。佛经用语作为一种文学语言趋于成熟、定型。
汉译佛经反映了汉末以后400余年间汉语的情况,为我们研究汉语变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近年来,国内学者利用佛经材料作为佐证,对一些文献中的疑难词语进行了训释。比如《汉书·赵后传》“今故告之,反怒为”的“为”,许多学者认为是语助。《三国志·魏书·臧洪传》“汝非臧洪俦,空复尔为”,《辞源》(修订本)把“尔为”训作“如此”,“为”也被看作语助。但用这个解释去读《三国志·魏书·刘放传》“问曰:‘燕王尔为?’”都不通了。原来这些句末的“为”是“何为”的意思,“反怒为”是“反怒何为”,“尔为”是“如此何为”。这种“为”在佛经中常见。
(摘自《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 俞理明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关于“能力热”的思考
近几年的大学教育是比较注重培养能力的。培养能力不仅是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而且已经成为同学们的自觉要求,大家培养能力的意识十分强烈。于是,在全国各高校中就出现了“能力热”。
近几年出现的“能力热”,是对过去的大学生教育只重知识的学习,不注重能力的培养的倾向的一个纠正。但这几年在同学们中也的确存在脱离知识学习单方面强调能力培养的倾向。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夸大了知识更新的速度,尤其是没有对知识更新在各个不同的科学领域中的不同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原因,是许多学校在对我们的能力培养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有人主张“现代人才”应当是集科学家、作家、演说家、社会活动家等的能力于一身,并以此来要求学生,提出现代大学生应当具备的十几种能力提倡培养所谓的全才。
对知识与能力的关系的片面理解是造成这些现象的又一重要原因。当我们的热点在培养能力上时,知识的学习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最易受“能力热”影响的往往是大学低年级的同学。低年级的学习奠定了整个大学期间的学习基础,在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学风,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应该把握好这个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的确很快,我们要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才,但我们仍要保留自我,坚持独立思考,切忌赶时髦。
(摘自《大学生》第1期 查子安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人体器官“多米诺”移植成功
只要推倒一块牌,就会导致其他的牌接二连三有顺序地倒下,这种多米诺骨牌吸引了众多的爱好者。如今,在人体器官的移植方面也首次出现了这种“多米诺现象”。
美国费城的坦普尔大学医院1月12日宣布,1月11日该院将一位女性死者的心脏和肺一起移植给另一位女病人莱兹里·乃西;再把乃西的心脏移植给一位患心脏病的男子。这一“多米诺”移植已获成功,植入他人器官的两个人情况正常。
莱兹里·乃西今年21岁,她的心脏健康,只是肺部由于疾患不能扩张,医院决定施行肺移植手术。但仅仅移植肺的手术比较困难,而心、肺同时移植反而比较容易,手术成功率也高,所以乃西被同时移植了心脏和肺。而乃西“多余的”健康的心脏移植给了31岁的吉夫里·西林古,西林古的心脏因病毒感染,心肌已经坏死。
上述“多米诺”人体器官移植,全部手术共用了6个小时。到1月12日为止,乃西和西林古情况正常。
(摘自第135期《世界科技译报》 晓文译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地球气象之最
最潮湿的地方美国人声称,地球上最潮湿的地方,是夏威夷的考爱岛上怀厄莱阿莱山。那里每天都在下雨,每年降雨量计有486英寸。但是印度充满雨季的乞拉朋齐的年降雨量更大,达到1042英寸,几乎相当于90英尺,这足以使航空母舰浮起。
最干旱的地方 如果你决定到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去度假,请把雨伞留在家中,那里的若干地区从欧洲人在16世纪到达时起,至今还未曾有过下雨的纪录。
最寒冷的地方 你曾经感觉到的最冷气温,也许会使你的眼泪冻结,鼻孔缩成一团,手指、脚趾失去知觉。但是这还只是-20℃至-30℃左右。由坐落在南极的苏联东方站测到的世界最低气温则为-89.5℃。西伯利亚可算是北半球的“冷极”,在其东北部,1月份的平均气温为-59℃,人在那里呼出的气一下子就会冻结,落到地上时已成为白色粉末。
阳光最充足的地方 爱晒太阳的人可把他们的躺椅搬到东撒哈拉沙漠,因为在那里每年太阳露脸的日子达97%。还可以考虑到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斯堡去,太阳从1967年2月至1969年3月每天都在那里照耀。
气候最无常的地方 美国南达科他州斯比尔菲什也具有类似的气候类型,曾经在2分钟内从-4℃猛升到45℃,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人们将一下子度过好几个季节。
(摘自《科学生活》1987年第12期 王永昌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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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发防治艾滋病的中草药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公布的资料,截至1987年10月20日止,已有126个国家正式向该组织申报了62438个艾滋病病例,患者人数比去年2月17日该组织公布的数字增加了53%以上,即相当于全世界每小时增加5名新患者。有关专家认为,实际患者数字还远远不止于此,至少为申报人数的一倍以上。最近卫生部颁发的《全国预防艾滋病规划》中指出,现在世界上感染艾滋病病毒者约为500—1000万。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到1990年全世界将会有一亿人受到艾滋病的传染,该病有可能变成流行病。
为什么艾滋病的蔓延如此猖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至今尚未能找到确实安全而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在现代医学面临困境的情况下,美国、日本开始探索运用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并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例如,美国纽约市布朗士区林肯中心医院的迈尔·史密斯博士,自1982年起就用针灸治疗20例艾滋病患者,其中18例症状有明显的改善,体重增加,部分患有肺炎等机会性感染者病情也明显有所好转。4例在治疗后T4淋巴细胞明显增多。他认为艾滋病是免疫机能低下,在中医理论上属“卫气虚弱”,采用可增强卫气的穴位,足三里、外关、合谷、曲池等可达到防治目的。日本学者研究表明,中药人参汤和小柴胡汤也可治疗艾滋病。因此,这些成药在日本非常畅销。
怎样开发防治艾滋病的中药制剂?国内外有关专家都在密切的关注和思考。首先要确定研制目标。从治疗现状来看,短时间内要研制出一个对艾滋病有绝对治疗效果的药物,困难较大;如从艾滋病的病因着手,研制其缓解临床症状的药物,则是切实可行的。日本伊藤正彦等于1986年首先在试管内证实,中药甘草的有效成份甘草甜素能抑制艾滋病毒的增殖和控制细胞变性。沼田光弘等发现中药薏苡仁在试管内有抑制逆转录病毒增殖作用。松田重三等发现蕈类成份,蘑菇多糖能改善抗体阳性者的免疫功能。美国的史密斯等应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关联综合症患者,已筛选出两种比较通用而有效的处方。国内外专家们认为用中药治疗宜越早越好。
(摘自1月18日《中国医药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安乐死”是唯物主义观点
怎样看待“安乐死”?“安乐死”是否可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发表了看法:“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她在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封信中提出的。
去年12月24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邀请了30多位医学和哲学界人士座谈关于“安乐死”的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今年1月22日在《午间半小时》节目播出了讨论会的录音,节目组收到了邓颖超的来信。这是他们收到的就有关讨论的第一封听众来信。
邓颖超在信中说:“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了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很赞成。协和医院那两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用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这是我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摘自《健康报》1月31日 袁冰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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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梳子订货会
(原载《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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