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林妹妹·孙悟空·新儒家
陈小川
年关一过，满大街金粉浓艳的挂历开始竞相打折扣。但是据说《红楼梦》人物的挂历多没有遭此厄运，早早就卖掉了。我想这得感谢电视剧《红楼梦》，此剧一兴，在全国掀起一次“普红”热流。闻电视剧上演之日，发案率下降，连梁上君子也争睹林妹妹，无暇偷摸。五六十年前，新青年读红楼，有的是因婚姻无法自主而共鸣的；有的是想钻进去做一个角色，学一学葬花风流的；有弄真学问的，也有附庸风雅的，形形色色什么样都有。但是今天穿牛仔裤、跳迪斯科、搞对象直率得令人啧舌，全不知什么叫欲言又止那般味道的年轻人，也会被林妹妹、宝哥哥打动得这种程度，则是始料未及的。
由此，我却想到假的东西未必不动人。《红楼梦》是虚构的，作者都道“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弄得索隐派红学家去追索“京华何处大观园”，“林黛玉害的是萎缩性胃炎”，等等。明知是假的，那么多人如醉如痴，如幻如梦，林妹妹一归西，甚至弄得茶不思饭不想从而耽误了奖金，争阅红楼成为一时尚。为什么呢？
《西游记》是虚构的，人还变不了呢，猴儿哪能七十二变？猪狗妖精，天王老子，千奇百怪，胡诌乱侃。但就是招人喜欢，经久不衰。恕我不敬先祖今贤，不信您问问外国人，是知道猪八戒的多，还是知道唐太宗的多？不信您问问中国人，是知道孙悟空的多，还是知道当代大学者的多？人们考证出当年美猴王发迹前的根据地花果山在连云港附近，招得中外游人去瞻仰。这又为什么？
还有魔术戏法儿，全是假的。变钱、变糖果、大变活人、无翅腾空，手一招鸽子腾飞而起，指一弹鸭子蹒跚而来，人都知道全无真实可言。如果是真的，全聚德可以做无本生意了。怪不怪！人们就爱看这假玩艺儿，花钱买票，携幼扶老，看得津津有味，这又为什么？
触类明义，仅举几例而已。细琢磨，这些“假”的东西并没有非迫人相信是真的。曹雪芹一介寒士，穷得喝粥，没有权力把《红楼梦》定成样板小说，更没有作广告说是凿凿信史。《西游记》流传几百年，谁见过吴氏子弟后人愣要考证申诉，说有一个猴真会变，玄奘高僧是猴子护着去的西天。这种“假”，有着生活真实的基础和艺术真实的表露，是人的性情的直率流露，自然可以令人荡气回肠，低徊流连而不能自已。再则它们采取的是“信不信全由阁下”的态度，并没有像看样板戏时硬勒着别人的脖子当政治任务强迫人家去看。
对于假的就是假的，只用“诚则灵”做托辞的假东西，人们也多取宽容态度，由它去。唯对于那些明明是假，比如亩产十万斤，硬说是真，谁敢不信，立即惩处的愚民政策作法，就值得我们反思了。譬如穷过渡、“穷社会主义”，以国家输血为生的样板大队等等。尤其对于那班明明是鸱鸮，偏要学黄莺般叫；刚从水窝子里跨出，马上宣称“道德第一”；一分钱买一堆宋瓷，却要写文章大讲“大公无私”；放纵公子去投机倒把，以权经商，却奢谈道德人品、遵纪守法、为人表率重要性，最为人们不齿！有的人在外国吃了几十年洋面包，自己驾着洋汽车，挣着洋钞票，忽然雅兴大发，回到老家来大谈儒学，自称新儒家，鄙人对此公也如对一分钱买一堆宋瓷的那种人同样看待。据说中国之落后，是由于儒学之不兴。我直想劝此公不要在大洋彼岸讲洋学，干脆投资成立一个考古队，到长安咸阳一带挖一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朝，一准兴旺发达空前绝后，土里想必埋着航天飞机的化石。中国之振兴良方，便是改革开放，汲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发扬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假如祖宗早有的儒学是济世良方，前清的圆明园何至于付之大火，国民又何至于受福寿膏的祸害而罹此大难。西洋某些学者对儒学感兴趣，自有他们的道理与自由，但想用孔夫子治艾滋病恐怕不能奏效。我是断不信新儒家开的什么新儒学之药能医中国之积弊和国民性之病的。
假之可憎，是由于涂着真的脂粉，去乱真，充真，去骗真诚的人。而假的就是假的，并不掩饰，爱信不信，起码还有一点儿真实可言，那还有点品质的真诚。我不敢奢望那种只写“太阳是我们的母亲，地球是我们的父亲”的诗人，都写得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类率真的诗句，只是不要强让人信以为真就算不错了。
洋面包、洋汽车，阁下尽管受用，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重开孔家店营生！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它深潜在我们本性中”
——孙越生为“官僚病”把脉断症
钱 宁
孙：我的老师提出的关于体制性官僚主义和个人性官僚主义的分类是经典性的，我循此而进，补充和展开了对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我发现，这两者是相互依存并可以相互转化的。秦始皇首创全国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官僚政治体制就是个人性官僚主义转化为体制性官僚主义的典型实例。解放后，我们的一系列左倾错误，以及“文革”期间形成的种种极左体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必然，而是个别人的官僚主义错误决策铸成的。一旦体制性官僚主义弊端形成，个人性官僚主义就会如鱼得水，推波助澜，使两类官僚主义互相促进而愈演愈烈。总之，两类官僚主义是交错生成、相互转化的。应具体分清个人责任的大小和体制弊病的轻重，不能总用“付学费嘛”以谢天下。
记者：由此看来，清除官僚主义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那么，您对当前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已将其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否持乐观态度呢？
孙：我持审慎的乐观态度。纵观人类漫长的历史，食人之风的官僚主义毕竟被役人之风的官僚主义所替代；残酷野蛮的官僚主义毕竟被温和文明的官僚主义所替代，这使人类在一片愁云惨雾中多少见到了一丝光明。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复杂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克服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僚主义，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脱胎于一个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里有必要破除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古老的“两难论”：即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超越不行，不超越也不行”。说“超越”，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有矛盾；说“不可超越”，这又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相抵牾。出路何在？出路就在于承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属于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现代化社会阶段，这两种现代化道路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出发点——反对封建主义，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和鉴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我们反封建的主体不同、途径不同、方法不同。正因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以这两种道路既要互相区别，又要互相学习。学习西方经验中现代化共同规律的东西，不能称之为“全盘西化”。我们当前克服官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使人治体制逐步转变为法治体制。而制衡官僚主义的真正力量是人民，只有当人民逐步摆脱贫困、愚昧和各种人身依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发展，不再像《新星》中那样企盼上面派下“青天”，而能运用自己的权力选出公务员来；不再嗫嗫嚅嚅，而敢于借助舆论工具大胆表示出自己的意见时，我们社会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抑制官僚主义的“权威欲”和“剥削欲”的恶性膨胀，使官僚主义的弊害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我想，这一点是区分真改革与假改革、聪明的改革与愚蠢的改革的标志之一。
（下）
第8版(副刊)
专栏：诗画配
历史的踌躇
——题《雨后初晴》
孙越生画并诗
初露的曙光脸色苍白，
惜别的晚霞容颜楚楚；
昼夜的交替，
总有点儿踌躇。
凋零的秋天衣着华丽，
旖旎的春光风雨凄苦；
自然的变迁，
少不了几番踌躇有情的人类诞生于无情的自然，
艺术的心灵闯进了科学的躯窟；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
这是逻辑的踌躇。
效率和公平如何才能兼顾？
自治和集中怎样取得同步？
这不是短暂的烦恼，
这是历史长河的踌躇。
时代的步伐和逻辑的推导，
不因沉吟而从此止步；
但如果没有沉吟的诗，
哪里有诗的媚妩？
（附图片）
第8版(副刊)
专栏：
断壁（外一首）
黄恩智
一柄青铜剑
被悠悠的岁月截断
日火依然在冶炼着
日光仍为它镀亮
还剑的锋刃吧
想象在锤打着渴望
风在磨砺着
雨在淬火
也许亿万斯年
剑的威赫
会挑起一切伫望
真的，这决不是梦想
猎 归
从空谷中走出
空空的双筒猎枪
挑着你的晦气
枪口瞪着圆圆的眼睛
惊愕着远去的野山
你沉默如哑人
几只山雀子掠过头顶
衔走了你进山狩猎的梦
大山，层层叠叠的大山很空
你开始怨恨猎村怨恨自己
和所有喝过兽血的猎人
孤独的小路牵着孤独的你
脚步很沉，思绪很沉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牵牛花蔓之二 言论与兴衰
严 秀
这几年谈及“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文章很多，大都不大赞成这个说法，认为一篇文章、一首诗、一幅画、一场戏，不管它是多么正确或多么不正确，都不可能引起兴邦、丧邦的结果。这意见我以为是反映了中外的历史真实的。有些议论如果不正确，你可以一面批评它，一面让它自生自灭更好些；你若同它大动干戈，就扩大了它的影响。错误的思想而又影响较大的，正是双百方针大显身手的场所，同它展开争论批评就是。如果对思想问题过于紧张，难免不会影响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进行。去年上半年思想界的批判似乎很紧，应当特别平安了吧，可是据津沪报载各种非法与淫秽出版物、录相等，在此期间反而空前活跃，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因为他们认为你正在忙着搞批判顾不上他们，于是就趁机大捞一把，大显一番。
一言便可能具有某种兴邦丧邦的后果，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一，言者掌握最高绝对权力；二，言后全国人民必须照所言的指示办理，而又不允许有任何不同意见存在。至于一般人写点文章，讲点意见，即使有偏差，也完全应该而且可以用争鸣、讨论与批评的方法去解决。中外历史上有哪个书生说对了或说错了几句就引起过兴邦、丧邦的结果呢？似乎没有。因此，在思想、理论、学术、文艺之类的问题上，还是繁荣比枯萎、争鸣比沉默、适度宽容比严厉钳制好得多。只有“鸦雀无声”、“万马齐喑”的沉默局面，才是最可怕的“丧邦”景象。
用压制思想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是一页已经翻过去的历史，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来说，大概都无例外。压制思想只是历史上的一种暂时现象，不论它延长几千年或几十年，都是一样。中国的“文革”，可能是这种历史现象的最后一幕。在当今的科学与生产力水平和国际交往的频繁条件下，闭关锁国已无可能；相应的，依靠压制思想来治理国家也就失去了可能。我看世界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不管在什么社会制度下，思想与言论总是要日益走向开放与自由的。人们应该因势利导地适应这个总趋势。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读巴金书简《雪泥集》
海戈
《雪泥集》是三联书店前不久出版的一册巴金书简集。编者杨苡为巴金老友，她从巴金写给她的信中选出60封集成一册，题名《雪泥集》，借鸿爪雪泥之意。信自1939年1月起迄于1985年9月，时间跨度差不多近半个世纪，字数却不过5万，薄薄的一本，而内容丰厚。
《雪泥集》中1976年2月一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收到你的长信很高兴，又想起了40年前的事情，我还记得你那些信，也记得嘉蓁的信（我五六年在柏林见到她一面），有许多话可以说，不过多讲老话没有什么好处，留到将来见面摆摆龙门阵也罢。”编者于信后加注：“嘉蓁现名林宁，是我在天津中西女中时的同学好友。‘一二·九’后我们这些中学生都有‘觉慧’式的热情与苦闷，我们向往走觉慧的道路，打开‘家’的樊笼。这时我和林宁都暗自写信给我们‘敬爱的先生’（指巴金）倾吐心中的一切。嘉蓁于北平沧陷后在1938年辗转去延安，仍与巴金通过一次信，巴金在信中赞许她选择的道路”。
巴金的作品鼓舞青年向往革命，以至不少人因之奔赴延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还有所谓“巴金桥”之称。“文革”后也有一些老同志为文回忆，也提到相类似的情况与事实。如荒煤、宋振庭等同志。荒煤还为此而向文史学家们提出对巴金应作更为公允的评价。作品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巴金始料不及的，应该说是意外的。因为不少评论家都认为“巴金的作品没有指出明确的革命道路。”文学作品理应不同于政治宣传品，我不打算在此妄加议论。不过我倒颇为欣赏年轻人不囿于前辈的定论，敢于冲破框框，阐述自己的看法。既看到作家的原有信仰，却又着重于随时代的变迁引起的环境的变化，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从本书的编注中，便有说明巴金思想转变的一些例证。
《随想录》一开始发表就引起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注意，震动了整个文坛。8年完成的《随想录》5册，被誉为是当今的“一本讲真话的大书”。曹禺说得好：“一颗赤诚的心，从年轻的时候，到83岁的今天，从未变过”。作品既然如此，写给朋友的私函，当更是“随心所欲”了。编印作家的书信集，这对广大读者和文史学家们无疑是极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