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副刊)<br/>专栏：<br/><br/> 现代史难于宇宙史<br/> 史存信<br/> 天体物理，地质构造，我是一窍不通的；上下论光年，纵横无穷数，于我还仿佛一片混茫；见化石认不出张三李四，看星图辨不出南北东西，假如口出大言，自然会被识者所笑。<br/> 其实我并不是要说宇宙史好弄，只是说，比起宇宙史来，现代史更难弄。宇宙史不干人事，现代史不饰人事，难就难在这里。<br/> 宇宙史也难弄过，因为干犯上帝，为教廷所不容。但物换星移，“日心说”已成定论；三百年过去，伽利略终于平反。现在弄宇宙、天体的学问，困难多半主要在深入探讨和仪器、设备这些方面，而不在人事关系了。<br/> 但历史一如现实，属于人间，诸多敏感。严秀同志提问说：“现代史难过宇宙史？”（见１月２８日本版）他是有感于某些常识性的错误和笑话，出在谈论有关本世纪的事情，是“想当然胡编乱造”的结果，以为只要用心研究史料，多请教有关的人就行了。他本意原是说弄现代史不该似乎比弄考古学或宇宙史还要难的。<br/> 我却以为未必。“用心研究史料”，史料准确可靠吗？有一种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初版就印行６５万册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到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那末，林彪呢？时至今日，谈到历史贵存信，资料贵翔实，提起这个当年亦曾名列副主席、后来却声败名裂的林彪，当没有为叛徒国贼争席位的嫌疑了吧？<br/> 另有一家出版社，原定要出版闻一多的传记，后来据说怕影响什么什么工作，不出了。难怪有一位闻一多的学生说气话：“那就说闻一多是被外国特务暗杀的算了。”语虽挖苦，却正说出了实用主义、不顾史实之病。<br/> 当然不止是实用主义问题，更深层的原在于思想水平、历史观点、文化素质和实事求是作风诸多方面的不足。<br/> 这两个例子都是几年前的旧事了，近来在史实评价、传记著述以至史迹陈列等方面，都向更加符合或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作了努力，这里不一一列举。<br/> 然而现代史难弄的问题并没解决。如一些４０年代后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过学生运动的同学，酝酿写一点回忆文字。到了１９８７年，正是纪念反内战、反饥饿运动４０周年的当口，却只能辍笔兴叹，为的是避免一些麻烦。<br/> 用这样的“眼光”看历史，那也真是险象环生，不仅治史的人仿佛心怀叵测，连读史的人也好像随时都会误入歧途。最好大家都不谙史实。然而世上哪有不知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呢？<br/> 用这样的“眼光”看现实，那就连新闻也难弄。距离越近越难，倒是远些的比较好办，所以“民国史”已问世，而当代史未刊行。既然古史比近现代史显得容易些，宇宙史当然更显得比人间史容易了。<br/> 治史之难，就难在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不为其他因素所左右：不管是高尚的或不高尚的感情，拿得上桌面或拿不上桌面的利害。
第4版(副刊)<br/>专栏：<br/><br/> 梅兰芳的艺术使我们着迷<br/> 〔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绍武 译）<br/> １９３５年，先父梅兰芳率领梅剧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演出结束后，曾请戏剧家聂米洛维奇—丹钦科主持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以听取他们对京剧的看法和批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皮斯卡托、布莱希特、戈登·克雷等国际知名的戏剧家、导演和演员都出席了座谈会。地点是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礼堂，日期为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４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发言中高度赞扬了京剧和我父亲的表演艺术，甚至确信托尔斯泰生前若知梅兰芳，也势必会喜爱京剧的。可是父亲生前在口头和文章中却从未提到过这些评价，这也许是他一生为人谦虚、不喜自我标榜的缘故吧。因此，斯氏这篇重要讲话至今在我国鲜为人知，现根据发言记录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br/> ——译者 <br/> 我有幸结识了梅兰芳博士的戏剧，这次接触使我惊叹不已，同时也使我深受鼓舞。这是同伟大的艺术、第一流的戏剧相结识。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经常看到的往往是些刻板的俗套，平凡的技艺，一般化的戏剧。不管一名演员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学派，情况都是如此。我不无伤感地被迫承认这也适用于所谓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某些信徒——说实在的，也许是最富有战斗精神的信徒，他们那股夸大了的热情就跟东方市场上的斗鸡一样，同真正的戏剧艺术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笑声，零散的鼓掌声）。<br/> 不过，还是让我谈谈梅兰芳博士以及他那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表演、使我们着迷的第一流戏剧吧。这种体验尤其珍贵之处在于这种把我们征服了的艺术是来自一个异国的文化。请允许我联想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那篇意义深远而尚未被人完全理解的论文《什么是艺术？》中的一段话吧。托尔斯泰在文中指出：我如果不懂中国话就没法理解一句中国话所表达的含意，但是一件中国艺术品仍然能够使我感动，使我“受到感染”——是的，托尔斯泰用的就是这个词汇——“受到感染”。“艺术有别于其他一切精神活动方式之处，就在于艺术语言能为所有的人理解，在于它能使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受到感染。一个中国人的哭笑，正像一个俄罗斯人的哭笑那样使我同样受到感染。这也适用于中国的绘画、音乐或诗歌，后者如果能给译成我看得懂的语言的话。”我确信要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生前知道了梅兰芳博士，他势必会把“中国戏剧”增添到他所喜爱的事物名单中去的，尽管他对戏剧艺术持怀疑态度一向是很有名的。<br/> 我们的贵宾让我们体验到的，首先是这一事实：伟大的艺术感动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此外，他们表明人——尽管阶级、语言和种族不同——仍然极其惊人而可靠的相似，人是指那个大写的“人”，一切艺术对他来说都是一项贡献。“人啊！是庄严而高贵的！响彻着……自豪！人！”这几句话是我在１９０２年高尔基的《在底层》首场演出时说的，后来我又重复过３００多遍。每一次，这几句话听起来都给人以新鲜感，却保持着同样重要的意义。<br/> 但是，人除非改变自己的现状并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才是那个大写的“人”。人自我认知的最高方式就是艺术，特别是戏剧。揭示人类灵魂深处的本质，而且把它清楚而生动地交代给大家——这就是艺术的功能。<br/> 梅兰芳博士以他那无比优美的姿态开启一扇看不见的门，或者突然转身面对他那看不见的对手，他这时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动作，而且也是行动本身，有目的的行动。我一边观赏这位中国人的表演，一边再次深信凡是对表演艺术真正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在此取得一致的观点。不在于动作而在于行动，不在于言词而在于表达。所以，梅兰芳博士，这位动作节奏匀称、姿态精雕细凿的大师，在一次同我的交谈中强调心理上的真实是表演自始至终的要素时，我并不感到惊奇，反而更加坚信艺术的普遍规律。他说，中国戏剧艺术的高峰只能通过实践和检验才能达到；接着他又阐述一项我们业已达到的原则，尽管所选的道路截然不同，那就是“演员应该觉得自己就是他所扮演的那个女主人公；他应该忘记自己是个演员，而且好像同那个角色融合在一起了。”<br/> 我感谢梅兰芳博士在我去世之前给了我一个机会来观赏另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演员——一位堪与萨尔维尼①或叶尔莫洛娃②那样的演员相媲美的艺术家的表演（暴风雨般的掌声）！<br/> ①萨尔维尼（１８２９—１９１６），卓越的意大利悲剧演员。<br/> ②叶尔莫洛娃（１８５３—１９２８），著名的苏联演员，１９２０年荣获共和国人民演员光荣称号。<br/> （附图片）<br/> 梅兰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１９３５年）
第4版(副刊)<br/>专栏：<br/><br/> 笔下追阿Ｑ<br/> 谢文<br/> 荒煤同志１９８８年元月８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他去年秋天访问绍兴时，已经“在绍兴向阿Ｑ告别”了。我想有两层意思需要同作者商榷。<br/> 先说“告别阿Ｑ”这一层。阿Ｑ不是历史人物，它只是个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典型。因此，向阿Ｑ告别，就意味着不再承认这个典型对今天还有什么社会意义了。我的意见恰恰相反。我觉得，今天也好，明天也罢，甚至今后几多世纪，都不可能向阿Ｑ告别。如果已经告别了，那要赶忙把它追回来。古时有个“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而今我却要“笔下追阿Ｑ”了。阿Ｑ不能走。因为他在今天还大有用场。不错，萧何追的韩信是个帅才，而我今天追的阿Ｑ却是个愚昧、落后、贪婪、嫉妒甚至还有几分奴性的模特儿。如果说的是告别鲁迅创作阿Ｑ这个人物形象时所在的时代，那自然不成问题，因为中国早已经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但阿Ｑ这个人物形象却告别不得，就在今天，甚至在今后几十上百年，“阿Ｑ精神”也难以根绝，带有几分“阿Ｑ味”的人还将与世同存。因此，我们需要阿Ｑ，需要把它作为一面镜子，不时地照一照自己，照出我们的污点，以利洗涤。或者，另打一个比方：把“阿Ｑ精神”当作一根鞭子，经常抽打自己几下，以便打掉身上还残留着的丑陋习性，“开出反省的道路”。<br/> 再说第二层。向阿Ｑ告别的作者，一到绍兴就想起了阿Ｑ，看见身穿各式服装的青年男女时，“想起了阿Ｑ”；看到绍兴的城市建设新貌时也“想起了阿Ｑ”；甚至还“仿佛看见了阿Ｑ的形象”，末了又“在绍兴向阿Ｑ告别”。作者完全把阿Ｑ同绍兴连在一起了，认定阿Ｑ是绍兴人。这里是否产生了错觉？是的，鲁迅确是绍兴人，但鲁迅笔下的阿Ｑ却不是绍兴人，《阿Ｑ正传》也不是在绍兴写的，不知为什么荒煤同志非要把阿Ｑ同绍兴挂起钩来不可。要知道，鲁迅历来就不同意把阿Ｑ认定为某地人。为了防止人们把阿Ｑ认作某地人，鲁迅先生特地在《阿Ｑ正传》本文中指出：阿Ｑ的籍贯和姓名都无可考，“未庄”的意思就是地点不明。“阿Ｑ”的意思就是没有姓名，只得将英文字母中借得一个“Ｑ”来担当此任。为什么不写明故事发生的地点和人物的籍贯？鲁迅先生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４日在给《戏》周刊编者的信中有过十分中肯又明白的阐释：“在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很少”，他不写明小说人物的籍贯，“目的在于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鲁迅对《戏》周刊编者让阿Ｑ讲绍兴话一事称作是“胡调”，是“眼睛为俗尘所蔽”。<br/> 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向阿Ｑ告别”都是不妥的。我以为，鲁迅这部不朽作品的社会意义在时间上绝不限于解放之前，它是永恒的；在空间上也不是绍兴特产，它是全中国的。
第4版(副刊)<br/>专栏：艺文谈片<br/><br/> 学术书籍的命运<br/> 罗念生<br/> 三年前我“游荡”到上海，寄居在一间教室里，在邻近宿舍遇见张君川先生。我们在清华是先后同学，开怀畅叙，旬日之间，顿成莫逆。他当时约我写一篇论希腊、罗马悲剧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文章。事隔年余，这位老学长来函责备我把文章拿到别处去发表了。我满腹冤屈，无处申诉，立即把草稿寄给他，征求修改意见，并说明还须有一年时间进行修改。事过半年，经我催问，他才告诉我，文章早已直接交给出版社发排了。此后，我一直盼望他主编的这本莎士比亚论文集出书。前几天我偶然遇见那家出版社的编辑，才知道书已打好纸型，但须等他们的编辑小组完成今年的定额利润后，有了万元盈余，才能印刷。这本论文集的征订数如今只有２００本。<br/> 学术书籍的命运可悲？可叹？
第4版(副刊)<br/>专栏：<br/><br/> 日圆月又圆<br/> 梅绍静<br/> 风行土了水行泥<br/> 青石板常在河底底<br/> 地棱上瓜蔓蔓滩里的秋<br/> 相好为的天长久<br/> 妹妹花粉红哥哥酿出蜜<br/> 哥哥高粱秀妹妹蒸出酒<br/> 妹妹家栽了一棵香椿树<br/> 哥哥爬不到树梢寻不上菜蔬<br/> 哥哥家落下一只天边的雁<br/> 妹妹相跟上日圆月又圆<br/> 润喉喉的水含在妹妹口<br/> 湿脊背的汗水水落在哥哥手<br/> 小五月的姑姑鸟黑夜不眠<br/> 我两个成亲又苦又甜<br/> 霜霜打在眉眼上<br/> 妹妹的泪珠珠来化光<br/> 牛角角牛筋筋往死挣<br/> 白日黑夜过的瞎光景<br/> 甜瓜皮皮香蒂蒂<br/> 好光景好日月顺了天心<br/> 水地里萝卜旱地里瓜<br/> 酸甜苦辣在一搭<br/> 舔一口窗纸看银河<br/> 你是我的妹哟我是你的哥<br/> 再不要站在人家的窗口外<br/> 山高水长讨上双烂鞋鞋<br/> 瓜园外有贼不安生<br/> 裤脚湿湿到天明<br/> 甜枣儿不生虫<br/> 哥哥我拾回家中<br/> 消消停停搭上凉棚棚<br/> 蝉哪一哇声<br/> 一把青葱一把蒜<br/> 蚊蝇上不了桌面<br/> 守着条大路有人行<br/> 园子是哥哥的命<br/> 石檐上雨水一滴滴干<br/> 门开两扇扇<br/> 墙上一盏灯路上日月明<br/> 小曲儿随了些人影影<br/> 拆下炕席铺上那毡<br/> 秋粮堆到枕跟前<br/> 塬上颗籽沟底囤<br/> 小夫妻二人话门神